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朴锺弼《画艺循谱：晚明的画谱与消闲》出版

《天行道貌》中有五幅关于饮酒和饮者的插图，“醉吟”“传杯”“浮白”“酕醄”和“酩酊”。它们引出一列有趣的问题，首先，为什么作者将这些活动算作文人之事？其次，其文学和视觉来源为何？第三，为什么将其加入画谱之中？最后，它们向读者传达了怎样的文化价值？饮酒本身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平常，但饮至大醉在不同文化、不同时代，都被认为是不当的社会行为。

晚明时期出版的饮酒指南同样不赞成过量饮酒。例如钟惺（1574—1624，1609年进士）为酒则所书的题跋：“善饮酒者，淡然与平时无异，其神闲也。……沈酒委顿，不为不苦；而昏梦号呶，亦复安知此中之乐？无饮中之苦而有其乐，惟妙于醒者知之。”他对酗酒的告诫对普通人来说合理而真诚，但或许也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即放纵和奢侈地享用烈酒在那时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社会弊病。

不论钟惺真实的意图为何，饮酒，乃至酩酊大醉，对晚明公众来说是一种颇有意味的举动，并被写入当代著作和社会规范之中。画谱中醉饮者的外貌和内心实际上展示出这些文化主角（cultural heroes）们的另一个面向，他们在画谱中被合理化了。

图1“传杯”，载《天行道貌》

“传杯”字面意思为将一杯酒递给某人。《天行道貌》中描绘一人将置于盏上的酒杯递给另一人（图1）。后者似乎并未注意到递酒的动作，他闭着眼，双手抱左膝，已然酣醉而不能感知周遭环境。如同画中所示，人们通常在宴席中只使用一个酒杯，在参与者手中传递。唐代诗人杜甫曾道：“旧日重阳日，传杯不放杯。”晚明人仍有共饮同一个酒杯的做法，今天在东亚某些地方依旧如此，将此作为朋友间友谊和信任的标志。

例如明代画家文徵明的一首赠别诗：“诸君送我帝城东，立马传杯犯朔风。”诗中以酒热比喻友人的温暖。因此递出酒杯与接下酒杯是一种社会礼仪，并成为文人间的规矩。成立于1588年的文人社团怡老会，六条社约中第三条即规定饮食需各自控制其量，但即便如此，也不建议拒绝其他成员所递之酒。

 图2“浮白”载《天行道貌》

“浮白”的场景（图2）可能接在“传杯”描绘的动作之后。它也表现两人相对而坐，一人观看，另一人用大杯饮酒。饮酒者上半身后倾，左手支撑身体，可见他正要饮尽杯中酒。他凌乱的衣衫和敞露的胸腹或表明这并不是他喝完的第一杯酒。他醺然的状态和另一人严整的姿势形成有趣的对比，后者似乎在他酌饮时负责照看。

有意思的是，此处的图像表达恰可以与“浮白”出处的轶事对应。东汉文人刘向记载，魏文侯曾举办盛大的宴会，为了让每位宾客都尽兴，安排公乘不仁为“觞政”监督众人，若有人敬酒时未饮毕杯中酒，便罚酒一大杯，后来就用“浮白”指代过量的饮酒。所以此图表现或许就是公乘不仁正在监督同伴饮下罚酒。

《天行道貌》中有关饮酒最惊人的作品是“酕醄”（图3）和“酩酊”（图4），两图生动刻画了大醉的景象，图中文人皆醉。“酕醄”中文人上身裸露，闭着眼在空中挥舞手臂，似乎欲作舞蹈，或因醉酒的兴奋想要摇动身体。一童子面露微笑，似乎被此景逗乐，正在为男子递上另一杯酒，而这只可能使醉态更甚。“酩酊”中的文士正在童子的帮助下试图起身，从他紧闭的双眼和松弛的身体可见其身心正处在一轮狂饮后的迷醉中，显然已失去意识而无法自控。

图5  “醉吟”，载《天行道貌》

最后一幅饮酒插图为“醉吟”（图5），画中男子同样赤裸上身，后仰的同时茫然地望向天空。身旁的酒杯暗示了此景的缘故。以上数幅插图幽默的表现很容易让人将其解读为嘲讽，或是有关道德缺憾的寓言，如同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的作品。然而在文学传统中，饮酒主题歌颂的是有原则的文人自愿从充满限制的世界中抽身，放弃通往成功事业的既定道路。

中国历史上，狂饮被颂扬为文人抵达自然的好方式。唐代诗人元稹（779—831）道：“ 半 酣 得 自恣，酩酊归太和！”同时人姚合（779—846） 也 有“ 遇 酒 酕 醄 饮，逢花烂漫看”之句。文学传统中的这些记录说明醉酒被崇尚为获得满足、自由，并由此展露真性情的方式。那么晚明时期不乏颂扬醉饮之乐的记载也就丝毫不令人意外。何良俊与其他晚明文人一样，曾主张喝酒之必要：

此论提倡适量饮酒，但也不反对偶尔甚至是有规律的大醉一场。如柯律格所指出，晚明存世瓷器中大部分均为储酒或饮酒器具，为当时社会上饮酒的重要性提供了物质证据。

喝醉的文人出现在中国历史上许多艺术作品当中。如宋代大画家李公麟据载曾绘《晋贤图》，而唐代记载中已有《醉客图》和《醉学士图》等画作。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是周位（活跃于约1368—1390）《渊明逸致图》（图6），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天行道貌》中“酩酊”一图十分相似。

图6  周位（明代早期）《渊明逸致图》，册页，纸本墨笔，

24.9厘米×25.4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

空白的布景、陶渊明的巾帽、赤裸的上身，以及墨线勾勒的浓密胡须，都与插图一致。画上满布收藏印鉴，其中四枚属于晚明著名收藏家项元汴，他同时也是周履靖的赞助人之一。因此周履靖可能有机会见到此画并把它作为画谱的范本。并且如上文提到的，渊明醉归题材的画作数世纪来被不断创作。在这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及其时代在文人文化话语中所投射的价值观。

陶渊明和他自然、独立的品质由他的同代人进一步发扬。刘义庆（403—444）《世说新语》是一部收录文化主角故事的文学速记，包括文人士大夫的言行诸如道德行为、言论、政事、文学以及诽谤等。书中记载了从东汉（25—220）到东晋（317—420）间“闲人”的言谈举止，常可见“酒，正使人人自远”“酒正自引人著胜地”等句。《世说》中的人物用狂饮来表达他们对保守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蔑视。内在能量与酒的功效之间的联系，成为魏晋士人纵酒的一个借口。这种正当愉悦的目的在于忘怀世事，沉湎于纯粹的喜悦之中。魏晋名流甚至公开推崇并沉迷于服食药物，不仅因为当时道德操守薄弱，更因为这被视为一种表达个人自由、个性自然的方式。服药在富有的文人中十分流行，他们可以负担魏晋时期昂贵的药物价格。这些怪诞、自由之人的情感与行为极大地吸引了晚明大众。

图书实影

晚明可谓是《世说新语》所传达的魏晋文化流行的高峰。据一项统计，后世26部模仿《世说》风格及内容的著作，有三分之二出版于晚明江南地区。曹征庸为郑仲夔（1615—1634在世）《清言》（出版于1617年）所作序文中提到，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时，仅有部分文人留意到《世说新语》一书，而到1585年王世贞出版《世说新语补》后，此书突然就炙热起来。《世说》五花八门的模仿著作之序跋中，都声称其书出于历史记载的伟大传统，颂扬古今奇人异事为杰出的个性，因此是社会、文化的卓越典范。

学者认为推动晚明文人模仿《世说》的原因，是他们在科举失败后渴望证明自己的学识渊博、精通文学，但仍需探讨他们为何从众多可能中拣选出这部著作。部分原因在于《世说》脱离了传统的文学风格，不仅为明代文人提供了工具来攻击科考所要求的狭隘学术，而且使他们有机会收集、分类和描写魏晋名士丰富多彩的个性及行为。由此带来了新的理想类型，晚明文人可以据此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如此一来，魏晋文学、思想和行为传统就成了一个避难所，在这里可以自由讨论、公开赞美新的、狂野的价值观。

图书实影

当代学者吉川幸次郎指出，晚明文人以其怪异、卓绝的行为，将自己和普通大众区分开来。与早期现代英国的纨绔子弟相似，而不同于理想的君子，晚明文人通过一种特殊的时尚展示系统来使自己脱颖而出。他们表现得傲慢、粗鲁，奉行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所追求的是不用承担义务的特殊地位和阶级特权。因此，遵循这一解释，纵情于肉体的极度快感可以被再现为真正文人的标志。明代社会中，饮酒、奢侈和性爱的乐趣受到公开的青睐，而文人则夸耀自己充满个性和奇特的放诞行为。

“风流”成为此类名流生活方式的口号。文人如李日华、屠隆（1543—1605）、袁宏道、李开先（1502—1568）都公开讨论自己酗酒、性欲、放浪的生活与性能力，甚至所感染的性病。黄卫总（Martin Huang）谨慎地指出，在当时过度“浪漫”的文人眼中，遭受性病折磨并不一定会被看做耻辱。

他进一步解释道：“在晚明这个以文化多元性著称的时代，重新赋予欲望以价值，主张欲望优先并不仅是一种尝试。人们如此公开地沉迷于欲望之中，渴求不同形式的体验，并迫切想要谈论这些体验，或许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也有人如谢肇淛批评这种风气，并认为休闲生活应该有所限制。但很多晚明文人选择追求个性、自由，反对保守，他们认为这与魏晋名流所倡导的价值观是一致的。考虑到以上诸多因素，饮酒成为晚明社交生活中重要的部分也就不足为奇。酒社纷纷成立，饮酒游戏中玩的牌也风行一时。许多当时出版的书籍介绍了饮酒的基本知识和规则，如酒的历史、饮酒场合、酒伴、各色酒杯、不同酒类、品酒等。

图书实影

相关书籍包括徐炬《酒谱》、冯时化《酒史》、袁宏道《觞政》、沈沈《酒概》。袁宏道在出版于1607年的小册子《觞政》序文中称，此书是为其文人社团葡萄社中不善饮酒者所著。书中收集了关于酒的轶闻，包括酒的品第、酒具的历史，不同场合下如何享受美酒，读者可以从中获得饮酒时有趣的谈资。此外，饮酒文人的描绘也出现在其他视觉艺术中：陶瓷、木刻，甚至书籍插图。人们不仅慷慨饮酒，酗酒还能赢来自由不羁的名声，成为当时新的典范的精英。

尽管如此，画谱中对自然的推崇指向了一个难以化解的矛盾。李惠仪在关于晚明对《世说新语》的模仿的研究中指出“关于自然的修辞”（rhetoric of spontaneity）中存在的矛盾。其内容通过描述古怪而奇特的品质，指向自我和表达之间直接的关联性；然而，在这些故事中反复出现的文体和叙事模式表明，这些品质也沦为了惯例、技巧与人为的控制。类似的，《天行道貌》中表现自然的图像，使用的也是同一套格式并复制了公式化的母题，并被收集成组。讽刺的是，这种努力恰恰助长了对自然的梦想和对成规的反对，两种理念都受到晚明公众的青睐。在此意义上，《天行道貌》极具讽刺意味，因为它将一种社会理想重构为一类产品，恰好与它所批判的策略一致。

本文节选自《画艺循谱：晚明的画谱与消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