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海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中外学界一般认为，法国的拿破仑是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在其论述法国大革命的系列作品中曾预言过的负面人物，拿破仑与柏克间存在一种紧张对立关系。本文通过整理分析拿破仑与柏克的基本政治理念和主张，发现他们其实在多个层面持论颇为近似。首先，他们都属于广义的政治改革派，都希望能一面致力改革，一面有效保持秩序和稳定，且都不认同极端保守的取向或全盘推倒重来的激进革命。他们都倾向于强调因时而动，都极其注重行事时具体的背景和环境因素，反对墨守成规，或拘泥于刻板的教条。其次，他们对低质量的简单多数决范式的民主决策程序都不抱好感。他们在承认人民地位的理论具有至高属性的基础上，强调人民需要自我节制与调控。最后，他们对罗马天主教的态度都是工具性的，即，不反对但也绝不虔信，主要着意于利用宗教对社会秩序稳定所起的现实积极意义。
若仅从表面来看，法国的拿破仑（1769—1821年）和英国的柏克（1729—1797年）大致属于非常迥异的两个人物。拿破仑致力于法国的扩张，“想要建立一个像罗马那样的大帝国”，柏克致力于英帝国框架的维系；拿破仑希望摧垮欧洲旧的王权秩序，柏克希望能保存欧洲往昔的面貌；拿破仑帝制自为，柏克则倾向于赞同所谓“天然的贵族阶层”的领导；拿破仑时常被描绘成革命的、摧枯拉朽的“反基督”，而柏克时常被塑造为旧秩序的食古不化的卫道士。在法国大革命中，王党的势力一度死灰复燃，王党转向以合法争夺为手段，力求通过选举进入政权，在1797年5月的元老院和五百人院选举中，王党候选人获胜，王党一度能够操纵法国立法机关。同年9月，法国革命派主导了所谓“果月政变”，逮捕王党的主要代表人物，并宣布5月选举无效，在这场政变中，拿破仑在革命派阵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学者唐 · 赫尔佐格（Don Herzog）曾做了这样一种形象对比，1797年7月，柏克去世，他去世时充满了对法国大革命将不受控制地进一步蔓延的忧虑，两个月后，拿破仑在果月政变中坚定地站在革命派一边，进一步沉重打击了法国王党势力，并由此继续扩大了法国与欧洲其他绝对君主国之间的战争烽火态势。因此，柏克和拿破仑看起来完全分属于两个不同且彼此对立的阵营。但若我们仔细研究分析这两个人的基本政治理念和主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在多方面有相似性，本文旨在对这种跨越历史的相似性做一些初步的分析。第一，拿破仑由科西嘉的外邦人而成为法国利益的代表者，柏克由爱尔兰的外邦人而成为英伦利益的代表者，两个人的轨迹都有显著的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色彩。第二，柏克和拿破仑的核心主张都是某种版本的“君主立宪体制”，即，显著异于雅各宾派的激进革命路线，但也不同于传统的强绝对君主体制，他们都对1791—1795年短暂存在的波兰君主立宪式体制及其惨遭瓜分的命运抱有较深的同情，而对于国家治理的议题，他们都倾向于循序渐进、日拱一卒、稳扎稳打式的改革图景。事实上，早在1792年6月，拿破仑就曾在一封私人书信里写道：“雅各宾人是一群疯狂之徒，毫无理智可言。”第三，柏克和拿破仑都醉心于构筑某种“全欧一致”的秩序，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可说是“欧盟”架构相关思想的先驱者。第四，拿破仑和柏克对基督教尤其是对罗马天主教的基本态度都是工具性的，他们不反对但也绝不虔信，主要着意于宗教对社会秩序稳定的现实意义。第五，柏克和拿破仑所构想的理想帝国形态也非常近似，都是一种相对而言较为开明的世界性帝国体系，都或多或少认识到了仅“以力服人”的局限性和树立新的“以德服人”模式的必要性，而且，他们对于东方传统文明和固有价值观都有一定程度的敬重之意。第六，从政治思想史的维度言之，他们都对卢梭嗤之以鼻，认为卢梭纵然无疑是极富天才的人物，但卢梭的思想和理论在现实世界里完全不可实现，也完全不可靠，以卢梭理念直接构建出的社会将是灾难性的和自我毁灭性的。整体而言，若使拿破仑与柏克易时易地而处，居于同一时代同一国中，他们将有很大可能归入同一政治与思想阵营。乍看起来，柏克反对法国大革命，支持欧洲各君主国对大革命势力的扑灭，而拿破仑则因缘法国大革命而起，并将其帝国事业建立在对欧洲各传统君主国的打击和征服上，这样说来，柏克和拿破仑应是互为相反的。但实际上，若我们将柏克和拿破仑最核心的分异因素——他们身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出身于不同职业，担任的是不同职务，他们作为政治家所面临的国内、国外具体环境与背景因素有很大的不同——都剥离开，那么我们就能更清楚、更容易地看见他们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共性因素，尤其是理念上的共性。对内，他们都追求一种建基于贤能体制之上的君主立宪制秩序，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民权和民意的较高地位。对外，他们都追求一种相对较为开明和柔性的帝国体制：一方面，对外扩展建立帝国；另一方面，帝国统治又不纯然依靠强力压制和暴政来维系。他们在“守旧，改革，革命”的三分道路上，基本都是倾向于选择其中的第二条路，也就是柏克所说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进行某种变革的手段，就等于是没有保护其自身的手段。没有这样的手段，它甚至可能会冒丧失其组成构造中它所最虔诚地希望能保留的那一部分的重大风险。”尽管拿破仑不能被视为真正的政治理论家，但从他的言谈和日记中我们确实可以读出许多类似于柏克范式的思想和观点。柏克出身于英帝国的边缘地带——爱尔兰，并因此出身颇受他人排挤；拿破仑出身于法兰西的边缘地带——科西嘉，也因此出身颇受他人排挤。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边缘地带来到帝国中心打拼的“异乡人”（也许尚不至于是纯然“局外人”），却都将帝国的开拓事业视为己任，而且对帝国拓展都持一种相对而言较为开明和较有包容性（inclusive）的策略路径。如果将柏克视为清廷的遗老，将拿破仑视为袁世凯一类的人物，那么在柏克与拿破仑之间会自然而然地存在一种强互斥、互视为仇敌的关系。但这种比拟本身就是相当不正确的。如果聚焦于柏克和拿破仑对法国问题的核心解决方案，那么两者基本都持一种类似英国体制的君主立宪的看法。既明乎此，则如果换成中国背景的比拟，我们大致可以说，仅从政治思想和主张上而言，柏克与拿破仑都更像是康有为和张謇等支持清廷（尤其是在光绪帝主导下）“自改革”路径的立宪派，他们既不喜欢激烈革命，又反对一味延续明显已趋于腐朽和落后的绝对君主专制体制。从这样的角度观察，就不会觉得柏克和拿破仑之间必定悬隔天渊。早在1792年，拿破仑就曾抱怨：法国正在“被一些最为狂热的政党拖来拽去，那么多不同的主张，难以把握其头绪”。1799年雾月十八日政变之后，拿破仑公布其施政方针，开宗明义就说：“法兰西要求伟大、持久。动荡会失去这些，因而它呼吁稳定。它要求政府行动统一。它希望代表们属于安分守己的保守派，而不是吵吵闹闹的革命派。最后，它要求摘取十年的牺牲的果实。”初掌政权的拿破仑认为：“革命必须终结。” 1801年，拿破仑在给国务会议的信中写道：“我们已经结束了革命的传奇，现在我们必须着手于历史了，只要那种在应用革命诸原则时的现实的、切实可行的东西，不要那种纯理论的、假设性的东西。”拿破仑执政后“不仅禁止写革命，甚至禁止提到革命和革命时期的人物”。英国学者阿利斯泰尔 · 霍恩（Alistair Horne）曾有这样一段评述：“尽管拿破仑是从大革命中发家的，但他自己却绝对不是一个革命者，他更像是维新派与改良主义者，他希望将创新与高效注入原有体制中，将大革命留下的可取之处嫁接到旧制度中。”恩格斯对拿破仑的评论则更不客气：“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更宏观地讲，在守旧、改革与革命这三个经典选项里，柏克和拿破仑选的大致都会是“改革”那个中间选项。正如很多学者都已指出的那样，在19世纪初，拿破仑发起一系列制度和政治改革，其目标都旨在实现法国的社会和道德复兴。那个时候，柏克已经不在人世，但仅就“发起改革，旨在实现社会复兴”这个层面而言，柏克必会表示赞赏，实际上，柏克当年给法国所开药方的核心意旨也正是希望能有一种类似英国君主立宪模式的“自改革”运动。法国学者帕斯卡尔 · 富迪埃（Pascale Fautrier）甚至曾经推测，“法国大革命前夕，拿破仑拥护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拿破仑的立场从一开始就和柏克是接近的。在柏克的作品里，他认为法国大革命造成的大混乱最终会由军事强人的出现来收拾，而军事强人又会借解放欧洲之名试图将欧洲列国皆归于其统治之下，因此欧洲会面临持续的战争，法国会以一个所谓“弑君的共和国”（Republic of Regicide）的形象不断向外扩张和征服。这些预测放在拿破仑身上，基本都可说相差不远。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拿破仑曾对法国大革命中的弑君行为表达过遗憾，而且拿破仑本人后来采取了自立为君的措施。拿破仑年轻时曾这样评论路易十六的命运：“如果他爬上马背，胜利终将属于他。”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拿破仑的称帝行为只是一种僭主式野心的自我加冕，其目标仍是彻底摧毁和瓦解欧洲旧的秩序体系，这样来看，柏克的预测就仍是准确的，而拿破仑和柏克之间仍是一种互为对峙的紧张关系。这大致也就是既往学界的一般看法。
学界对于拿破仑和柏克间关系的一种很常见的说法是，柏克预言了拿破仑的崛起。具体而言，在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文字中，他曾多次提到法国大革命会带来普遍的无政府状态和彼此间相互分散、形同孤立的人民，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很自然会出现一个军事的强力独裁者来收拾残局，并借此掌握绝对权力，且向全欧扩张其势力范围。这个看法，固然没错，但却似乎不够全面。
如果以柏克为法国开出的药方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拿破仑显然是过于强势了，但问题是，与旧的绝对君主体制下的君王们相比，拿破仑似乎又明显离柏克所设定的标准更近，而且，不可否认的是，拿破仑在法国内部是颇有一些基层民意支持的，他复建帝制时夹道欢迎的那些普通民众百姓便是最好的佐证。菲利普 · 德怀尔（Philip Dwyer）的研究就指出，拿破仑称帝时距路易十六被砍头只过了10年多一点，但法国内部的民意走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中间派和保守派的政治精英们都倾向于支持拿破仑的称帝行为，在法国的一般普通民众那里，拿破仑也得到了很高的支持率。
拿破仑对大革命的整体态度是比较暧昧的，他并没有像柏克那样尖锐地批评过大革命，但事实上，拿破仑不仅终结了大革命，而且连带着把随大革命而起的选举型政治和党派相竞政治氛围都给压制了下去。正如法国学者帕特里斯 · 格尼费（Patrice Gueniffey）所说，拿破仑“致力于回到开明的专制的传统上，但要以在革命中吸取教训的形式呈现”。比如，有鉴于“大革命期间新闻界争相发表的愈加极端的评论，成为暴力升级的原因之一”，拿破仑对“负面新闻竞赛”十分反感。因此，如果说拿破仑对法国大革命本身所做的工作是柏克性质的，大概不为错。那么，问题就转换到：如果柏克目睹了拿破仑在清除法国大革命遗绪的基础上所做的那些对外征服、对内称帝的事情，他是会像美国的杰斐逊和法国的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与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那样激烈批判拿破仑，还是其实会对拿破仑有所同情甚至肯定呢？
换一个角度，从柏克的立场看，法国大革命通过弑君而建立共和体制的路径是不对的，但法国原有的绝对君主体制也是大有问题的，是亟待改进（尤其是向着英式体制）的，柏克甚至一度承认绝对君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大革命的最初发生。那么，以这种思路来看，大革命和绝对君主制都非善途。其实，类似的思路拿破仑也有——拿破仑认为，“所有向1789年的理念做出的妥协，都迟早会导致复辟……如果大革命想要幸存，就要放弃所有‘1789年的空想’”；他强调，“我的制度很简单，我相信，在这个环境下，应该集权并提高政府的权威，这是为了建构这个国家，我即是建构中的权力”。拿破仑曾说，“我们已经结束了传奇的大革命：我们开始回顾它的历史，只应关注它在应用其原则时的真实可能，而不是其中的推测和假想”；并宣称自己所致力做的是“用可以接受的法律将大革命的遗产转变成能够维持又井井有条的新社会”。我们很难说柏克是否会赞同拿破仑的帝制自为及其后的将行政部门扩权的行为，但是柏克应该会同意，1789年的空想和旧式绝对君主制的复辟都是难以给法国带来好处的歧途。如果将拿破仑的行为理解为对抗这两条歧途，在“复杂的环境中带领法兰西人民安稳地度过”，那么拿破仑的看法和立场与柏克的看法和立场之间的距离就会明显缩小。而且，对于政治失序、裂解情况下呼唤一定的中央统治权威的做法，柏克从来都是趋于赞同的，这从他对英国内战政治史的相关记述中可以清晰看出。
拿破仑经历过法国大革命后，倾向于认为“民主是‘盲目’的，‘无理性’的，因此，民主民治的政府形式是世间最糟糕的状态”，甚至有的后世论者觉得在拿破仑那里，“所有与‘民主’相关的东西都被厌憎”。这与柏克的论调极为相似，使我们很容易想起柏克的著名观点——“众人居于上位而发起的暴政实际上就是将暴政以做乘法的方式不断去增加。法国民主政体在几个月内实施的不公正和暴政，与我观察到的过去四十年间欧洲所有专制君主政体实施的不公正和暴政一样多。”
其实，从很早开始，就已经有学者准确地指出，在柏克眼中，法国1789年之前的绝对君主体制是一种坏的体制，是需要进行大规模改造的，而柏克所推荐的改造方式和道路是英式的，如果从相对美化的角度来说，也就是一种君主立宪模式的代议制体制，贵族阶层的位置被相对地抬高，普通民众的民主权利也得到了一定的扩展。也正是因此，柏克虽反对法国大革命，但也并不支持旧的法国君主制维持一成不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的帝制自为未必就比波旁王朝要更糟。当然，如果让柏克目睹拿破仑的帝制，他很可能会批评拿破仑将太多的权力高度集中到了行政部门手中。
梅尼瓦尔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亚眠谈判的其中一次会议上，英国代表透露了一个承认第一执政为法国国王的提议。拿破仑没有理会这一暗示。他不想依靠外部势力的恩典来行使统治权，更不需要获得外部势力的许可。当两年后，法国再次抬起王座时，他加冕为皇帝，而不是国王；他的统治绝不是波旁王朝的延续。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曙光初露了，欧洲已经被改变了。拿破仑不想重建一个专制王权制度，他想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当时的情势使得我们只能采取独裁制度，而当时的一系列措施也只是暂时的，终究是会被一个顺应时代的政治制度取代的。而拿破仑绝对是建立这一制度的最佳人选。”日本学者柴田三千雄的相关研究则显示：“除了一部分自由派，法国社会各阶层都很欢迎拿破仑称皇帝后的独裁。”
关于其帝制自为行为，拿破仑也曾有一个解释，他说他原则上是佩服华盛顿及其功成身退之举的，可惜法国面临的不是美国所面临的情况。拿破仑承认，“华盛顿是个出色的爱国者，诚实的将军，谨慎的管理者，但他认为华盛顿能够成功并非依靠他的个人才能而是因为环境易于掌控：一个淳朴的农业社会，一个远离世界的国家，和敌人——英国人——不愿付出保住殖民地的必要牺牲”。尽管这个解释看起来不见得有多真诚，但在客观上倒也符合柏克的法则，即具体的环境因素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对此，柏克有一句名言：“在现实中，具体环境赋予每一项政治原则独特的色彩和具区别性的作用。”而且，实际上，拿破仑对于英、法内部情势之别也看得十分清楚：“英国战胜了其危机，是由于他们的政府获得了人民的支持，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政府更能干或更强大，而是因为其人口只有法国的三分之一，而控制其社会的精英阶层又有着三倍于法国统治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其社会比法国更加和谐，这些统治阶级的‘绅士’，法国没有，也从未有过。”这样的认识已经和柏克非常接近，柏克一直强调的就是在英国国内治理上发挥这部分人的影响力与调和力。拿破仑知道帝制自为一定会有不少人反对，因此，在论述上他相当注意分寸和尺度：“一个国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为人民信赖的政府并且它将得到议会和其他组织——绝非它行动的枷锁或障碍——的支持。认为（拿破仑治下）政府是全能的是错误的：它的权威如同个人名誉或现代社会的事业一样，依靠着公众的舆论；政府只有在舆论支持下才能维持自身或有所行动。它必须与其保持一致。”类似这样的论述，且不管其真实性究竟如何，就性质而言也是相当具有柏克范式色彩的。
拿破仑对于罗马天主教的整体态度也和柏克相仿。早在1797年10月，拿破仑就在致热内亚政府主席的私人书信中写道：“假如您想让信仰——说得难听些就是迷信——与自由一决高下，那么百姓一定会选择前者。”拿破仑在其1800年6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深信唯有这一宗教能够担保有好秩序的社会的幸福，能够保护好政府的基础……我无论何时，无论用何方法我都是尽力保护这宗教的……我最坚固的意思就是基督教的天主派，和罗马派，必要保全其不受动摇。现在我有事权在手，我今打定主意举行各事，以保固这个宗教。”同年，他在致塔列朗的信中说：“尊重教士，这是同意大利农民和平共处的唯一办法。”1801年，法国和教皇方面签订了《和解协议》，拿破仑针对此事说：“最可怕的敌人是无神论。我需要古老的天主教会：只有这一个教会在人心深处，深入人心，只有它能够为我获得人心，清除一切障碍。”这种态度与柏克对罗马天主教的整体态度相去亦不远：他们都不真正信仰罗马天主教，但他们都清楚地看到了罗马天主教的工具价值，并愿意维护罗马天主教的地位。拿破仑曾在法国参议院宣称：“我从宗教那里看到的不是上帝化身的秘密，而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秘密。”在1800年的日记中，拿破仑写道：“民众是要有宗教的”；“无宗教如何能治国？若无贫富不均，则不能有社会，无宗教则不能维持贫富不均”。在1806年的日记中，拿破仑写道：“据我看来，宗教的神秘，不在乎基督降世为人，而在乎社会秩序。上天启发一种平等观念，这就保存富人不为贫人所戕杀。若从另一观点看来，宗教是一种血清或痘苗，一面既能满我们超越自然（迷信——译者注）的感觉，同时又能保固我们不为走江湖的骗子和幻术家所欺”；“宗教所敬重的，我也敬重”。在其晚年，拿破仑还写过这样的话：“我将宗教作为根基。在我看来，在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可靠的原则信念以及良好的风俗习惯上，宗教都起着支撑和保护的作用。”诸如这样的解说和分析也与柏克的思路非常相近。关于此点，英国学者保罗 · 约翰逊（Paul Johnson）曾直白地写道：拿破仑“没有宗教信仰，厌恶神职人员，但他认识到，大部分法国人都是天主教徒，而且信仰坚定。取缔或者捣毁法国教堂对他来说毫无意义，捣毁教堂，在信仰天主教的法国将会是民众起义的导火索和借口。另外他认为，神职人员是极好的教师，至少在小学里，他们能教授小学生学习简单的道德规范以及尊重权威。此外，通过容忍教会，拿破仑为与被革命驱逐出境的旧地主和旧贵族和解铺平了道路，这些人能进一步为他的政权提供合法性”。如果约翰逊这个概括无误的话，我们基本可以说，拿破仑的宗教观是相当柏克范式的（柏克也对天主教的繁文缛节和陈腐气息缺乏好感），他致力于“置教会于其控制之下”。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拿破仑和柏克对于社会整体普遍人群都是有一定信心的。这也算是两者之间一个颇为宝贵的共识。拿破仑说过：“社会广大群众远未堕落；因为如果绝大多数人是罪犯或有违法倾向的，那么阻止或限制他们的力量或权力能在哪里？而这，就是文明的真正祝福，因为这个快乐的结果起源于它的怀抱，并从它的本性中生长出来。”柏克亦说过：“个人是愚蠢的；群众有时也是愚蠢的，尤其当他们不经过深思熟虑而贸然行动时；但是整个人类物种却是有高度智慧的，尤其当给它以充裕时间时，作为一个物种整体，它总是表现得行为正确。”柏克还特别解说过：“如果人民是幸福的、团结的、富有的和强大的，我们就能足以假设其余的诸事也都好。我们的结论是，善皆源于基本之善，从基本善里派生出来。”对于广义和普遍范畴的人民，柏克给予了相当崇高的位置：“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自由政府，我会回答说，无论出于何种实际目的，‘人民是怎样认为的，那就该是怎么样的’；而且，是他们，而不是我，才是这个问题的自然、合法和称职的裁断法官。”人民的理论至高离不开人民的自我节制。1797年，拿破仑写道：“当人们习惯了不由分说就横加指责，当人们为一场激烈的演讲高声喝彩，当人们视夸张与狂热为美德，却将节制定为罪行，那这个国家就离灭亡不远了”，“如果说节制是个缺点，而且是对共和国极具威胁的瑕疵，那是因为我们将它应用到了法律的执行当中”。这是很显然的柏克式论调。柏克论适度（moderation）与节制（temperance）的一句名言便是：“那些心智不成熟、不懂得自我节制的人将无法获得自由。他们的激情铸就了他们的枷锁。”拿破仑还说过：“只有通过谨慎、智慧和灵巧，才能实现伟大的目标并克服障碍。没有这些品质，什么都不会成功。”而在柏克的作品中，审慎行事（prudent act）亦是被反复褒扬的美德。在教育问题上，拿破仑说：“我们一定要想法子训迪少年。不令他们太过拘执，又不令他们太过怀疑。他们应该调和民族的情形与文明的情形。”这种论调，其实也是相当柏克性质的。另外，拿破仑与柏克还都强调忍耐的巨大作用。拿破仑曾说：“急躁是成功的一大障碍；以急躁和唐突对待一切的人什么都收集不来，或者仅只能收集到那些永远都不会成熟的未发育的果实。”而柏克曾说：“相较通过力量，我们通过耐心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1805年5月，拿破仑在书信中写道：“唯有法律才能保障社会秩序。”此亦深合柏克学说里对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命题的反复强调。
拿破仑认为，权力的力量“在于中等适度的总体的善”，雾月十八日政变之后的1800年代初期，拿破仑曾向外界明确宣示：“为了巩固共和国，法律应该建立在稳健理念的基础上，适度是道德的基础，人的第一个善。没有这一点，人就是野兽。政党可以丢弃稳健而存在，但是这不是人民的政府”，“革命期间我们美丽法国所承受的全部不幸，都应该归罪于这一昏暗的形而上学，这一学说狡猾地测试万物的初始原因，需要把各民族的立法权建立在这些原因上，而不是令法律去认识人的心灵和接受历史的教训”。1815年6月，拿破仑在议会上说：“未来不是人们所能决定的，唯有制度能够把握住国家的命运。法兰西的自由、独立和人民权利都需要君主制度来保障”，“无政府状态总会让国家陷入专制”。在其晚年，拿破仑还曾坦率地说：“在经历了长期的动荡不安后，宽容与审慎在社会的重建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在和雅各宾派一同胜出后，我本该立刻将他们推翻”。这些言论无疑明显都是柏克范式的。
拿破仑政治成熟后的整个思想基本是非卢梭式的。关于此点，法国学者富迪埃曾有很准确的论述：在拿破仑看来，“实现社会和政治的集体幸福，一方面应当根除极度的贫困，另一方面要遵循基督教和贵族的禁欲路线，而不是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需要有克制、摒弃‘不必要的财富’和穷奢极欲”。拿破仑的重臣夏普塔尔也能够佐证这一点，他回忆道：“在现代作家中，拿破仑不怎么欣赏伏尔泰、拉辛和卢梭。”
正如学者克里斯托弗 · 奥尔索布鲁克（Christopher
Allsobrook）所提到的那样，柏克和拿破仑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相似点，即他们都不喜欢整全性的宏大叙事范式的意识形态体系，他们都不愿被归入这样的范畴，也都不承认其实际效力存在积极、正面意义。柏克和拿破仑都倾向于强调因时而动，都倾向于反对墨守成规，用拿破仑的原话说，就是“因应具体环境而产生的律法与规则，亦将因新的环境情势的变动而被废去”。
对于富者可能利用自己的财富优势在政治上发挥大的影响力，拿破仑是保持高度警惕的。在1800年8月13日的日记中，拿破仑写道：“有钱的人不能就享特别权利。我并无意提倡产业主义；我是对我辈中人说私话；我要国内有富人，因为惟有富人乃能养穷人。不过我不能承认有钱的就该享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特别权利。”按照学者格雷戈里·柯林斯（Gregory Collins）近期对柏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柏克支持自由市场机制，也并不反对投资和追求利润，但柏克却严厉地批判了法国大革命中金融资本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所扮演的角色。在此，我们也能看到柏克持论其实与拿破仑相去不远，法国的有钱阶层介入政治进程太深，试图发挥大的影响力，造成某种财阀统治或金权寡头政治的局面，绝非一件好的事情。拿破仑曾明确说：“我的格言一直是：唯才是用，不问出身。欧洲诸寡头们所憎恨的正是我主张的这种平等制度。”拿破仑亦曾言：“民主制可以办到发狂的，然而尚有人心，能受感动的；贵族制则不然，常是冰冷的，绝不能宽贷的。”这算是较深刻的描述。然而，如果既要防范民主的“发狂”，又要避免贵族制的“冷血”，那么柏克所倡导的类似于贤能政治的所谓“天然贵族制”（natural aristocracy）就不失为一种居中的调适版方案。此制的核心意旨就是既保留一些旧的贵族体制的要素，又尽可能多地开放社会阶层的上升通道，融汇新旧精英同台共治的共识。英国学者迈克尔 · 布罗厄斯（Michael
Broers）就曾分析说，在拿破仑的政治理念里，出于对“大革命导致的社会的分解”的害怕，他曾明确设想过“通过社会精英阶层完成对普罗大众的社会控制”。1811年8月间，拿破仑更在其书信中直接写道：“我觉得，在刚刚统一起来的国家里，招惹贵族是毫无益处的。”1799年，拿破仑曾公开宣称在他治下，未来的政府里“职位向持各种观点的所有法国人敞开，只要他们思想开明，具有能力和美德”。1802年，拿破仑曾在其日记中写道：“毋论在那一国，武力都应该对文治美德鞠躬……文人的标记，是无论什么事，都要讨论过，要随着真理、理性走的。” 1817年，拿破仑在日记中写道：“我常以为主权在乎人民，其实帝制原是一种共和。全国的人民请我为一国的元首，我的格言就是有贤能者居之（殆指尚贤——译者注），无阶级之分，无财产之别，你们少数专制国之所以如此恨我，就是因为这个平等系统。”拿破仑因为自己是军人出身，他对这个身份相当敏感，他一再强调：“我并不是以将军的身份取得了统治国家的权力，而是因为国家相信我具备成为政府根基的文治之才。”与贤能政治相配套的则是对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的要求。拿破仑在其1799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假使战事不是必要的事，我第一件最注意的事，就是用乡制作基础，以建筑法国的发达。重新整理一个国，较为容易入手的事，就是先应付一千个人的事，不去力求每一个人的幸福。法国的一乡，是按一千个人计算的，办三万六千乡的发达，即是办三千六百万人的发达。既能化此重大问题为单简，且能简化许多为难。
……自从1790年以来，这三万六千乡，不过是三万六千个孤儿，是旧时封建的专享利益的承继子。这十年以来，被临时政府和指挥府的自治区的保傅所忽略不理，或为所剥夺无余了。他们无所不偷：从大路上也偷，从小路上也偷，从树木上也偷，从教堂里也偷。倘若这种情形再进十年，不知这三万六千乡更要变作什么了？内部总长第一件职责就是停止这种苛政。不然的话，全个大社会中的三万六千个社会员，都要受这苛政所传染的。很明显，柏克会认同这种说法，原因不仅是拿破仑在此批判了法国大革命后兴起的“临时政府和指挥府”等统治体制，而且在于拿破仑所论之点其实深合于柏克素持的所谓“应治理和发展好那些较小型群体（little platoon）”之论，亦即政治上所应措意的重心既不在极宏观的整体国家层面，也不在极微观的个体个人层面，而在于某种“中观”的中层理论层面。用柏克的原话说：“眷恋大社会之中较小型的某一个构成部分，热爱我们在社会中所归属于的小型群体，是锻造公共情感的首要原则（也可以说是萌芽）。它是我们走向热爱祖国和人类的第一个必经环节。”当然，我们不能说柏克与拿破仑的各看法都会相当接近。拿破仑对于法国大革命并没有柏克式的公开全盘否定，拿破仑不仅致力于挑战英帝国全球霸权，而且曾试图用武力征服英伦。“拿破仑与英国之间的殊死的决斗只能以对手中任何一个的死亡告终。”早在1797年，拿破仑就曾直言：“我们必须歼灭英国。”拿破仑在法国建立的强势帝制（所谓“平民亦可登天”）也超过了柏克所期许的相对较弱的君主体制（拿破仑曾说自己是“欧洲的最有势力的君主”）。拿破仑对欧洲的征服和武功及连带出现的“军国主义的苗头”，大概也不会得到柏克的赞赏（因为柏克想要的更多是一种“均势”
），尽管两人都怀有某种“欧洲一体”的思想情结。拿破仑确实有较为穷兵黩武的一面，这是与柏克显著不同的。拿破仑竭力增强军事力量，尽最大可能利用他所掌握的国家力量进行战争，把整个欧洲看作自己的战场。这种不断延长战线、散播烽火的态度和柏克素持之立场确有较大距离。托克维尔曾说：“拿破仑启蒙和激发了他所建立的新世界之后，留给世人的只有他的专制主义。”柏克若亲见拿破仑之事业，大概也会得出相近的判断。拿破仑对昂吉安公爵的所谓“司法谋杀”，在柏克看来大概率也是无法接受的。在党派问题上，拿破仑和柏克的看法也非常不一样。柏克基本上一直认为政党政治有极端的必要性（除开他晚年的一小段时期），但拿破仑则有一种类似于托利党思想家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的看法，他认为，应淡化政党之间的不同和分歧，强调党派之间的和谐与合作，并使手握大权者能够超越党派间的异见和纷争而治国。拿破仑一度在文告中写道：“法国政府不再需要，也不再承认任何党派的存在，在法国，只有一个个独立的法国人，而没有党派。”拿破仑的重臣夏普塔尔曾回忆：在同一个团体中，拿破仑同时安排那些性格迥异且十年来理念互不相同的人、那些互相憎恶且公开表示不和的人、那些在大革命不同时期互相排挤的人。就这样，拿破仑云集了各个领域的人才，融合了所有党派。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从此离我们远去，遥远得就像古希腊史和古罗马史。
拿破仑认为来自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适合去干角色不同的事情。比如，他认为，“激进的共和党人是秘密警察最合适的人选，同时也是最干练的地方行政官，尤其在那些很不稳定的地区”；他又认为，“法国政府中最富于技术色彩的部门——具体说就是司法部和财政部”的部长职位应该交给“旧政权下那些思想开明的温和派改革者，只有他们才能遏制革命时代的混乱无序”。在拿破仑眼中，“混编政策不仅是一种理想，它还是一种必需”。夏普塔尔亦回忆道：“当拿破仑执掌政府后，他计划团结所有党派。他并不了解大革命的每一幕历史，却试图团结在大革命不同时期施展才华的人，试图消灭任何引起不和的苗头，他做到了。”本文注释略，详见知网论文：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enloEQs_R-fQykPIT9cZYjCf0vYgzwOMvV0ouASOvWx0vVyjEPDi_29tGezTSfED9GyijKRe_fPDragBmfdX8ckb_MCe_ngp414y6emYV4ucFpa36795MRjWptqE2jTeOL0K1PxrtRFF6TH0duKDecr2mnhRc9cuLSk-C1PA8qbj8s6PCJHBje7goVib6uL&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