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君安、林美玉 | 文明型国家话语的意涵及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和中国学者对西方各种理论的不断反思，跳出西方话语、“以中国观中国”、“以中国为方法”成为许多中国学者的自觉意识，并由此产生了一些对中国与世界的新认识、新话语，文明型国家便是其中之一。尽管这些新认识、新话语还会引发广泛的讨论，但是已经展现了中国学术界日益增强的主体性意识。这对人们重新认识中国和重新评价长期流行的西方理论，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文明型国家话语展开分析，挖掘该话语的意涵和多方面意义。

当然，文明型国家话语也受到了怀疑和批评。这些怀疑和批评主要来自西方，但也有来自国内的。其中，将文明型国家话语与民族国家话语进行比较、支持民族国家话语的普遍性和对中国的适用性、担忧文明型国家话语可能滑向文明冲突论便是批评之一。比如，云南大学周平教授认为：现代国家就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继王朝国家之后的现代国家基本形态，中国也不例外；建立民族国家才能培养出国族意识，形成国族，“在国族形成和发展中发挥根本作用的是国家因素”；民族国家具有人口国民化和国民整体化这两种重要机制，“最终将分散的国民整合成为整体，成为民族”；“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国家具有了民族的内涵，得到一个有组织的国民群体的支撑；民族有了国家的形式，并获得了制度性的确认和保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即国族”；“如果因为一个国家具有文明内涵就将其界定为文明国家的话，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可称为文明国家……专门给中国戴上文明国家的帽子并否定其民族国家的性质，既不是按国家类型标准而对中国的国家类型进行定位，也没有进行起码的学理性论证，只是为了突出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尤其是与世界范围内处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的不同。如果将中国的文明国家判断与‘文明冲突’理论联系起来看，这样的意涵就更加明显”。他的结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套完整的国家制度机制，就是中华民族与国家制度结合的形态，是典型的民族国家，即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今天，我们要发挥五千年中华文化传统的作用，既要增强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团结，又要努力塑造全体国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撑。

由此，便产生了下面一系列问题：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判断是正确的吗？或者，当下提出这一判断适当吗？这一判断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否会产生不利影响？它与文明冲突论有何区别，是否会滑向后者？由此引申出的问题还有：文明型国家话语是专门用来描述中国的吗？它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区别何在？把民族国家视为现代国家的基本形态，单纯视中国为民族国家又是否正确、合适，是否能够回答“中国何以为中国”这一根本问题，还是也有值得警惕的隐患？运用文明型国家话语需要注意什么才能避免对该话语的误用？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

准确把握文明型国家话语的意涵与特征是回答上述问题的前提。这就需要明确张维为教授提出文明型国家话语时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或提出这一话语的背景如何？致力于回答什么样的问题？他说：

可见，张维为教授提出“文明型国家”话语的出发点是要回答：中国到底是怎么崛起的？中国崛起的原因和性质是什么？未来的中国必然要和西方一样吗？所以，提出这一话语的目的是解答中国为什么能够崛起、未来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张维为教授没有采用通常的实证研究方法（如同大多数经济学、政治学学者经常做的那样），而是以更宏大的视野，从文明角度出发，将中国的发展不是看作一个普通经济体的发展，而是看作一种大型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所以是一种“文明”的崛起。他说：

从上述认识出发，张维为教授提出了“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判断，以说明中国为什么能够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取得成功。他指出，“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等概念的含义不同。“‘民族国家’指的是一些具有共同特性（如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等）的人民组成的国家。” “在西方政治话语里，‘民族国家’已成了‘现代国家’的代名词，‘民族国家’就是‘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就是‘民族国家’。”而“文明-国家”一词，以前多有人用来总结中国近代史上屡遭挫折、不能建立现代国家和现代制度的原因，即认为文明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迟滞了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和现代制度的步伐。这样，“文明”与“现代国家”就被认为是一对矛盾。与之相比，“文明型国家”概念则“融‘文明’与‘现代国家’为一体”，改变了前一概念中视传统文明为包袱和障碍的旧观念，赋予其全新的正面、积极含义。他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合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是一个把‘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长处结合起来的国家……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巨大整合能力。”

张维为教授把中国这一“文明型国家”的特征概括为“四超”和“四特”，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使中国具有了“百国之和”的性质，既有特殊的复杂性，又形成了巨大的规模效应、包容性、抗压能力和特殊的整合需要与治理要求，“绝对不是‘先进’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些过分简约甚至简陋的概念可以概括”。在其优势方面，由于“中国首先是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其现代性融入了自己悠久文明的许多传承，这使中国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例如，‘文明型国家’的‘良政还是劣政’范式超越了西方的‘民主还是专制’范式，中国‘民心’和‘民意’结合模式超越了西方仅依靠‘民意’的模式，中国‘选拔+选举’模式超越了西方仅依靠选举的模式，中国‘混合经济’模式超越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中国的自由与自律平衡的价值观比西方的自由绝对化更具现代性，等等”。

总结张维为教授有关文明型国家话语的论述，可以归纳出该话语具有如下意涵和特征：

首先，文明型国家话语是针对西方普遍主义话语提出来的，包含着尊重文明多样性的价值关怀。提出文明型国家话语的直接目的是阐述中国崛起的原因和坚持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重要性，增强国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打破对西方制度和价值观的迷信。其实，同样的想法和努力并不鲜见，但效果一直不彰。与其他努力相比，文明型国家话语有着重要不同，效果也更好。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将对中国道路、制度与文化的辩护上升到了“文明”的高度；又把“文明”和现代中国这一国家形式和制度形态深深“绑定”，形成了“文明型国家”这一话语。之所以这一话语效果更好、甫一提出便获得许多人的认同，甚至传播至海外、产生国际影响，其原因固然与提出者及其团队的出色的传播阐释工作分不开，在笔者看来，根本的还是来自这一话语本身的解释力和蕴藏着的巨大能量。一般而言，当人们使用“民族国家”一词时更多表达的是各个国家的共性，即每一个国家都是由理论上被看作属于一个民族（实为国族）的人口构成的性质相同的国家；不同国家的人口虽然具有不同的文化形式，但其制度形态则大体相同，因为它们都被看作由独立个体组成、保护其权利、反映和实现其意志的工具。但当人们使用“文明”一词时总含有该“文明体”自成一体、自我发展与演化，价值观与制度形式具有整全性、一体性、自洽性、贯通性、特殊性等含义，否则不足以成为一种“文明”。这样，把“文明”与“国家”结合起来的“文明型国家”概念，就跳出了西方思维并具有抵制西方普遍主义话语规制的理论品格和能力；采用这一话语展开的叙事，也就有了尊重文明多样性，以及反对将人类多元文明齐一化、文明作用狭隘化的理论意涵，为保护各国自主探索本国发展道路和制度、抵制外部势力干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正如孟子所言：“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孟子 · 滕文公上》）论及文明型国家的实例，中国当然是“无出其右”的典型。中国超大规模的人口和疆域，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长期领先世界的事实，其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本身的合理性、自洽性与顽强生命力，以及经过现代改造后呈现出的新面貌、展现出的新活力，都使它成为文明型国家恰如其分、实至名归甚且独一无二的“担纲者”。由于该话语从“文明”高度对中国制度与道路进行辩护，以文明多样性对抗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必然把当今中国的制度与道路视为中华文明的内生性成果，能够有力捍卫中国的制度与道路、增强国人的自信，同时深化对有关中国国家特性的认识。

其次，文明型国家话语的基本含义是强调现代中国是文明与国家的合一，是以文明为基础的国家和以国家为载体的文明。文明型国家话语揭示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当代中国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一个制度和价值观自洽自足、整全且完备的“文明”，以吸收了其他文明的长处又保持着自身特性的中华文明为内核和基础，以中国国家为形式和载体，是文明与国家的合一。事实上，中国的这种特性绝非到今天才形成，相反，它是中华文明自始便具备的特征。冯友兰先生说过：“先秦时代的‘中国’，其文化的意味最强，民族的意思较少，而全无国家的意义。”即先秦时代的“中国”或“华夏”更多为一“文明体”，而非由特定民族建立的边界明确的独立国家，是为“礼乐文明”。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的“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罗素说，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历史学家王珂说：“中国的民族意识是一种‘文明论的华夷观’，即通过文明的形式来区分‘华夏’与‘蛮、夷、戎、狄’，而且不排斥‘蛮、夷、戎、狄’通过接受文化的方式成为‘华夏’。”总之，众多学者都认可，传统中国是一个以“文明”“文化”立身的“文明体”，覆盖、辐射到广阔范围和众多民族，缺乏明确的边界意识，也不固守特定的民族和疆域范围，其对自己文明的看重远远高于对民族身份、宗教信仰、独立地位、领土疆界的强调，即使将自身定位为特定民族（“华夏”或“汉” ）的国家，也是因为该民族（“华夏”或“汉” ）体现了“礼乐文明”，是文明的承载者。这是今天人们再次提出中国是“文明型国家”的历史依据。

现代中国虽然受西方“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形态的影响，把自身看成“中华民族”的国家，有其明确、固定的边界、疆域、国族和主权，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承了“中国是一个文明”的自我认同和文化基因。当代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和显著增强的国际地位，自成一体的制度、价值观和哲学，众多民族既共存又紧密结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巨大的人口规模，广阔的疆域，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独特的汉字、丰富的文化典籍及其他精神产品，不能不使中国保持着“我们是一种文明”的意识，不能不使中国人保持对自身文明的高度认同和强烈自豪。

文明型国家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语境中的国家绝不是西方政治学理论所讲的单纯维护正义、执行法律的公共权威机关，个人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的政治组织，有其权利和义务的公法人，实现宗教目标的尘世组织，而是文明整体的一个侧面，是文明的要求和产物，国家与文明有机合成为一个整体，从不同角度或被称为文明型国家，或被称为国家型文明。在中国语境下的国家概念中，国家与文明不是互不相关的分离关系，而是生命体内不同器官间的有机联系。在这一生命整体中，中华文明是精神内核，把所有成员紧密凝聚起来，并向每一个成员源源不断地提供奋斗的动力；强大的国家是它的保护者和政治体现；强烈的文明自豪感、民族荣誉感和爱国情怀是它的鲜明标志，激发中国人为国家、民族和文明的发展、传承作出贡献。文明型国家话语把国家与文明联系起来，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创立了“何为中国”的新叙事，回答了中国的制度、文化为何具有超强“韧性”，其凝聚力和活力源自何处的问题，开辟了回答“中国何以为中国”的新视角。

再次，文明型国家话语并非只有中国可以使用，可是原型而非转借意义上的文明型国家只能是中国。这涉及文明型国家话语的适用范围、概念的原初含义与转借含义等问题。即只有中国才是文明型国家吗？可否将其他国家也看作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话语能够普遍化吗？张维为教授的确说过：“中国是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唯一国家。”但是，对于俄罗斯、印度、伊朗等国的政要和学者关于本国也是文明型国家的说法并不反对，这说明：文明型国家虽然是用来刻画中国国家特性的理论，但在其提出者看来，这一话语的“使用权”并非中国“专属”；其他国家认为自己是文明型国家，我们对此并不反对，甚至欢迎。

但如此一来，中国又不成其为“唯一的”文明型国家了。对于这里看似矛盾的态度，以下几点值得辨析清楚。第一，文明型国家是用来描述中国的特指概念，即这是一个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对中国国家特性进行理论刻画的成果。换言之，没有中国，也许不会诞生这一概念；反过来，正是因为有中国这样一个典型实例，才产生了这一准确、传神、有着坚实基础和强大说服力，得到许多人认可的概念。第二，文明型国家话语并非中国“专属”。其他国家或因受这一概念的启发，或因自我觉悟，也从文明的角度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特性，将本国认作文明型国家，无论这是知识传播还是自我觉悟的结果，都说明这一概念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大体符合一些国家的情况，说明众多国家对于尊重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为号召增强本国凝聚力和文化自信、抵制西方话语霸权有共同的需要，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普遍主义话语正在失去往日的支配地位。第三，尽管文明型国家话语适应了许多国家的需要，但称得上文明型国家的只是少数。文明型国家话语有着得以产生的实例及历史与现实依据，是源于中国、针对中国国家特性进行理论概括的成果。尽管每个国家都要以某种文明作为基础，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距离典型或标准的文明型国家有很大差距，甚至永远都是某种文明的组成部分（如欧洲国家），因此会以民族国家作为自我认同的主体，而不可能成为典型意义上的文明型国家。第四，其他使用这一概念来自称的国家，免不了是在转借而非原初的含义上使用它的。印度、俄罗斯、伊朗、土耳其等国虽然也都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明，但是与中国毕竟有所不同。它们或者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并不是一个国家而只是一个文明（如印度）；或者主要以宗教而非文明凝聚为一个国家，且并未形成中国那样由一个中心和周围众多民族共同组成、向心聚合型、多次重建、绵延不绝、辐射周边国家的“文明体系”。所以，这些国家使用文明型国家这一概念，多少都对这一概念的原初含义有所修正，属于概念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转借运用。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原型而非转借意义上的文明型国家只能是中国。

最后，文明型国家话语不具有西方理论一般都会有的本质主义特征。如上一点所说，文明型国家话语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也在转借意义上符合一些国家的特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话语也和西方理论一样是本质主义的，即认为其是国家的本体、本性、本质，并以此看待和要求所有国家，甚至要依此改造国际法、建立基于这一理论框架的世界秩序。恰恰相反，文明型国家话语是典型的中国式话语，是对特定对象的理论刻画，具有“朝向事实本身”的现象学品格。我们既不将文明型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普遍标准、主张世界各国都是文明型国家，也不因为自己是文明型国家就不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约束，更没有干涉他国内政、恢复“朝贡体系”的意图，因为这些都与文明型国家的理念相悖。我们提出文明型国家的目的是解释中国崛起的原因和性质，发现中国的特性，增强国人的“四个自信”，呼吁国际社会尊重文明多样性；我们欢迎其他国家的学者加入这一话语的讨论，不反对有些国家认为自己也是文明型国家，但丝毫没有强行推广这一理念、追求话语霸权、政治霸权的意图。

与文明型国家话语相比较，西方话语才具有本质主义特征。本质主义把某种本体、本质、本性当作所有事物必然遵循的东西，否则即视为异类、怪胎、畸形、异端、野蛮，不能纳入正常对象之中；而人的认识活动就是抽象出现象背后不变的本体、本质、本性，依此去建立理论体系和事物的秩序。那么，事物的本体、本质、本性到底是什么内容？这归根结底又取决于强势力量的“认定”——尽管它可能以某种貌似客观的逻辑演绎推导出来。所以，本质主义必然要对丰富多彩的世界进行粗暴剪裁，强行使其符合某种理论框架，在西方处于话语霸权的背景下，本质主义还会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

本质主义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主张所有国家是且仅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必须从具有不同社会属性和价值观的人口中抽象出独立个体并保护其权利，因此必然实行同样的制度，这是一种类型的本质主义。将人类划分成几大文明，认为文明的核心是宗教信仰及其体现的价值观，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不可能调和并必然走向冲突，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本质主义。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为了应对世界的复杂性，我们被教导要学会抓事物的本质。然而，本质会反噬我们。”“本质主义论说看上去像是在帮助我们‘理解’现象，实际上是强行把现象往透过有色眼镜看到的那个框架里‘套’。”“它实际上是一种最偷懒的思维方式：以思考的名义鼓励我们不思考，以探寻本质的名义要求我们一劳永逸。”“说到底，一切的本性/本质，就是由大他者专横决定的——大他者牢牢掌握住关于‘是’的话语权，把一个符号性的秩序施加到一切事物之上。”所以，本质主义话语会造成严重的遮蔽效应，使人们对事物的特殊性、丰富性、多面性、可变性、差异性视而不见，为暴力、强制、干涉提供借口。考虑到其曾经造成严重危害而至今仍充斥于许多人的头脑，文明型国家这种揭示事物特殊性的话语之出现不是很值得我们喝彩吗？

上文明确了文明型国家话语的意涵和特征，下文就着眼于比较其与文明冲突论的差异，以及探讨其会否滑向后者。关于两者的差异，详见表1。

表1　文明型国家话语与文明冲突论的区别

注：a “在广义和狭义上，中国和西方都可以在许多方面互相交流、学习和借鉴。中国数十年来也一直在这样做，受益匪浅。”“中华文明似乎可以把西方文明的绝大多数内容全部吸收过来丰富自己，但绝不放弃自己……中国涌现了全世界前所未见的英语学习潮，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出国留学潮，也成了世界上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详见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第80、83页。

b 这和西方基督教以信仰上帝统一世界、拯救人类的想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尽管亨廷顿对这一点没有明确说明。结合其后来的思想，他的意图似乎只是在提醒西方：不能因为过度主张普遍主义而丧失掉西方文明的独特性。

从以上差异可以看出，文明型国家话语和文明冲突论关注的是不同的问题域，尽管所涉主题有重叠之处，但实在有限，且观点、意涵有很大差异甚至完全对立。

再回到本文开头周平教授对文明型国家话语的怀疑或担忧上，考察起来，他怀疑的主要有如下三点。其一，文明型国家话语不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点留待后文详细讨论。其二，这一话语会否定各国的民族国家性质。但是，如前所述，文明型国家话语只是主张中国在民族国家之外还具有文明型国家的特征，是“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合一”，并没有否定中国的民族国家身份。相反，如果说民族国家界定了中国的普遍性，显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共性的一面，主要是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定位，那么文明型国家则刻画了中国的特殊性，以阐释好“中国何以为中国”为目标，显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差异的一面，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相互补充，共同组成一个全面、准确、真实、立体、丰富的现代中国。再者，文明型国家话语虽然主张中国并非一般的民族国家，但仍然尊重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遵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并没有借此宣扬“中国例外论”、主张中国有超越国际法的特权。其他国家认同这一话语、宣称自己是文明型国家，其意图和我们大体一样，没有人主张自己可以超越国际法或想要运用这一话语改造国际秩序、将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变成不同文明体组成的世界。而认为世界在根本上由文明组成、国际秩序无法约束文明体的行为恰恰是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其三，文明型国家话语强化了文明的地位、突出了国家的文明属性，这进而会导致国家之间的矛盾和争端演变为文明之间的对立，使文明冲突论成为现实。结合近年来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状况，应该说，这一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可以设想：如果有国家以捍卫文明为借口、指控他国严重损害或意图毁灭其文明并走上相互冲突的道路，甚至以文明划线结成国家集团并爆发战争，那么世界的确可能演化到文明冲突的地步。然而，一方面，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另一方面，建基于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和原则仍然是稳固的，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意识已经被世界人民普遍接受，人们所不满的主要是国际秩序中的霸权主义，如随意干涉他国内政、对不同文明和民族区别对待、奉行自我中心主义和不公平的国际分配格局等，这些正是文明型国家话语所反对的。

其实，要使文明型国家话语滑向文明冲突论，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文明型国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类型并且分化为对立的阵营；人们对文明的认同和忠诚超越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掀起了对文明的狂热。但是，这两个条件都不易实现，这是因为：一方面，大多数国家都不可能成为文明型国家或很难具备成为文明型国家的条件；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对国家独立地位的珍视已经深深印在人们的心里，文明已经不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能够控制和管理国家的神圣信仰及其组织（如中世纪的基督教及教会），而是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利益、能够把人们凝聚起来的共同文化和蕴含于其中的民族心理与价值追求，尽管它是重要且持久的，但毫无疑问，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要超越对文明的认同和忠诚，或像中国这样将两种认同紧密结合为一体。所以，对文明型国家话语滑向文明冲突论的担心，既没有真正了解文明型国家话语的确切意涵，也没有认识到文明型国家不可能成为世界国家的主体，基本是出于对该话语的误解和对文明冲突论的敏感而导致的。

但是，讨论这一问题并非毫无价值。它提醒我们：在传播和阐释文明型国家话语时需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以便在避免误解和误用这一话语的同时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第一，文明型国家主要是用来解释“中国何以为中国”的话语。文明型国家是立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得出的、表达中国独特性的概念。更多国家认同这一话语、认为这一概念也适用于它们，反映了这一话语的解释力和超出中国范围的适用性，也彰显了中国话语的影响力。但是，我们没有必要认为越多国家认为自己是文明型国家就越好，也没有必要强调只有中国才是文明型国家。我们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揭示中国的丰富性以深化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对中国的理解，尊重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制度和道路，呼吁国际社会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以及抵制西方话语霸权。这才是文明型国家话语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第二，文明型国家包括了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双重属性。前文已经申明，文明型国家话语是说中国“融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为一体”，这才是文明型国家的准确、全部含义。由于以前学术界普遍以民族国家为现代国家的标志，忽视了现代各国仍有各自的特殊性、丰富性、多面性、差异性，导致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特性被忽视，经过多年反思才被重新认识，所以有必要加以传播。但是在对外传播和阐释文明型国家话语时，要防止将两者对立起来或只突出其中一个方面、忽视另一方面的做法。正如张维为教授所说：“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而中华文明的特质又使它与众不同，这就是‘文明型国家’与‘文明国家’在概念上的差别。”“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接受了现代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主要观念。中国不会恢复朝贡体系，也不会拥抱种族优越论。”

第三，文明型国家既是经验的、确定的事实，又处于“生成”和“建构”之中。文明型国家话语和西方本质主义话语不同，后者看似超时空、普遍适用，实际却脱离场景、忽视现实条件，因而具有潜在解构性、破坏性。文明型国家话语针对的是具体、鲜活的对象，有明确、确定的内涵，但着眼的却是对象的“存在”与“生成”过程而非其抽象本质；它既描绘了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和现实状况，但事实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从未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特性既约束当下和未来一代代人的选择，是无可逃避、必须传承的责任，又需要一代代人依据时代发展不断地“再建构”。所以，传统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具有传统社会的特征；现代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又具有现代社会的特征；而无论传统还是现代，中国在遵守不同时代的道德和价值观方面都具有“典范性”。在对外传播和阐释这一话语时，要说明这一话语内含的动态性、生成性、建构性，这样有利于解释中国为什么不仅接受现代社会的共同理念，而且是这些理念的模范执行者。

第四，与“天下体系”“天下国家”等理论相结合。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汀阳研究员提出的“天下体系”理论、历史学家王柯的《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一书等，对传统中国的国家形态和文明特征做出了新的阐释，对于多角度认识中国、运用中国哲学思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和改善全球治理有重要启发，与文明型国家话语也有许多共同点。赵汀阳提出，“全球化已经把所有地方的问题世界化了”，然而，“现代制度只是国内社会制度，而不是世界制度”，要让世界制度化，就需要关于世界的哲学理念，传统中国的“天下”概念对此提供了重要参考；“‘天下’是个满载所有关于世界的可能意义的饱满世界概念……创造了思考问题的世界尺度，使得度量一些用民族/国家尺度无法度量的大规模问题成为可能”。王珂指出，多民族统一国家是传统中国的国家构造形式，“中国传统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最高目标，就是一个国家政权之下的多民族性，而领土并不能代表第一义的价值”。在传播和阐释文明型国家话语时，可以将这些理论结合起来，互相支持，帮助人们认识中国的丰富性，也为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文明型国家和天下体系、天下国家等概念之所以对认识中国很有帮助，就在于这些概念都是从存在论而非本质主义的角度“看”中国的，因而能跳出西方思维，认识一个更加真实、丰富、饱满、立体、生动的中国。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存在论角度分析这些话语，或将其上升到中华民族存在论的高度，更深入揭示这些话语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可以在与本质主义的比较中认识何为存在论。如果说，本质主义就是只看现象背后的本质而忽视现象本身的具体性、丰富性、变化性、生成性、差异性、特殊性，从而将千差万别、丰富多彩、不断变化的世界归结为某种抽象、单一、僵化的“存在者”，并天然排斥其他话语，那么存在论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存在论认为，宇宙及世间万物自有其存在之道，人不可能从中抽离出独立存在、处处适用、永恒不变的本体、本质，而应尊重具体事物的存在、动态地把握对象及其规律性、努力实现人与世界的“合一”，也即“朝向事实本身”或“实事求是”“天人合一”。在存在论视域中，人与世界不等于主体与客体，也不把事物区分为本质与现象，而是用道与器、体与用的经验论、生存论、功能论思维把握事物。由于“道在器中”“体用一源”，人不可能将世界置于对立面去认识它、宰制它，而是要倾听世间万物存在的声音，体验和领会其存在之“道”，永远行走在探寻大“道”的路上。所以，存在论尊重事物的特殊性、具体性、差异性、丰富性、变化性、生成性、现实性，关注事物“如何存在”（to be）而非争辩其究属何种“存在者”（being）；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承认人的认识总是从特定角度出发、服从一定目的的有限认识；认为事物的发展必依其“道”，而“道”却“寂兮寥兮”“无为无形”；人既要循道而行、顺势而为，又要“朝闻道，夕死可矣”地寻道、“不可不弘毅”地“弘道”；“道”既是辽远缥缈的，又切近每个人的生命和生活，是“道不远人”“操之则存、舍之则亡”的。当达到最高境界时，受动与能动、抽象与具体、形上与形下、心与物、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本体论与认识论等对世界的人为界分，就“销所归能”地消融为须臾不分的“一”了。由此就能明白，从观察中国“如何存在”而非归属何种“存在者”这种存在论视角出发得出的文明型国家话语为什么既是中国的，又是启发（而非规制）世界的；为什么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既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又是再建构的过程；既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身份，又有文明型国家的特殊属性等一系列看似矛盾却又一而二、二而一的多重意涵，是和谐并存的，而非唯我独尊、非此即彼地互相排斥的。

那么，从存在论角度分析文明型国家话语，或将其上升到中华民族存在论的高度，能够获得什么新的发现，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哪些意义和价值呢？

首先，合国家与文明为一体是中国“操之则存，舍之则亡”的存在之道。国家与文明的关系从根本上影响两者的存在方式。对大型原生文明而言，国家的出现既推动了其发展，又因为要树立国家的权威、确立对国家的认同而可能分裂文明。当然，起源于同一文明或受同一文明影响的多个国家也可能因为客观需要和特定价值观而最终合为一体，实现国家与文明的重合。西方和中国可被看作这两种类型的代表。由于“西欧的自然地理条件，总体上说是一个水陆畅通，内外开放，气候宜人，境内外阻隔较少，交往便利的四达之地”，“其地域是一个开放型的环境。这种状况促使西欧在形成一种强大力量时，很容易向四周发展和辐射，同时也极易受到四周强大势力的侵扰，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又极易造成新势力的崛起，并十分易于走向分裂”。所以，西方文明总体上呈现出文化共同但政治分立、民族多元的存在模式。但在中国，地形、气候、土壤、河流以及农业地区与游牧地区的分布，都使其必须尽可能实现统一才能消除战乱的根源，为农业生产创造条件。主观方面，西方从古希腊起，就对建立人口众多、地域广泛、民族多元的大国持排斥态度，更强调小国的好处，想要统一整个地区更会受到强烈而持久的抵制。而在中国，统一、“大一统”几乎被先验地认定为绝对正当的价值，具有绝对充分的民意基础。由此，把整个文明覆盖地区纳入一个政权之下、使政治权力管辖的边界覆盖整个文明及其周边，既为政治权力赢得充足的权威，也保护文明存续、促进文明秩序的扩展，就成为中国的存在之道，最终形成国家型文明、文明型国家。

文明型国家的价值观是推崇文明、道德、文治等“软实力”的价值，信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注重以自身的道德模范作用赢得认可和支持，排斥武力与刑杀，降低法律的作用；“坚信人类具有共同的道德意识和善良本性”，不将落后民族和弱者群体视为“野蛮人”“天生的奴隶”，而是“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 · 性恶篇》）；强调和谐、和平、和睦、合作的重要，反对集团对抗和强力压制，也不靠在竞争中胜出以保持优势；具有入世倾向，强调人的社会责任，较少悲观主义、禁欲主义、虚无主义色彩。在这些因素影响下，传统中国“没有走军事化武力扩张的道路、宗教性‘信仰同一’的道路、歧视性民族压迫的道路”，“不会产生类似西方的异端观念，同样，它也不会产生西方那样界限清晰、斩钉截铁的民族主义”，而是发展出具有现代性、先进性、复杂性的治理体系，依靠道德教化、礼制规约、政策协调等灵活的治理手段，保持着富有道德色彩的文明型国家。

回溯历史可以发现：当我们建立起统一、完整的文明型国家之时，就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的“盛世”；当这种国家特性遭到破坏、发生分裂或违背其基本的价值观与治理方式时，就进入乱世、衰世。那些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把握住历史机遇、重建了文明型国家的人，就成为青史留名、为中华民族作出重要贡献的伟人；那些破坏这一特性、使之遭到分裂的人物，则是历史的罪人。从长远来看，无论混乱时间持续多长，这种统一、完整的国家特性早晚都会被恢复、重建，并且比以前更加完善。可以说，就是靠着这种文明型国家的包容性、吸引力、大规模（提供了广阔腹地和战略纵深，使文明得以传承，避免古罗马那种文明与民族俱遭毁灭的命运）以及先进的治理体系和高超的治理能力，“中华民族才由黄河流域不断发展、融合并延续下来，最终成为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大民族，甚至向更远地区辐射，形成东亚儒家文明圈，促进周边众多国家的发展”。

其次，中国的文明型国家是与多民族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是文明型国家，但不是人口地域有限、民族成份单一的小国家，而是以汉族为主体，与其他民族紧密联系、共同构成的大国，即多民族国家，文明性与多民族不可分割：文明是立足多民族共存的现实，以赢得多民族认同、促进多民族共同发展为目标，并通过建立统一国家来实现这一目标从而显现自身之文明性的文明，而非单一民族的文明；多民族是认同同一种文明，通过此文明联系起来并建立统一国家来保护和促进这种联系、实现共同发展的多民族，而非西方那种各自独立的多民族。失去这种多民族特性，文明型国家就变得残缺不全，便会异化成“非本己”的存在，中国就不再是那个如其所是的中国。

之所以文明型国家一定与多民族性发生联系，可以从两个视角得到解释。从发生学角度看，由于汉族前身华夏族所处的中原农业地区具有发展农业的便利条件，率先进入农业文明，拥有更先进的生产力，能够积累更多财富，支持更多人口并在此基础上从事精神生产、创造丰富的精神产品，所以对周围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使其对中原农业文明具有依赖性，形成了向心聚合型发展模式。从价值观上看，中国人的“文明观”与“天下意识”是紧密结合的，“文明”是针对“全天下”的“文明”，“天下”是“共趋文明”的“天下”。中国很早就产生了独特的“天下”意识。由于“天下”涵盖了一切地区，是“无外”、一体的，所以，华夏先民“不把‘天下’等同、限定于‘中国’。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异民族也被列入天下的体系之中”。而所谓“中国”“四夷”也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中国’，就没有‘四夷’；没有‘四夷’，也就没有‘中国’”。换言之，“华夏”之所以为“华夏”，“中国”之所以为“中国”，都是从与“四夷”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的，没有后者作为参照物，前者便无以成立。这样，“华夏”和“四夷”就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化”存在。而代表上天的“天子”及其朝廷也不面向单一民族，而是“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尚书 · 大禹谟》），不仅要治理好中原华夏，还有责任将上天的“仁德”，“无党无偏”地施于“四夷”，士君子也不仅要“修身、齐家、治国”，还要“平天下”；当周边民族倾心向化时，中原王朝还要厚往薄来、给予特殊的恩惠。“这种以‘德’服‘天下’的思想，是许多周边民族集团愿意进入中华王朝保护伞下的原因。”

这样，中国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民族交往、融合的道路，并持续其全部的历史过程。正如王柯指出的，“中国文明的主体——华夏自身……便是由多民族共同形成的……首先，夏王朝统治集团的先祖非‘东夷’即‘西戎’。孟子曾经说过，‘舜……东夷之人也’，司马迁认为‘禹兴于西羌’，总之不是出身于一个原本就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民族集团”。此外，《尚书 · 虞书 · 尧典》有“蛮夷率服”的记载，《尚书 · 夏书 · 禹贡》有“西戎即叙”的记述，《尚书 · 周书 · 牧誓》记载周武王出兵讨伐商纣王时所率领的部队是由周人和“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牧誓八国”组成的“多民族联合军”；《国语 · 鲁语下》说：“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在列举了这些关于民族交往、融合的记载后，王柯总结道：“这些都是早期中国多民族性的反映，说明了在‘中国’从部族共同体向初期国家社会转换的过程中，蛮夷戎狄加入由‘中国’的王朝创造的‘天下’系统的事实。”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先秦时期还被认为不属于“华夏”的秦、楚、吴、越，到汉时已经被当作“华夏”的自然组成部分；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一百多年以后也和其他民族融为一体，消失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

这也就是赵汀阳提出的“漩涡”说。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漩涡，这个漩涡不断把周边各个地方各个文化卷到一起，形成一个极其丰富的、巨大的时空的存在。并且漩涡的特点就是一旦卷进去就无法脱身，它是一个向心的运动”。他认为，中原地区具有一种资源优势，周的天下体系又提供了“一个值得争夺的精神世界”，对周边民族产生了持久的吸引力，形成了一个不断重复的“逐鹿中原”的博弈游戏，中国就在这一过程中被创造出来；中国疆土可大可小，可能统一也可能分裂，核心地区可以由中原的西安、洛阳转移到北京，“而随着更多势力的卷入，这个漩涡的体量不断扩大，优势资源和政治意义不断累积，因此进一步增强了漩涡的向心力效应……而这个漩涡游戏的开放性——归功于天下观念——决定了中国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概念”。

再次，文明型国家具有历史性，总是处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按照历史理性存在和发展、“生生而日新”。中国是多民族聚合而成的超大规模、不断生长的文明型国家，基本形态和核心精神数千年未有根本变化，表现出异常顽强的生命力、连续性和超强的适应能力。这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中国“没有历史”，恰恰相反，它正说明中国才有最强的历史意识，始终处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沿着历史的轨道前进。否则，何以解释它既保持了稳定性、连续性，又能不断崛起、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黑格尔错把中国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成了无变化、静止性，完全没有看到中国的“生长性”、发展性，所以才得出中国“没有历史”的错误认识。

中国之所以保持基本形态的稳定和连续，当然是由于文明型国家本身构成一个自足、自洽的“完整世界”，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方式。广阔的地域、众多的人口和民族、国家与文明的一体化，使它的发展不可能像欧洲国家那样通过自由探索、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考察每一件事情、每一项挑战的来龙去脉，再根据其发展变化采取针对性的解决办法；无论事件多么复杂、挑战多么巨大、应对多么艰难，它都不可能全盘改变自己的文明、彻底抛弃旧的制度和游戏规则，不会发生脱胎换骨、“基因重组”式的变革，而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在传承中发展，在守正基础上创新。精神方面，这与中国文化擅具体、轻抽象的“现象学”思维方式有关；事实方面，“在‘大一统’涵盖了古人所知的整个‘天下’，而其发展又采取了不断重建、细化、完善既有制度模式的情况下，传统中国不会有在不同体制、道路之间进行比较、选择的可能。它只能以‘有道之世’和‘无道之世’来对纵向上不同阶段的治理进行比较和总结。它的经验、教训主要来自自身的历史而非对外部其他文明的比较和借鉴”。

但是，中华民族又决不故步自封、守旧不前。相反，它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其对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精神的强调，对教育、学习的高度重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历史担当精神，“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通权达变意识，《周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的觉知，《礼记 · 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期许，都是中华民族创新、变革意识的反映。结果便是丰富的科学技术发明、精深的学术思想创造和领先的制度建设成就。只是，中华文明的创新是辩证式的守正创新、开放式的融合创新，“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文明型国家的历史性还表现在其突出的历史意识、历史思维和赋予历史传统以特殊地位。陈梦家认为，中国的精神世界“是一个‘由巫而史’之发展过程”。李泽厚认为，由“巫”化出了“史”而终于形成以历史意识为主导的精神传统是中国文明之关键。中国人常讲的“历史会做出公正的审判”“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等，表明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历史如同西方的神或上帝一样，是一种最高存在，具有本体地位，而对无历史的“普遍原理”则异乎寻常地缺乏兴趣。所以，中国常常不是按照某种普遍的、永恒不变的原理“去存在”，而是从具体的时空情境上把握事物，决定自己的行为，这决定了历史总是对现实具有定向作用。非此，不能理解中华民族与中国的“生长性”、开放性与“未完成状态”，不能理解历史上为何不同的政权都要力争获得“正统性”而非西方的“正义性”。

最后，文明型国家话语和民族国家话语结合使用才是合理的选择。现代中国当然是民族国家。用民族国家作为自身定位符合现代理念和国际秩序的要求，也有利于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以及推动中国的国族建构。但是，单纯用民族国家定义中国存在不足甚至风险。具体而言，除了这一普遍性概念无法解释中国的丰富性之外，民族国家及其话语毕竟是欧洲中世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分裂、瓦解的结果，理论上会导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结论。“分离运动就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副产品。”民族国家固然不再将人口区分为贵族、骑士、平民、隶农这样的等级，而是赋予其统一的“国民”身份，实现了人口的国民化；又通过国民权利机制、国民教育机制、国民经济机制、社会福利机制等将所有“国民”变成一个整体，实现了国民整体化。但是，仅仅将国家视为民族国家，以为按照这一话语主张的去做，就一定会发挥其积极功能、建构一个有凝聚力的国族，恐怕是不现实的。

提出这种担心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民族国家话语将国家视为全体国民的国家，而每一个国民都是享有平等权利的独立个体，国家要同等对待每个国民及其选择的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平等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权利，这势必使国家成为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价值中立”的国家，取消国家的主体性文化传承，这不仅不会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反而会瓦解国家、激发分离运动。实际上，国家或社会的凝聚力绝不是靠“价值中立”、一视同仁地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一切都诉诸法律且只靠法律裁决的“唯法律主义”所能培育起来的。相反，这种看似不偏不倚、完全中立、绝对公平的规则不仅不会产生凝聚力，反而会瓦解既有的价值观，使社会陷入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陷阱，并由于自由、权利等话语的高涨激发分离主义者采取行动。从事实来看，奉行这种思想的西方国家在文化融合、民族融合方面也做得并不好，大部分都面临身份政治、族群冲突、民族分离主义的困扰。他们所谓的“民族熔炉”只不过是“族群和多元文化的拼盘”而已。

另一方面，西方一些国家日益以支持“民族自决”为名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造成严重危机。他们歪曲“民族自决”原指的殖民地人民独立这一含义，将其泛化成所有民族分离运动的理论依据。还有人将民族分离运动比喻为“夫妻离婚”，却完全无视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实际上，只要看一眼现实，就知道这种主张有多么荒谬。据统计，目前全世界约有5000个族群文化群体（ethnocultural groups），大约200个国家，平均每个国家约有25个族群。如果按照自由主义理论，每个族群都有包括建立国家在内的诸多权利，那么，世界将分化为5000个国家，再考虑到大族群中生活着中小族群、中小族群地区也可能生活着部分大族群的人口，如此分下去，结果是“天下大乱”还是“天下大治”，可想而知。

综上，民族国家话语和文明型国家话语结合起来或许是一种更合理的选择。一方面，民族国家话语是当前世界秩序的理论基础，“到目前为止，民族国家仍然是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但这不意味着该话语道尽了国家的一切，它只是给所有国家一个共同的、一致的身份。另一方面，文明型国家话语以及其他着眼于各国具体情形的话语才能加深人们对各个国家特殊性、差异性、丰富性的认识，培养更多“同情式理解”的态度。

本文注释略，详见知网：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th5-mUcNE0ODBJLlYKPLydYoUpM96OnccJV-BjyyEJYwi1sgq8Zk13DMBfa6arymHR8EAEy3Qy0bs5MvvBXtabwN9E6NQ5b5ilqm9WGZGnuEeESs2X8sUT-RpufDQQCnNEYTGRH6KlxK5pEVW-r_J3fIz-DWwddK3rXJRW6Akj9Gm5T0fidFHHOwEJ0AkGFc&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投稿邮箱：dfxk@fudan.edu.cn

热诚欢迎海内外作者向《东方学刊》惠赐稿件！

《东方学刊》投稿须知及发文形式规范

本刊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擅自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