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黄道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947年，随着战场上国共两军实力的升降，中国共产党开始实施战略出击。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接着，解放军在豫西和鲁西南进击，从东到西，全面向对手展开压迫性打击，战场攻守态势由此易手。有意思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出击，既有大部队的全面压迫，也有小部队和小力量的渗透。由于大部队光环的影响，之前的历史叙事相对集中于前者，后者基本被忽略。本文希望通过对小股力量出击的参与者个人资料的梳理，结合大的历史脉络，呈现一段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小事件。这些或许无法成为影响历史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从中还是可以看出一种政治力量及其个体的特性和努力。正是无数人的努力和牺牲，成就了大历史的光荣和梦想。
一、出 动
1947年解放军反攻中心是大别山，刘邓大军被当作插向国民党心脏的尖刀，豫西和鲁西南则从两翼策应着刘邓大军的进击。1947年7月，毛泽东指示：“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洛郑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陈赓、谢富治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随即和第9纵队、第38军组成陈赓兵团，执行南渡任务。8月22日至23日，兵团部队分别由平陆茅津渡及济源官渡、青河口横渡黄河，向南、向西挺进。
陈赓兵团执行的是侧翼辅助刘邓大军的任务，而刘邓大军其实也是通过中心突破，牵制全国战场上的国民党军，所谓“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整个部署一环扣一环。因此，无论是刘邓大军还是陈赓兵团，毛泽东并不期待它们能够一劳永逸地在突破地区迅速建立稳固根据地，这一点他说得很明白：“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9月初，当部队全部完成南渡后，他再次强调：“应使干部熟习这一地区地理、敌情、民情，准备以至少半年时间，在这一地区东西南北往来机动，大量歼灭敌人，才能建立根据地。”
正因为南进不是简单占取地盘、建立根据地，而是要扰乱对方部署，扩大自己的影响，形成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压力，所以毛泽东给南进部队的任务不仅仅有军事上的，更有政治上的。他要求渡河部队除做好必要的军事准备外，还要“研究并确定到国民党区域工作的各项政策，包括如何征集粮食，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利用与对付国民党的保甲、税收机关及区乡政府人员，如何对付地主武装及建立群众武装等项”。毛泽东特别提醒：“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在我方政权未建立以前，仍应暂时利用国民党下层机构及税收机关（在我党有力人员监督指挥之下），以大体上的累进方法征粮，惟免除赤贫人口负担，方能解决大军给养。”
中共的军事政治通常会是系统的一体化推进，南进这样兼具军事政治双重目标的行动尤其如此。陈赓兵团是大棋局中的一颗棋子，而在陈赓兵团大军南渡时，还有一支跟随南进、只有十几个人的小队伍，这就是蔡迈轮率领、开往河南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的小支队。在历史的大棋局中，这样的小支队或许连棋子都算不上，但本文想要面对的正是这样的小支队。
蔡迈轮是河南陕县人。陕县是豫西重镇，河南第十一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所在地，陇海铁路从此经过。这里地势险峻，砥柱山、三门峡均在陕县境内。1935年，蔡迈轮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入学不久，恰逢一二九运动，他投入其中，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春，奔母丧回到陕县。次年春，结识中共灵宝县委书记张俊杰。据蔡迈轮后来回忆，当得知张俊杰是共产党员时，“高兴极了，立即向他表示要求入党，他就介绍我参加了共产党，当晚我就填了一份入党申请书”。1938年秋，首个中共陕县县委成立，蔡迈轮任书记。在陕县，蔡迈轮利用小学校长的身份，宣传中共的主张，“一所普通的农村小学，一转眼就突变为抗战小学。这个奇迹，不能不归功于蔡迈轮那一把火”。1941年，蔡迈轮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回到豫西，参与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再任陕县县委书记。抗战胜利后，随主力撤出豫西，暂驻豫北，任豫西工作委员会宣传委员，继续推动豫西的地下工作。虽然中共武装力量暂时离开豫西，但从蔡迈轮等人的工作安排中可以看出，中共针对豫西，仍然布下一步步的闲棋冷子。
随着陈谢大军南渡计划的展开，蔡迈轮等豫西干部开始走上前台。蔡迈轮被派往陕县，第三次出任县委书记。蔡迈轮在日记中写道：“早晨，接到任务，要我和杨朗樵、韩路光、贾峰等同志随三十八军（该军现驻曲沃西韩村）南渡，负责开辟陕县工作，我任县委书记。”因为时间紧急，和蔡迈轮一同派往陕县的干部共14人决定立即动身，出发前统计了携带的武器，共计“各种手枪四支，步枪五支，榴弹六颗。这就是我们开辟陕县的全部本钱”。接到命令后的第二天凌晨1时许，不到24小时，蔡迈轮一行就踏上了前往陕县的路途。中共的雷厉风行、令行禁止在这里得到了无声的体现。蔡迈轮一行当天计划“行军一百三十里”。虽然是小队伍，中共的一套组织体系也是“五脏俱全”，“行军组织：韩路光、杨朗樵正副队长，贾峰、张轶任生活组长，范君夫为生活干事”。
1947年8月23日，大军渡河，已经在渡口完成集结的蔡迈轮一行随之渡河，“在枪炮声中，县委开会研究过河后县政权的组织问题。宣布：韩路光同志任县长，贾峰同志任公安局长，兰兆斌同志任公安队长，范君夫同志任财粮副科长，王俊哲同志任财粮科员。周方、张轶等同志都准备到区里工作”。蔡迈轮等人的渡河，固然是在大军渡河的大环境下展开的，但他们并不完全随军行动。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强调，南渡军队不以迅速建立根据地为目标，而是要大范围移动，通过移动寻找战机，打歼灭战。也就是说，南渡部队的任务主要是作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蔡迈轮等人要独立承担开展地方工作的任务，既要支持南渡部队的作战行动，也要尽可能完成地方党和地方政权的建设，实现中共力量在黄河以南地区的渗透。和蔡迈轮等一起派回豫西的小队还有若干支，比如曾在洛宁活动的马时英等也随军回到洛宁，这些人就是中共播往豫西的火种。
豫西背靠晋陕两省，距离陕甘宁大后方不远。因此，中共对豫西一直保持高度关注。抗战后期，中共就希望通过开辟豫西根据地，和豫中、豫南连线，造成华中、华北、陕北连成一片的局面。豫西还有一个特点是民风彪悍，地方武装强大，土匪、枪会众多，被称为“悍匪”的白朗即出自豫西。国共双方都提到豫西多匪的现象，比如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曾称：“豫西临汝、伊阳、宜阳、洛宁、登封一带，民风强悍，普地都是土匪。临汝全县有枪八万支，现在维持治安的王司令，就是以前的土匪司令。”中共方面的有关报告也认为豫西乡村豪绅实际上就是土匪，他们“多半是由于先作土匪能得到一部分武装势力后，即成为该地统治的豪绅”。由于长期的武装冲突，这里枪支众多，“不但豪绅有枪，差不多每个农民都有一支枪，每个大的豪绅，在他自己所有及能号召的，总有几百支枪……这里的农民最重视的还是朋友义气”。民间枪支众多，才会出现彭雪枫说到的状况：“豫西各县民众每天总有三五十人，由远方来，连人带枪参加我军，尽量收容。经费无着，弃之不忍，且太可惜，世界上带着枪自动来当兵的事是很少的。”豫西的地理位置及民间武装传统，让中共对在这里造成广大武装反抗的局面抱有期待，蔡迈轮等人回到陕县正是实现这种期待的一部分。
一支只有十几个人的队伍，带着个位数的枪支、子弹，进入一个地方力量强盛、又是国民党政权直接控制的地区，独力完成开辟任务，这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却是中共历史的常态，像抗战时期的游击队、小部队、敌后武工队等遵循的都是小股力量渗透发展的模式。因此，无论是上级决策者还是当事者，对如此艰巨的任务，似乎都见怪不怪。部署者理所当然，接受者也义不容辞。中共革命的特点，在这样的细节上，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
自身力量弱小，生存发展就必须高度审慎。早在南渡任务正式下达前，上级就给蔡迈轮出了如下几道思考题：“①在三种情况（稳定，不稳定，一部分稳定，一部分不稳定）下我们的政策问题；②对封建地主有没有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是否能麻痹其一时?好处和坏处?③宽大与镇压如何执行?④在过渡时期，旧政权哪些可以利用?哪些应该彻底摧垮?⑤农民的迫切要求是什么?”看得出来，思考的重心是在怎么掌握政策、循序渐进。因此，渡河之始，蔡迈轮十分重视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在会兴镇，我们分头找了一些群众，了解了一下情况，并打发人把伪镇长张小虎（张世檀之子）、伪保长张梦余和商会会长张世仁等找到，我给他们谈了一次话，讲了我们的政策，要他们积极为我军筹集粮草。”同时，他努力与地方党组织接上关系，通过地方党的网络迅速实现党的力量的串联：“为了很快掌握地方情况，并和我地下工作同志取得联系，我带明伦、老何今天潜入前沿真空地带的下牛王庙。在牛王庙我找到了薛谦益同志……向薛详细了解了当前伪专署、伪县政府、伪党团、参议会以及各乡镇各学校的机构人事配备情况。后半夜，张永周同志从卢村赶来牛王庙。他向我汇报了最近的工作情况，我向他传达了我大军南渡后的形势和任务。”这些工作做完后，蔡迈轮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将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整理了一份比较系统的材料”。
蔡迈轮等人的任务是在陕县一带坚持发展群众工作，造成有利于军队打仗的环境。中共是一个注重全方位推进工作的政党，军事和政治从来都是放在一起予以考量，抗战中的经验尤其让中共对政治工作的作用极为信赖。而小部队、分散队伍的突击，更是抗战时期的常态，这常常可以达到“一本万利”的效果，成功则酬报极丰，牺牲也损失有限，而随时准备牺牲又是这支革命力量的基本伦理。因此，上级对蔡迈轮等人的要求非常严格：“前委裴孟飞同志今天来到我们的县政府，我向他汇报了陕县的情况……在对敌斗争中，他特别强调要有硬骨头精神，坚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不许过铁路和黄河，谁要过铁路和黄河，就开除党籍。”
二、开 辟
革命无惧牺牲，但也要避免无谓牺牲。十几个人小队伍的开进，固然风险巨大，可是毕竟还有一起南进的军队的依托，这也是上级会下决心派出小队伍的原因。只是军队由于有不断游动的任务，只能对小队伍构成潜在的支持，不能成为背靠背的依靠。小队伍要想活下来，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这其中，政治工作至关重要。中共政治工作拿手的就是发动群众，可在豫西，蔡迈轮等人似乎踢到了铁板，他发现这一地区的群众“不敢接近我们”。按照蔡迈轮的分析，原因主要是“县城还没有打开，地方尚有散匪活动，我们能不能站住脚还是问题。因此，群众有顾虑”。蔡迈轮自己到王彦村亲身经历了群众冷漠的场面：“村中鸦雀无声，一片死寂，许多人家都锁上门走掉了。”即便把人叫回来，大家也默不作声，“个个低拉着头，也不敢看我一眼，更没有人起来打个招呼。我问大家好，大家也不应声，把我弄得很尴尬。我在那里给大家讲了一通形势，尽量鼓舞大家的情绪，大家好像什么也没听见，没有任何表情，这种令人窒息的场面，我从来还没有遇到过”。
岂止是蔡迈轮这样的小部队，就连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渡过黄河的秦基伟也发现，大军所到之处，“沿途群众甚恐惧”。由此造成这样的结果：“部队吃不上油盐菜，伤病人员无安全休养之固定地区，随军民夫及战士们的鞋子无法解决，气候上阴雨连绵，早晚甚冷病员日增，由于作战敌情的限制三天不移动粮食难以解决，地方武装未建立，局面未稳定，人心动荡。”在事后的历史书写中，无论是刘邓大军还是陈谢兵团，他们的南渡进军都是不断胜利的历史，而在像秦基伟这样的历史当事人的日记中，却可以看到艰难困苦的记载。其实，这更接近当年历史的实态。刘邓、陈谢两支军队被寄予的是扰动、搅乱、打破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是深入敌后的作战，难度可想而知。实际上，刘邓和陈谢两支军队所面临的压力，直到1948年中整个战场形势明显向着中共方向倾斜、国民党军已呈顾此失彼之势后才得以缓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蔡迈轮支队的处境之艰难更是可想而知。
不仅群众难以发动，就算加入中共阵营的当地干部，对中共也是一知半解。蔡迈轮到陕县观音堂区公所，这里只有一个姓段的干部，他发现：
院子里坐了几个妖里妖气的女人，觉得很奇怪。我问老段：“这是干什么的?”老段说：这是街上的妓女，部队有几个同志没爱人，准备给他们介绍的。我一听有点起火，批评他们“胡闹”！他反驳说：“妓女也是无产阶级呀！”简直使人又气又好笑。最后我给他讲明道理，让他们赶快把这些女人打发走。
不过正是在观音堂，蔡迈轮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区公所门外有不少煤矿工人，要求解决生活问题，却无人过问。”当天，蔡迈轮只是把这个发现写进了日记。他或许不会想到，几天后，这个发现就显现了特殊的意义。
鉴于群众工作难有进展，蔡迈轮按照中共习有的方式，召开会议集思广益，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然而，“大家讨论来、讨论去，简直没有好办法”。正当大家苦闷发愁的时候，有人提出，既然农民难以发动，而观音堂煤矿工人生活那样困难、到处流散，不如到观音堂煤矿去发动工人。这个意见“像一把钥匙，一下打开了沉闷的空气，会议顿时活跃起来”。蔡迈轮写道：“这几年来，我们的脑子里只装了农民，就没有想到工人，为什么不能发动工人呢?我首先支持这个好意见，同志们也都赞成这个好意见。于是我们决定：集中全力到观音堂煤矿去发动工人。”
作为无产阶级的主力军，工人本来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骨干，但是在中国，由于工业不发达，产业工人人数很有限，中国革命很长时间里都在农村展开，农民成为革命力量的主要来源。因此，蔡迈轮等人一开始将视线集中在农民身上，的确也是符合中国革命基本路径的做法。问题是在陕县，此路不通。革命需要遵循过去的经验，却也要根据现实不断调整，而工人本来就应该在中共开展革命的视野之内。何况，观音堂煤矿的现实状况也使发动工人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前几天蔡迈轮在观音堂亲眼观察到的煤矿工人的困难处境，此时，相信也会有助于蔡迈轮作出决策。开会、下乡、调查是中共决策机制中的几个关键部分，在这个案例里，几种办法的汇合，就产生了出人意料的结果。
中共阵营的特点是雷厉风行，一旦发现可能的新突破口，即迅速行动。第二天，蔡迈轮就到观音堂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将观音堂的力量全力投入矿山工人运动，并成立工运委员会，他任主任，下设三个组和一个工作队。
观音堂煤矿又名民生公司，1919年由豫西地方军事首领张钫联合原有开采户开办。1933年，矿工达到348人，日产煤200余吨，被称为“最有希望之煤矿”。抗战时期，煤矿生产遭遇打击，一度接近停工。日本投降后才开始恢复，“日产由二十吨渐增至四百吨”。解放军南渡后，资方逃走，生产停顿，无人发放工资，工人生活无着，“不少工人及其家属，是以生柿、刺角芽、芝麻叶以及没有成熟的绿豆角和玉米穗充饥”。要发动工人，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而工人生活没有保障，正是中共通过解决问题获得工人支持的契机。至于解决的办法，蔡迈轮承认：“现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以县政府的名义向大户借粮（将来顶抵公粮）。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决定明天先向段岩曹化龙、段佐堂等四户借粮一万斤。”
借粮是中共动员群众习用的方法，苏维埃时期乃至抗战时期，很多地方都有过这样的案例。借粮不是没收，在类似陕县这样的地区，当时还是以团结最大多数人为目标。虽然借粮不可避免地触动富有者的利益，但中共尽量先礼后兵。因此，蔡迈轮在借粮队伍出发前专门做了一次动员，并约法三章：“①好说好借，政府打借条，将来顶替公粮。②非借不可，如遇抗拒，可以自己动手，动手之后也打借条。③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只准借粮回来，不准拿其他东西。”其中第二条中的“非借不可”，让借粮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不过强调还是要打借条，又规定了借粮之“借”的本质。第三条“不准拿其他东西”，保证借粮不会变成抢劫。就群众言，借粮是解决生存的不得已；就中共言，则是动员群众的手段，都有必须成功的压力。一定程度的强迫是追求成功的权宜之计，这一点，一个雷厉风行的政治力量不会回避，但强迫毕竟又不是目标。中共政策的原则和变通在这几条规定里可以说有充分体现。
借粮行动取得圆满成功，面对数百名工人以及拥有武装的中共组织者，陕县一般的富有者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粮食借回来了，二百多人满载而归，背回麦子约一万余斤，群情兴奋之极！”借来的大多数粮食都发给了工人，“每人分粮食十四斤，共发出粮食八千余斤”。蔡迈轮由此迅速跟工人们建立了感情：“在这几天活动中，我已经和他交了好朋友。”
借粮只是动员群众的第一步，接下来趁热打铁，“上午开了一个诉苦大会，下午整顿组织”。情感动员和组织凝聚相偕而行。整顿组织的办法是“将所有登记的工人全部站了一下队，逐个进行审查”，确认“可以参加工会的工人有二百四十七名。我们将这些工人编为十四个组，每组各选正副组长二人，这是我们的主要依靠力量”。工人初步编组后，在观音堂又没收了一家盐店，封存食盐2000斤。工人的热情越来越高，开始想武装自己，中共当然也一鼓作气，“派人分头到洛宁、新安取枪”。
9月18日，借粮斗争仅仅四天后，观音堂煤矿工会成立，选出观音堂煤矿工会委员会。工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再发动一次借粮斗争，真正把大家的生活安顿下来。这次借粮，由蔡迈轮建议，动员农民一起参加。中共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党，行为逻辑中不仅仅要有利益诉求，更要建立革命的正当性和先进性，故而蔡迈轮强调：“这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在实现自己的领导，这是工农联盟共同进行斗争的第一次尝试。”
借粮行动促进了中共在工人中的动员，还扩及更广大的农民群体，让蔡迈轮率领的队伍迅速在陕县站稳脚跟。更重要的是，9月17日，中共军队攻入陕县县城，这是后来历经五次解放的陕县县城的第一次解放。县城解放，大环境好转，给蔡迈轮等人的工作以巨大的助力，此时又恰好寻找到可资依靠的动员群体和动员方式，两者间可谓火趁风威、风助火势。蔡迈轮带领队伍进入大军打下的县城，中共陕县县委、县政府开始在县治所在地行使权力。
基于运动、打歼灭战的原则，军队不可能久驻陕县。要想在陕县保持力量，组建地方武装就势在必行。组建地方武装，军队必须出力，这是中共的一贯原则，中央工作会议也要求：“军队要抽出干部，搭起一个营架子，帮助农民建立武装。”按照原计划，陕县要抽调一个连的兵力帮助地方，但事到临头，军队以另有需要为由，实际上最后派来的只有26个干部。资源紧缺时，主动出让的一方总是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这26个部队干部，按照县委确定的分配原则，“除少数留县大队和公安局工作外，绝大多数都分配到各区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发动群众，是此时并行的重大任务。同时，中共在观音堂开展的工人运动带来直接的人力上的收获，“观音堂煤矿工会副主席丁文治同志带来四十名工人，经县委研究：分配县公安局二十名，编为一个公安队，由丁文治同志任队长；另二十名给县大队，先打一个底子”。这批人成为后来陕县地方武装的骨干。
三、曲 折
1947年9月，当蔡迈轮在陕县为动员群众殚精竭虑时，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已近尾声。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彻底平分土地的基本原则：“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大纲虽然在10月10日正式发布，但随着会议的召开，会议确定的原则已经在党内通过各种渠道广泛传播，此前业已开始的土改运动，随着土地法大纲的确立，在各地更为迅猛地展开。
进一步将土地改革引向深入，背后有着强烈的动员群众的目标。然而，当土改会议的精神向下贯彻后，却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大规模平分运动展开后，“左”的倾向露出苗头，单纯讲贫雇路线、扩大打击面、斗争行为过火等种种问题不断暴露，但无论制定政策的上层还是直接推动运动落实的基层，多沉浸在运动带来的大发展气氛中，对潜在的风险缺乏感受。蔡迈轮在日记中记下了开展运动的经验：
他们的工作，有的从借粮入手（如侯村），有的从诉苦突破（如窑头）。口号是，“砍倒大树有柴烧”。分配原则是：积极分子多分，最穷苦的人多分。现在他们遇到的问题是，有二十二户地主，慑于群众威力，提出“献田”四五百亩，看怎么办?
地主主动献田，不用斗争，果实自动就掉下来了，这样的局面确实让人鼓舞。因此，当有人谨慎提出疑问，怀疑这是不是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时，之前态度还算比较谨慎的蔡迈轮立即回答：“这些地主豪绅恶霸，横行霸道，欺压群众几千年，群众起来搞他一下完全是应该的。”他很有信心地说：“毛主席有一篇文章，叫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没带，将来给你找找，如果这篇文章你能读到，你的思想就会通的。”
即便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受到土改大氛围的影响，判断也有微妙变化。10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原局的指示，批评新开辟区域中“右倾现象甚为严重”，主要表现在：“部队还未将发动群众、 实行土地改革视为自己的头等任务”，“甚有不敢公开宣传我党土地改革者”。指示明确：“利用保甲是不正确的。”这和8月份陈谢部队准备南渡时，毛泽东提出的可以考虑利用旧保甲的一系列说法有所差异，毛泽东在加写的批示中却认可了这一说法，并强调：“此一指示完全正确，一切进入国民党区域作战及工作的部队完全适应此指示所指出的方针及办法。”形势比人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难免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然而，“左”的恶果很快显现。蔡迈轮所在的豫西爆发“灵宝事件”，不仅影响豫西，而且对整个中共根据地都形成震动。1947年9月，解放军攻占灵宝县城。此后，灵宝展开急性土改，盲目追求土改速度，放纵一部分群众的求财报复心理，乱打乱杀，造成社会震荡。国民党残余势力利用这样的情绪发动反攻。由于这里素有地方自卫的传统，两者结合，掀起反叛浪潮，数百名中共工作队干部、解放军战士及农民积极分子遭到杀害。颇具意味的是，“灵宝事件”发生之日，中共豫陕鄂前线委员会正在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开展豫西群众运动。豫陕鄂前委委员裴孟飞代表前委高度肯定前一阶段的运动，会议结束，“正在讨论总结时，忽传灵宝苏村庙发生暴乱。情况很严重，大家情绪顿时有些混乱，会议也匆匆结束”。
蔡迈轮参加了前委召开的这次会议。中共的会议承担汇报、研究、讨论、总结并传播经验的功能。在这次会议中，这些要素都可以看到。一开始，裴孟飞就宣布：会议主要研究豫西群众运动问题，此外还将研究整党（查阶级、查思想）、组织人民法庭、特务案件处理和减租减息等一系列问题。随后，各地开始汇报。汇报结束后即展开讨论，讨论的中心议题包括：（1）这样搞法对不对?是否适合当地情况?（2）运动深入后会有什么问题?如何彻底走雇贫路线?（3）对领导上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从讨论的议题看，既开放又闭锁。提出这样搞法对不对，似乎敞开了讨论空间，不过后面提出如何彻底走贫雇路线，又等于已经给前面的问题预设了答案，这是事先可以推演出答案的讨论。在高度强调令行禁止的革命运作体系中，焦点常常不在于结论是什么，而在于如何将结论通过讨论灌注进人们的思想。
经过一天的讨论后，裴孟飞代表豫陕鄂前委作总结报告。按照蔡迈轮的记载：“报告总的精神是：（1）肯定了半个月来的成绩；（2）总结了灵宝的斗争经验；（3）布置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并强调放手大干。直到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平分土地。”之前的做法不但得到肯定，而且要继续加码。
不过，在当年理想主义精神颇为强盛的背景下，上级的定调固然可以一锤定音，却也不完全排斥相反意见的提出。当讨论裴孟飞代表豫陕鄂前委所作的总结报告时，蔡迈轮提出了三个问题：“（1）新区农村社会到底是宝塔式还是橄榄式（两头小、中间大） 虢镇的调查是否准确?有无代表性?（2）新区群众运动的政策如何掌握?我说的主要是对中农和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听说虢镇的群众把粮食集也轰了）。（3）党如何进行领导?‘群众要求怎么办就怎么办’，‘一切由群众决定’能行吗?”
这三个问题堪称尖锐，却又都站在政治正确的路线上。豫陕鄂前委报告说，根据虢镇川的调查，新区地主占6.3%，中农占8.1%，贫雇农占85.6%，这样的数据放到全国任何地区都显得极端，何况豫西还有其特殊性。早在1933年，中共的报告就发现，豫西“没有很大的封建地主，像二十顷大的地主，在××各县中只是有很少的几个。原因是土地多半是山岭，地主（疑为土地——引者注）非常狭小，所以土地形成了零碎的分配。农村主要的成分是贫苦的中农及贫农，所以他们的剥削形式，不是主要的土地剥削，而是封建形式浓厚的豪绅掠劫”。蔡迈轮成长于豫西，对这样的情况深有了解，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怀疑数据的可靠性。其实，在中共革命中，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围绕着地权和乡村社会的争论，很多都类似于此。蔡迈轮谈到的调查的准确性和代表性直指问题的要害。中农和工商业政策也是急性土改的严重问题，后来中共纠偏，最方便拿出来批评的正是这两个方面，因为侵犯中农和工商业本身就违反土改政策。党的领导和群众意志也是土改中的关键问题，前委报告多次表达运动中“群众要求怎么办就这么办”的意思，就等于把党的领导放到一边。因此，蔡迈轮的质疑无论是理论还是事实层面，似乎都很难有挑剔的余地。在一个强烈的意识形态政党内，质疑的话语需要掌握好度，所谓内部讨论，既指组织范围，也包括思想范围。
后人已经很难知道蔡迈轮的质疑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事实上，即便发生了“灵宝事件”，裴孟飞等在土改问题上的态度也没有大的改变。11月，豫陕鄂边区成立后方委员会，裴孟飞任副书记，在12月召开的豫陕鄂六地委扩大干部会议上仍然坚持认为：“对反攻地主，你杀我一人，我杀你一家是必需的、应该的。只有这样，才能收杀一儆百之效。”中共革命强调纪律，形成自上而下的强大贯彻和执行系统，却也让信息反馈存在一定障碍，刹车时常常遇到巨大的惯性。1947年10月，毛泽东已经提出：“预防过左倾向。”到1948年1月，他更明确指出：“无论如何，只应该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的范围以内，绝对不许可超出这个范围。在人民解放军所到的原先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打击面还要缩小些。在那里，首先只打击大地主、豪绅、恶霸、地主武装、保甲制度、特务分子，依照战争胜利与根据地巩固的情况，依照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
从发现问题到大力纠偏，经过了几个月的酝酿和推进。在中共中央明确态度前，各地可能在实际操作上有所调整，运作逻辑却没有变化，这是裴孟飞坚持自己看法的重要背景。直到中共中央纠“左”的方针明确后，裴孟飞才承认并检讨了自己的问题：“我们的搞法，完全脱离群众。”
灵宝的叛乱迅速波及整个豫西。在这次事件中，陕县的反应比较平静，裴孟飞后来说：“当时，陕县平静，为什么陕县平静，是一个谜，想不通。”陕县的局面，当和蔡迈轮相对谨慎的态度相关。不过，即便如此，陕县也是暗潮汹涌。蔡迈轮在由灵宝回陕县的路上发现：“大营村大，情况复杂。在村里听到不少谣言，如说：‘女子十二岁，都得赶快嫁人；要不嫁人，就共产共妻’。又说：‘媒人不许吃饭，吃了给吐出来。’刘兆绪还问：‘娶两个女人怎么办?’”过激的政策导致民心不稳，谣言盛行就是民心不稳的体现。
虽然蔡迈轮态度相对谨慎，但如前所说，在运动不断升温的环境下，他也不免冲动，随波逐流。比如，10月初，他在日记里写道：“听说张轶同志昨天在三区张村发动群众三百多人，斗争了尚永杰、员俊琳、员尚智、员俊梅等四户，把东西搞光，门扇卸了，晚上建立了农会。”《人民日报》还专门报道陕县的土改热潮：“各村的穷人串通起来，约有男女五千余人，便进一步要求分配地主土地，捉恶霸，造成大斗争。”后来，在开展游击战争时，蔡迈轮经过实地调查，更发现这一段急性土改的过火程度：
南岩共四十来户人家，斗了十一家。铁柱本人也被斗过，出了一石五斗麦子，五十丈布，一头大猪也被农会杀吃了。李说，他很冤枉，他父亲是给人扛长工的，他也扛过，现在他家有五口人（母、妻、女、外甥和他），十五亩地。两头牛。他还发誓说：“我是老做庄稼的，要干过一天公事，我挨大炮弹，”像这样的人家，顶多是个中农，不该斗争的。据说，像他这样的人家，被斗的还有。斗争面太大了，竟达百分之二、三十，这怎么能行呢?
“灵宝事件”正好和中共部队转移在时间上重合，更加剧了地方工作的困难。既失去部队的依托，民众态度又动摇不定，平川地区显然难以坚持。10月底，蔡迈轮决定摆脱城市包袱，上山打游击。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们要准备摆脱城市。上山打游击。”此时，“灵宝事件”的后遗症不断发酵，陕县内部也风声鹤唳，“城内农会有问题。今夜解除武装，并继续做好善后工作。桥头农会问题更大，准备明晨解决”。第二天，形势急转直下，“灵宝已经大乱。而且已波及到陕县西部……灵宝县委已经找不到，情况十分混乱。范华同志带的工作队也从灵宝撤了回来”。夜晚，蔡迈轮接到前委通知后，赶到七里铺，见到从灵宝退到陕县的前委干部裴孟飞、孙定国、宋烈等人，撤退途中，一行人历经艰险：
沿途遭敌袭击。牲口也打死在路上，十分狼狈。他们还说，一入陕县界到了五原，还好，再没有听到枪声。我说：“现在大营也不行了，敌人已经进了大营”。这时孙定国同志很激动，一把抓住我说：“老蔡呀！一定要记住，雇贫农一定还得加上阶级觉悟！”
孙定国的话，可谓一语道破要害。革命道路上没有什么天生的革命者，社会生活中的身份，不一定天然就和政治态度划等号，急性土改把革命者机械化，单纯、绝对地相信贫雇农，放纵他们的原始破坏冲动，忽视团结、争取，造成严重后果。后来，中共中央决定在新区暂停土改，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些经验的回应。
四、坚 持
决定上山打游击后，陕县县委成立武装斗争指挥部，包括县大队、煤矿工人队、各区民兵队及38军派来支援的一个连，共700多人。蔡迈轮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有两个没想到：一个是杨俊儒同志把工人队带来了，使我们这支武装增添了更多的工人成分，实在令人高兴；一是张茅区派去十个干部，回来十个干部，一个民兵没有带出来，据路雨亭说：‘都不保险’。”关键时候，是不是经过有针对性的艰苦工作，效果完全不一样。
要在主力部队开走、周边都是国民党军及反共武装的环境下坚持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起初，蔡迈轮等人希望在陕县南部的南川一带山区开展游击战。陕县南部多高山，属崤山山脉，为秦岭东段支脉，海拔大多在1500米以上，主峰甘山海拔高达1902.6米。蔡迈轮也认为：“这里靠近洛宁边界，山高林深，确实是个好地方。从地理上看，在这里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是比较理想的。”
不过，地理条件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实力对比。当解放军占领陕县时，大量的国民党军地方部队及反共武装早就退到南川一带，如马成堂、任高峰、梁振武、史醒民等部以这里作为生存据点。蔡迈轮等率领部队刚刚抵达，就立即遭到他们的攻击，“敌人遍山放枪，而且有机枪声，我们组织力量攻下几个山头，敌人已爬上几个更高的山头，依然打枪不止。双方的每一枪声都在山谷里回荡，经久不绝。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村里找不到一个群众。后来发现他们把粮食和锅碗瓢勺都藏了起来，使同志们吃饭也发生了困难”。
由于对方占据主动且人多势众，刚刚拉起来的队伍显然很难承受这样的压力。蔡迈轮被迫带队撤退，途中遇到同为陕县人的豫鄂陕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尤继贤。尤继贤曾参加西北军，1937年在西北军中加入中共，1945年策动第38军17师起义。1947年9月，随17师渡河，回到豫西作战。尤继贤手下有一个团的兵力，遭到挫折的蔡迈轮等人随着尤继贤的部队到洛宁，38军军部正在这里驻扎。蔡迈轮见到军长孔从洲、政委汪峰，他们告诉蔡迈轮：“要以翻身队为骨干，开展地方游击战争。”
洛宁之行使部队得到短暂休整，接下来还要继续回到陕县坚持。整个11月，回到陕县的蔡迈轮等人一直在流动中寻找生存发展的空间。月底，指导陕县工作的洛阳地委决定，重点开辟南川地区的工作。蔡迈轮随即率部再入南川，集中优势兵力打垮了盘踞在这里的马成堂部。蔡迈轮发现，“这次进入南川，和上个月来大不一样，不再遍山放枪了”。之所以如此，当和中共主力部队离开陕县，原来麇集在这里的地主和地方保安队武装离开山区，返回原地有关。相对压迫较小的环境，让中共政治军事并用的方法有了施展的可能。
蔡迈轮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他判断：“要揭开这个深山区的秘密，彻底解决南川的问题，必须进行调查研究，认识它的特点，必须政治、军事双管齐下。更重要的是发动群众，把群众争取过来。否则，要想在这里立脚，建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为此，他以县政府的名义贴出布告，并组织刷写了大量的标语，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共的政策。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和群众沟通：“今天到杨寺沟召集群众开会，到了十个人。山沟人少，到十个人也算不错。从到场的群众情绪看，害怕心理已大大减退。我和到场群众亲切地谈了一次话，向他们详细解释了我们的政策。”不过，蔡迈轮也清楚：
南川的工作，看来是很艰巨的。地面这样大，山又这样高，村子这样小，人又这样少，所谓“九岭十八岔，地在空中挂，方圆几十里，只住七八家”，一点不差。到底南川的工作如何开展?人少了，站不住脚，人多了吃饭住宿都成问题。加上这里和分区，县都相距很远，联系也成问题，到底怎么办?真使人百思而不得一解。
弱小力量要存活下去，地理环境是重要因素，山地的确有利于游击战，但对于一支有一定规模的部队来说，供给也是关键问题。当年中共在中央苏区的生存，和赣南既有大山屏蔽，内部又有诸多丘陵、河川地区，粮食可以自给自足甚至略有出超大有关系。南川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很难提供足够的供给，这是一定规模部队生存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所以，经和地委磋商，“大家对南川的情况进行了反复分析讨论，一致认为继续去啃这块硬骨头，显然是不划算的。于是决定：暂时放弃南川”。两进两出南川，遇到的问题并不完全一样。由此可见，革命生存地的选择，诸种要素缺一不可。
南川很难立足，离开山地，到平川地区，坚持更为不易，加之地方不稳，“头峪民兵叛变”，国民党正规军步步进逼，蔡迈轮带领的武装力量大有被包围之势。严峻的局面考验着人们的神经。蔡迈轮等人决定：“连夜集结，跳过熊耳山，越过铁路线，突向渑北去！”这实际就是撤往铁路以北的中共根据地。蔡迈轮在日记中所记载的“突向渑北”，多少有些为自己鼓劲的意思，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过，蔡迈轮还是记下了撤退时的乱象：“有几十口民兵家属，拖儿带女跟了出来。这些家属有的背着包袱，有的抱着孩子，还有提着鸡子，拉着牲口的，真够啰嗦了！……刚过铁路，不知什么地方突然打了一枪， 顿时家属队伍大乱，跑得一塌糊涂。”
对照“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不许过铁路和黄河”的原则，蔡迈轮等人过铁路到渑北地区，显然违反规定。中共对这样的行为当然不会轻易许可。按照上级要求，县委会专门开会，自查自纠。分区领导也召集谈话，提出批评建议。这是中共面对问题的规定动作，力求明确责任，严格纪律。不过，落实到具体处理，中共还是会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量。无论是县委会上大家发表的意见，还是分区领导的谈话，都没有完全否定“过路”，毕竟保存有生力量也是中共一直强调的原则，正如县里开会时大家谈到的那样：“关于‘过路’问题。好处是保存了力量，错误是群众受到损失。”分区领导也注意到：“当时头峪、旧县确有中央军两个团扫荡你们，‘过路’也不能说完全错误。”相比“过路”本身，分区领导更在意的是“过路”对群众造成的伤害，“没有留下一定力量坚持原地区，致使群众失掉依靠，受了损失”。对此，蔡迈轮承认道：“群众受损失一节，干部、群众对我们都有责难，这个错误应由我承担，我向同志们和群众公开检讨。”
其实，这个批评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既然整个部队已经很难坚持，留下一定力量岂不是更为困难，除了送死，很难想象还能达到保护群众的目的。这样的悖论，当年的当事人当然不会想不到，有意思的是，这种过分的批评，这时却恰恰是一种委婉的保护。撤出陕县违反事先规定的原则，需要批评，可是如果坚持不能撤出的原则，那相关处理就会非常严厉，这对奋战在前方的同志并不公平，分区委显然不想这样处理。因此，分区委强调的保护群众，其实就是凸显保存有生力量的原则，通过把保存有生力量的原则纳入追责机制，使原来不得退却的命令相对失焦。巧妙的是，分区委的话语不是直接讲保存自身，而是讲保护群众，这样既避免直接回护蔡迈轮等人，提升了格局，也防止前方指挥者以保存自身作为退却的借口。这种颇具艺术的弹性处理方式，既是中共这样高度重视执行、讲求效率的政党不能不有的台阶，也是这个政党趋于成熟的结果，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当然，对没有保护群众的批评虽然事实上未必成立，却也是此时中共关注的重心。随着游击战的展开，党群、军群关系与这支队伍的生存紧密相关，群众利益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分区领导批评指出：“最近我们太不注意政策了，如红枪会的发生事前未发现，事后无对策，剿匪是单纯的军事，不结合政治；杀人不出布告，供给困难，违犯群众纪律，等等，都使我们的地区日益缩小，不可收拾。”经过讨论，一致认为：“目前群众的要求是安定和少受损失，不是分粮分地。因此，我们的口号应是‘保护群众利益’。我们最近应多争取军事上的胜利，转变群众情绪。基点干部要撤（疑为‘撒’——引者注）下去，发动群众，实行联村联防。”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重新回到陕县的蔡迈轮高度关注队伍纪律，注意到违反群众纪律的种种问题：“最近我们供应困难，有些单位到了村子随便要粮借粮，开空白条子，按指印，或借口‘老财’随意没收，扒地窖，拿东西烤火做饭，白烧群众柴火，甚至把群众的门窗、家具烧掉。没有灯油，‘老太太给点油’；‘想吃柿子，老乡，买点柿子吃’。还有贱价购买群众的猪和鸡子的（也有用粮食换的），半买半强迫，群众不敢计较……致使群众一见军队就跑，人人不敢养猪。”为此，蔡迈轮代县委起草指示规定：“各区经过整顿好的村政府，都要分散屯集一部分公粮、马草、烧柴，今后任何单位来领取，必须经过村政府。领取公粮要付给粮票或正式条据；领取马草、烧柴要按规定价格付款；否则，一概拒绝发给。”
之所以出现违反纪律的种种问题，游击分散的局面是一个重要原因。分散状态下，约束力下降，纪律维持更多依靠自觉。同时，游击环境下，所处地区地方偏僻、人烟稀少，供应本身紧张，队伍为维持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尽可能征集基本生活必需品，客观上造成与民争食。蔡迈轮发现，在岩里村住了几天后，“真正住不下去了，主要是粮食困难，烧柴也很缺乏。据昨晚铁柱谈，群众连红薯面都颠过瓦罐倒光了”。
形势不利，稳定队伍变得困难，内部尤其是民兵的叛变非常严重，不断有民兵不稳的消息传来，“七区又发现一个民兵活动叛变案……塔罗基点，岳庄基点以及头峪、胡家营、许家凹都有问题”。对此，蔡迈轮作出了清醒的判断：“最近敌人对我之瓦解工作做得很厉害，这是当前形势恶化必然带来的结果。针对这一问题，我们要高度警惕，但也不应惊慌失措。扭转这一形势的关键，首先要在军事上打垮敌人，其次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活动叛变的主犯，必要时可以考虑镇压一两个，刹刹敌人的气焰。”军事、政治、强力多管齐下，其中可以看到中共系统处理问题的习有方式。
在如此严峻的局面下，蔡迈轮做了一个梦：“昨晚作了一个很稀罕的梦，梦见和老婆、女儿团聚了。早晨醒来，她们淡淡的影子还久久浮现在我脑际里。如此环境，那来这种心思，真是莫名其妙！”蔡迈轮说“莫名其妙”，却又把这个梦写进日记。梦的无意识和蔡迈轮写下梦的无意识，其实都隐隐透露着对未来艰巨性的感知。无力的时候，最容易想到的是可以给自己力量源泉的亲人，蔡迈轮的潜意识里实际上有了寻求安慰的需要。只是共产党人的身份，让他不愿意面对自己潜意识里的那一点脆弱，所以称之为“莫名其妙”，但日记里记录下这个梦，又显示了他对这一点“莫名其妙”的珍惜。无独有偶，此时和蔡迈轮一起奋战的陕县县长韩路光在日记里也记下了对亲人的思念：“母亲的爱是很自然的，不过不宜重于革命事业就是啦，想想见见就是啦。母亲妹妹，我祝你们愉快。”
1948年1月底，蔡迈轮的队伍再次遭受打击。这年1月，胡宗南部的裴昌会率主力东进豫西，解第206师洛阳被围之危，并打通潼关至郑州间的交通。这对豫西形成巨大压力，处于陇海线上的陕县尤当其冲。面对正规军的压力，蔡迈轮率领的地方武装难撄其锋。
首先是县长韩路光带领的部队在头峪遭袭击，部队被打散，韩路光被捕后遇害。接着，蔡迈轮本人率领的队伍也被包围。他率队东奔西突，好不容易坚持到晚上，暂时脱离危险。在柏树林中，蔡迈轮召集县委会，讨论下一步如何动作。此时的局面，比之第一次“过路”更加危险，继续坚持有可能彻底被打垮，离开又有上次“过路”被批评的先例。不过蔡迈轮还是坚决主张“过路”，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因为现实是：“这一次如果不过铁路，肯定我们这一百多人会被敌人全部吃掉。”
确定“过路”的方针后，队伍连夜开拔，趁夜急行，越过铁路。2月1日，到达地委所在地。蔡迈轮形象地记下了和地委诸人见面的场景：
地委老刘、老邵、兆先、云生诸同志正在开会，会也停了，都起来招呼我休息。我们的同志七零八落，一瘸一拐，也都跟着来了。云生同志去看了一阵，回来大声喊叫：“老蔡，你们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回到这里就不错了！……”我简直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我好像一个孩子在外面犯了什么错误，一肚子委屈。
这是见到亲人才会有的委屈。
两次失败，两次“过路”，蔡迈轮内心遭受的打击可以想象。不过，蔡迈轮可以欣慰的是，“过路”之后的队伍，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又恢复到五六百人，“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今天我去看望他们，他们正在开娱乐会，又拉又唱，一片欢乐，这又唤起我无限的胜利信心”。
的确，蔡迈轮的任务还没有结束。“过路”回到安全区域，只是这支队伍的一个休息站，既定的任务仍然要完成。上级可以宽容蔡迈轮等人暂时保存力量，但绝不会容许不继续执行任务。3月，蔡迈轮率队再次返回陕县。中共革命就是这样，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挑战挫折，这里面真是有着百折不挠的勇气，而对于历史的当事人，一切似乎又都如此理所当然。也正是这种理所当然，才让人感到这支队伍内在的力量。
幸运站到了努力者一边。这一次重新返回，成为蔡迈轮这支小队伍命运的转机。3月初，胡宗南部在关中遭遇挫败，不得不命令裴昌会撤出豫西，返回西安，豫西的压力大大减轻。蔡迈轮重返豫西后，随着大环境好转，开始顺风顺水。1949年底，同为陕县人的刘荣，回到陕县老家探亲，经过陕县县城时，专门去探访蔡迈轮。刘荣在日记中写道：“中午与蔡迈轮谈话三小时许，但全是叙述他的过五关斩六将之事。”此处的“过五关斩六将”，应该主要发生在1948年3月之后，与豫西乃至整个中国的革命格局密切相关。小部队的命运终究需要和大棋局联系在一起，虽然在这个大棋局中，每一颗棋子可能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五、结 语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长期处于武装斗争的环境下，又长期属于弱小一方，革命环境非常艰难。为了充分发挥革命的力量，中共特别强调能动性，注意抓住一切机会，将不可能变为可能。革命队伍的纪律和理念，也保证这样的要求能够落到实处。蔡迈轮在陈谢大军南渡时，率队回到陕县寻求生存发展并开展游击战争，就是中共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中共革命累积了无数个这种看似绝望的努力，正是这样的努力，让一个弱小的政党不断壮大，最终成就了革命的胜利。
当然，在向着这样的目标努力的过程中，中共也表现出充分的弹性。蔡迈轮三进两出陕县，两次离开都是临机决定，都没有得到上级批准，但并没有受到太多指责，革命的纪律性和执行的弹性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革命需要牺牲，但革命并不鼓励盲目的牺牲，有弹性的指导是中共在革命进程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经验。
中共高度强调军事和政治结合，争取群众始终是念兹在兹的目标。但是，争取群众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政策方针也有曲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理想型政党，理想型政党强调能动性，强调改变现实而不是顺应现实，这固然是中共引领时代的强大动力之一，但处理不好，也容易引发脱离现实的“左”倾问题，豫西的革命史及蔡迈轮的陕县岁月对此有着沉痛的提示。这样的经验教训，是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不能回避的问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