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共约2万余字，本公众号分上、下两篇推出）
与会学者和嘉宾
白 钢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丁 耘 中山大学哲学学院长聘教授
寒 竹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李 滨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
李 磊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罗 岗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苏长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唐 杰 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荣休讲座教授
吴新文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
殷之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张广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编者按：
本文系第六届“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2023年12月）圆桌讨论的文字实录。该论坛于2018年由丁耘、吴新文和张广生讨论创设，旨在呼应中国崛起的现实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势，表明中国崛起不仅在经济上证明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也在文化上显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活力，而且在政治上展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023年年底，第六届“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主办，圆桌讨论的主题为“大变局中的国家、文明与全球秩序”，来自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12位学者，对同一个问题展开了思考、探索和辩论：面对人类世界处于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旧的全球秩序正在瓦解、新的全球秩序尚待形成的现实，不同的国家和文明都在寻找一条出路，而处于中美竞争的相持阶段，处于“伟大斗争”的来临时刻，以及面对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所寄予的希望，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中国，究竟该怎么办？如何提高自身应对疾风骤雨、惊涛骇浪的意志和能力？如何终结旧的由美西方主导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全球化，并想象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式全球化？
对以上议题的深度思考和讨论，正是当代学者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体现与担当。经授权，本刊对与会学者的演讲进行了全文记录和整理，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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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耘（圆桌讨论主持人）：
王绍光：
丁耘教授讲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但他刚才谈的主要是生产关系方面。经济基础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是生产力，本次学术论坛的主题叫“大变局中的国家、文明与全球秩序”，我们要追问大变局的动力在哪个地方，我们现在出现了所谓的大变局，到底是什么东西变了？使我们处在新的位置上，很重要的是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00年前，1923年或者往前再追50年，1873年，按照安古斯 · 麦迪森的说法，那个时候中国的GDP还占全球的百分之三十几，我是有点怀疑的，我觉得占不了那么高。因为到1950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低于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我们都知道，我们一直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是最穷的国家，但1950年的时候，按人均算，我们比他们还穷。
现在我们讲出现了大变局，外国人也看到一个大变局，尤其是美国人看到一个大变局。我梳理过过去二三十年美国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直到2010年，他们对中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防范。美国不喜欢中国的政权是肯定的，但美国不觉得中国是很大的威胁。“中国崛起”这个词，我们现在用“崛起”好像没有很长时间，郑必坚用这个词是在2005年，西方人用“中国崛起”这个词，在西文里我能找得到的一个人是彼得 · 诺兰（Peter Nolan），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我认识他，他非常乐观。1989年我碰到他，他都依然十分乐观，他大概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很长时间没有人觉得中国在崛起，到2005年以后才开始有人讲“崛起”。但那时西方讲中国崛起也不要紧，中国是按照西方的剧本（play book）在走。中国的现代化一定会按照西方现代化的理论，先有经济上的变革，然后有社会上的变革，最后出现政治上的变革，变得和美西方一模一样，所以没什么紧张的。当时中国的生产力也没发展到一个高的水平，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的GDP总量相当于美国的11%，所以美国没有理由把中国看成一个威胁。
在冷战时期，处于第二位可能潜在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一个是俄罗斯，有一段时间是日本，它们的GDP几乎从来没有超过美国的25%，更不要谈达到50%了。结果突然有一天到2016年、2017年的时候，IMF出了一个报告，用购买力平价一计算，说今年或者明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几乎就是在那个时候，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说法就变了，到处都是中国崛起（China Rise）。当然，“崛起”对美西方来讲不是个好事情。然后，中国已经不按照美西方的剧本走，所以变成一个威胁。最开始说是威胁美西方在亚太地区的位置，现在说威胁它们在全球的霸权，所以大变局的中国根本在于生产力发展了。
寒竹：
丁耘老师从矛盾关系来理解当下的世界与中国，我就顺着矛盾这个话题来讲。我在这里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对全球秩序或者世界发展的看法。我觉得当今世界自二战以后，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矛盾：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的地方化。这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在冷战时期被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与意识形态冲突掩盖了。但自后冷战时期以来，随着全球化的高歌猛进，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地方化这一基本矛盾日益彰显出来。
目前的全球经济体系基本上是一个市场体系。按照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趋势，是一个很难阻挡的自然发展过程。当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走向全球化。列宁当年写《帝国主义论》时就指出，现代的垄断资本主义一大特征是资本输出。现在看来，资本输出与全球性的资源配置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种必然现象与趋势，也许并不一定和帝国主义挂钩。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要对外输出才能够解决内部的矛盾与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效率最大化。所以从经济的角度看，全球化是一个很难被阻挡的历史性趋势。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推手，因为全球化能够实现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但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又开始运用国家的政治力量来抵制全球化，因为西方发达国家觉得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而西方似乎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吃亏了，于是开始搞“小院高墙”来抵制中国。国家政治是一种地方性的力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全球化重合的时候，这个国家可以拥抱全球化，推动全球化；但当全球化和这个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会采取各种方式来抵制全球化。很显然，整个美西方国家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典型。在后冷战时期全球化高涨的时候，基本上西方国家是不遗余力地推动全球化。《世界是平的》一书的出版是全球化的顶峰，几乎所有国家都拥抱全球化。但是当它们觉得全球化和它们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阻碍或者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这个矛盾更深刻地讲，就是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矛盾。政治永远是地方的，是国家的，是民族的；而经济按其本性来说一定是走向世界的，走向全球化的。这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矛盾。我觉得我们要对世界的基本矛盾这个问题要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只有深刻地认识了世界的基本矛盾，才能真正理解当今世界。
第二个，关于民族国家的问题。20世纪以后，近代以来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我们国内学界虽然对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并不完全认同，但是在很多地方也不得不使用。20世纪的两个最大的国际组织，国联和联合国，都是使用nation这个概念来代表国家，而不用地域（country），也不用政府（state），来指称国家。换句话说，现代国家的建立是一个有民族认同的新型国家形式。这种民族认同是一种政治认同，并不同于族裔认同或种族认同，因此也被称为国家认同。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扩张和自由主义多元化的发展，民族国家这种基本形式受到很大挑战，特别是在西方国家表现得比较明显，也许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率先进入发达国家有关。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的发展，亨廷顿最早就意识到民族国家出了问题。他提出：我们是谁？谁是美国人？这个问题现在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出现了。这个问题的出现与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自由主义推崇多元文化。但是，当全球化与多元化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动摇民族国家的根基。这个时候，还有没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国家还能不能凝聚起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都在出现这个问题。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在2016年上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的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对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反弹。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新冠疫情，特朗普是有可能连任的。
近年来，欧洲国家右翼的势力大为高涨，右翼势力在荷兰等好几个国家重新上台。右翼势力上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强调我的国家，而不是世界主义。最近西方国家发生的一件事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当哈马斯和以色列发生冲突的时候，西方国家内部出现大量支持哈马斯的声音，这在以前是很少有的。以前西方国家有一些学者或知识分子支持哈马斯，但是不普遍，这次很普遍，很多都是普通民众，这说明整个国家内部慢慢进入一种分裂状态，最后维系这个国家是不是还能用nation？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还能不能维系？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亚洲国家相对来讲比较好一点，但是有一点像丁耘老师刚才讲的问题，当全球化以后，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在全球化经济中培养一种异己的力量出来，这个力量可能会背离当地国家的主流，可能会不断地生长，所以说怎么在全球化的时代维持国家的凝聚力，维持国家的稳定性，这很重要。
丁耘：
李滨：
刚才绍光老师提到大变局的动力是什么，下一步的动力是什么。其实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大变局是什么样，应当从生产到生产关系来看。过去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以它的生产方式统领着全球的其他生产方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实际上讲了，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多元的生产方式，只是一种生产方式统领着其他的生产方式，叫“以太之光”。其实在过去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当中，除了苏联搞的那种体系，其他体系只要加入世界市场，都受这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影响。
现在的大变局是什么样？最重要的体现是生产力巨大发展，有两个因素：一是科技因素，二是分工。这两个东西都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的东西。第一，过去，中国的科技比较落后，到2015年以后，中国的科技产业规模变得比较可观。第二，正是由于科技的发展，中国在国际分工链上从落后往中高端迈进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统领着国际生产分工，形成了由生产分工产生的国际生产关系，并且由此还形成了相应的全球治理，全球治理实际上是一个上层建筑的东西，中国的发展使国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发生了动摇。这个问题的出现导致了什么结果？西方世界不允许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再发展，因为这里面涉及两个矛盾。
第一，中国在生产上上升到国际生产链的中高端以后，和西方大的资本争夺利润，它们的垄断利润没了。比如，中国很多高科技产品出来以后，把它们以前垄断的东西打成了白菜价，这是一个矛盾。
第二，西方国家去工业化后，大量的中国生产又引起了西方的就业问题。西方去工业化是为了减小生产成本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现在一旦在中国形成了巨大规模以后，又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西方低端的雇佣工人、蓝领工人需求急剧减少，这造成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生产关系矛盾。
两个类型的矛盾结合导致上层的大资本利益和下层的一些工人，在一部分人的撮合下形成了反华逆流，不让中国发展。在西方反华势力看来，中国发展的很大的优势是最可怕的地方。因为中国的崛起是靠着新兴的国家力量，靠的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它不是靠西方国家过去吹嘘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力量发展起来的，这就成为主要的制度性矛盾。
次要的矛盾在什么地方？过去西方宣扬的那套意识形态说，“我们这套制度是最好的、最自然的，是历史上永恒的”，因为过去西方引领的分工，它有资格这样宣传。现在这一切都没有基础了。在这个时候，西方就形成了对中国的挤压，不让中国发展。中国如何应对这种冲击？解决这个外部的矛盾（也包括中国内部的矛盾），还是要开放。用中国的发展促进全球的发展。
怎么开放？开放靠什么？具体怎么做？确实是非常难的题目。现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美国与中国）都在讲变革全球秩序。美国现在出现了两个趋向：一个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回到保护性工业国家之中，形成一种美国公开地掠夺其他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有一种是恢复传统的国际秩序，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嵌入式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之中，但是由美国领导，并排挤中国。中国倡导的变革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现在两种不同的国家对未来的全球秩序的竞争。
我认为，这代表着两种文明在较量，这个较量靠战争可能解决不了。苏联人在苏共二十大就谈到现在的战争破坏性太大，特别是如果现在中国和美国这种国家打仗对世界的破坏性更大。那如果战争解决不了靠什么？靠谁引领的新型分工更能造福世界。如果是中国式全球化，靠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造福于其他国家，特别是更多造福于发展中国家。让这些国家富裕起来了以后，使中国能够继续有产品的市场，做到真正的共赢。中国怎么开放，怎么能做到合作共赢，这是要探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书生坐而论道的，有时候是要靠实践去蹚出来的。
变革全球秩序还有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它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西方抹黑中国，说你这个国家要统治世界，世界倒霉了。中国人现在要向世界讲，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成功造福了全中国人民；我们继续发展，继续扩大开放，走到国际生产链的中高端，我们塑造的分工体制可能也造福于世界人民。经济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经济基础上不去，西方国家是不会把中国多当回事的，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抹黑中国的制度。西方国家过去在发展的过程中，最初封建贵族看不起它们。后来资本家实力上去了以后，建立自己的话语，逐步改变了他们粗俗的赚钱者的形象。今天要解决抹黑中国的问题，一方面，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方面，要靠话语，因为仅靠物质基础没有话语权，很难做到。所以，在大变局下的世界，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和西方自由制度的国家是两种最主要的、在未来可以引领或者争夺全球生产分工主导权的国家形态。中国必须塑造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必须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没有这种自信就不可能塑造自己的国际话语权。
这两种制度归根结底是体现了两种文明：一个是西方传统的近代以来统治世界很长时间的资本主义文明；另一个我现在不敢讲是引领全球的社会主义文明，我不想喊这样的口号，我只想说是促进相对平等、共同繁荣的文明。从人类进步角度而言，最终全球秩序应当是更平等或者更加普惠制的秩序，我认为未来世界的最主要矛盾还是文明与进步的矛盾。
我的发言就到这儿，谢谢！
丁耘：
谢谢李滨老师，李滨老师刚刚重申了绍光老师的观点，要坚持生产力这个原理，很好理解。因为巨大的生产力需要巨大的市场支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没有巨大的世界性市场，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支撑再生产，这是我的理解。
第二个问题，怎么界定生产力？其实这是文化人可以想的，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思考。为什么这么说？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里面所阐释的矛盾中，一个微妙的词是“美好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
比如，大规模生产诺基亚的生产率高，还是小规模生产苹果的生产率高？你想一想，为什么？诺基亚生产得再多，卖不出去，为什么？人们有另外的需求出来了，人们需要一个更美妙的东西，更新的、有更高技术含量的，甚至是更高审美含量的东西。
在这个地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可以统一的。这个统一就在于我怎么界定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是美好生活？说穿了，文明的“文”就是对美好的定义。
这是刚才大家的发言给我的启发。
罗岗：
刚才前面好几位老师都讲到生产力问题，我还想回到上层建筑，或者更想回到和在座的诸位有关的思想领域。在座的很多学者都是1980年代过来的人，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不难发现当代中国思想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是靠“矛盾”在推动。其中最重要的矛盾，就像今天大家的发言或多或少都涉及的，就是现代化和革命的矛盾。当时不少人认为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建立在告别革命上，所以要结束疾风暴雨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将工作的重点放回到经济建设上，也就是进行现代化建设。那时的矛盾体现在思想层面，最明显的特征是根据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可以构造出完全不同的历史：譬如在文学史领域，革命史观转换成现代化史观之后，原来评价高的作家作品如左翼文学，现在评价低了；原来评价低的作家作品如新感觉派，现在评价高了。这样的转换必然带来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革命和现代化之间是矛盾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是按照我们所熟悉的思路来展开的，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中国革命看作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是把中国革命解释为传统的回潮，充其量是一场农民革命，甚至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因为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缺乏和现代文化的深入结合，所以必然有各种各样的“封建”弊端，如个人崇拜、帝王思想、缺乏法治观念、不尊重人权等。正是按照一整套对于现代化的想象，来检讨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可以说，80年代的思想构筑了两对核心矛盾：浮在意识形态表面的是现代化和革命之间的关系，而隐含在其下的则是现代化和传统之间的矛盾。
80年代对于这两对矛盾的构造，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并不能简单地进行否定。正如今天有人特别指出，既然我们不要对中国革命做后悔史学式的否定，那么也不要对80年代进行后悔史学式的否定。80年代的路全部走错了？显然不是的，它也是当代中国历史构成的一部分。
但必须看到的是，这两对矛盾在80年代虽然用了比较激烈的方式进行表达，却没有解决矛盾本身。正是这两对矛盾的持续存在，才有了90年代大家所熟悉的围绕着这两对矛盾所展开的激烈论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认识论转变，就是充分地意识到革命也是现代化的一种方式，譬如把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解释为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最早由阿里夫 · 德里克提出，后来汪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其核心就是反现代的现代性。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新的历史视野，把中国革命理解为既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同时也追求自身的现代化。这就突破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使得中国革命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了某种“同一性”，由此，则有必要重新检讨中国革命/现代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因为中国革命和传统的关系，与中国现代化和传统的关系，它们开始合二为一了。
如果认为中国革命是反现代的现代性，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反现代的现代性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成功源于对以绝大多数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社会进行有效动员，必然需要挪用传统资源。因此，90年代思想讨论同样围绕着这两对矛盾来展开，只不过人们的立场开始有了微妙的改变和位移。首先是强调革命和现代化的合二为一，这样的想法一般被概括为新左派思想，虽然中国的新左派思想开始的时候更多地借用了西方文化左派的资源，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抵抗和批判来肯定中国革命，但只要主张肯定中国革命的立场，必然会逐步转到重视20世纪中国革命自身经验的重要性上，而重视中国革命自身经验的重要性，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理解，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很显然，80年代那两对矛盾在90年代发生了转化，但矛盾依然存在。
具体而言，与80年代将传统理解为“现代化”或“革命”的巨大障碍不同，虽然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取得成功，乃至今天的中国崛起，其根本的动力都来自中华文明传统。所谓“文明论”的论述会越来越强势，是因为这一论述认为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最终被中华文明传统化了。但如此极端地用传统因素来解释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也引发了不同意见，因为中国革命在挪用传统的同时也在批判传统、改造传统。中国革命/现代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在90年代之后逐渐转化为“文明论”与“革命论”之间的矛盾，这也导致了当代中国思想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的空前活跃，各种各样的观点互相碰撞，甚至也不乏极端的观点。这种活跃与极端源于矛盾的真实存在，也对应了现实社会中某种力量的存在。
不过，在今天出现了新的情况，原来认为矛盾是真实存在的，但随着党中央提出一些新的说法和新的论述，这些矛盾需要被重新理解了。
第一个说法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革命和现代化的矛盾。中国式现代化当然离不开中国革命，如果离开了中国革命，中国式现代化怎么能实现？1999年，甘阳在清华大学讲“通三统”，我当时印象很深。“通三统”是一种巨大焦虑的表现，因为当时很多人并不认同“通三统”的观点，怎么可以把三个时代统起来？首先，“革命”的毛泽东时代和“现代化”的邓小平时代是有矛盾的；其次，如果从“五四”的立场来看，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都是后“五四”的时代，“五四”打倒孔家店，当然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儒家文化进行激烈的批判，所以，作为“现代”的“两统”与作为“传统”的“一统”，根本无法“统”起来。就“通三统”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现在把“革命”与“现代化”这“两统”“统”起来了，对革命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给出了一个结论式的回答。
第二个说法是“第二个结合”，它要解决的是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其实更加复杂，“文明论”和“革命论”的矛盾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表现，站在“革命论”的立场上来处理与传统的关系，也许会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许会强调古为今用和拿来主义，与站在“文明论”的立场强调传统的重要性，显然有所区别。可是，具体到“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从传统中简单地寻找资源，还是需要现代的转化？怎么定义现代？从晚清算起，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否构成了独特的经验？今天是不是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已构成了自身的传统，这个现代传统是否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譬如，鲁迅是不是已经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假如讲“第二个结合”，引用鲁迅的话，算不算“结合”的成果？我估计，这个不会算“结合”的成果。因为今天一讲“第二个结合”，一般都是引用传统文化的经典，现代还没有成为传统的一部分。但这样的现象也提醒我们，塑造今天中国人想法和行为的力量恰恰与中国现代经验紧密相关，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中国人和古代传统之间存在着某种断裂，如何把这种“断裂”也转化为传统的一部分，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然而，在这一系列由党中央给出的理论观点和论述面前，我们怎样来讨论上述这些问题？是不是推动19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思想前进的矛盾已经解决了？如果矛盾并没有解决，而是以别的形态重新出现，那么我们如何把握矛盾的新形态，并且在这种把握中再次推动当代中国思想的发展？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丁耘：
感谢罗岗老师非常精彩的发言，非常清晰和精辟。罗老师通过矛盾论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三个时期的思想史，我期待你写出来。罗老师最后讲得特别精彩，我深表赞同，矛盾不是缺陷，矛盾是历史的动力。当我们给出一个闭合的东西的时候，继续往前走的动力是闭合的东西自己开放，它自己的矛盾让统一破裂。其实传统本身也是有矛盾的，正是因为有矛盾才有活力，才可以向未来开放，传统不等于过去那堆东西，这个需要新的解释、新的运用，我非常赞成。
苏长和：
圆桌讨论的主题有四个关键词：大变局、国家、文明，还有全球秩序。我也顺着讲一下对四个关键词逻辑关系的理解。概括起来，就是天下国家秩序的道理。
第一个，既然是大变局，我们搞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就会去思考，变在什么地方？天下大乱、天下大治或者天下大变？这就涉及对一个根本问题的认识，就是大变局时期国际关系或者国际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中国人处理外部关系的时候，很重视首先要对时代特征进行认识和判断，进而据此制定合理的外交政策。时代特征是政策话语，转为学术话语，就是对国际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的认识。
1940年代至1950年代以及1960年代，我们对当时国际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有比较准确的认识，做出这个认识和判断的知识，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理论。当年的世界大变局，正好是国际关系发展到全球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奴役体系，同一大批政治觉醒并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正义力量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是这一世界历史进步运动的一部分，同时以自己的进步推进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进步。回顾那段外交史，在拉拢、遏制、包围的艰苦国际环境下，我们抓住当时国际社会的发展阶段和性质的时代性问题，争取到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国家对中国的支持，使我们摆脱了外交的孤立，同时拓展了中国外交。
结合今天这个主题“大变局”，自然也要思考当今国际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是什么？是不是还是巩固旧制度与旧秩序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与更多的追求发展和解放的各个国家（各方力量）之间的矛盾？如果是，那就会产生一个话语，旧世界和新世界的话语。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大国外交的叙事来讲，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带有新旧、正反对比的特点。历史上，每当世界处于巨大变革的时期，当时的世界政治话语都会呈现新旧正反的叙事模式。
第二个大变局是国家。在大变局时期，各类国家都会竞相提出政治方案和主张，其中，代表文明进步方向的国家最终会胜出。当今这个世界，中国确实是全球关注的焦点。这就涉及不仅是作为主权意义上界定的中国，还涉及作为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外人理解中国的“中”，其实还不是中间的国家、中央的国家，中国的“中”还有恰当的意思，平衡、正好、公正的意思。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按照中国的发展进程，在人类历史上200年来会第一次出现一个东方的国家或者社会主义的国家，再加上主要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总量上名列世界前茅。这种世界经济基础的变化是革命性的，会对过去西方供给的很多人文社会知识以及为其治理世界提供论证的那套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产生极大冲击。这个客观事实自然会导致当今世界霸权集团的焦虑和忧虑。中国不认同所谓“新冷战”“修昔底德陷阱”“国强必霸”等这类旧时代的国际政治命题，但是别人会用这样的命题来定义当今国际关系变局，我们看到，其在政策上也是这样做的。后一类国家在世界发展方向的方案和主张上，无论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民主”联盟，还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提法，几乎没有什么新东西，无非还是如何巩固其霸权统治。这一点，新知识的普及以及更多国家的政治觉醒都能清楚地看清其本质。
第三个和秩序有关，中国这样的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世界上有190多个国家，这是从国际法律意义上说的，但是那些走在历史发展前列的国家，几乎都代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方向，这类国家或者国家群体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现在，人们谈论“天下国家”“文明国家”概念较多。这两个概念在政治哲学方面包含两层重要的含义：一是这类国家能够立足并能走在历史的前列，代表人类政治的道统和正当性，我国古代政治话语用代表“天下”“华”“文”进行叙事；二是政权、主权意义上的国家虽有存亡赓续转承，但是只要这类国家拥有天下的道统资源和力量，代表一种先进政治文明形态，“天下国家”的政治秩序范围就不会局限于特定地域，因为吸引力会得到很多追随，天下国家秩序的范围会更大。
回到一开始说的大变局或者国际社会的性质这一主题。大变局时代往往是国际社会的性质及其矛盾充分展现的时代。在比较和平的时代，各种政治方案往往会有共存，政治叙事上往往多以“真-真”的模式表现出来，大家的方案都有道理，能够共存；但是国际社会矛盾出现激化，政治方案和政治叙事往往从“真-真”转化到“正-反”模式上。人们可以比较一下近十几年来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的各类国际政治主张、宣言、联合声明等，愈来愈呈现出“正-反”檄文体的叙事特点。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们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当下和前途要表达出各自看法。换句话说，大家对“天下国家秩序”的“天下”出现竞争性的解释。为世界资本主义霸权秩序论证的那套话语，如“自由民主国际秩序”“民主国家联盟”“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甚至制造这套话语的内部，都出现很大的危机和不信任。用通俗话语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些话语不代表“天下”道统；用学术话语说，这些话语不代表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用政策话语说，过去一段时间西方标榜的软实力出现冰山状时缓时急的崩塌。
这就带来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人类新的政治文明形态是什么，在哪里，或者“天下国家秩序”是什么？这是21世纪中叶左右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之一。我们站在这个国际关系进程的历史方位、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高度或者“胸怀天下”的视野，才能明白坚持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制度体系、中国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等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地位和意义。进一步而言，就能理解“开创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叙事话语的意义，以及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时代使命和长远价值。这些年来，进步的知识界正在更大范围世界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对国家、政治、政府、政党、民主、人民、民族、治理、文明国家等代表新政治文明形态的概念进行重构性的解释，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趋势。
我们用“天下国家秩序”进行总结。在主权国家秩序定型的世界中，各个主权国家是平等的。其中，先进的国家不只是物质力量上的，也是政治制度上的，更重要的是代表自身和人类的文明、价值，或者古人讲的天下，这种国家形态不单是过去传统政治理论上讲的国家，也和过去讲的民族国家不一样。迈到这个阶段的国家或国家群体在大变局里就能脱颖而出；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往往因为它们的政治实践和创造承载着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内涵和方向。由此，我们用“天下国家”表述这类国家或者国家群体，天下国家不仅仅是国家，实际上这类国家或群体代表着人类文明的道统、正当性、前进的方向，其发展动力和世界感召力蕴含着一种新秩序及其范围的扩大。
本文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周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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