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布西耶（左）与泽纳基斯（右），图片来源于网络。
拉图雷特修道院，柯布西耶晚期作品，1953年开始设计，1961年完工。泽纳基斯参与了部分设计。
前置条件
人的意识演进在物理量单位的诞生和发展上得到了体现。
物理量是人类在规范实在时所使用的一系列参数。物理量分为基本物理量和衍生物理量，后者（速率、电阻、质量密度等）可经量纲分析由前者（长度、质量、时间等）导出。基本物理量代表了实在在人类的规范下被析出的基本的、不可化约的诸条轴（base quantities represent the fundamental and irreducible axes of reality under human regulation），实在过程在这些轴上自我展开。这些轴本身受到人类意识演进的影响，在此进程中有些新的轴会出现（比如通过“电流”标识出的电荷运动的实在层级出现于约1820年），有些轴则会被合并或消失（比如在古希腊时代被视为物的本质属性的重量到了牛顿时代被证明为是物受其所在星球所施加的引力并因此只是质量的衍生量）。
单位指某一物理量在测量上的标准，比如米是测量长度时的标准。各基本物理量的单位由人规定，单位的变化反映出人对于实在过程的认识的变化。
长度的单位起初五花八门，比如英尺（foot，原指一个脚掌长度）、肘（一个小臂的长度）、拃（手充分展开下拇指尖到中指尖的长度）等等，其共同特征是它们都依靠某个人体器官或组织作为测量标准。显然这会带来混乱和误差，因为人之间总是存在个体差异，于是问题就变成，究竟该使用谁的身体来作为标准？这类以人体为标准的单位缺乏客观性，其背后体现出人（或他肢体的某一部分）被视作用以测量物的基点的观念，物通过被放进其与人的关系中从而得到理解。
重大突破发生于1793年，法国国民议会在这一年采纳了长度的新单位“米”。“米”被定义为巴黎子午线上赤道到极点的距离的千万分之一，根据该定义，地球的南北极周长理论上被规定为四千万米。“米”的规定第一次将这颗星球的某一属性作为物理量单位，以提供测量万物时的标准，据此，物的长度现在被表征为其与地球南北极周长之间的一个比值。说“我的床有2米”的实质涵义是说该床的长度与地球南北极周长间的比值为2/4*10^7。
只有确立不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普遍有效的测量标准，物以及更广泛意义上实在的客观性才能由此建立。“米”作为长度测量中的基本单位，其规定本身成为现代精神的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人在追求确定性的历程中所开启的一个新阶段，人将其所处的星球的某种属性作为测量并因而理解万物的新基准。
然而，“米”的建立也同时意味着，人对于确定的测量标准的理解必须先于他对于具体事物的理解。人不是首先测量，而是预先定义了“米”的形式涵义（经过巴黎的子午线上极点到赤道距离的千万分之一），然后再通过实地测量和数学运算（1792-1799年测量了从敦刻尔克钟楼到巴塞罗那蒙特惠奇城堡之间的距离，然后通过数学工具推算子午线的总长）来确定“一米”所对应的实际长度，最终才有了米原器和今天带有刻度的标尺。涵义先于所指，“米”通过这样的方式被实体化了，它作为一个观念被人类创造出来并成为长度的基本单位。
遗憾的是，1792-1799年的测量因当时大地测量学的发展程度而伴有误差，使用带有误差的测量数据进行运算得出的“一米”的具体长度比其形式定义来得短。根据现代大地测量学的成果，1793年确立的现行国际单位制中的“一米”比起其定义值（即地球南北极周长的四千万分之一）要短了约0.02%，基于地缘政治等一系列复杂的理由，“米”的所指（它代表的具体长度）没有在1793后修改过。所指劫夺涵义，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地球的极周长为40,008千米而非40,000千米。
随着人对实在结构的认识的深入，“米”的定义之后被几度精细化。以人所生活的这颗星球的某种属性作为客观化的标准仍然显得太特殊、太人类中心、太微不足道，人对于测量标准的客观性和确定性的要求仍然不断提升。“米”在之后被定义为氪-86的某个谱线的波长，随后是真空中光在某个时间内通过的距离。也就是说，当前人类意识的演进发展到这一阶段，人使用这个宇宙中的某个物理学常量来作为测量的客观化标准。考虑到实在的展开仍在进行，我想也没有理由认为该标准会停滞于此。
历史分期总是关联于其背后的一套历史哲学，对历史分期的那些争议主要也是其背后主导性历史哲学的争议，我对此并无研究。我个人的观点是，至少下面所有这些划分方法其实都是一回事（前者标志近代的开端，后者标志现代的开端），彼此之间年份上的出入只是反映了人类意识演进的不同阶段在某个具体领域形成标志性作品所需时间的多少：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 - 狭义相对论（1905）
《平均律键盘曲集》（1722，1742） - 《春之祭》（1913）
法国大革命（1789） - 一战（1914）
……
我有时听到一些极其笼统的用来刻画“现代性”的标签，诸如“主体性的诞生”啦、“天幕的破裂”啦之类的。这些标签想要发挥作用，人首先要搞清楚自己讲的到底是近代（early mordern period）还是现代（late modern period）。
意识演进在近代的主导性特征，就像我们在“米”的规定上所看到的一般，表现为人首先必须找到某些确定性的根基（地球极周长是个定值），在此根基上规定某些定理（定义“一米”为巴黎子午线上赤道到极点的距离的千万分之一），由这些定理推导出一套参数模型（实地测量然后用数学工具确定“一米”的实际值），随后以该模型规范实在（铸造米原尺）。牛顿的《原理》以三条基本的力学定律给自然建立了力学模型；巴赫的十二平均律将八度音阶平均分为十二个音程，从而将声音在音乐领域内规范为十二个基准值，由此给声音建立了有调性模型；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规定了人的自然权利，又基于这种自然权利推导出共同体的目的、功能、权力和限度，由此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模型。
可以说，意识在近代的特征是欧几里得式的，它依序统合了先验知识、人为任意和理性演绎，而最终建立起参数模型以规范实在。这些参数模型在20世纪的头20年里被纷纷证明为并非唯一的。当它们的生命力趋于枯竭时（也就是说其蕴含的可能性逐渐被探索殆尽时），人便不得不打碎旧模型所赖以建立的公设，将它们推进到实在更深层的确定性根基上，从而在更高维建立起新的模型，原先的旧模型从而只是新模型下的一个子系统。
现代意识之所以饱受批评，与其说是意识自身的堕落，不如说是人类个体的智识发展很难跟上作品随意识演进而带来的复杂度之提升的结果。近代的作品仍然契合于人自然的审美直观，人无需充分理解其结构也能够自然地从中感到优美，因为近代世界的模型奠基人所使用的公设往往都是基于人的自然直观而规定的（十二平均律、透视法、经典力学、三一律……）。现代作品在直觉上不优美、不好听、不好看，主要是因为其创造者突破了原先倾向于人类直观的参数模型，由此基于直觉的审美愉悦让位于基于认识的智性愉悦，但这就要求人为了理解其结构而付出惊人的智识劳作。可是，毕竟，何必呢，老子只是来图个乐子，为何要这样折磨自己？另外，这也使得现代作品显得过分学院派、精英化、抽象、概念化、晦涩难懂……更别说还有很多骗子混在里面。
即便如此，我也并不赞同那些整日口号式复读“保守”、“古典”、“正统”的朋友。我想人时刻应该警醒自己，对某种智性原理的偏好或推崇到底是基于自己真切的体验，还是基于自己对另一方的无知/傲慢，还是基于自己对垄断释经权的险恶权力欲，还是干脆就是智识怠惰。试图理解现代意识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必须首先理解近代意识，理解有调性、透视法、三一律之类的古典结构，然后拒绝自己想要沉醉于它们甘美诱惑的天然倾向，扼死它们，向意识的下一个演化阶段进发。由此人才能进入现代意识，也才能开始理解现代意识之困境的根源：确定性的丧失。
你不可能逃回古典宇宙，因为古典宇宙已经崩溃了。灵魂早已从物中隐去，宁芙绝迹于山林，世界的祛魅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也不是一个思想标签，它是人生存于其中的人类境况，而该境况不幸是不可逆的。
要前进，不要后退；保持心灵的开放，去爱、去给予、去创造——一条来自实在过程的启示。
不过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认识柯布西耶和泽纳基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