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收了稻谷包谷，颗粒归仓后，又到了秋播冬种的时节。
“不唱山歌喉咙痒，嘴巴一张像河淌……”来凤县三胡乡石桥村的田野里，伴随着嘹亮的山歌声，10多名来自不同村民小组的村民正在收割秸秆，抢种油菜。传唱当地山民歌是当地农事互助“转转工”缓解疲劳、活跃气氛的传统。
“转转工”，曾广泛盛行于鄂西山区。农忙时节，村民互助干农活，不收取报酬，主人只需为前来帮忙的村民提供饭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和农业产业走向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传统农事互助形式“转转工”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这几年，“转转工”山歌为何又频繁在石桥村唱响？日前，本报记者来到石桥村，进行蹲点采访。
从消失到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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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山歌声，记者来到石桥村下坝院子吴立生家的田地，在忙碌的人群中找到了正在割秸秆的宋桂珍。
满头银发、精神矍铄、歌声嘹亮，眼前的宋桂珍，看不出已经84岁高龄了。“平时，村里喊‘转转工’，都不怎么叫我。所以我经常在村里转一转，‘遇水搭浮桥，碰到事就搞’！”老人的话语引来一片笑声。
“那是因为您年纪大，怕您累到了。”一旁的村民邓德平接过话茬。在石桥村，邓德平有个令人尊敬的职务——“转转工”村民自治互助会会长。
“昨晚接到吴立生的求助电话，我立即组织人手。这不，今早大伙儿就来了。”邓德平说，以前大家单打独斗，几亩地的秸秆要好几天才能割完。现在“转转工”来帮忙，抢抓时节，保证油菜能按时播种。
“转转工”邓德义一边干农活，一边唱山歌。（记者向磊 摄）
村民“下单”求助、“转转工”村民自治互助会派单、“转转工”接单，这种新的“转转工”互助模式，已在石桥村运行了7年。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万江红曾带队在石桥村调研。他认为，“转转工”在石桥村消失又重现，都有其时代逻辑。
过去，农业生产方式相对落后，通过农民之间义务互助，“转转工”解决了有田无人种、种了无人管的难题。“这种互帮互助、邻里守望的农耕文明，也是土家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万江红表示。
然而，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以石桥村为例，该村有420户1442人，外出务工8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两老带几小”“妇女带老小”“二老一老守空巢”的现象突出，务工收入一度成为村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青壮劳动力大量外出和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冲击，是“转转工”在一段时间内消失的直接原因。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一系列政策和项目的实施，石桥村产业结构由传统的水稻、玉米种植向茶叶、杨梅、乡村旅游全面转型，田间收入在家庭收入格局中不再可有可无。“这为‘转转工’在石桥村重新兴起创造了客观条件。”三胡乡党委书记向学红说。
面对现实需求，一系列问题摆在面前：劳动力尤其青壮年劳动力缺乏，“转转工”能不能转起来？已经适应了个体经营、分散经营的村民还能不能走到一起？
2017年，带着这些问题，省民政厅驻石桥村工作队、村“两委”开展专题调研，并引入五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五彩社工”）进行社会实践。
八山半水分半田，是石桥村典型的地貌特征，不适合大型农业机械作业，人力劳动仍是重要的经营形态。留守老人、留守妇女有一定的劳动能力，能够从事春播采摘等劳动强度不大的农事活动。同时，该村有农事互助的传统。“经过前期调研，我们认为开展‘转转工’农事互助是有群众基础和现实条件的。”“五彩社工”石桥村项目组负责人姚方告诉记者。
当年，在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和“五彩社工”引导下，7名村民自发组成“转转工”互助会，帮助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及其他困难家庭种土豆、收稻谷、采茶等。
“转转工”这种农事互助形式，在石桥村重新萌芽。
从互助到共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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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夏耘，秋收冬垦，“转转工”根据时令开展农事互助。
5月中旬，三胡乡近千亩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期。就在这个当口，邓德平接到了邻村黄柏村村干部的求助电话：“老邓，我们村油菜收不过来了，能不能帮个忙？”
“黄柏村专门安排车接我们过去，两个村的‘转转工’齐心协力，一上午就把油菜收完了。”邓德平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发轫于石桥村的“转转工”新互助模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和响应。
邓德平（左）带着女儿邓婷婷一起帮助村民采茶。（记者杜瑞芳 摄）
来自石桥村村委会的统计数据显示，石桥村“转转工”已经从互助会成立伊始的7个人发展到241人，其中党员33人，男性96人、女性145人。
然而，石桥村“转转工”新互助聚合模式的发展并非一路坦途。
随着农业产业走向规模化、集约化，打零工成为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的一种主要形态。劳动者接受雇佣，每天可获得80元至120元不等的报酬。“我们为什么要放着日清日结的工资不拿，去干‘转转工’呢？”村民最初普遍存在矛盾心理。
为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五彩社工”首先通过积分制进行引导，即“转转工”每次参加活动都能按时长和工作量积分，年底按积分兑换米、面、油等生活物资。“物质奖励当然不是目的，而是让大家在‘转转工’互助中首先找到价值认同，进而引导大家从物质层面上的认同转向精神层面。”姚方表示。
活跃在田间地头的“转转工”。（记者向相辉 摄）
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转转工”互助，切切实实让村里发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
村民张平安要照顾重病的妻子，家中3亩多茶园无人采摘，眼看就要过了时节。互助会了解情况后，组织“转转工”前去抢摘鲜叶并帮忙销售。当“转转工”将880元现金递到张平安手中时，他直抹眼泪。
村民谭国政身体不好，“转转工”帮他播种水稻，有了收成。身体康复后，他也成了“转转工”互助会的一员。
每到周末，“转转工”潘娜娜都会把周边几户留守孩子叫到家中辅导功课，陪他们玩耍，成了孩子们的“转转工”妈妈……
“转转工”的内涵已经由农事互助向人居环境整治、关爱老人、扶幼助残等共同帮助他人的活动拓展。
“‘转转工’不仅解决了单一农户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还拉近了邻里关系，营造了农村互帮互助、邻里守望的良好氛围。”省民政厅驻石桥村工作队队长袁力表示。
“大家聚在一起，干了农活，也拉了家常，相互之间的联络更多了。”“转转工”互助会发起人之一向志英发现，现在的石桥村，哪家有个红白喜事，帮忙的人更热情了；村里的小组会、屋场会、转转会，参加的人更多了，发言的人更多了。
“来咸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在石桥村占山占地多，这几年没有一件纠纷出村，全部在村组这两个环节化解。”村党支部书记谭艳菊告诉记者，“转转工”互助，让石桥村村风民风发生了明显变化。
从自发到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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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由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社工引导，村民自发参与，转向互助会自我管理的那一刻起，‘转转工’互助真正走向了新的阶段。”说起“转转工”的蜕变，向学红向我们讲起了一次颇有意义的会议。
今年5月，石桥村村委会会议室，“转转工”互助会举行了换届选举。
从田里赶来的“转转工”们，一身汗、一脚泥地走进会议室。他们拿起笔，在签到表上认认真真写下自己的名字，生怕漏了自己。
经过慎重考虑和举手表决，“转转工”互助会正式更名为“转转工”村民自治互助会，并推选产生了新一届会长、副会长，还通过了“1331”村民自治互助机制：建立群众点单、“转转工”村民自治互助会接单、“转转工”带头人派单、“转转工”队伍实施的“一套体系”；推进村组院落、党员群众、结对联系“三个全覆盖”；聚焦农活一起干、公益一起做、困难一起帮“三项服务”；健全“转转工”运行监督“一套机制”。
“我们自己选出来的领头人、自己决定要做的事情，必须全力支持、全力做好。”老党员、“转转工”邓德义说。
邓德平认为：“‘五彩社工’指导‘转转工’互助会不断完善，但社工总有离开的一天，要想持续健康发展，关键还得靠我们自己。”
村里搭台、群众唱戏，“转转工”已经成为石桥村村民互助、基层治理和乡风文明建设的品牌。谭艳菊告诉记者，去年石桥村“最美”系列评选中，17位“最美”对象，有15位是“转转工”或参加过“转转工”互助活动。
油菜收割季，转转工们聚在一起。（通讯员汤煜东 摄）
万江红认为，新“转转工”，新在自治。“转转工”新互助模式以村里的历史、环境和资源为基础，以党建引领为抓手，发挥农村党员的引领作用，以乡村熟人社会的邻里道义为伦理保障，推动留守群体自发组织开展农业经营活动，并构建村民之间的社会服务网络与社会支持体系，形成了“一人事全村帮、全村事全村为”的新风尚，激发了广大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转转工’新互助模式起源于石桥村，我们以石桥村为重点，按照‘地域相邻、规模相宜’的原则，在全乡13个村（社区）全面铺开。”向学红告诉记者，目前全乡“转转工”已超过700人，党员占比超过30%。
目前，“转转工”新互助模式已在来凤县全面推广。各乡镇综合考虑历史沿革、地域区划、自然小组和群众生活等因素划分服务单元，吸纳广大村民和志愿者，因地制宜组建“转转工”队伍，聚焦农活互帮、关爱帮困、公益活动等开展互助活动。
采访组结束采访返程时，正碰上邓德平领着村里的“转转工”们赶往相邻的狮子桥村，帮忙秋播，快乐的山歌又在山间响起。
本报采访组成员：杜瑞芳 向竹清 向磊 陈航 向秋予
通讯员：汤煜东 钱家辉 吴先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