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雄周末书话第244话|康德和黑格尔对犹太人的偏见吸引了希特勒

文摘 2025-01-10 17:01 上海

唯有知识可以分享，也只有知识可以裂变成财富。

#志雄周末书话# 每弹评鉴四本书

本周四书分别为：《希特勒的哲学家》《雅典考古博物馆》《周期、估值与人性》《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

康德是一位现代思想家——“告别了过去、迷信和偏见”。这使得偏见被驱逐，但却留给了康德自身所独有的偏见。任何原始的和不理性的思想都使他愤怒，一种古老的宗教信仰成了他特别关注的目标——犹太教信仰。康德将其视作倒退，称犹太人是个迷信、原始又不理性的主体。他的诋毁愈演愈烈。由于宗教信仰应该被建立在理性之上，康德甚至开始否认犹太教是宗教信仰。在分析宗教信仰的著作《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1793）一书中，他写道：“犹太宗教信仰根本就不是信仰，仅仅是一个部落中的一群人组成的团体。”

他继续批判犹太教，称它不仅不在宗教信仰之列，还不道德。理性是道德的基石，而犹太教是非理性的，所以是不道德的。毕竟，“懦夫都是说谎的人；比如犹太人，不仅在商业中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也这样”，这难道有假吗？康德继续哀叹犹太人永远摆脱不了的不道德：

生活在我们中间的犹太人，由于他们的高利贷精神，自从他们被流放以来，（至少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就获得了不无根据的骗子名声。当然，设想一个骗子民族是奇怪的；但是，同样奇怪的是设想一个全是商人的民族，它的绝大部分——由古老的迷信连接起来——在他们生活的国度中不寻求任何公民荣誉，而是以别人承诺给他们以保护或者其他东西的代价来补偿他们在公民荣誉上的损失。……我不想制定那种白费力气的计划，去使这个民族在欺骗和诚实问题上道德化，我宁可想就这种奇特的、纯粹商人民族的心境来说明自己的猜测。

康德思想的破坏性很深，不仅因为他作为历史上启蒙运动中最伟大的思想家而闻名，更因为他作为最伟大的伦理学家同样声名显赫。这位哲学巨匠、权威基石，为对犹太人潜在定罪提供了扎根于欧洲文化的合法基础。

似乎这还不够，康德干脆宣称犹太人没有权利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犹太教应该被废除。他宣布，事实上纯粹道德要求“犹太教安乐死”。除了极少数“被启蒙的犹太人”，剩下的都是不道德的，因此不能获得与德国人相等的政治权利——他们应该被排除在外。总之，这个当地人每天都在同一时间坐在同一棵树下，这个看起来文雅、羞涩的男人将犹太人看作唯利是图、缺乏道德、过时的政治异类。就像一位评论家最近说的，康德对“犹太人团体的刻画是反犹主义，甚至竟……描绘他们会腐化政体。……因此康德……期望政治上的反犹主义”。

1796年，康德最后一次做演讲，1804年去世。柯尼斯堡的很多民众，以及从德国各地赶来的人群在他的墓前致哀。在他死后的好几个世纪，对他的尊敬一直在继续——他的遗骸由新古典主义门廊供奉着。青铜色的墓碑引用了他伦理学中的话语：“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新鲜而与日俱增的敬畏和尊重：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但他没能将这种高尚情操投放在犹太人身上，真是遗憾。

黑格尔生于1770年，1831年去世，他成了著名学府耶拿大学的哲学教授。在《精神现象学》（1807）和《法哲学原理》（1821）等杰作中，黑格尔宣告历史将要完成康德只在理论上做过的说明：随着时间的流逝，西方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理性和道德。理性不单是种理念，更是人类历史的终点。黑格尔被誉为新的领导世界的思想家，他似乎已经胜过康德。

但是之前的偏见被保留了下来。黑格尔写道：“理性的神殿高过所罗门神殿。它基于理性而建立，而不是犹太人的方式……（犹太人的方式）建立在所罗门范式的基础上。”犹太人又一次被视为非理性的。在预测黎明即将来临的全新宏大历史视野下，黑格尔排除了犹太人。由于犹太人是从欧洲流放过来的，黑格尔将他们归为劣等一类，排除在文明之外：“犹太人在他们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丧失后依旧存活了这么久——他们甚至再也没有拥有一段真正的历史……仅仅是他们的本质消失之后的行尸走肉。”他们被视作地位低下，他们的神也一样。黑格尔写道：“只有犹太民族的神不能容忍其他神……这位苦行的、全民族的神嫉妒心太强。”伴着毫无疑问的高尚意图，黑格尔还提出了其他有潜在危险的想法。他倡导强大国家，认为历史进步依赖于斗争。所以斗争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述：“黑格尔对战争的道德性，以及战争对道德的洗礼功能（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产生过十足灾难性的影响。”

“平底锅形”物

公元前2800至前2300年

陶器

出自锡罗斯岛——基克拉泽斯群岛之一

正在被考察的这件物品，与在锡罗斯岛上的卡朗德利亚尼的墓地中发现的其他一些类似文物一样，其定义来源于它特殊的形状，它使最初的那些挖掘者想到它与用于烹制食物的平底锅的相似：有一个手柄，一个被装饰的平面，一条凹的边缘，被圈以一条高的沿，可以放在火上，似乎是用来装食物的。不过，这个实用功能目前已经被排除了。它的外边通常被装饰着几乎抽象的基克拉泽斯典型的螺旋线图案，这种图案可能代表着大海，最后这种解释受到那个明显的顶点向下的三角形的支持。这种三角形存在于各种样品中，几乎可以肯定地被解释为是对女性生殖器官的一个再现，另外它还与在大理石“小偶像”中能够见到的那种表现形式相同。在某些情况下，在装饰图案的中央有一个图像，它似乎能被解读为一只由桨推进的船，仔细辨认它的船艏，好像能够认出是一条鱼。根据一些应该说是近似的解释，这些作品也许与女性的繁殖力（或者也与海洋活动）有关，但它们的功能仍然是不够明确的。有人提出这样的假设：它们可能具有一个用于宗教的、巫术的、仪式的功能，或者与埃及古代王朝的“小铲”有相同的功能，也就是珍贵的女性化妆物品——用于混合用作化妆品的粉末，或者在光滑而没有装饰的里面盛满水后，被当成镜子使用。

坐在王位上的男子小雕像（正在演奏一个乐器）

公元前2800到前2300年

大理石，高25cm

来自凯罗斯，基克拉泽斯群岛

凯罗斯岛是小小的基克拉泽斯群岛中的一个无人居住的岛，由于这里考古文物丰富，成为希腊最重要的海岛之一。在基克拉泽斯群岛，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最初那些世纪开始，就发展起来一种独立的文明，它明显不同于同时代在小亚细亚、在克里特和在希腊大陆上发展起来的那些文化。除了某些仍存在争议的物品，如人们所说的以几何和人物形象雕刻装饰的“铛”（博物馆中保存有一些著名的这类作品），最著名的作品就是以大理石制作的所谓基克拉泽斯偶像，这类偶像被细分为较抽象的一类，即所谓“小提琴形”，这是由于它们与小提琴有着奇异的相似和较为自然主义的一类，被强有力地风格化了，通常是表现女性人物形象。可惜的是，非法挖掘已经将这一珍贵且不可复得的遗产散布到了全世界的各个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之中。雕刻表现的是神的人格化还是人，人们至今对这个问题仍然不清楚。在图中，“音乐家”的腿上拿着一件弦乐器，乐器呈三角形，形成一种天鹅头的形状，似乎是一种竖琴。与其他的基克拉泽斯雕刻作品相比，这件“演奏者”受到关注，正是由于它以三维和构图空间的质量所体现的大胆的结构概括展现在整个构图中，使得轻巧的王座达到了透明。从它“迷惘”的面部，人们似乎能读到它的心情，它给作品传达了一种深刻的诗义，使之可被列入同时代的杰出之作的行列。这幅雕像的左腿与右脚是被修复的，先前它的双手已缺失。

名为“春天”的壁画

公元前十六世纪

从泰拉岛上阿克罗提利第二号三角楣组画上剥下的壁画

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也就是青铜时代的开始时期，在圣托里尼岛上的阿科罗提利，人们曾经建造了一个重要的定居点，它不断地变大，直到在青铜时代中期和晚期（公元前二十到十七世纪）变成爱琴海最大的港口之一。繁荣的经济形势导致一个极精致的城市文明的发展，它表现为一些有着多层的、被装饰得华丽的墙壁绘画，价值昂贵的用具，和从克里特、爱琴海各岛、中东和埃及进口用于作豪华房屋的物品。大约公元前十六世纪末，居民们突然被迫放弃了被多次极强烈的地震摇撼的这个岛，紧接着地震的是一次火山喷发，它给众多建筑物覆盖了一层由灰和碎石构成的“厚被子”，这些东西就像当年掩埋庞贝城的火山灰一样，使这个地点得到一种特殊的保存。被大量发现的壁画——装饰着私人建筑物的那些主要房间和众多公共建筑物的房间，上面所画的场景毫无连续性地相互连接，画家们丝毫不考虑如门、门洞、角落和窗等的建筑因素，而表现的是一些互不相同的对象，但几乎总是自然的环境。这里的这幅壁画占着第二号三角房挨着地面的房间的三个侧面，它表现了一个由各种鲜明颜色的碎片组成的在一处岩石悬崖上的百合花盛开的场面。天空完全是白色的，除了最上方的一抹是蓝色的。天空中画着一些鸟，可能是燕子。画中所表现的与弥诺斯绘画常规的和谐是特别明显的，特别表现在对于岩石的反自然主义和充分的表现上，因而它再现的不是当时的泰拉岛景象。那些描绘树立着的而不是如现实中发生的那样弯曲的百合花，也许正是作者将要表现的春天到来的意愿。

公牛头形的角杯

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以前

银和金

来自弥凯奈A号王家区域的四号墓坑中的坟墓

第四号墓坑归还了一批有着异常光辉和财富的墓葬品，它显示出被认为属于弥凯奈君主兼战士——当时的那个尚武社会的主要人物们的奢侈豪华，一份与荷马所称的“黄金的”弥凯奈相称的财富。角杯是一种用于仪式上的杯子，其特征是不能被摆放正，因为它没有“足”；另外在下方开口处，为了迫使人不能中止奠酒，必须直至所装的液体罄尽。对于公牛的崇拜肯定与其体力有关系，这一崇拜在弥诺斯文化和弥凯奈文化的环境中被广泛地记录着。我们可以想想属于弥凯奈时代的极著名的克诺索斯壁画，就充分表现出“抚牛”的场面：一些运动员正投身于和一头巨大公牛的危险训练；想想以威武的石角为最高点的宫殿的顶饰；想想众多的角——其中最著名的是伊拉克利翁博物馆中的那尊以块状滑石制成的，它体现着一种令人难忘的生机；想想被画或被雕在餐具上的场面；想想家具的装饰；想想丧葬用品，如角上挂着金盘的坐着的小金牛（前十四世纪）。更不要忘记希腊神话中有关半人半牛怪弥诺陶洛斯的传说。这尊牛头角杯的双角，额上的小花和口鼻部都是很薄的金片，这一选择似乎可以与以金片装饰用作牺牲的牛的身躯并给它们的角上涂金的弥凯奈的习惯产生联系。这件弥凯奈作品准确的立体性也许可以归功于一位克里特工匠。

斯芬克斯雕像

约公元前570至前550年

潘泰利科大理石

高69cm

来自斯帕塔，阿提卡

随着公元前六世纪的到来，神话动物形象——特别是在东方化图库中非常流行的斯芬克斯和格利丰，在出现于赤陶、小尺寸的青铜器和绘画中之后，以宏大的希腊造型艺术与人类形象结合到了一起。就像男雕像与女雕像一样，这些雕塑也可被视为装饰：超自然物的和神的、献供者的、已故者的画像，符号和象征，在圣所、神殿和墓地出现的人类的和虚幻的创造物。由女人的面部和带翅膀的母狮（或母狗）的身体构成的混杂形象斯芬克斯，其形象先是在弥诺斯和弥凯奈的环境中，然后她在希腊化的环境中有一个长久的传统，特别是她出现在极著名的俄狄浦斯的神话中。斯芬克斯其实是被赫拉派遣来惩罚底比斯城的，底比斯的君王拉依俄斯爱上了佩罗普斯的儿子克利西波斯，从而开创了反自然的爱情。在通向城市的山谷口定居后，这个怪物向行旅者提出一些不可能解答的难题，从而杀死他们。当俄狄浦斯解开难题后，斯芬克斯跳进了深渊。上图的这个斯芬克斯事实上是被放置在一座墓牌顶上的，其身体被用柔软的弹性加以表现，双翼按时尚的风格加以雕刻，面部是正面的，被僵直的发辫框住，并且露出“古典的微笑”，这种方法不仅表现力强，也有利于赋予图像更深刻的意义。帽子上带有彩绘的玫瑰花饰的痕迹，这意味着在其他的部位也可能有涂色。

墓碑的残片

朗潘骑士的大师，约公元前550年

潘泰利科大理石

35×44cm

来自陶瓷区的墓地，雅典

残片于1870年在雅典双门镇的大门附近的陶瓷区的墓地里——刚出城墙的地方被发现。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的中期，阿提卡的墓地建筑反映出皮西斯特拉托斯僭主执政时期贵族阶级的富有、骄傲和自信。在这个时期，贵族阶级尽管牢固地掌握着政权，但人们已经看见他们的绝对霸权正受到被新兴阶层提供给僭主的支持的损害。这座建筑的结构与前一个时期的建筑结构是相同的：一块高而窄的墓碑被放置在一个长方形的底座上，并被冠以一个埃及式柱头，最上方为一斯芬克斯。新颖之处仅在于形式的设计更加讲究，如这个类型中最完整的范本——被保存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的藏品展示的，或如雅典的藏品所展示的，只是后者缺失了碑冠部分，但在下部有一个奔跑中的戈尔工。这块碑石再现了一个经典的朝向右方的侧面姿势的年轻运动员，存留到今天的只有缺少了上部的头部。他们用左手据住的铁饼以一种与光环相似的作用将头部完美地围住，并有着非凡的效果。圆形图案与雕刻者的柔和明亮风格完全相称，关注光的层次并且达到对于梳成马尾的头发样式的极显著的直觉，这一切正是雕刻者对于韵律和圆周节奏的最新注释。人物面部达到如此的完美——微笑的侧面突显于背景之上。这件有着非凡品质的作品曾被认为属于雕刻了古典造型艺术的杰作之一——被保存于卫城博物馆的无比杰出的朗潘骑士像的那位大师的杰作。

马和年轻骑师

约公元前140年

青铜

高210cm

来自阿尔特弥西奥角的大海

这组雕像于1928年至1937年之间分多次以碎片形式被发现，然后被重新组合，并在某些空缺处和马尾加以补全。这件惊人的作品也许是被献给这位年轻骑师的——一位显得有十二岁左右的小男孩。马被表现为处于疾速奔跑中，以一种四腿交替奔跑的步伐伸开，这根据的是一种艺术家们为希腊艺术所熟知的共识，即把奔跑等同于一连串的夸张跳跃，以突显那种放纵的向心动力。整个动物的身体就是这样趋向于不真实，肌肉在皮肤之下扭动，骨骼结构完全清晰可见。能够被明确辨认出来的各种有着自然主义特征的标记都服从运动的表达。被极度拉长的形式似乎在强加一个从左侧观看的侧面视觉，这一假设被骑师的姿势证实。作为疯狂奔跑的弱小却意志坚定的控制者，他略微向左侧扭转身体。在时机方面，这个神奇的群像却是以被缩小到骑师那样的极小尺寸，在疯狂的飞奔之中戏剧性地变小，但又奇迹般地以坐在自己位置上的人与无比强大的自然力量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与人统治着世界的古典时代不同，现在，在一个比他自己大得如此之多的宇宙中，人只是一个元素，并且根本不是最重要的元素。但他被赋予了指导自己的行动，或者至少是向我们证明的能力。被这件作品所表达的各种美学与哲学价值的复杂性符合在佩尔加摩开展的研究，并且对被多种多样的希腊化艺术流派探索的对于人类堕落的再现，起到道德对立面的作用。

20年中国股市市场行情之罗列。

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装醉，演出了一场歇斯底里大发作的闹剧。

所幸的是，这次冒险成功了。

在跟莫洛托夫共事的那些年里，我（别列什科夫）仅有一次看见他非常激动。那是在1944年，瑞典代表团前来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就与芬兰的合约进行谈判。我跟此事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我知道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瑞典人来往于斯德哥尔摩之间的穿梭外交，从苏方的观点来看，并未带来预期的结果，并且芬兰人坚决拒绝接受苏联的条件。

根据种种情况判断，当时苏联领导人真的想要解决与芬兰的冲突。正在准备在波兰的大规模进攻，所以非常重要的是将在北方驻防的部队腾出来，在突击德军奥得河上和东普鲁士的工事之前，加强中央集团军群。与此同时，间谍情报显示，里宾特洛甫前不久去过赫尔辛基，试图说服芬兰人不要跟苏联媾和，并许诺追加军事援助。报告说，又有一批德国新式武器和军团到达芬兰。所有这些都会延长与芬兰的战争，这是莫斯科所不愿看到的。在最近罗斯福致斯大林的几封信函中，华盛顿也表示，愿意看到在对芬兰不太苛刻的条件下解决苏芬冲突。苏方已经愿意放弃芬兰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但依然坚持要移动边界线，给苏联提供军事基地，这样便在总体上符合1940年3月和谈的条款。在这种条件下，芬兰的固执就完全不合时宜了。

已经记不得了，为何在斯比里多夫卡街的招待大楼里举办招待会。来宾之中，有驻莫斯科的外交官、苏联领导人、红军高级将领以及瑞典代表团。起先的气氛是彬彬有礼，非常优雅。几个大厅里，一些客人围着放满饮料和菜肴的长桌吃东西，另外一些客人则手里拿着酒杯，站在一边说话。

我看见莫洛托夫跟土耳其大使一起进入红色大厅。陪同他们的是外交人民委员会里职位次于科西列夫、莫洛托夫的助理波德策洛普。他懂得法语，可以翻译那些不懂英语的外交官的谈话。因此，我可以利用空闲的几分钟吃点东西。

突然，从红厅里传来了喧哗声，听见有人大声嚷嚷，其中莫洛托夫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他结巴得很厉害——这意味，是什么事情激怒了他。

我赶了过去，进入大厅，看见美国、英国、日本、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大使，以及瑞典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围在人民委员的身边。莫洛托夫动作很大打着手势，这本身很少见，喊道：

“我们再也不打算忍受芬兰人的固执了！如果这些混账继续固执下去的话，我们会将他们捻成灰！我们将彻底摧毁！不要以为我们头脑简单！我们知道他们跟希特勒的阴谋勾当。没人能糊弄得了我们！如果他们想打下去，他们会如……如……如愿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红军……”

助理和警卫们试图劝阻大发雷霆的人民委员。有人在劝导他：“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已经很晚了，您还得回克里姆林宫去……”“别拦我，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办。这些犟驴会为自己愚蠢的固执而后悔的。我们会收收收拾他们……”客人们也许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惊讶小心地看着原来总是不动声色的莫洛托夫。我一开始也想着，他可能喝多了，所以失态了。一切都是那么怪怪地。我们终于把他从客人那里拉出来，弄到走廊，然后走向出口。他一边还在继续喊着骂芬兰人，当他被弄上车之后，还想要挣脱出来。

最终他在两辆轿车的护送下走了。各国大使随即立即离去了。他们显然想给各自的政府报告这起事件，以及莫洛托夫关于消灭芬兰的威胁。

第二天早晨，莫洛托夫将我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情绪非常好，调皮地笑着。“您昨天出席招待会了吗？”他问道，并且不等我回答，继续说：“请详细说说事情的经过。”我开始大致重复昨天所见到的事情。“不对，”他打断了我，“照原样子说，不要删减。我说了些什么，大家的反应如何？”我不好意思重复他的粗口，但不得不几乎逐字逐句说了一遍。

“我以为，客人们都被惊呆了，甚至吓坏了。”我结束了汇报。

莫洛托夫非常满意。他放我走时说：“非常好，太好了！”于是我明白了，昨天那出戏是他特意演的，并且大半是跟斯大林协商过，或者干脆是“主人”自己想出来的。所以莫洛托夫非常高兴，很好地完成了领袖交给的任务。他把瑞典人，然后是芬兰人吓坏了。美国人和英国人也被震惊了。现在，他们将向赫尔辛基施加压力。因为现在，任何人也不能怀疑苏军有能力快速解决芬兰人，甚至占领其全境。所以，如果他昨天的“爆发”被当真的话，那只会更好。现在芬兰人将会变得好商量些了。

果真，很快瑞典人通报说，赫尔辛基愿意进行认真的谈判，过了一段时间，芬兰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最终签订了和约。

类似的政治手段在过去的外交史上并非罕见，而按照现代的标准可能是冒险和不道德的。因为很清楚，如果莫洛托夫的威胁兑现的话，这会严重影响苏联与英美的关系。经过了“冬季战争”的血腥经验，斯大林毫无疑问地明白了，征服芬兰人并非那么容易。这里应该寻找这样一个原因，即在获得希特勒同意芬兰属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后，他没有给芬兰准备波罗的海国家的命运。

莫洛托夫在已经退休之后，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饶过了芬兰……做得很聪明，没有让她加入我们。否则会有一个长久的伤口……那里的人非常执拗。那里，哪怕是少数人也很危险。那么现在可以略微加强关系。正像奥地利一样，没能将其变成民主主义国家。赫鲁晓夫把伯克拉乌德给了芬兰人。要是我们的话，未必会给……”

很显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企图给芬兰和奥地利准备东欧“人民民主”的命运。但克宫的主子们没能做到。所以，如果芬兰人顶住莫洛托夫的讹诈的话，斯大林也未必会下令占领芬兰。但那样便会出现“丢脸”的危险，这也会是个奇耻大辱。因为他已经被迫悄悄地将与库西宁的影子政府1939年秋天当着他，斯大林的面签署的不长久的“条约”藏起来。他以为，苏军占领了特里奥卡之后，整个芬兰都会处在他的手掌心里，但他失算了。不管怎么说，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可以说带着高尚的目的冒了险：促使芬兰人尽快媾和。这出戏演成功了。虽然，也应该清楚的是，其时芬兰人自己也得出了结论，是该跟苏联谈判了。

早在1940年底，莫洛托夫的地位已经不稳。维辛斯基接替了他的外长职务。莫洛托夫的妻子也已经被捕——波莉娜曾经主管香料工业，她做了许多工作，使得苏联的妇女终于有了女性美。传说她是以色列的间谍。苏联积极参与了以色列的建国，两国建交之后，以色列驻莫斯科大使是高达·梅厄。她与波莉娜曾经是中学同学，因此在莫斯科见面时已是老朋友了。她们经常互相走动，很多时间都呆在一起。这使得贝利亚有理由说服斯大林，称波莉娜早就为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工作。所以，尽管莫洛托夫依然是政治局委员，他的爱妻却被投入卢比扬卡的地下室。据称，莫洛托夫曾经大着胆子问斯大林，为什么逮捕波莉娜，得到的却是一个半开玩笑的回答：“我一无所知，维亚切斯拉夫，他们连我的亲戚全都给关起来了……”

的确，斯大林的第一任妻子斯瓦尼泽和第二任妻子阿里卢耶娃几乎所有的亲戚，要么坐过牢，要么已被枪毙。对于全能的领袖这个“玩笑”话莫洛托大无以为答。何况，我们的主席加里宁和“主人”的主要助理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都坐过牢。后来，莫洛托夫说，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宫走廊里遇见了贝利亚，两人走近后，贝利亚在他耳边轻声说：“波莉娜还活着……”

莫洛托夫能够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因为他的爱妻就在贝利亚的牢狱中！莫洛托夫还回忆起，就在斯大林刚刚死后，贝利亚客客气气地将波莉娜送了回来，他是多么幸福。

多年来，莫洛托夫一直是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在政府内部享有很高的威望。虽然斯大林早已经不再拿自己周围人的意见当回事，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依然必须要考虑社会舆论。逮捕莫洛托夫的妻子虽然有某种意义，但仍然不具备完全的说服力，因为其他人的妻子也都在监狱里。所以，在最后几年，斯大林在一步步地破坏莫洛托夫的威信。在中央全会上，以及在其他更小范围内，他谈到了莫洛托夫的“错误”，谈他没有顶住帝国主义势力的压力，向西方“投降”等等。与此同时，他逐步将莫洛托夫往后推，把他排斥出政治局。为了最后的打击，逮捕和宣布此前的亲密战友是特务和人民公敌，一切都似乎准备好了。然而斯大林之死，止住了这次打击。

在最后的几年，鳏居的莫洛托夫一直住在莫斯科郊外朱可夫卡的别墅里，在自己人的圈子里他一如既往地敬三杯酒：“为斯大林同志干杯！为波莉娜干杯！为共产主义干杯！”当有人问道：“怎么可以这样？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难道不是斯大林逮捕了波莉娜，并且差点害了您本人吗？”他的回答总是一如既往：“斯大林是个伟人……”

斯大林死后多年，米高扬透露出了惊人内幕：新疆军阀盛世才几乎成为苏共党员。

苏联前外长因为跟美国人来往密切，最后被斯大林下令悄悄处死，安排车祸原来是“领袖”的专长。

我最初感到万分惊讶，为何中国的新疆省在外交部的登记册上被单独列项，并且归外交人民副委员杰卡诺佐夫负责。但是，我很快就了解到，这个省事实上是莫斯科在控制。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主要是当时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普列祥（阿普列索夫）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跟新疆的统治者“督办”盛世才建立了友好关系，结果使后者将中国的这个省变成为苏联的一个区。盛世才多次携家人来苏联治病和度假，多次见到了“各族人民领袖”。有一次，“督办”请求接受他为联共（布）党员。

“您可以认为自己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党员，”斯大林慷慨地说。“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目前不宜谈这件事。”

于是，这位“督办”真的把自己看做苏联的人，他曾是位纪律性很强的党员，以绝对服从的方式执行了莫斯科的指示，将这个富饶地区的自然资源交给苏联使用。这个交易当时属于高度机密。

斯大林高度评价了总领事阿普列祥在新疆的活动，给了他各种荣誉称号，赞扬他能够在这个省的大众之中培养对苏联的好感。稍晚些，米高扬告诉我，当我们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改变，新疆被迫归还给重庆之后，斯大林在一个小圈子里说过：“阿普列祥知道得太多了。”这是一个信号：有功劳的总领事失宠了，他的命运已被决定。但这次，“主人”想避免多余的动静。他决定悄悄除掉阿普列祥。此后，事情便按照已经非常熟悉的程式发展。

从乌鲁木齐回来例行休假的阿普列祥出发去了阿布哈兹。在那里，在山道上，出了车祸，于是阿普列祥死了。“领袖”周围的任何人都不怀疑，车祸是斯大林亲自安排的。

在战争最初几年里，杰卡诺佐夫曾经几次去乌鲁木齐见“督办”，那里已经是新任总领事巴库林，典型的党务人员。在他的任内，与盛世才的关系开始恶化，所以副人民委员的一次次旅行于事无补。

很快，蒋介石用自己的方式惩处了“督办”，下令将他砍头，将新疆彻底收回。

“李维诺夫，”米高扬开始了自己的叙述，“是个聪明而且精明的外交家，斯大林对他不错，当然，只是在某些时间之前。可是，莫洛托夫根本就容不下李维诺夫，当斯大林夸奖后者的时候，莫洛托夫妒忌他，并且想方设法于三十年代末除掉了李维诺夫，虽然李维诺夫还能够给国家和党做许多工作。莫洛托夫也不喜欢契切林。正是他说服斯大林除掉契切林的。并且斯大林本人对契切林也不满意。遗憾的是，这个人的知识和经验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他本来可以做譬如外交部副部长或者部长顾问。可是他却呆在科利亚兹莫的别墅里，弹钢琴，早逝于忧郁症和无所事事。不过终究是善终。李维诺夫的命运要更加悲惨……”

最后这句话使我警觉。“更加悲惨的命运”是什么意思？因为，根据官方的说法，他病死在自己的别墅里。这时，米高扬接着说：“实际上，在打算与希特勒签约时，就已经决定要换掉李维诺夫。他是一个犹太人，并且在国际联盟，以及在整个国际舞台上体现我国与希特勒德国斗争的这么一个人，在这个时刻，担任外交人民委员（部长）的职位显然已经不合适了。但是他可以继续做副人民委员。他的经验还是可以利用的。但是，莫洛托夫却想方设法使他被彻底解职。莫洛托夫对国际事务一窍不通，因而不愿在身边有一个比他更有经验，更熟悉的人。结果，1941年秋天之前，李维诺夫被解职。只有当我们的情况非常糟糕，当斯大林拼命捞每根稻草的时候，他决定利用李维诺夫的经验，派他到华盛顿做大使。李维诺夫在那里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可以说，是他在危难时刻救了我们，争取到将租借法案扩大到苏联，筹借到了十亿美元。现在可以轻松地说，租借法案没有什么意义。但1941年的秋天，我们已经输光了，因而，如果不是租借法案，如果没有武器、食品、军队的冬装以及其他装备，事态的发展还真不知会怎样呢。所以，这里有李维诺夫的功劳，他利用罗斯福和其他美国人士对他的好感，安排了军品供应，正如他当年争取了美国承认苏联和建立外交关系一样。可是，一旦事情安排妥当，莫洛托夫就开始了对李维诺夫的倾轧，结果他被从华盛顿召了回来。我想，不应该这样做。李维诺夫还能有用，因此，不应该用一个平庸的、缺乏主动性的人替换他。回到莫斯科之后，李维诺夫虽然形式上得到了外交副人民委员的位子，实际上已经靠了边，后来干脆被解职退休。并且他死得很惨。他死的那场车祸，并非意外，那是斯大林背地里安排的……”

我从未听到过的关于车祸的说法，所以感到万分震惊。我感叹道：“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这不可能，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些……”但我立即道歉打断了他。

米高扬不动声色地说道：

“我非常熟悉那个地方，离李维诺夫的别墅不远。那里是个急转弯，所以，当李维诺夫的车拐弯之后，路上横着一台卡车……所有这些是事前安排好的。斯大林是干这一行的高手。他把内务部的人叫来，当面布置任务，然后就出了车祸，最终斯大林想除掉的那个人死了。类似的情况有不少。犹太剧院著名演员米赫艾斯、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普列祥等等一批人都死于这种车祸……”

“斯大林有理由惩罚李维诺夫，”米高扬继续说道，“战争的最后几年里，当时李维诺夫基本上已经靠了边，住在别墅里。来莫斯科的美国高级官员们一般按照老习惯利用机会，经常看望他。他们的话题各种各祥，其中也包括了政治……其中的一次谈话中，美国人抱怨说，在许多问题上苏联政府立场十分固执，美国人跟固执的斯大林很难打交道。李维诺夫对此回答说，美国人不必感到无望，这种固执也有某种限度，因此，如果美国人表现出一定的强硬，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苏联领导人也会让步的。这次，以及李维诺夫的其他谈话都被窃听并记录。有关情况报告给了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我也读了这个报告。李维诺夫的行为使我们感到愤慨。实质上，这是叛国罪、变节。李维诺夫向美国人提建议，如何与苏联政府打交道，以损害苏联的利益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先，斯大林想审判并枪毙李维诺夫。但后来决定，这会引起国际丑闻，使盟国间的关系复杂化，所以，他一直拖着这件事。但他没有忘记。他根本就不会忘记这类事情。因此，多年之后，斯大林决定不显山不露水地执行自己的判决。结果，李维诺夫死于车祸……”

贝利亚是个特殊的“收藏家”——在其卧室的笔记本里，记录着五百多个供其发泄淫欲的女性名单。

从第比利斯奉调来到莫斯科的贝利亚却没有搬进这种房子（克里姆林宫里的公用住房）。传说似乎他说服了斯大林，要求作为国家安全机构的首脑最好住在克里姆林宫之外，以防发生敌方突袭或暴动时可以负责救援政治局成员。不管怎么说，“主人”允许他在卡恰罗夫街和花园环线交叉口处占了一幢别墅。结果是，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时间都呆在克里姆林宫，而贝利亚本人却拥有一定的自由并不受监督。贝利亚利用了这一点，用自己的亲信组建一个小队，专门在大街上寻找漂亮的年轻妇女和姑娘。这些人行动起来完全无所顾忌：汽车停在毫无防备的女人之前，身穿国家安全机关制服的军官和颜悦色地以有重要事情为借口请她上车，车门关上——就这样，贝利亚淫欲的又一个牺牲品被带到别墅的内院。通常，女人会先被带到餐厅招待吃喝，然后留下她一个人呆着。

受害者一般不会困惑很长时间。画像上非常熟悉的、活像癞蛤蟆似的那人出现在房间里，戴着夹鼻眼镜，身穿浴袍。贝利亚向女人提出那个要求，如果女人不同意，便强奸了事。护送女人出别墅的军官则会警告女人，如果“泄漏机密”，她本人和家人就会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

从来没有任何人说起过这些事情。只是在贝利亚被枪决之后人们才开始谈论。

贝利亚在这方面是个特殊的收藏家。在他的卧室发现了一本记录，上面写着五百多名受害妇女的名字。

然而，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立即发现了最高领导人现行“住房制度”中的危险。所有政要随时都可能成为身处克里姆林官墙外的贝利亚的阶下囚。因此，赫鲁晓夫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所有政治局委员迁出克里姆林宫，在列宁山上为他们建造了高级住宅。但是，领导们又很快从那里迁了出去。空置的高级住宅似乎成为领袖们“出”克里姆林宫的纪念物。

作者 | 张志雄

编辑 | 周艳付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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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雄走读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