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大变局中的国家、文明与全球秩序（下）

学术 2024-10-12 19:55 上海

（续前文）

张广生：

涉及大变局这样的题目，我们不仅是历史巨变的观察者，而且自觉为这一巨变的见证者，我们好像有一种新的历史意识，这种新的历史意识其实是一种继往开来的自觉，这里面有一个历史变局的主体和视点。就我们的圆桌讨论的题目来说，中国正是这样的主体和视点，我们从这里出发理解国家建设，理解文明和全球秩序。

涉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自己的主体性好像也有不同的表述，无论是“保国、保种、保教”意义上的保守的主体性，还是反抗和斗争意义上的革命的主体性，还是革命成功之后建设和改革的主体性，其实我们在历史的关节点上总是发生着主体性自觉的演变。一直到今天讲“两个结合”，构成新的自我表述的主体性。“两个结合”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讲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不是割断中国历史的，而是要自觉赓续中华文明的，这是一种新的文化主体性的自觉。

我们谈论中国置身的时势和促成的变局，无论是在文明史的叙事里，还是在革命史的叙事里，中国的国家和文明之间一直有一种辩证的关系，谈论赓续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有没有担负起“旧邦新命”的使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根基于五千年文明，承受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促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现代转变的关键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承担起了继往开来的使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国家、文明与全球秩序的时候，关键在中国这个国家的复兴和创生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无论面对的是现代和传统的矛盾，还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第三世界发展的矛盾，还是刚才丁耘教授强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都是承受世界秩序的冲击和开辟新的发展道路的中介性主体。在中国这里，对世界历史和文明能够持续作出贡献的凭借就是，我们一直有个强大的、自觉的、不断在自我革命中重建的中心性国家。“旧邦新命”的意思是，国家的接力是文明的“薪尽火传”。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李磊：

受到丁耘、王绍光两位老师发言的启发，也谈谈我对今天主题的理解。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存在一个贯穿历朝历代的治理逻辑。尽管历史会出现断裂与变革，但其基本逻辑是一致的，即在保证生产者的基本生活与再生产之后，将剩余财富集中使用，以之作为国家能力的基础。如果放宽视野，在今天的社会，日本债市和美国股市也起到类似的作用，将这些剩余财富甚至是期权集中使用。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国家拿这个钱去干吗。西汉时期，主管经济的官僚便与儒生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讨论被结集为《盐铁论》。汉武帝时期的经济管理框架成为传统中国的基本框架。由于国家经济职能的存在，即便是在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其经济形态仍然是组织化的结果。

第二，国家拿了这笔钱怎么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向哪个领域投入，或者不投入，是推动，还是制约，都会对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社会新阶层的崛起和税基的转移。经济基础变动后，既有的赋税征收方式是滞后的。西周“料民于太原”，鲁国初税亩，秦国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制，着眼点都在于增加税基征收。但随着宋、明时期经济形态的变化，赋税征收带来了大量的问题，尤其是赋税征收所导致的农民破产，是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背景下，享有免税特权的官绅地主不可能主动承担税额；纳税人口中的富户寻求避税；在额定赋税的制度约束下，大部分赋税落到普通编户身上，成为一种剥削性的不当税收。免税和避税人口与国家之间形成财富上的此消彼长关系。而这批人往往在危机时成为最先背离国家的人。所以，在不同新阶层之间及时调整其所承担的社会义务，这对于国家的存续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国家为何难以及时调整呢？这涉及官僚主义问题。官僚机构具有自身的运行逻辑，国家的政策目标常在官僚逻辑中被消解。王安石变法中有方田均税法，由政府放贷给农民，既保障农业的生产，也可将高利贷资本挤出去。可是当地方官承接这一政治任务后，他面临着考课压力，既要将钱放贷出去，又不能够无法回收贷款，于是只能把钱贷给地主及富商，因为他们有偿还能力。国家层面的社会救济政策通常因为官僚的行为逻辑而被曲解。变法常常会衍生出许多新的问题，便是缘于此。

明朝经济货币化以后，政府集中财富的方式又会引发新的社会后果。明朝的政治中心在北京，经济重心在江南。张居正变法后，朝廷征收的赋税以白银结算，而朝廷的实际用度、边疆开支又依赖各种实物物资。货币形式的财政与实际所需的物资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隙，市场与权力纠缠在一起、综合作用。依托这一经济形式，一个兼具政治特权与经济优势的官僚、绅士、地主、商人集团得以形成。他们及其依附者是晚近中国历史中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第四，财富集中是借助政治统一完成的，但统一的社会在哪里？这是199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心的问题。从那时起，盛行地方社会的研究范式。从更远的历史追溯，地方主义是晚清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晚清立宪变革的时候，各地咨议局就在强调地方性。到1920年代，地方自治运动又兴起。在这个逻辑中，中央财政与地方资源之间形成了对立关系。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梳理的重要问题。

第五，1840年以后，国内的官僚、绅士、地主、商人与外国殖民势力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此时的中国，社会财富的集中仍然有赖于传统的行政体系，但所集中的财富却不再有自主支配权。不平等条约体系成为中国财富向殖民体系输送的管道。

如果从西方的发展来看，运用国家力量集中获得财富是关键因素。按加州学派所言，英格兰之所以能够领先中国的江南开启现代化，重要的原因在于获得了额外的资源，以及不完全基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样的经济逻辑可以解释日本在20世纪初的发展。明治维新时期，无论是国力还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日本都不至于与中国有质性的差异，但甲午战争之后则不然。日本的飞跃式发展与其通过甲午战争获取中国赔款和收割中国资产关系密切。最典型的是汉阳铁厂，该厂原本是亚洲最大、最先进的钢铁企业，后来却沦为日本八幡制铁厂的原料来源和粗加工基地。日本在中国最为富庶的长江流域攫取了大量的经济利益。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少军教授出版了《近代日本在长江流域的扩张》，对日本侵略长江流域的历史有非常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谢谢各位老师！

丁耘：

谢谢李磊老师，历史学家就是不一样，讲得非常透彻。19世纪中后期以来，从王朝时代到了世界时代以后，有一个新的逻辑、新的变数，有境外，有资本的流动，有全球分工，其实还有国内的代理人，这个情况就变得空前复杂。谢谢李磊老师。

殷之光：

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回答的是哲学性的问题。哲学性的问题包含几个层面：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会朝哪个地方去？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回答的都只是前两个问题，我们依赖对“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解释我是谁的问题，我将去哪里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然而，我将去哪里本质上是历史哲学所需要回答的最核心问题。我们希望的彼岸到底是怎样的？这是任何一个伟大的时代都必须描述的问题。而对彼岸描述的缺失造成了今天“文”和“质”的不统一。

为什么这么谈？一个彼岸包含了两个层面：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层面是我将建设成一个怎样的国家；第二个层面牵涉刚才丁耘老师提到的“第三个结合”，我需要的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并不新鲜，它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1921年，问题研究会提到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可以想象改造中国是什么样的，改造中国有一个目的指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目的指向有个非常具体的方向，这个具体的方向可以表述为非常物质性的东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且就算是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实现了以后，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也有一个目的论的指向。

就像王绍光老师说的，当我们的GDP是美国11%的时候，我们的未来或者改造中国的未来可以非常直观，就是中国希望变成美国一样。再往前回想，曾经我们对未来的构想围绕着避免“亡国灭种”展开，围绕着“救亡”“开启民智”展开，围绕着“赶英超美”“学习苏联老大哥”展开。

但有一个问题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被搁置下来了，即当我们已经赶超了之后该怎么办？我们现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能力是被限制住了，我们没有办法从一个具体的、从自我出发的角度去理解我们将要建设一个怎样的乌托邦，而这个怎样的乌托邦就与我们希望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以及我们需要建成一个怎样的世界密切联系起来，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讨论的秩序的两个层面。

我们谈论到大变局的时代，所谓的大变局的一个物质基础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不可阻挡的步伐，是指当我们在生产力的许多方面已经开始赶超欧美之后所构成的现实政治环境。那么在这种新的条件下，中国该向何处去？此时的中国则必须回答“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个问题。

今天的中国面对的自我以及面对的世界不再是过去那个有着目的论指向的世界，我们需要动员自己所有的能力、所有的理论以及历史的能力，去想象一个未来的乌托邦将会是怎样，而未来的乌托邦则是我们这里提到的秩序问题，新世界和新中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新世界和新中国具体会是怎样的形象？这不但需要说给我们自己听，也需要说给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听。当我们真正在实践上走到了世界的时候，感受到“文”的掣肘就是我们丧失了描述未来的能力，也是全球南方国家希望从我们身上听到的东西。

这里的全球南方并不是说我们构想的未来秩序之需要包含全球南方，甚至不应当被简单视作某类特定国家的集合。全球南方应当被视为在旧的、不平等的全球秩序中，像曾经的中国一样，被束缚在全球霸权秩序下层的所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群、国家甚至文明。在面对这一言说对象时，中国从反帝反殖民历史中走来的经验，便具有了更大的普遍性。它包含的是一种通过独立自主、团结互助、艰苦奋斗，摆脱依附与不发达状态，实现现代化进程的经验。而对这种经验的理论化，则是构想新的乌托邦的根基。

1960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同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谈话时指出：“大家要看一看中国的经验，我们很欢迎。有些经验也许可以作你们的参考，包括革命的经验和建设的经验。可是我要提醒朋友们，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条件，你们有你们的历史条件，中国的经验只能作你们的参考。”这实际上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种方法，而这个方法又回到刚才丁耘老师提到的矛盾论的问题，但其实矛盾论仅仅是向何处去的叙事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层面是实践论。

刚才很多老师都提到“两个结合”的问题，但注意的是“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实“第二个结合”内涵当中最重要的层面是怎么去定义“传统文化”。

刚才有位老师提到阿Q是不是传统？我觉得阿Q毫无疑问是传统。为什么？因为阿Q的世界是没有办法想象另一种世界的世界，阿Q认为革命完了之后，就是白盔白甲，就是先打倒赵太爷再自己变成赵太爷的世界，这难道不是传统文化当中一个部分吗？这俨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这同样是一个具有霸权的、等级制的世界想象。而对阿Q的改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想象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世界，这个世界将会是“不可沽名学霸王”的世界，这个世界将会是霸权恒不稳定的世界。而这种不稳定并非霍布斯式的无秩序恐怖，这代表着对世界本质的辩证法式认识。这种认识强调，世界就是不同力量在现实中不断斗争的直接结果。这个世界秩序的构成既是霸权者试图宰治的结果，也是反抗者试图摆脱霸权宰治的结果。这种霸权与反霸权力量的活动构成了一个现实世界的真正多元性，而这个多元性的指向是一个没有霸权、真正平等的世界。

当然，这些讨论都很抽象，怎么落到实处？这需要纳入实践的维度。因为理论本身天然地具有本质主义倾向，是追求普遍性的，是静态的，是缺乏辩证法的。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怎样的理论，当把它表述出来之后，天然就会将动态的辩证逻辑凝固到静态的语言中。怎么样能够把辩证法显现出来？就是在实践当中显现出来，而这个实践本身就是我想表达的，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历史写作，而这个面向未来的历史写作最后落到丁耘老师发现的斯宾诺莎，我觉得多元决定是特别刺激的。

苏加诺讲我们在多样性中寻找统一，中国过去也会讲美美与共，我们现在也会讲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文明都可以参与进来，但是我们最后走向了一个共同体。我们还会讲，像毛主席在《念奴娇 · 昆仑》中想象到的，“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都好，并不代表都要成为未来的霸主。不是的，我们都是多元，多元最后总结出来的，在实践和矛盾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体性不断显现，它是面向未来的一体性。谢谢！

丁耘：

殷之光老师讲得精彩，提出了不平衡和秩序的关系问题。我可以讲一点，最近中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思考的核心词是秩序，但是他是一个后宗教的思考。实际上所有关于世界秩序的设想都是来自一元论的宗教，特别是普世宗教。后面我们怎么做？这是一个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还是一个多元但是仍然有序的世界？这其实特别有赖于中国思想界的努力。

白钢：

殷之光老师刚好把这个问题以一种这样的形式表达出来，我就可以接着去说，也就是有关想象未来的能力和表达想象的能力。相对于中国实际拥有的力量，对于自身的表达能力确实是比较弱的，与西方世界相比，这种弱势会更为明显。这种在自身存在与自我表达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有其历史文化渊源：在《周易》六十四卦中，“谦卦”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天、地、神、人皆赞许谦的品质（《彖辞》云：“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从而指向某种以自我谦抑、自我收敛为核心美德的教化传统。谦卦之卦辞云：“谦，亨，君子有终。”（《彖辞》云：“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君子有终”是易的体系中，很罕见的带有目的论意味的表达（不妨参考六十四卦以“未济”为终以及《序卦》“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之论）。

与多元决定的问题放在一起，才能看出这其中蕴含的真正深刻的矛盾所在。多元决定论根

本上意味着矛盾演化的最终结果和样态不那么重要，或者说，是非根本性的，根本性的是处在多元决定过程中的各种力的交互关系和交互运动（斯宾诺莎“力”的概念在此呈现出巨大的魅力），这种力的交互关系与交互运动比它的结果更为重要。

进而言之，这就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目的因”和“动力因”的差别，也即黑格尔之目的论的根本优越性所在：目的是善的，而善是可以自我实现的，因而一切表面上、看上去会阻碍善实现的元素，在一个更长远的历史进程中，又会构成其自我实现的一部分。这种高度自洽性质的目的论，可以赋予人类历史以意义感，并指出某种值得奋斗的方向，如当我们说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的时候，事实上就带有目的论。这个目的是善的，善会自我实现，一切阻碍它的因素最终都会使它更好地完成。对于塑造一种有效的整体价值的话，这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示范意义。

但问题在于，这种目的论一旦过度强化，必然会带来整体动力系统的萎缩和不足，动力会被视作只是目的自我实现的某种环节与手段。而在中国传统中（特别是在易的体系中），动力恰恰比目的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体现为周易中“以乾摄坤”的原则（《系辞》云：“乾知太始，坤作成物” ），若以动力与目的的关系视之，乾所对应的是开创之动力，而坤对应的是目的的完成。

这个看上去很抽象的理论表述，所带来的现实问题，是中国在和西方进行深度理论竞争的过程中，如何自我表达，如何想象未来。或许可以如此描绘：这种自我表达带有可以自我实现的目的，同时又尊重实现过程中的各种动力。因而，它是有目的的，但又不是目的论式的或目的决定性质的，这个问题不是纯粹思辨的事，但是在思辨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需要进行更深度的思考和回应。

唐杰：

我也从丁耘老师和王绍光老师的引子说起。王老师提到了一个具体问题：二十年前西方还不担心中国的崛起，现在为什么却担心了？由此我想继续追问的是，这个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中国没有按照他们的期望变成西方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附庸，或者更确切来说，为什么中国的精英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买办化”，像许多其他后发国家出现的情况那样？我们都记得，关于改革开放的合法性论述很重要的一点即是，利用外国资本、让资本落地，学习人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最终目的是要发展“自己的”生产力。这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始终需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主体性，是利用资本发展自己，而不能最后被资本所利用失去了自己，成为人家的附庸。最近二十年的发展恰恰表明，这个主体性不仅没有被弱化、打掉，而且显然得到了强化，列强们突然发现情况不妙，开始担心了，甚至好像到了新的“决战”时刻，要关乎人类的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了。回溯这一过程，我想提醒大家注意，我们思想指向的一个实质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主体性问题——它是怎么构建起来的？秘密在哪？内在动力在哪？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在此讲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这个问题是其他一系列矛盾的集中体现。刚才各位老师提到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地方化的矛盾，提到主人和奴隶的矛盾、中心和边缘的矛盾、形式和质料的矛盾等。所谓“质料”（material）问题，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在世界市场上我们是不是沦为了人家的“耗材”，显然我们最终没有被耗材化，我们还是主人，还有自己的形式，还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等主张，还始终致力于自己的民族复兴，还有日益成为全球化中心的趋势。那么，怎么会转变成这样子？殖民主义那一套为什么到了新中国就不灵了？所有这一系列矛盾中，归根结底是主体性的问题，归根结底体现为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问题。紧紧抓住这一主要矛盾，才能理解其他一系列矛盾。

第二，回到问题本身：这个主体性的秘密在哪？怎么会变成这样，中国为什么没有买办化？是由于党的领导吗？是由于中华文明的光辉传统吗？刚刚去世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先生，他写了很多书、讲了很多话，但他对国际博弈的论述道理，无非都是基于机械力学世界观下的冲突与均势理论，这是一种17—18世纪的政治物理学，已不足以解释复杂有机体和复杂世界。但是基辛格有一点说得很准、很对，那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光荣而独特”自我意识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任何朝代的领导人，从来不会屈居他人之下，总要反过来谋求自身的文明主体性。我觉得这一点他把握得很准。

但是归根结底，将主体性的秘密归结为党的领导和文明自身的传统，所指出的都只是“文”的这一面的动力。那么有没有“质”的一面的动力呢？比如，这个动力是“社会主义的远大前途”本身？社会主义远大前途是历史的运动规律，浩浩荡荡，有它的硬度和刚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以任何人的含混叙述为转移，它一定要实现。这种内在的、质的规律性要理直气壮地讲清楚。因此，中国人民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扫荡中，它的主体性的保持，不仅不是偶然的、特殊的，还因为顺应了一个更强、更硬的“质”，获得了代表着未来前途的浩浩荡荡的那种力量，只是我们因缘际会地承担了这个历史命运。因此，在所有刚才说的“一定要”的表述里面，所有“应该”的表述里面，是不是都预设了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浩浩荡荡的东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才具有了远大前途。

第三，这种规律性的东西，这种“质”的东西，通过中国共产党，通过新的先进性政治团体的自觉和领悟，通过革命的运动，重新塑造了“中国人民”，使它得以保持这种主体性。这对我们关于国家文明和全球秩序的讨论有什么启示呢？我们的论坛讨论了很多相关的主题，世界文明、世界文学的可能性、全球南方的未来等，探讨某种人类共同的命运、某种光明的未来的可能性等。那么可不可能应该是首先塑造一种“世界人民”呢？让这“世界人民”去担当人类未来的实现主体呢？

过去十多年，我们一直在讲中国道路、伟大复兴，但是关于“复兴”的话语预设统摄我们全社会的总体目的，其时间点竟然就在2049年。这是如此切近的未来想象！那么复兴之后呢？如果我们认为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主体性的力量，正是浩浩荡荡的世界历史的大势，那么这种大势是不是也可以塑造出世界人民呢？将来会在全世界的大团结、大联合中孕育出世界人民的主体性，而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只是其中的先进部分。这样，中国人民过去的这种奋斗经验、组织优势、道路和模式，它的“质”的和“文”的动力等就不单单是历史的和地方的，而且是能激发出我们关于复兴之后的更宽广丰富的世界共同想象的。

归根结底，大家都谈到了实践论、矛盾论，实践和矛盾都是有主体性的。谁在实践，谁的矛盾？这个追问似乎是可以激发我们向着更遥远、更宽广的道路去问，而不是这个道路、这个模式只是偶然和特殊的。这也许是大变局中的国家文明和全球秩序的一个值得注重的思想方向。

丁耘：

非常好，唐杰代表80后讲了80后对这个问题的担当。同时唐杰也是现象学家，对现象学家来说，主体和世界就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主体化就是世界化，实际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一个脱离塑造世界文明的前奏，而是在塑造世界文明中实现最新一次最伟大的复兴，这是我的理解。

圆桌讨论环节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发言人，下面由吴新文教授做会议总结。

吴新文：

2018年，张广生、丁耘和我三人在讨论创设“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的时候，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1980年代“文化：中国与世界”那一代前辈的精神，在古今中外的大格局或总体脉络中讨论中国和世界的问题。我们意识到，受时代的限制，80年代有一个缺陷，就是只能提“文化：中国与世界”，而提不出“政治：中国与世界”。因为80年代总体的状况是，冷战中苏东社会主义阵营逐渐落于下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处于守势，很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是“仰视”的。在中国国内，当时很多人主张向西方看齐，“融入人类文明主流”，名噪一时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就是这一思潮的代表。

80年代，传统文化也开始回潮，但当时流行的儒家是以港台新儒家为代表的心性儒学，即局限于修身养性层面的文化儒学、人伦儒学。很多人认为儒家是没有资格谈论政治儒学的，因为儒家在政治上已经破产，成了“游魂”，人类政治的正统或正宗在于西方的科学和自由民主。一些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也热衷于谈论如何从儒家的“内圣”开出西方式的科学和民主的“新外王”。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知识界的政治主流话语以西方的理论为理论、以西方的方法为方法、以西方的价值为价值，而很难展开中国人自己的政治思考和筹划，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能够在2018年提出“政治：中国与世界”的主题，呼应了中国崛起的现实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势。中国崛起不仅在经济上证明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在文化上显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活力，而且在政治上展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丰富的政治内涵。政治的“统帅”和“灵魂”作用在中国发展模式中日益凸显。与此相应，进入新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民主政治却显得老气横秋、千疮百孔，正在陷入严重的危机。人类正在探索新的政治出路、寻找不同于西方的新的替代方案。这是我们讨论“政治：中国与世界”的一个时代背景。

本届圆桌讨论的主题是“大变局中的国家、文明与全球秩序”。我们在设定这个主题时，没有在“大变局”前加上定语，希望与会者在比较大的时空尺度下把握大变局，把握不同大变局下国家、文明与全球秩序的关系。这个大变局可以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可以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商周之变、周秦之变、宋元之变、明清之变，探讨西方历史上的近现代之变、后冷战之变。

当然，作为论坛主办方和承办方，我们首先关注的还是当下人类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坛年会第一场安排的四个发言者，有学者强调美西方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的形成及其威胁，有学者认为美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开始崩溃瓦解，有学者从全球南方的崛起看到了新的世界体系或全球秩序的可能性，还有学者探讨了当前中美竞合的性质及其全球影响，不同观点碰撞出了很多思想火花。

在本届论坛年会主题中，“国家”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大变局中有很多国家，它们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毫无疑问，我们最关心的国家，当然还是中国。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其面貌究竟如何？有哪些特色和优势？存在哪些问题和挑战？本届论坛专门设置了一场专题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具有文明型国家的很多优势和活力，但大家也看到，文明型国家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解决各种问题，面对很多挑战，目前在国家上层结构稳定的情况下，特别需要解决国家中下层结构的重建问题。

本届论坛年会主题中的一个关键词是“文明”。文明也有多种，它们如何互动将对全球秩序产生重大影响。本届论坛很多发言人都谈及什么是文明的问题。从与会者的讨论中，可以得出对文明的一种总体理解，即文明是特定人群所具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理想的统一体或复合体。与城市或市民生活为中心的西方文明观相比，中国文明观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强调活力，只有生生不息、能够不断生长出新东西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唐代的孔颖达对《周易》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解释是：“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这就是说，春天的时候，阳气上升，万物生长，大地一派生机勃勃、春和景明的景象，这就是文明。文明的世界是“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世界，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吐故纳新、革故鼎新的世界。

中国文明观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重视人、重视圣贤。《尚书 · 舜典》中有一句赞扬舜的话——“濬哲文明”，孔颖达对该“文明”的解释是：“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文明是要有人来代表来体现的，文明要启蒙或“照亮”人，就要出现让人眼前一亮的、精神饱满的人。文明中的杰出人物、仁人志士，决定了文明的高度。“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一诗句传达的就是孔子的文明意义。现在很多人谈文明，重视器物、制度、观念，重视各种数字，而不重视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面对当代人类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旧的全球秩序正在瓦解、新的全球秩序尚待形成的现实，不同的国家和文明都在思考和探索。面对这种情势，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究竟应该怎么办？很高兴有学者明确提出了中国式全球化的主张。表面上看，目前经济全球化在退潮，逆全球化和地方化、小集团化的潮流在兴起。事实上，这种退潮只是意味着美西方式的全球化、建立在“中心-边缘”体系之上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终结了，中国式的全球化正方兴未艾。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会有反复，但其大趋势不可逆转。人类对经济全球化仍然有巨大需求，经济全球化的潜力并没有耗尽。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式全球化正在替代零和博弈式的美西方式全球化。

在目前新全球秩序的形成阶段，中美竞争正处于相持阶段。中国毫无疑问是代表新全球秩序的决定性力量，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寄希望于中国，世界进步人士在看着中国。在推动新全球秩序的建构和形成过程中，中国没有逃避、推诿、扯皮的余地。现在还有人认为，只要中国继续韬光养晦，姿态放低一点，维护美西方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美西方就会放过中国，中国发展的和平外部环境就有保障。这种看法是幼稚的、一厢情愿的，甚至是危险的。我们生活于“大争之世”，逃避斗争只会节节败退，最终使局势不可收拾，国家和文明陷入危机。要进行“伟大斗争”，中国必须提高自身应对惊涛骇浪、疾风骤雨的意志和能力，随时准备粉碎敌对势力的各种挑衅和冒险。

本届论坛年会的一个重头戏是讨论毛主席。我们设置了两个专题：讨论毛泽东的思想、人格与文明底蕴；讨论毛泽东与现代中国建设。设置这两个模块，绝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他老人家诞辰130周年，缅怀他的雄才大略、文采风流。通过两场讨论，我们深深体会到，毛主席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毛泽东思想中的很多东西，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可以用于应对中国和世界当下与未来的很多问题。当然，我们对毛主席的最好纪念，不是“照着说”，而是“接着说”；不是重复他，甚至落后于他，而是把他的精神发扬光大。

在本届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张维为教授曾引用青年毛泽东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年会最后，我也想引用毛主席的两句诗，表达对“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的期待，对我们的国家建设、文明建设和新全球秩序建构的期望，同时也表达对在座各位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学术事业的期许。一句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另外一句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谢谢大家！

本文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周雷整理

本文注释略，详见知网论文：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RE1hRqpi5T3EDNeNEyDqUZ4A05mlsAU2wd3PwxB7_btOum-TzxAk2p31US5Yj_EEa4rqMtzzTbWOf1kI9T64y8JYzpf4pS1Hovn-eL8ncy3JrCltrp3_jgv5xfVo2i9ZpnUPYsf3h70LhjoN-DQKbZ6_SW6xz3gBVsNtzwcnvN2j_cyWFpCW79byKkFbCiWK&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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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大视野、大格局、大战略。国家高端智库首批试点单位，聚焦中国模式，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话语在世界范围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