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生在《历史研究》发表学术论文 | 附全文学习~梁敏玲 王天卫:晚清广州沙面租界周边治理

学术   2024-11-01 18:18   英国  

作者:梁敏玲 王天卫

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7期



摘  要1861年,英法两国凭借武力和不平等条约,在广州开辟四面环水的沙面租界。英法领事宣称在租界外的沙基和沙基涌也拥有“权利”,频繁无理干预租界周边事务,试图通过中方制度与人员扩大特权。中方在调整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多层次官员共同参与该区涉外日常治理的模式——新涌缉捕和巡防营先后专管,南海知县、西关千总等文武官员亦负有责任。1883年巡防营入驻租界后,英法领事加强对巡防营的渗透,甚至借其侵蚀中国对租界周边的行政管辖权。晚清沙面租界周边的治理秩序深受英法势力的干涉侵扰,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典型体现。

关键词:沙面租界 广州 条约体系 帝国主义 城市治理


晚清民国时期,通商口岸的各国租界实施不同程度“自治”,侵夺中国政府包括行政权在内的诸多主权,是城市中的“国中之国”。关于租界与周边华界的关系,学界较关注列强越界筑路、要求扩界等侵蚀华界、扩张特权的活动,讨论由此引发的民众反抗、中外交涉以及城市管理方式变化。相比列强均设法直接扩大占地的上海、天津与汉口租界,广州沙面租界与周边华界的关系呈现出不同样态。沙面英法租界在1861年正式开辟,位于广州城外以西,毗邻商业繁盛的西关地区,临近十三行商馆区旧址。这里原是珠江边河滩地,改建后成为四面环水、不与陆地相连、被华界闹市包围的租界小岛。英法两国虽然亦试图展拓租界,却始终没有得逞。清政府在1883年沙面事件后还派军队上岛驻防,这在中国租界史中是甚为罕见的。
但是,上述现象不意味着英法侵略势力被完全封闭在沙面租界之中或清政府收回租界特权。沙面租界的开辟伴随着对周边地区的填筑,形成连通珠江白鹅潭江面的沙基涌与租界对岸的沙基。英法两国虽未向外拓界,但一直设法干涉侵扰沙基与沙基涌等租界周边地区的日常治理,试图通过中方制度与人员,攫取、维护、扩大特权,租界内部行政权也一直为英法把持。本文尝试探讨英法两国干涉侵扰租界周边区域的“间接性”,在此基础上解释沙面租界及周边不同于上海等处租界的特殊现象,深化对晚清租界周边地区列强侵略势力扩张形态的理解。
广州的口岸地位源远流长,但相比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租界,沙面租界的相关研究较为薄弱,这既与史料的保存状况有关,亦与近代广州商贸地位相对下降,沙面租界面积狭小且影响力不如上海等地租界有关。关于沙面租界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学界初步探讨了列强依托沙面租界对周边地区进行的政治干预和经济、文化渗透,近年来则关注沙基的米粮贸易和三江帮商人、丝庄银号与沙面洋行的商贸联系,以及20世纪初修筑沙基堤岸时中外产权交错的状况。但是,既有研究多停留在基本情况介绍上,未深入分析英法势力干涉侵扰沙面周边治理秩序的模式特点、发展过程及后果。探讨上述问题,离不开对广州从“一口通商”之处到条约口岸的转变、清代地方治理制度的运作逻辑、当地社会经济情形等因素的长时段综合考察。本文通过爬梳中外档案、报刊、时人论著、日记、方志等材料,回顾十三行时期形成的涉外日常治理方式及其延续性,揭示列强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并强行开辟租界对广州地区华洋关系的影响,进而考察在英法侵略势力干涉侵扰下,沙面租界周边治理机制的运作与演变。

一、从十三行商馆区到沙面租界

二、英法干预租界周边治理秩序与制度调适

三、巡防营入驻沙面租界

四、巡防营职能扩张与英法领事加深渗透

结  语


近代以来,广州从“一口通商”之处转变为条约口岸。不同于上海等处租界直接向外展界拓地,沙面租界始终没有扩大。一方面,租界四面环水、华洋隔离,难以直接扩张,周边航道交汇、船只鳞集、人烟稠密,无论是码头建设、涌道清理还是船牌发放,都可能进一步侵害附近中国人的权益,引发大范围抵制抗议,对外人形成威慑;另一方面,虽沙面的洋行在租界周边握有大量产业,外国商民受治外法权庇护,但租界周边地区行政权仍在中方手中。因此英法对租界周边治理秩序的干涉侵扰一直是间接的,两国领事也不得不称要通过“中国当局”来实现所谓的“控制”。
此种“间接性”导致频繁出面与中方交涉的更多是领事而非工部局。面对英法领事的干预,中方在对原有制度进行调整的基础上形成多层次官员共同参与沙面周边日常治理的模式——两广总督之下,新涌缉捕和巡防营先后专管该区,南海知县、西关千总等文武官员亦负有责任。巡防营驻防沙面后,英法领事更试图通过其侵蚀中方对租界周边地区的行政管辖权。可以说,沙面周边的治理形态不是租界管理方式的直接扩展,亦非所谓的“华洋共治”,而是英法领事在中方各种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与社会环境中,想方设法扩大其特权而产生化合作用的结果。
华洋关系态势也一直影响着沙面周边治理形态的走向。沙面租界是外人依仗武力和不平等条约开辟的,面对周边繁盛华界,英法领事始终禁止中国人在沙面拥有产业,但又以参与出资加固涌边陆地为借口,宣称在沙面外的沙基与沙基涌拥有“权利”。这种既力图维持华洋区隔又试图在租界周边攫取特权的做法,在中外关系紧张之时,尤易加速冲突的爆发。巡防营入驻沙面的契机,正是华洋冲突之下清政府欲对租界实施“保护”。直至1911年黄花岗起义时,广东官府仍派巡防营、水巡警与兵舰警卫租界。
民国以降,广东政局动荡时,各国往往从香港等地调兵增舰、展示武力威胁,主政广东的政权亦派遣兵舰军队在江面及沙面东西二桥警卫。20世纪20年代后,沙面防务已由外国军队与英法工部局掌控。尽管中方一直掌握沙基和沙基涌的管理权,且中国民众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声浪越发高涨,英法领事仍企图干涉控制租界周边地区。1925年,沙面租界的英国军警和白鹅潭江面上的英法军舰残忍射杀、开炮轰击沙基地区举行反帝游行、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群众,酿成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这正是晚清以来英法干涉侵扰沙面租界水陆周边治理秩序的延续和扩大,手段从交涉渗透升级为不加掩饰的暴力。
晚清广州沙面租界周边地区的治理形态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典型体现。列强面对沙面周边社会经济环境的重重阻力仍试图扩张特权;清政府的制度与人员却成为列强间接干涉扩张的“跳板”甚至帮凶。面对侵略者,晚清以来广州民众多次发起抵制抗争运动,沙面租界未能展拓,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反对帝国主义的努力。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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