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依 | 印度文明型国家研究综述

2024年4月2日，美国顶级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刊登了高级研究员曼加莉 · 米勒（Manjari Miller）预测印度大选的报告。米勒在报告中指出，莫迪政府和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越来越注重推进印度的民族叙事和文明叙事，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莫迪政府提升了印度的国内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文明型国家概念提出之后，印度是对这一概念反应时间最早、探讨力度最大、使用范围最广、情况也相对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在印度国内，文明型国家叙事迅速发展为一种主流政治叙事。以总理纳伦德拉 · 莫迪（Narendra Modi）、外交部部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为代表的印度政要在国内外各种重要场合多次强调印度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同时，印度在国际社会也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经常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一起被视为文明型国家的典型代表。在此基础上，本文梳理了近年来印度国内各界对文明型国家开展的相关研究讨论和国际社会对印度文明型国家叙事与主张的反响。

在印度国内关于文明型国家叙事的相关研究、讨论和实践中，复兴印度本土文明、拒绝西方殖民叙事、推进构建多极世界的声音正在日渐成为大势，在印度的学界、政界、新闻传媒界等领域都引发了广泛共鸣。

（一）复兴印度本土文明

2016年，印度学者辛格（Abhinav Singh）撰文强调，印度的国家认同感并非源自西方殖民者的想象与建构，而是来自印度自身悠久的文明传承；全世界都正在超越西方主导的民族国家概念范畴，转向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文明型国家。2020年，印度青年学者拉杰夫 · 曼特里（Rajeev Mantri）和哈什 · 马笃苏丹（Harsh Madhusudan）在二人合著的《文明型国家中的个人权利：印度新理念》一书中指出，印度是将悠久文明和现代制度有机融合的文明型国家。2021年，印度记者阿努拉达（Anuradha）撰文表示，印度人民党在2014年和2019年两次大选中的连续胜利，既反映出印度大众层面不满西化精英对印度文明的轻视和贬低，又体现出“印度正在切切实实地经历文明复兴”。2023年，印度裔加拿大学者阿米塔夫 · 阿查里亚（Amitav Acharya）表示，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是以西方文明的崛起和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全球扩张为出发点的，这导致国际关系研究容易陷入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陷阱，忽视或模糊了其他文明在世界秩序发展中作出的贡献。阿查里亚认为，学界应该对西方文明崛起前影响世界的几大古典文明——包括近东、印度、中国、伊斯兰和印度洋文明——予以更多重视，并表示印度文明是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和超验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文明。

从赢得选举开始执政以来，莫迪政府也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现代印度是扎根于印度文明的文明型国家，呼吁在印度文明历史中寻找现代印度的根基，而非倚靠19—20世纪的西方思想。2021年9月15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组织的研讨会上表示，印度是一个“能够汲取自己丰厚文化遗产的文明型国家”。2023年5月27日，苏杰生在古吉拉特邦的安纳特国立大学（Anant National University）发表演讲，表示印度的崛起将是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并认为世界范围内唯一可以与之类比的是中国的崛起，因为两者都代表了伟大文明的复兴。2024年1月3日，苏杰生在其专著《婆罗多为何重要》中再三阐明了印度文明对印度崛起的重要意义以及能够给全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

（二）拒绝西方殖民叙事

2022年9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印度的GDP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2023年4月20日，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报告，印度人口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伴随着印度国力的提升，印度对提升自身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地位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拒绝西方主导的民族国家叙事的呼声在印度舆论场上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作为后殖民国家的典型代表，西方的殖民历史使印度在国际社会上长期面临缺乏被认可的困境，这更加促进了印度国内对西方殖民叙事和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质疑和反感。

2016年，学者辛格指出，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普世真理”其实只是被层层包装后的西方独特经验，并不具备普遍的适用性。2018年，在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 ·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提出25周年之际，印度学者拉维 · 巴杰帕伊（Ravi Bajpai）指出，亨廷顿的简化主义文明观忽略了不同文明从历史到当代的亲缘关系和互动联系，并以中国和印度为例，聚焦两大文明古国之间长期的文明交流与相互影响，反对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应用于分析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文明型国家。2023年，阿米塔夫 · 阿查里亚在文章中主张，应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更多采取历史-文明的视角。阿查里亚认为，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是将文明引入世界政治研究舞台的重要尝试，但亨廷顿对世界文明的分类过于简单化，忽视了各个文明内部的多样性和彼此之间的共通性，亨廷顿理论的一大缺陷是缺乏历史性（ahistorical nature）。他还认为，亨廷顿冲突论的论据基本上来自当代短暂的文明发展状态，而忽视了漫长历史时期中不同文明和文明间交往的复杂性。阿查里亚还主张挑战国际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表示虽然西方在近代以来通过率先进入工业化具有先发优势，但如果从人类数千年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来看，许多文明都经历了起伏兴衰，任何文明都不能声称自己可以垄断对人类和平、安全、外交、发展和文明的概念解释和价值判断。2024年1月，巴杰帕伊推出专著《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中国和印度：重塑世界秩序》，进一步从文明型国家的视角阐释了中印关系，展现了中印两国近代以来抗击西方殖民、建构民族身份、坚持文明属性的抱负。巴杰帕伊认为，中国和印度同为亚洲文明古国，饱经西方殖民之苦，在国家独立和发展的过程中都寻求完全自主权，希望复兴文明荣耀，这些诉求反映了两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自我认同。

近年来，莫迪政府和执政党印度人民党也在实践层面采取了多项去殖民化举措：2022年9月8日，莫迪主持了将新德里重要节庆地点“国王大道”更名为“责任大道”的仪式；2023年1月28日，莫迪政府将总统府著名的莫卧儿花园（Mughal Gardens）改名为阿姆里特乌丹（Amrit Udyan）；2023年5月28日，莫迪总理主持了新议会大厦的落成仪式，而建于英国殖民时期的原议会大厦被改建成博物馆；2023年9月，二十国领导人峰会在新德里召开，作为东道主的印度在请柬和席卡等处使用了婆罗多（Bharat，也译巴拉特）而非印度（India）来指称自己,引发了印度国内外的广泛讨论。

（三）推进构建多极世界

在为巴杰帕伊的专著撰写的书评中，阿查里亚指出，西方的主导地位正在逐渐消失，与之伴随的将是世界从单极向多极的转变，而印度和中国的崛起将成为推动形成多极世界格局的关键因素。

随着宏观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印度中央政府日益强势的文明叙事，印度的国际关系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印度的文明主张对印度内政外交和区域关系的影响。2020年7月，阿查里亚发表论文称，文明型国家理念的发展反映了新兴力量的崛起，尤其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大国实力的显著提升，同时也映衬出“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并表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给现有世界秩序带来的挑战比人们最初设想的“更为广泛，更加强烈”。2023年3月，《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期刊编辑部推出了以“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印度”（“India as a ‘Civilizational State’ ” ）为主题的专刊，印度学者希巴希斯 · 查特基（Shibashis Chatterjee）和乌达扬 · 达斯（Udayan Das）聚焦于从甘地、尼赫鲁到莫迪的文明主张，并讨论了印度的文明主张对印度与南亚国家关系的影响。2024年3月，达斯又撰文阐释印度对东南亚的文明构建。他首先回顾了印度从1947年独立至今对东南亚文明理解的演变，进而分析了文明因素如何影响印度的东南亚政策。他还从宏观层面将印度外交政策中的文明观总结为三个主题：追求国际社会对印度文明的认可；借鉴过去文明指导现代的印度区域关系；运用文明论据在国际体系中寻求更好的定位。达斯认为，西方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极大消耗了被殖民国家，使西方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核心，边缘化了广大非西方国家，而伴随着印度国力的增强，印度的文明主张和修辞也随之得到了很大强化，进而帮助非西方国家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并推动世界格局从以西方为中心的旧体系向不同文明相互交流借鉴的新体系转变。

印度的文明型国家叙事在印度国内成为一种主流政治叙事的同时，在国际上也越来越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此前，国际上围绕印度政治的研究较多从宗教、经济、种姓制度、区域关系等角度切入，伴随着近年来全球宏观格局发生的变化，如西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面临危机、世界范围内文化自觉兴起以及拥有悠久历史与文化传承的非西方世界力量崛起，关于国际政治中的文明因素和文明话语的研究日益增多，其中，不乏与印度相关的研究。

2019年，英国资深政治学者克里斯托弗· 科克（Christopher Coker）在其专著《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以中国、俄罗斯、印度、伊斯兰国家为主要观察对象，深入探讨了文明型国家的定义、特征、思想、理念、主张等，并着重阐述了文明型国家将给当今西方主导构建的国际秩序带来的冲击以及未来新型国际秩序诞生的可能性。《国际事务》推出的“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印度”专题，则从文明教育、文明主张、文明美学、文明话语、文明比较、本土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等维度，系统探讨了印度的文明叙事和后殖民国家发展多元文明的可能。

伴随着印度的发展与国际格局的变化，国际社会对印度的文明型国家叙事与主张的反应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西方舆论场上，2019年之前，西方通常把印度和中国与俄罗斯一起看作文明型国家理念的坚定拥护者和典型实践者，进行统一抨击。2019年3月4日，《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资深评论员基甸 · 拉赫曼（Gideon Rachman）以中国和印度作为研究对象，认为文明型国家叙事天然具有排外性（exclusiveness），将导致不同文明之间和文明内部的冲突、压迫。2019年4月4日，《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在亚洲专栏Banyan刊登讨论文明型国家主题的文章，该文讽刺中国和印度喜欢吹嘘本国的悠久文明与历史，并将中印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不肯扔下历史包袱，拒绝西方主导的现代国家理念”。西方学界在关于印度文明型国家的相关研究与讨论中，还经常将印度政府推出的若干引发较大争议的政策归因于印度的文明型国家主张，如大婆罗多构想（Akhand Bharat）、印度教主义国家、2019年印度公民身份修正法案等，指责印度的文明主张容易滋生民粹，压迫国内的少数族裔（以穆斯林为主），加剧地区的不安定。

2019年，科克在《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中将印度作为日渐式微的西式民主的希望，认为印度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民主国家，并且一直采取不寻求颠覆现有国家秩序的温和路线。后续西方关于文明型国家的研究讨论越来越多地刻意将印度和中国区分开，并大力渲染印度与西方的联系和印度与中国的差异，声称印度将选择贯彻西式民主的道路，从而分化中国和印度；与此同时，西方作者还将文明型国家与印度深度绑定，从而孤立中国，削弱中国的声音；甚至，西方通过与印度国内接受西方教育的精英群体共同阐释文明型国家叙事，将中国的原创话语改头换面，降低其对西方话语体系和民族国家叙事的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一直高度关注并充分尊重印度的文明型国家主张和实践。2023年4月19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刘宗义发表时评，探讨了全球文明倡议与中印关系，指出印度和中国一样，是一个“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文明型国家”，呼吁中印两国促进彼此的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2023年5月30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评论印度总理莫迪5月28日在首都新德里参加新议会大厦落成仪式，对印度致力于去殖民化、追求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尊严的观念和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并呼吁印度应该在去殖民化进程中充分展现作为文明型国家，基于其文明传统的“独有逻辑、哲学和想象力”，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化发展，而不要陷入西方推行的新殖民主义和地缘政治陷阱。由此可见，印度已经成为中西方关于文明型国家话语交锋的前沿平台，值得持续关注。

文明型国家叙事在印度国内和国际社会都已引发诸多思考，并成为印度主流政治叙事的一种，对印度的内政和外交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作为东升西降宏观格局下重要的崛起力量，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国际话语交锋的前沿平台，作为后殖民国家的典型代表，印度的文明主张对地区生态、大国关系、世界秩序和全球政治叙事等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持续观察和深入研究。

本文注释略，详见知网论文：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_W1AupcyYgZFkIfCes5ncr829anGm9E63q9cM3j5xDwQwd4W8zAUcqEkWOPFdcVoH-01DDJmLTdrL66bB031EtDqyey9wVPrHm_lrxA9j9zhjllMJ4MHIV5Xe9vlc9lgRiCTZQMoMVWVFOa9NxfNs23KhVDnEvo3_gIh14wQNGS0XDwfOvnCucG9xCOyym3c&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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