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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一墨
中医传承平台软件得到了北京、上海、贵州、山东、天津等院士、国医大师、名老中医工作室的广泛应用，获得高度认可，被认为是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传承的重要工具。全国100余家单位应用本软件进行医案整理、方剂组方规律分析等，已发表学术论文2000余篇，应用该软件进行名老中医经验总结的毕业研究生超过1000名，成为名医经验传承、中医药文献分析、中药产品研发的有力工具。
本研究通过收集董建华院士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工作期间的相关医案，以及已公开发表的董建华院士论著中的代表性医案，纳入慢性胃炎的相关病案处方信息,运用中医传承计算平台进行频数、四气五味及归经分析，运用SPSS Modeler 18.0 软件进行关联规则分析，以及运用SPSS Statistics 26.0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纳入192首处方，得到12个高频证型、10个高频治则；涉及183味中药，使用频次较高的中药为陈皮、香附、枳壳、川楝子、香橼，常用药物功效为理气类、补虚类、清热类及化痰类；药性以寒、温为主，药味以苦、辛为主，归经以脾、胃、肺、肝经为主；关联规则分析中支持度最高的二味药物为延胡索-川楝子，三味药物为焦麦芽-焦山楂-焦神曲；聚类分析得到4个核心处方，因子分析共提取出8个公因子。本文基于数据挖掘探讨董建华院士治疗慢性胃炎的用药规律，总结了董建华院士治疗慢性胃炎遵循“理法相融、方药相对”的原则，可为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总结和挖掘分析提供参考。
于艳卉，江锋，王冬梅，王文霞，刘扬，李怡雯，樊沫含慢性胃炎是由幽门螺杆菌感染、环境因素、饮食习惯等多种病因引起的胃黏膜慢性炎症，其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西医多是针对病因，通过抑酸护胃杀菌等方法对症治疗，但其复发率高，副作用较多。中医药治疗慢性胃炎具有独特优势，多将其归属于“胃脘痛”“痞满”“反酸”等范畴，认为本病主要是由外邪犯胃、饮食不节、情志失调、药物损害等因素导致脾胃运化失常，胃失和降，治疗上多通降和胃，祛邪扶正。多项研究显示，中医药辨证治疗可有效改善慢性胃炎临床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作为我国著名的中医泰斗，董建华院士在慢性胃炎的治疗上见解独到，其经验亟待后人深入挖掘与继承。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数据挖掘软件已成为名老中医经验传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本研究基于数据挖掘软件分析董建华院士治疗慢性胃炎的用药规律，对于中医药治疗慢性胃炎具有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
董建华院士在1963年至1990年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工作期间治疗慢性胃炎的相关医案，以及已公开发表的董建华院士论著中的代表性医案。（2）中医内治方药，汤剂、丸剂、散剂皆可，剂型无限制；
（3）临床资料记录较为完整，包括方药组成、剂量等；
（4）患者年龄、性别不限。
（2）序贯治疗方；
（3）周期用药方；
（4）未涉及内服方药，如灌肠、贴敷疗法等外用方。
由2名研究人员独立录入数据，根据纳排标准筛选医案并提取相关数据，建立数据库。完成后由2名研究人员交叉核对数据，若有不同意见，则由第3名研究人员参与商讨，并听从多数意见，做出最后决定，以保证原始数据的真实完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版）》和“十四五”《中药学》为标准，对中药名称进行统一规范化处理。对于药物的不同炮制方法，规范时予以保留不同炮制方法，归类为不同药物；将别名、异名、简称进行规范；对于两种及以上组合药物进行拆分；对于道地药材的产地进行剔除，规范为药物学名；若有参考书籍未收录的中药，则保留其原名。结合《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治法部分》及“十三五”教材《中医诊断学》，对中医证候及治法进行规范化处理。将数据规范化处理后，借助“中医传承计算平台V3.0”软件，运用统计分析模块，统计中医证型、治则、用药频次、中药类别、高频药物剂量、性味及归经。提取频次≥30次的高频药物建立Excel数据库，运用SPSS Modeler 18.0软件，采用Apriori算法，设置条件支持度＞15％，规则置信度＞80％，最大前项为2，进行关联规则及网络化分析。将高频药物数据库导入SPSS
Statistic 26.0软件，进行聚类分析，生成聚类树状图，纵轴代表高频药物，横轴代表中药与中药之间的“距离”，其中距离越短，同质性越高，从而将相似程度高的药物进行归类，得出核心药物组合。将高频药物数据库导入SPSS
Statistic 26.0软件，进行因子分析。首先采用Kaiser－Meyer－Olkin（KMO）检验统计量和Bartlett’s球形度检验该数据是否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如果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则通过提取成分、数据旋转及计算得分获得公因子。
共得到中医证型35个，其中出现频数≥5次的高频证型有12个，前五位分别是肝胃不和、肝郁脾虚、脾胃虚寒、气滞血瘀、脾胃湿热，具体见表1。![]()
共得到中医治则48个，其中出现频数≥10次的高频治则有10个，前五位分别是调肝和胃、理气和胃、清热化湿、健脾化湿、疏肝理气，具体见表2。![]()
本研究共纳入处方192张，涉及中药183味，药物总频次2161次，频次≥30次的高频药物共20种，共计频次1109次，占总频次的51.32％，其中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陈皮、香附、枳壳、川楝子、香橼，具体见表3。![]()
对高频药物进行药物剂量统计，可知高频药物剂量范围在1.5～20g之间，高频剂量多在10g左右，具体见表4。![]()
对纳入的中药按功效进行分类，主要以理气类（651次）、补虚类（286次）、清热类（155次）、化痰止咳平喘类（147次）及化湿类（136次）为主，累计频次达69.66％，具体频次分布见表5。![]()
对纳入的中药进行四气五味分析，主要以温性、寒性及苦味、辛味为主，具体分布见表6。所纳入的药物归经主要以脾、胃、肺、肝经为主，具体分布见表7。四气、五味及归经统计雷达图见图1～3。![]()
对药物进行关联分析，将支持度设置＞15％，置信度设置＞80％，最大前项为2，提升度＞1，二味药对关联规则组合见表8，三味药对关联规则组合见表9。二味药对支持度最高的是延胡索—川楝子，三味药对支持度最高的是焦麦芽—焦山楂—焦神曲。采用关系网络模型节点构建高频核心药物的关系网络模型，设置关联强度＞30为强关联，以实线表示；＜20为弱关联，以虚线表示；介于二者之间的为中等关联，以较细实线表示，高频核心药物的关系网络模型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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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味高频药物进行系统聚类，当截距为18时，药物聚类为4类，具体情况见表10，聚类树状图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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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对20味高频核心药物进行因子分析，KMO检验统计量和Bartlett＇s球形度检验结果表明，KMO统计量为0.672，近似卡方为1351.718，P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Kaiser正态化最大方差法，提取公因子8个，累积贡献率达70.85％，包括大部分信息。数据旋转在5次迭代后收敛，载荷绝对值越大，因子在组成该变量中的作用越大，提取载荷系数绝对值＞0.3的药物变量组成具有一定意义的公因子，结果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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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胃学说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源于《内经》，辨证法于张仲景，集大成者于李东垣。董建华院士潜心研究脾胃学说，师古而不泥古，在长期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脾胃“通降理论”，尤其是在慢性胃炎的治疗上有独到见解。近年来，董教授治疗脾胃病的学术思想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但多专注于经验总结，缺乏较为系统的理法方药层面的数据整理与分析。本文在临床数据基础上，从证治方药方面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董教授治疗慢性胃炎遵循“理法相融、方药相对”的原则，用药以轻灵流畅见长。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医证型与治则相互印证，有是证，用此法，辨证论治，法随证变。脾胃虚弱为本，贯穿疾病始终。董教授认为脾胃虚弱贯穿慢性胃炎发展全过程，乃疾病发病之根本。《幼科发挥》载：“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蜂起。”慢性胃炎临床上常见脾胃虚弱证候，包括气虚、阳虚、阴虚，治病求本，当从虚而治，或健脾益气，或健脾和胃，或温阳散寒。气滞湿热血瘀为标，影响疾病进展。从证型研究结果可见，慢性胃炎发病过程中常见气、血、湿、食、痰、火等病理因素相互搏结，尤以郁滞为重点，郁滞则血涩不行而为瘀，饮不得化而为湿、为痰，水谷不运而为食，壅塞不畅而为火。临证时需权衡标本缓急轻重的重要性，从而平衡虚实偏重，或先祛邪而后补虚，或补泻并用；祛邪当据病邪之性质，或疏肝理气，或活血化瘀，或清热化湿，或化痰消食。通过对董建华院士治疗慢性胃炎的病案进行统计分析显示，常用的高频药物以理气药为主，药物功效同样显示理气药的使用占据首位，归经主要归胃、脾、肝经，与证型及治则结果相符合，为董教授“通降理论”的具象化体现。胃肠为市，无物不受，易受邪气侵犯而妨碍脾胃运化，影响气机运行，进而水反为湿，谷反为滞，故董教授临证时强调“通降”，常用陈皮、枳壳、香橼、佛手等理气药，气行则血畅火清，气畅则湿化食消痰除。需要注意的是，董教授所论之“通降”旨在疏通气机，恢复胃腑和顺通降之性，强调一身气机的调畅；在董教授所著的《实用中医心理学》中亦强调了心身并重与心身并治的必要性，注重心身并治的疏肝调木以调理气机，主张在投药的同时，疏导患者而令其畅达情志。高频药物因子分析共得到8个公因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公因子F7为董建华院士治疗慢性胃炎的经典处方加味香苏饮的主要组成部分。此方在香苏散基础上，将苏叶改为苏梗，增顺气开郁和胃之功，合大腹皮、香橼、佛手、枳壳等理气通降之品，适用于气滞为主的慢性胃炎患者，胀甚者加鸡内金，兼痛者加金铃子、延胡索，吞酸者加乌贼骨、瓦楞子。由此可知，因子分析所得方剂与董教授治疗慢性胃炎常用方剂一致，切合慢性胃炎“以降为顺、因滞致病、以通祛疾”三位一体的观点。药物功效结果显示补虚药排名第二，药性中温性药占比高达46.96％，且寒性药及辛味、甘味药同样占据重要地位，体现出董教授临证时注重补养脾胃、顾护后天之本，亦与证治结果相互印证。“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脾胃虚弱是慢性胃炎发病的重要病理基础，董教授临证时常依据气虚、阳虚、阴虚的不同，施以不同性味的药物，如甘温益气之补中益气汤、辛甘化阳之黄芪建中汤、甘寒养阴之益胃汤，同时加以理气药，顺其脾胃通降之性，使之补中有通，静中有动。药物聚类分析结果第二类为香砂六君子汤，其中，白术作为补气健脾第一要药，《本草通玄》认为其是“补脾胃之药，更无出其右者”。对于慢性胃炎日久者，症状渐轻或基本控制后，常有食少乏力等虚象，董教授认为切忌早补或峻补，可用通补兼施之香砂六君子汤以收功。多项临床研究表明，该方治疗慢性胃炎，尤其对于脾胃虚弱证患者，可缓解临床症状，疗效显著。药性结果显示苦性药、寒性药的使用占据重要地位，药物功效结果中清热药位于第三位，这与董教授主张的“胃热学说”相互印证，亦与脾胃湿热证及清热化湿治则的结果相一致。董教授结合《内经》“火郁之发，胃痛呕逆”的理论，针对现代人多嗜食肥甘厚味、饮酒过度等饮食生活习惯，认为久嗜烟酒及油腻食物，湿热内生，复加寒凉生冷，或外感寒邪，助热生毒伤阴，常出现胃黏膜红肿热痛，甚至糜烂、出血等慢性胃炎镜下表现。基于此，董教授提出胃热学说，临证时运用清法治疗慢性糜烂性胃炎，方用连朴苓草汤，并据湿热偏重不同调整药物比例；湿热久羁，气虚者加扁豆、山药，阴伤者加芦根、石斛。此外，本研究结果提示温性药及温里药的使用亦不可忽视，这表明董教授临证时并非拘泥于甘温补益或苦寒清热，更注重寒热病机之间的转化，对于寒热错杂之局面，多温清并用、寒热并调，常用左金丸加桂枝、黄芩，此即为高频药物聚类分析第四类结果，以吴茱萸辛热反佐，仅用1.5g，顺其性热而折之，而以黄连为君，每用3g，是吴茱萸的两倍，临证时依据寒热轻重调整黄连、吴茱萸之比例。药物功效结果显示，化痰止咳平喘药以及解表药同样占据一定的比重，归经第三位为肺经，提示董教授在治疗慢性胃炎时注重脾土与肺金的母子关系。李东垣曾言：“脾始虚，肺气先绝。”脾土为肺金之母，脾土不运，易损及肺金，而肺金宣降失司，子病及母，也可致脾土亏虚。一方面，脾胃既伤，胃中水谷之气，“不能如雾上蒸于肺而输诸脏”，滞之则“随热气而化为痰，随寒气而化为饮”，痰饮积滞于胃，输肺之气亦不清，阻遏气道，故慢性胃炎患者日久可伴见胸闷气短、咳嗽痰喘等肺部不适；另一方面，《医方集解》云：“脾者，万物之母也，肺者，气之母也，脾胃一虚，肺气先绝。”脾胃虚弱，首传至肺，肺脾之气不足，卫外之气生化无源，御邪无力，故慢性胃炎患者常易患感冒咳嗽，缠绵难愈。《医学源流论》曾言：“传经之邪，而先夺其未至，则所以断敌之要道也。”本研究结果表明董教授在治疗慢性胃炎时，常于天气转换之时，见微知著，先安未受邪之地，除治疗本脏病变外，适当加入归于肺经的药物，常合用六君子汤、玉屏风散等，以肺脾同调。药性结果显示辛味药的使用频率位居第二，其能散、能行，可行气活血，为调和气血之佳品，与董教授注重调和气血的思想相契合。朱丹溪认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一般气滞为先，血涩不行则为瘀，瘀塞通道，又可阻滞气机，形成恶性循环。临证时董教授常用香附、郁金等辛香之品，配伍活血药，既能疏肝解郁，又可调理脾胃气机，使气行而血行，并酌情调整理气与活血的用药比例。高频药物关联规则研究结果表明，条件置信度最高为川楝子和延胡索，即金铃子散，为董教授治疗瘀血证的常用药对，可理气活血，和胃止痛。聚类分析的第三类即是在金铃子散基础上加以香附、香橼和佛手而成，此为董教授自制金延香附汤。胃为多气多血之腑，慢性胃炎气滞日久，必然会引起血瘀，常采用调血和气的方法，在理气药的基础上加行气活血药物，伴见胃痛喜暖畏寒者可加良姜、甘松行气散寒。此外，董教授临证时也常用蒲黄—五灵脂、丹皮—赤芍、刺猥皮—九香虫、丹参—沙参等药对以调气和血。明清时期吴鞠通在治病时主张“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薛生白提出“从中而治”，重视中焦的升降枢纽作用，强调顾护脾胃运化，选方轻灵平和；孟河医派费伯雄认为“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乃为神奇”，丁甘仁提出“和则无猛峻之剂，缓则无急增之功”的理论观点，同样在治疗上强调和缓醇正，用药轻灵，顾护脾胃。研究医案可见，董教授拟方药味多在8～15味之间，药量一般在1.5～20g，大多在10g左右，体现出董教授临床用药以轻灵流畅见长，最忌呆补、漫补、壅补，往往轻药味淡，不违法度，使脾胃有生发之机，充分发挥其疗效。此外，董教授治病辨证精细，遣方用药灵活多变，常针对不同的病机、病情的轻重选取相应的药物及剂量，时而轻灵取效，时而又加大某一药物剂量以切中病机。本研究基于数据挖掘分析结果，结合董教授治疗慢性胃炎的临证经验，从理法方药层面较为全面地阐释了董教授治疗慢性胃炎的用药规律，可为临床慢性胃炎的辨证论治提供一定的参考与指导。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仅以单中心病历及其代表著作中的医案为主，虽从理法方药层面进行综合分析，但更注重用药规律的总结，对于中医证候、治则的分析相对简单，且缺乏对二者的关联分析。后续研究将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并对证—症、证—药、症—药等之间的规律进行分析，从而为中医药治疗慢性胃炎提供更多的思路。
文章来源：《环球中医药》2024年9月第17卷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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