郭宝昌：人生大角色 | 纪念

文化 2024-10-11 13: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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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11日，著名导演郭宝昌因病在京去世。2021年，宝爷将自己积淀多年的两部书——《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与陶庆梅合著）和《都是大角色》交由三联书店出版。两书问世以来，受到知识界的热议，以及广大读者的喜爱。怀想两书出版的前前后后，宝爷对三联书店的各位同事始终充满尊重与信任，大家相洽甚欢。今天推送的文字来自《都是大角色》，真诚有趣、通情达理，又富传奇色彩——纪念我们这位敬爱的朋友。

宝爷手书：我爱三联三联是我家

*文章节选自《都是大角色》（郭宝昌著三联书店2023-10）

爱信不信（节选）

人活七十古来稀。没错。能活到这个岁数够本儿了，活到八十岁的那就赚了。至于活到九十多，那就大赚了。只要不给别人添乱，添麻烦，活一天赚一天。

人老了，爱忆旧。因为谈未来、理想、前途、命运都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可忆旧你得有资本，一帮老家伙凑在一起，能说得唾沫星子乱溅的，一定是那些受过苦、挨过整、遭过难、历尽坎坷的人。很多一辈子顺顺当当过来的人，很羡慕我，好些老朋友都指着我说，你小子真不白活，活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什么事都叫你赶上了。别误会，什么事都赶上了，不是说的好事，是什么苦什么罪什么难都赶上了，活得比较丰富多彩；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都赶上了，其实是活得比较光怪陆离。那些顺顺当当地活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回头一看，这辈子七八十年没什么可说的，太一般化，觉得特没劲，可你真要让他也丰富多彩一下，他还真不干，宁可活得平平安安的。苦难是一种财富，苦难是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财富。

2021.6.19 宝爷第一次拿到样书

命中注定

人的命天注定，这话也对也不对。我与一命相大师聊过天，他说“人的命天注定”，就像做事总要先有个计划，命相就是天给你定的计划，可在实行的过程中，主客观因素都会使你的计划改变。所以不能较真。这也许就是诡辩。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北京南城有一位名气很大的命相师，是位盲人。我们那会儿都把这种人统称“算卦的”，有住家的，有游走的，有大户包月的。一九五八年以后，好像都取缔了。南城好像是在李铁拐斜街，还是杨梅竹斜街？记不清了，反正是条斜街。有个开馆的浙江人叫李阳明，这个名字让我觉得他应该是余姚人，那是明朝心学大师王阳明的故乡，是否有意借了大师之名招摇撞骗？谁知道。

我们宅门里的二姑爷“艮萝卜”，黄埔军校毕业，戎马半生，不信鬼，不信神，尤其对算命的一向嗤之以鼻。听大家都把李阳明说得天花乱坠，决定去搅和一下，倘若胡说八道，是要羞辱一番的，定要羞辱一番。

他去了，报上了“生辰八字”，李先生眨巴着失明的双眼，愣神了五分钟，艮萝卜不耐烦了，怎么了？说！李先生终于开口了：“你这个‘八字’或者是你和我开玩笑，或者你是大贵人到了。”艮萝卜二话没说，扔下八块钱走了（算命“批八字”一次八块）。他报的是共和国开国元帅朱德总司令的八字。当然后来艮萝卜依然不服，他说没什么稀奇，这些算命的早就把中国名人的“八字”倒背如流了。一九五六年夏，我隐约知道了一些我的身世之谜。在这方面母亲对我防范甚严，没人会告诉我，我把解密的希望寄托在了李阳明先生身上，瞒着母亲，偷偷跑到李铁拐斜街算了一卦。他收费分几个等级：问具体某件事儿，可抽签来解，一签三毛；看八字、讲八字八块；算流年，也就是细批你一生每一年的运程，二十块。收费标准在当时是超高的，一般收入的人绝对算不起。李先生的命馆是一个很精致的小四合院，院里花木扶疏，廊子上整齐地摆放着大小花盆，各色花卉争奇斗艳，廊檐上挂满了各式匾额，着实叫我吃了一惊，都是名人题款的赞颂之词。什么“当世诸葛”“大国师”“喻世神通”，其中有民国总统徐世昌和黎元洪送的匾额，还有很多文化名人、梨园名宿如李万春、荀慧生送的匾额，都印证了这位李瞎子不是凡人。东厢房门口旁有个煤炉子，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正在用一小砂锅熬汤。我早听说过是李先生的夫人，很文静标致的一个女人。见我来了，忙把我让进了东厢房。李先生正襟危坐在书案旁一张太师椅上，我坐到他对面，寒暄了两句以后，我说请先生批一下八字。他叫我报上八字以后，便低下头默想了一会儿，抬起头开口第一句便是：“自幼父母双亡，姑妈养大最好。”我差点儿没跳起来，再准也不能准到这种程度。他就是说姑姑，我都不会这么震惊，还偏偏说是“姑妈”。我两岁卖到郭家，一直称母亲是姑妈，还父母双亡，绝对不对了。我忙叫：“停，等等，等等，您先别说了。”他问怎么了？我立即想起了艮萝卜说的话，这位李先生早知道了我的八字，我相信我母亲一定来这里为我算过命，且事先嘱咐了李瞎子，万一此人来算命，该怎么怎么说，这是有预谋的。我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猜忌，李先生丝毫不恼，微微一笑说：“年轻人，你不是来算命的，我很知道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是不相信命运的，从小受到的是新社会的教育，你就是想考一考我，每天那么多人算命，我要知道你的底细，全记住他们的八字，我真成神仙了。这样好不好？你愿意听，我就往下说，说得对我们交个朋友，说得不对，我分文不取，你走你的路，好吗？”我没得说了，只好说你说得实在太准了，我有点不敢信，您接着说。他操着一口浙江地方音的普通话，娓娓说道，你生下以后两次改姓移名，两岁时才有了归宿（没错，我先被卖到宣化，后又被转手，两岁卖入了郭家），姑妈养大，十二岁转运，入了富贵之家，衣食无忧（没错，我十二岁进的大宅门）。最叫我心惊胆战的是下面的话：你今年十六岁，红鸾星照命，犯桃花运，有女人。这是怎么个意思？我确实刚刚有了女友，不到一个月，没有任何人知道，偷偷地、秘密地不敢向任何人说，也不敢叫家里人知道，更不敢向母亲说。李先生这一棒子就把我打晕了，我心跳都加快了，老老实实心服口服地往下听了，我只拣重要的说。“二十四岁再转运，有牢狱之灾。”坐大牢？打死也不信（可一九六四年二十四岁的我成了“反革命”分子进入了劳改队）！“二十六岁家道中落，一贫如洗，无祖业可继承，无兄弟可帮手。”更不信，我家财万贯，怎么会无祖业可继（可一九六六年“文革”来也，真抄得我一贫如洗）？“三十八岁转运，想什么有什么。”（我三十九岁平反，拍了电影处女作《神女峰的迷雾》）“此后事业有成，财源广进，磕磕绊绊，永远也达不到你想要达到的目标。”（是我野心太大，力不能及）“六十岁，名利丰隆，事业顶峰。”（这一年我拍了电视剧《大宅门》）再往下算到六十四岁运没了，算不出来了。我问什么叫算不出来了？李先生说你的寿数没了，这么说，我只活到六十四岁就玩儿完了，李先生又说也不一定，六十四岁是你的大坎，你要熬得过去，可到八十以上，熬不过去，寿终正寝。

《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好在哪儿》‍

十六岁以前就不说了。李先生算得奇准，过去的事是骗不了人的。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此后几十年全叫他说得那么准。六十四岁那年活得累，坐屋里怕房塌，出了门怕车撞，小心翼翼地活着。六十五岁我拍电视剧《粉墨王侯》时，还是没躲过一场大灾难，一次重病险些要了我的命，总算腻腻歪歪地活过来了，没死！可以预知未来吗？如今八十了还活着，差不多也该准备后事了。生命到了尽头，再往下没得可说了。

我又提了一个问题，问我父母是否双亡了？我怀疑。他说八字看不出，要我抽个签，单算一件事，抽个签三毛钱。我拿起签筒摇了七八下，终于蹦出了一只签，上面刻着一行小字，他叫我念给他听，“艮为水坎为山”。李先生略一思索说，父母尚在一位，我问可见面吗？他说可以，要七八年后。果然八年后的一九六四年，我从三姨口中得知了亲生母亲仍在世，在徐水县老家。我当时已经被打成了“反革命”，进了劳改队，无法去见母亲。又八年以后才像侦探小说一样曲曲折折见了亲生母亲一面。

信不信由您？反正我信。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坚信自己是虔诚的唯物主义者，不信苍天，不信鬼神，我只相信自己的努力，可六十多年，我始终摆脱不了命运的阴影。

《都是大角色》

肝儿疼

电视剧《大宅门》剧本的创作过程十分坎坷，稿子四次被毁。传言甚多，在网上也被描绘得五花八门，特别是有很多文章提到了电视剧片头字幕的最后一幅衬底，画着一个人跪在大宅门前请罪，说那就是我，由于外扬了家丑，向宅门族中人请罪。

这幅衬底是我授意画家丁一先生专门创作的，其他均为丁先生随意创作，我没必要向宅门族中人请罪，也无罪可请。任何一部写人物的作品，人物大多有原型，但既成文艺作品，则作品中的人物与原型人物便脱了钩。我只向母亲认罪，那一跪只向我的母亲。我庆幸我还有勇气进行反思。自省其实也自私，以为一个忏悔就可以抹去心中的罪恶感，事实上不可能，但总比咬着牙死不认罪，或掩盖、粉饰要强一点，至少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在写《大宅门》剧本时，我一直是带着这样沉重的心理负担进行创作的。因为母亲曾表示过，离世以后不想在人间留下任何痕迹，包括文字的、影像的，我未尊母命，此乃大不孝。上高中二年级时，我十六岁开始写《大宅门》，是写小说。那时候连“电视”俩字都没听说过，那会儿满脑子的《红楼梦》《战争与和平》《水浒传》《基督山恩仇记》，我想我也能写出这样的一部小说，绝不比他们差。母亲发现我天天熬夜写东西，哪有那么多作业好写？问我天天点灯熬油的整宿不睡，写什么？我说作业多，母亲以为我很用功。可高二时，我五门功课不及格，蹲班了，母亲怀疑了，那么用功怎么会蹲班？有一天放学回家，母亲脸色很不好，指着我的小说手稿问，你在写什么？我说小说。母亲说，你胡写什么？什么老爷太太小姐，抱狗的丫头。我急了，您怎么能偷看我的东西？“偷看”俩字，惹怒了母亲，偷看？母亲看儿子东西，叫偷看？我说不经我允许，您不能看。母亲更怒了，我就不许你写。我说写小说怎么了？母亲说，你胡写就不行，你把它都烧了。母亲从未向我发过怒，我不再吭声。没想到第二天回来，发现手稿不见了，是不是烧了我没看见，但我不再写了。

姑妈（母亲）年轻的时候

当时还没有什么创作思想之类，原则上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文风上崇尚曹雪芹和雨果，尤其崇尚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受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曹禺《北京人》影响很大，把老爷子写成了封建势力的代表，暴虐、残忍、流氓、恶棍，把母亲写成了封建制度的牺牲品，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形象。那时母亲已是宅门中的掌门人，是不愿意触及少年那段历史的，大概觉得不光彩，门第、出身、地位在充满市侩势力的家族中是很残酷的。这件事在我后来的创作中形成了心理上一个巨大的负担。这是一件母亲十分忌讳和反对的大逆不道的事，也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可创作的欲望始终使我无法住手。

上大学以后我又动笔了，因为我把宅门的故事向我的恩师田风教授讲过很多，老师觉得是太好的素材了，叫我写成电影剧本。所以第二稿写的是电影文学剧本，只在学院写，是完全背着我母亲的，那时满脑子都是阶级斗争，揭露资产阶级丑恶的剥削本质，充满戾气。有关母亲的过往，这一稿中是没有的。其实我内心中的矛盾极其复杂，我不想也不愿意违背母命，我必须面对母亲的内心感受，避开这条故事线，我心中还是轻松解脱的。一九六四年运动来了，我成了“反革命”，并被勒令交出《大宅门》的手稿，并最终落实在我的定案罪行中，“为反动资本家树碑立传”。一九七九年落实政策时，我要求退回我的手稿，人事干部翻遍一麻袋档案材料，说没有。

一九七〇年在干校，我写第三稿，夜里偷偷地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还戴着“反革命”帽子的我，写这样的东西是新的罪行。这一稿其实是素材整理，把所有素材写成一个个的小故事，连顺序都没有，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一年多差不多写了厚厚的一个笔记本。运动又来了，我又被揪斗，一旦被查出素材稿就是知罪犯罪，于是把笔记本趁人不备扔火膛里烧了。一九七三年到了广西不予转正，属于监管使用。我没有拍片子的权利，我又写起了小说。有了家用不着偷偷摸摸的了，每写一章偷偷地在几个哥们儿中传看。长期积郁的怨恨早已耗没了，信仰也破碎了，充满了哀怨、灰败之气。几个朋友隔个把月看一章，看得兴起，等不及一章写完就要看。但只要写到母亲，我总是别别扭扭，欲进还退，怎么写都心虚。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严重地影响着我的创作，可我摆脱不掉。母亲的话，总在耳边响：“我就不许你胡写。”

直到一九八〇年，写了有十几万字了，与妻子分居一年后闹离婚。法庭上分家时我什么都没要，净身出户，只要小说手稿，前妻说烧了。从十六岁到四十岁，多少年？二十四年。写了四稿，一字都没留下。我心灰意冷，彻底地失去了激情。先放一放。由于平反了恢复了工作，我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九五年的二十年间，我没休息过一天，包括春节等所有节假日、星期天，一共拍了八部电影，十五部电视剧，写了八个电视电影剧本。到了一九九五年达到了创作的巅峰期，最佳的创作状态，决定塌下心来光明正大排除一切干扰正儿八经地写《大宅门》了。估计要写十个月，为了这十个月，我准备了三年，从一九九〇年我就脱离体制单干了，十个月写《大宅门》，不干别的活，你吃什么？所以三年中我拍了四个戏，拿到了二十万酬金，保证不愁吃喝了，才可以踏踏实实写作。

重访大宅门

一九九五年春节过后，我开始写《大宅门》。

每天七点起床，八时准时坐到书桌前写剧本。夜里十二点准时睡觉，不参与任何社会活动，不接见任何亲朋好友，冰箱里装满各种熟食，烧一大壶开水。我坚持了四个半月，完成了五十二集剧本《大宅门》（后改成四十集）。当时单位里什么分房、定级、涨工资、入政协，一律舍弃。此时母亲已于一九七八年去世了，从写作上应该没什么障碍了，按说也不该有什么顾忌了。当第三十集开始写到李香秀这个人物出现时，我心里就嘀咕起来，母亲当年的怒容历历在目，这个角色的原型就是我母亲。于是每场戏，每句词，每个动作我都字斟句酌、小心翼翼，绝不能让母亲挑出一丝一毫的毛病来。我把对母亲的怀念、敬仰、深深的爱都寄托在这个人物身上了。

后来网上有人评论说，因为李香秀这个人物写的就是作者本人的养母，所以塑造得特别完美。这话说得没错，这又是整个故事情节主线之一，前面又有二奶奶、黄春、白玉婷、杨九红一系列女性人物争奇斗艳，所以香秀这个人物塑造起来难度极大，至少得与前面的女性角色有一拼，我在每个细节上下的功夫也就特别大，我越写越兴奋，越来劲儿。当写到第四十集（原五十二集本）七爷与香秀定情一场时，我真的满意极了，得意极了。

2021.7.2 与祖峰、裘继戎对谈

《大宅门》导演郭宝昌：我想跟年轻人聊聊京剧 | 视频12集全

这场戏一写完，我如释重负，终于把最难写最发怵的一场戏，如此精彩地完成了，把笔往桌上一扔，直起腰往椅背上一靠，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就在此时我右肋下面猛地一阵刺痛，我忙用手摁住，以为揉揉就好了，可不行，钻心地痛，好像是肝儿痛。我想站起来活动一下就好了，往起一站，痛得更厉害了，浑身冒冷汗。躺下也许会好点？我用拳头死顶住痛处，挣扎到床边，趴到床上。没用，疼得我满身大汗，衣服湿透，在床上翻滚了几下，已是疼痛难忍。心想坏了，肯定是哪出了大问题，必须去医院。那会儿还没有手机，我勉强够到床头柜上的座机打给我常年包车的一位司机师傅，是我当时在京最信任、最亲近的人了。打通了，我已经没力气说话了，只说了一句，小徐我不行了，就一撒手，把电话筒扔了。我忽然想起我的房门是从里面锁的，来了人也进不了门，我靠着墙蹭到门口，打开了门，挣扎着回到床边，上不去床了，坐到地上筋疲力尽。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死期到了。也就十几分钟，小徐师傅来了，一看就傻眼了。我说去医院。小徐师傅说，去医院可以，可我必须叫人来，郭导，您现在这个样我负不起这个责任。我明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连个见证都没有，谁也不愿顶这个雷。可我除了还在深圳工作的妻外，再无亲人。儿子远在非洲，小徐师傅只好打电话找了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还有一个人是《大宅门》剧本顾问，所谓顾问，我专门请了三个人，每星期天聚在一起，看我刚写完的两集剧本，并听我侃下两集的详细内容，然后谈感想，好看不好看？精彩不精彩？有一处一场不好看都不行，第一感觉对我至关重要。这位王先生跟了我五年，很有才，知识见闻广博，但笔头儿不灵，却有极高的鉴赏能力。他退休在家，生活较困难，跟着我在摄制组拍过两个戏，也拿一份酬金，闲来无事就聊《大宅门》。特别是对我母亲的态度，我全跟他说了，反复研究过李香秀这条线怎么写。他说没问题，这么写，就是老太太活着也不会反对，会高兴的。从写剧本开始，与王先生每星期日见一次面，已经有十多次了。这几年他和我走得最近，所以小徐师傅第一个想到了他。不一会儿三个人全来了，一看我的样子，也都感觉问题严重了，商量着送哪个医院，有没有熟人、后门什么的。一见到王先生，我突然警醒了，他们正要把我往楼下抬，我忽然摆摆手，叫他们别动。我对王先生说，刚刚写完一章你去看看，王先生忙走到书桌前去看，一朋友帮我熬了一锅小米粥，我哪里吃得下？当时的状态，咬着牙等死了。王先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看完剧本走到我跟前说，明白了，宝爷，把这一章删了吧，这是不叫写呀，要不然把整个这条线删了。我也明白了，说行了，别管我了。你们都走吧，大家都愣住了，这怎么行？去医院！怎么说他们都不放心走。我急了，用尽最后的力气吆喝道：“走！快走！”大家吓住了。还是王先生明白，走吧，叫宝爷好好想想。临走时千叮咛万嘱咐说随时电话联系，有需要打电话，马上就过来，别锁门。全走了。我艰难地爬起来，打开橱柜，从相册里取出了我母亲年轻时的一张照片摆在床头，对着照片我盘腿而坐，用个茶杯死死顶着我的痛处跟我母亲聊上了：“妈，您这是想要我的命。怎么了？不叫我写是吧？我这段写得不好吗？我把您写得那么好那么美，凭什么不叫我写？我给您抹黑了吗？您不就是想要我的命吗？行。我今儿就跟了您去。咱们天上见，我巴不得，我又能见着您了。我还告诉您说，就这么写了。怎么着？就不删。怎么着？要我的命，我给您，就不删！就不删！”我愤怒地号叫着。真是不可思议，不疼了。我自己都傻了，不疼了。我放下茶杯，摸着刚才的痛处，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电话响了，是王先生问怎么样了？我说没事了。王先生没听懂，没事了是什么意思？没事了就是不疼了。不疼了是什么意思？王先生还是没明白。我说我把老太太的照片请了出来，我跟我妈聊了会儿天儿，撒了个娇，老太太饶了我了。王先生说，明白了，呵呵。我把那锅小米粥全吃了，又坐到桌前写到了十二点。从此以后，二十五年，这样的病痛再没发生过。

2021.7.10 首图新书首发式

直播回放：三联书店三联书情视频号

迷信吗？

每年清明扫墓，我都要与母亲聊上一阵，聊天的第一个内容，固定的是《大宅门》的事儿，向母亲忏悔、认罪，请母亲原谅。于是电视上便有了那幅长跪不起的画面。

电视剧《大宅门》片头

痒死你

母亲去世那年，正是我最拮据最困窘最无助的时候。打倒“四人帮”一年多了，我向中宣部、电影局、北京市委、电影学院都写了要求平反的信，可如石沉大海，一点回信都没有。那是一九七八年元旦在广西，几个北方的可以说得上话的老朋友都回家过年了，我与老婆孩子吃了年饭，早早睡了。第二天一早正收拾屋子，我的一个学生拿着一封电报找我，我一惊，“母病危速归”。但随即我又放松了，不可能，母亲一向身体很好，一定是北京那帮哥们儿想我了，给我个请假的理由骗我回北京过春节，二月初就春节了。我学生说这也太恶作剧了，一言提醒了我，过去也曾有过两回骗我回京的电报，或是老太太的房子出了问题，或落实政策的问题，再恶作剧不可能用“母病危”的理由骗我，我一下子心慌了。去厂里请假，已是忍不住地泪流满面。当然立马批准了，可我走不了，没钱买火车票，到北京的火车普快硬座也七十三块，我一个月工资才四十五块。我羞愧地向我的学生借了一百块钱，答应两年之内还清。第二天上午我心情忐忑地上了火车。到北京要坐两天两夜，最令人心痛的是在我上火车的时候，在我全然不知情的时候，母亲已在京去世了。生儿育女为的是养老送终，我既未尽孝，也未能守在床前送终。

到了北京以后，一些亲朋好友又演绎了一出令人作呕的丑剧，特别不愿意回忆那段日子，先揭过去。我没有钱给母亲办丧事，向“革命居民委员会”申请救助。因为在当年抄家时，同时也抄了存折，冻结在银行，他们批准我母亲扫大街，每月给十六块钱，就是从那存折中扣除的。其实母亲拿的是自己的钱，经街道办事处批准，给了二百元的丧葬费。就连这二百元也被亲戚勒索而去，还是没钱。又找朋友借了一百元，而且还要叫妻立即带儿子来京奔丧，又得借钱。两个人的火车票钱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了，于是负债累累。母亲生前曾说过，死后要土葬，不愿火化，但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又想起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去世时坚持火化，母亲曾十分感慨地说：“周总理真聪明，火化好，省得他们以后去乱挖。”这话指的是当年赫鲁晓夫挖坟掘墓，烧了斯大林的遗体。我心中暗暗对母亲说：妈，咱们就学总理吧。话虽如此，可心痛得不行。我去买骨灰盒，一看分甲、乙、丙、丁四个等级，甲等一百八十元，我看都不敢看，乙等七十二元，再往下就不成样子了。我抱着骨灰盒走出来，仍心中愧疚，暗暗地说道：妈，咱买不起甲等的，只能买个乙等的，您老人家受委屈了。没什么丧葬仪式，没有什么悼念活动，我连一小块墓地都买不起。也不愿妻、儿和我回广西过凄凄惨惨的春节，便将妻、儿托付在一个朋友家。我一人抱着骨灰盒狼狈地逃离了北京。我想也好，就把骨灰盒供奉在家中，母子常相伴，妈妈也不寂寞。后来经济条件好了，也没想再安葬，就这样从北京到南宁，从南宁到深圳，又从深圳回北京，整整十五年，我们母子始终在一起生活。直到有一天出了一件奇异怪诞又叫人敬而生畏的事，才改变了这种状况。

2022.7.20 央视《读书》录制

一九九〇年我在南京拍电视剧《淮阴侯韩信》，二月十二日停机，十三日处理完组内事务，第二天也正好是春节的大年三十返回深圳过除夕。到了深圳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到家一看，由于常年在外辗转拍戏，冰箱里空空如也，米、面、果、蔬一概没有。这年怎么过？而且这十几年来，每逢清明、春节，只要不在外出差，我必要把母亲的骨灰盒请到桌案之上，供奉瓜果，焚香叩头，追思悼念。而现在既无香烛也无瓜果，只能干磕头了。我决定到外面找个餐厅，先解决吃饭问题。怎么也得弄顿饺子吃，过年嘛，然后再买香烛瓜果回来祭奠，可上街一看，所有的店铺全都关门歇业了。那时深圳人基本都是外来户，每过春节人全走光，就一个“空城计”了。走了三条街，连个行人都不见，只有不时传来的鞭炮声。这下坏了，甭说吃饺子，饺子皮都甭想，总不能饿着肚子过年吧？绝望之际转过街口竟然发现有一家餐馆还开着门，亮着灯，门面不大的一个二层小楼的港式餐厅。真是绝处逢生的感觉，我几乎是冲了进去，只见两个服务员正在打扫厅堂，听说我们要吃饭，非常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打烊了。我说随便吃点什么都行。其中一个小伙子操着东北口音说，厨房里没人了，什么也做不了，我怎么对付都不行。这时从楼梯上走下一个人，三十来岁，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穿一件深灰色的风衣，手里提着一个拉杆箱，这是老板，问我们怎么回事。我忙说了我们的困境，老板很为难，说他马上要赶火车过关回香港过年了，实在帮不上忙。他一口的广普，说这两个服务员是留守看店的，也不会做什么，让我们再去别处看看。我说可深圳都没第二家了，实在不行，有什么原材料，卖点也成。老板愣了一下，便与东北那位服务员嘀嘀咕咕了一阵，说了些什么，然后跟我们说他要赶火车，叫我们和服务员商量，说完提着拉杆箱走了。东北人说老板吩咐了，把他们留守人员吃的饺子馅儿分出一些，再拿几斤面粉请你们回家自己做。香港老板真是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我和妻拿着一大盒饺子馅和一大袋白面回了家，居然吃上了三十晚上中国人万不可缺的饺子。可老太太怎么办？我只好把骨灰盒从书架上请下来放到书房的写字台上，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说妈对不住了，儿子回来晚了，什么都买不着了，磕仨头，就算辞岁了，明儿我上街买香烛瓜果再给您补上。今儿只能这样了，对不住了老太太。

第二天中午又包了顿饺子吃，急忙与妻上街，买上供的用品。深圳的春节完全没有冬天的意思，走了有半个深圳，已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外套全脱了，只穿件衬衣，还不住地出汗。竟然没看见一家开门的香烛店和水果店，灰心丧气的，我们只好往回走。我对妻说，不行了，我快累瘫了，今儿就到这儿了，明儿再说。妻也累得不行了。走到鹿角街口，拐个弯就到家了。妻忽然指着远处说，那边好像有家店开着门，远远望去马路对面的一条小街里，确实隐隐约约有家小店开着门，货架货筐还突出在路边上。太远了，两三百米，可我已筋疲力尽，说走不动了，算了吧，先回家，明儿再说。妻也没再坚持，回到家我进了书房，给母亲磕了三个头拜年，说妈对不住，出去转了一大圈，还是没有一家店开门，什么都买不成，我明儿再去。我走出书房门便觉后背发痒，越挠越痒，忙叫妻帮忙，痒得不行了。妻一挠发现不对了，后背起了一片一片的红肿的包，叫妻用力挠，可这包越来越多，满后背全是，妻说不能再挠了，再挠就破了。我说破了就破了，我痒得钻心。妻说这是风疙瘩，皮肤过敏反应，忙去找药，翻箱倒柜地也找不到治过敏的药。不好了，红疙瘩开始蔓延，从后背到前胸，到脖子，到脸，挠不胜挠。更糟糕的是嘴，口腔里肿了，霎时两个嘴唇肿得像猪八戒一样，嘴巴里边怎么挠？死的心都有了。妻说去医院挂急诊，我忽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了，忙说，你别理我。我急忙进了书房，关上了门，坐到了母亲的骨灰盒前：“妈，我错了。我说瞎话骗了您。刚才街上我明明看见了一家店开着门，我一懒就没过去，回来就跟您撒了个谎，说没有一家店开门，您最恨说瞎话的人。我错了。您这是惩罚我，让我挠痒痒，咱换个法子成不成？别痒痒，您叫我疼，怎么疼我都认了。咱们别痒痒了成吗？这也太难受了，我真受不了了，儿子错了，再也不敢说瞎话了。”我叨叨了有二十分钟才走出书房。妻焦急地说，走吧去医院。我说不用了，好了。妻惊愣地问什么好了？我说不痒了，再看全身，前后胸、脖子、嘴，连一点红肿的痕迹都没有了。妻大惊，问这是出了什么事了？我把刚才与母亲说话的情景一说，妻不是惊讶，而是惊恐了，说要不是亲眼所见，说给谁谁都不信。我说老太太的脾气真大，一点不饶人。妻说这不行，真不行。自古道：人走以后入土为安，你总把老太太供在屋里，不安，永远也不会安。我以为说得极是。过了春节我与妻到北京做电视剧后期，我抱着母亲的骨灰盒回了北京，为母亲在昌平某陵园选好一块墓地，果然好风水。我依然记得母亲生前是要土葬的，我因为没有做到一直耿耿于怀。我想弥补一下，哪怕是形式上。我找到村民做了一个小型的棺木，可将骨灰盒置于棺木中下葬，取个土葬之意，定制了墓碑，先交了定金。没想到那时北京墓地管理还十分混乱，报纸上电视上频频发出公告，凡村落大队民办的陵园，一律取缔，均属非法圈地，定金也白交了。只好另选墓地，来到通惠陵园，把已做好的棺木、石碑拉了过来。墓碑人家有规定，只好重做，经协商允许了棺木下葬。这块地只有二十年使用权，到二〇一二年期满，我另选了一块最好的（最贵的）墓地重新安葬。幸运的是陵园有个仪仗队和一系列的安葬仪式，而且我们这是最后一家。此后这套仪式就取消了。最令人欣慰的是我儿子已从国外回京工作，由他来抱着老太太的骨灰盒，灵堂祭拜以后，仪仗队在哀乐伴奏下，一路正步行走到墓地，举行了隆重的安葬典礼。孙子主祭，这是老太太最希望的。有人说郭导演真孝顺，岂知我心中之悲痛，生前不孝，老人走了，再孝有什么用？心理上自我平衡一下而已。无论如何了却了一桩心事，至今三十年至少没再痒痒过。

孙子主祭，这是老太太最希望的

也许母亲的在天之灵多少有了些许安慰，入土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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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大角色

郭宝昌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6

ISBN9787108071620 定价：59.00元

他们是被历史抛弃的小人物，他们是生活里的大角色。

著名导演郭宝昌的自传散文，《大宅门》故事真实原型，以一众各赋异禀的“小人物”串联起自己八十余年曲折人生路上的雪爪鸿泥，继续讲述《大宅门》意犹未尽的故事。

郭宝昌自幼被卖进豪门，饱经沧桑，阅尽世情。他被时代的车轮倾轧下狱劳改，他对艺术的痴迷和探索，他和梨园名宿的奇缘，他对第五代导演的扶持以及和他们的友谊，他被命运拨弄而缺乏亲情的孤独……跌宕起伏的经历，加上这些经历中遇到的奇人异事，构成了他异于常人的非凡人生。

本书以人物写作为主体，呈现了一组精彩绝伦、复杂生动的人物群像：隐身宅门的传奇武功高手和他的纨绔少爷徒弟；外表优雅美丽却在宅门里扭曲变形的小姐们；朴素善良、却在被自己卖入豪门又扶正当了太太的女儿面前畏首畏尾的奶奶；长得极丑倒守着最美的媳妇干着最美的活儿、一身坏毛病却极其善良懦弱的家仆；宅门花园里深藏的古琴文化和古琴大师；坚信共产主义却在时代车轮倾轧中逐渐失去自我、最终落入骗钱陷阱的偏执挚友……人性的复杂多面、人生的不可预测，构成了这部作品的最大特色，这些丰富深沉的人物谱背后，是对时代、对命运、对人性的复杂体味和深刻感慨。

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好在哪儿

郭宝昌陶庆梅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6

ISBN：9787108071637 定价：79.00元

宝爷叫你去看戏，京剧究竟好在哪？

《大宅门》导演郭宝昌，人称宝爷。很多人看了《大宅门》觉得好，但是却忽略了剧中渗透了大量的京剧艺术形式。他爱京剧，5岁听戏，做了70多年的戏迷，也研究了一辈子京剧；他和李卓群编导的京剧《大宅门》，每次上演都一票难求。他特别希望年轻人能理解、欣赏京剧，因为，这“传统”的京剧，其实是现代的，而且是超前的现代！他说京剧是“了不起的游戏”！

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京剧到底是国粹还是国渣？京剧何以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我们对京剧的理解是不是一直受到西方观念的影响？……有关京剧，本书试图回答的就是这些看似简单、却始终未能获得清晰答案的问题。

宝爷是京剧专家，又因电影导演的专业熟读西方文艺理论，这让他对近百年来有关中国京剧含混不清的美学定义产生了质疑和思考。经过多年的沉淀，他和学者陶庆梅最终写成了这部以全新视角透视京剧本质的著作。他们摆脱以往用西方文艺理论和概念解读研究京剧的套路，从中国文化的哲学和美学思维中梳理出京剧独特的美学特征，进而以“游戏”这一概念解开京剧魅力的密码。他们用京剧原有的“行话”，以丰富的梨园掌故和趣闻轶事、生动通俗的京味儿语言讲述中国京剧自己的故事，同时，也为我们今天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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