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https://mises.org/。
作者：约瑟夫·T.萨勒诺（Joseph T. Salerno）
经济学家和国家天生就是敌人。经济学的核心原则是，改善人类福祉的手段——经济学家称之为“财货”——天然就是稀缺之物，必须先把它们生产出来然后才可用于满足人的愿望。稀缺性原理还意味着，一旦生产出来，这些财货被赋予某个人之后，就必然会剥夺其他人的使用权。换言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国家及其志同道合之人拒绝稀缺性原理，而是坚持其绝对的对立面——圣诞老人原理（注：指政府能够提供免费福利，就像圣诞老人一样）；米塞斯将这一原理定义为 “政府或国家是一个外在于并且高于社会生产过程的实体，它拥有一些并非源自对其臣民征税的东西，而且它可以将这种神秘的东西用于明确的目的”。（米塞斯，《人的行为：关于经济学的论文》，第737页）
米塞斯写下这些观点的一百年前，法国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就揭露了所有支持国家干预经济的论点背后所隐藏的圣诞老人谎言，同时强调了稀缺性原理。这里值得详细引述巴斯夏的论点：“在这里，公众是一方，国家是另一方，被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实体，后者一心想向前者倾降……真正的人类福祉的雨露……事实上，国家不是也不可能只有一只手。它有两只手，一只用来索取，一只用来给予……严格说来，国家可以索取而不给予…… [因为]国家的双手……总是会将其所触及的东西留下一部分，有时是全部……但从未曝露、永远不会曝露、甚至无法想象的是，国家给予公众的比它从公众那里索取的更多。国家给构成社会的某些个体一些特别的好处，而不给整个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害，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根据这一推理，巴斯夏提出了对国家的著名定义：“国家是一个庞大的、虚构的实体，每个人都竭力通过它，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维持自己的生活。”
巴斯夏
巴斯夏还预见到，一旦国家是“圣诞老人”这一观念被公众广泛接受，国家就会无限制地发展。巴斯夏认为，原因在于国家是“由内阁大臣、官僚、人组成的，这些人大都一样，心里时刻惦记着自己的欲望，总是急切地抓住一切能使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增长的机会。因此，国家很快就明白了公众希望它扮演的角色。它将成为所有人命运的仲裁者和主宰者。它将攫取很多东西，因此也将为自己留下很多东西。它将增加其代理人的数量；它将扩大其特权的覆盖范围；最终它将占有绝大多数资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经济学家这个群体遭到了各种国家主义者——君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神政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的憎恨和谴责，原因是经济学家揭穿了圣诞老人的谎言，揭露了国家的真实面目：一个掠夺性的组织，其一举一动都是为了损害那些自愿生产和交换财货而自食其力的人，从而使自己及亲信同党受益。1949年，米塞斯强调了经济学家和国家之间的敌对：“如果人们没有注意到经济学本身就是对自大当权者的挑战这一事实，就不可能理解经济思想史。经济学家永远不会成为独裁者和蛊惑民心者的宠儿。对独裁者们来说，经济学家总是给他们制造麻烦，他们内心越是相信经济学家的反对意见有理有据，就越是憎恨经济学家。”
经济学的错误转向
遗憾的是，就在米塞斯写下这些观点的时候，经济学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著名教科书《经济学入门分析》（Economic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的第一版中最为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变化。 在这本书中，萨缪尔森炮制了一种后来被称为“新古典综合”的东西，妄图将稀缺性原理与圣诞老人原则结合起来。
将圣诞老人原则并入经济学的运动，是由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理论发展推动的。一方面，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受奥地利学派影响而出版的经济学方法论专著《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给大多数英美经济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即稀缺性而非物质财富才是经济理论的核心主题。另一方面，大约在同一时期，经济学其他领域取得的一些发展使英美经济学家相信，市场是“不完美的”，常常不能以最低的成本、适当的组合和符合资源充分使用的水平来提供财货。
我们简要地探讨一下这些“市场失灵”理论。始于1933年的垄断竞争革命提倡如下观点：经济中的大多数市场都是垄断性的。品牌名称、区位差异、商标以及产品成分和包装的变化，都误导消费者对相同的产品作出区分。这让几乎每家公司都能占有垄断性的生态位，并赋予其将价格提高到完全竞争价格之上的市场力量。完全竞争价格仅存在于“世外桃源”，那儿的所有卖家和买家都拥有完美的知识、所有公司都无限小、每个市场中的商品都完全相同。所谓的垄断竞争造成企业为获得更高的价格，而低效地限制商品生产，同时推高生产成本，造成产能过剩。
20世纪30年代还见证了福利经济学的不断发展。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C.Pigou）出版了《福利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Welfare）一书，福利经济学作为一门正式的经济学分支应运而生。庇古强调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外部效益和外部成本。这些概念至今仍在福利经济学中起着核心作用，它们指的是个人并非总是能获得其市场活动的所有收益或承担其市场活动的所有成本。就外部效益而言，人们认为它导致了在教育、灯塔和基础科学研究这些财货方面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投资不足，因为这些财货的社会效益超过了为这些财货买单的人所获得的私人效益。一个受过教育的选民和一座灯塔会给第三方带来效益，而这个第三方并没有为选民的教育或灯塔的生产付费，因此，如果这些财货的生产者及其付费使用者获得了财货的所有效益，或者如果这些财货的所有受益者都被迫付费，那么这些财货的生产就会减少。
凯恩斯在其1936年出版的《通论》一书中提出了市场失灵的论点，该论点对巩固现代经济学中的圣诞老人谎言影响最大。凯恩斯在书中指出，市场经济通常无法产生足够的总支出（或“总需求”）来购买劳动力充分就业时经济体可能生产的总产出。这意味着，一般而言资源是超级丰富的，稀缺性仅存在于凯恩斯所说的“特殊情况”下，即消费者和企业家的支出恰好足以购买充分就业时的产出。如果资源超级丰富是普遍情况，那么圣诞老人原则就会成为经济学的中心。由货币创造提供资金的政府支出，不会剥夺任何人的部分真实收入，而是会奇迹般地创造出额外的好处，可以在不取自其他人的情况下给予某些人。
凯恩斯的颠倒经济学
随着凯恩斯革命开始在英美经济学界生根发芽，激进的凯恩斯主义者、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MT）之父阿巴·勒纳（Abba Lerner，1903~1982）极力给圣诞老人原则披上科学术语的外衣。他将应用于资源过剩世界的经济学理论称为“颠倒”经济学，并将其与基于稀缺性原则的“普通”经济学进行对比。勒纳并未完全否定后者，但认为“饱受失业之苦的经济体是一种颠倒的经济体，只有颠倒经济学理论对它才有用。普通经济学或正向的经济学关注的是资源的经济使用。资源是稀缺的……重要的是节约——在完成任何任务时利用更少的资源……但当出现失业时，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如果存在可用的失业工人，那么设法用较少的劳动力来完成某些任务……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解放出来的工人只会增加失业人数。”
阿巴·勒纳
因此，对勒纳而言，在凯恩斯的颠倒经济体中，提高经济效率只会增加失业，让情况更糟糕。同样，勒纳承认，在普通经济中，节俭是“一种美德和祝福”，是“……实现快速增长的基本条件”。他警告说，“但是，在这个饱受失业之苦的颠倒经济体中，节俭只是减少了对产品的需求，而本可用于制造产品的资源却被闲置和浪费了。”
勒纳认为，“同样的考虑反过来也适用。正如高效和节俭导致痛苦和贫困一样，低效和挥霍浪费也会带来救济和富裕。”因此，他认为，任何导致低效和浪费的事情——垄断限制、工会工作规则、关税——在颠倒经济体中都会增加就业和收入。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勒纳对亨利·哈兹利特（Henry Hazlitt）揭露经济学谬误的巨著《一课经济学》（Economics in One Lesson）进行了隐含讥讽的恭维。勒纳写道，“亨利·哈兹利特的《一课经济学》是对颠倒经济学作出的最有力的抨击之一。哈兹利特之所以能够将本书中阐述的大量类似命题撕成碎片，是因为他的所有论证都基于充分就业的假设（多数是无意识的），在这种状态下，颠倒经济学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也许有一天他会考虑到经济体饱受失业之苦的可能性，并写出第二课”。
哈兹利特从未采纳勒纳的建议——或许是因为他意识到，在现实世界中，经济是正向的，资源总是稀缺的，国家不是神秘的圣诞老人的化身，而是传说中——非常真实——匈奴王阿提拉的后裔。
同样，勒纳还将他的书献给“哈罗德·J.拉斯基（Harold J. Laski）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以及数百万介于二者之间、热爱自由且沉迷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诱饵的人们”。英国社会主义者拉斯基和自由放任的奥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相信稀缺性，反对颠倒经济学。当然，像拉斯基这样的马克思社会主义者相信的是圣诞老人谎言的变体：稀缺性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并将随着资本主义的废除和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实现而消失。
与勒纳相比，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在修辞上要温和得多。然而，他们的理论立场与勒纳并无本质区别。虽然他们口口声声承认稀缺，但他们仍坚定地坚持颠倒经济学的主要原则——国家能够不劳而获。目前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教导说，国家以适当的政策治愈市场失灵，从而增加商品供应，改善人类福祉。国家提供各级教育，确保受教育公民达到最佳数量；反托拉斯法和“公用事业”法规抑制了对重要财货的垄断性限制；货币和财政政策中和了始终存在的总需求不足和失业趋势。
有人认为国家经济政策可以产生私人市场不可能产生的大量资源，这是严重的谬论。国家可以支配的唯一资源是市场上已经生产出来的、通过税收和通货膨胀从生产者那里强制抽走的资源。这种偷窃行为减少了生产性工人、资本家和企业家的福利，却使寄生虫似的政客、官僚、政府承包商、金融精英以及国家偏爱的受害群体受益。除了以税收和通货膨胀直接攫取收入外，国家对经济的一系列额外干预，如法规监管、关税、反托拉斯法、价格控制和国家准予的垄断特权，也进一步掠夺了生产性纳税人的财富和福利。
因此，市场失灵理论只是一种修辞手段，主要用来掩盖如下事实，即现代福利经济学完全建立在圣诞老人原则的基础上——国家是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实体，拥有神秘的力量，可以从资源的源泉中挖掘资源，在不剥夺其他个人和群体利益的情况下，将这些资源随意抛撒给选定的个人和群体。奥派经济学家，特别是米塞斯和默里·罗斯巴德，推翻了所有关于市场失灵的论点，也推翻了支持福利国家的论点。他们已经证明，在畅通无阻的市场中，不可能出现对生产的垄断性限制；外部效益是社会的福音，不会造成重要财货的生产不足；任何货币供应量都足以促进一个经济体中所生产财货全部产出的交易；所有寻求就业机会的人总是能够按自由市场的工资率找到工作。
一旦确认经济学是关于而且仅仅是关于在稀缺普遍和持续的世界中人的行动，那么我们就会非常清楚地看到，福利经济学、颠倒经济学、现代货币理论等的支持者根本不是经济学家。他们是反经济学的，不懂得资本财货——人类文明存在之不可或缺的基石——是稀缺的、宝贵的，必须持之以恒地节约使用、维护、更换和积累，以保持和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没收性税收、长期通货膨胀以及他们所提倡的许多干预措施，只会打击储蓄，造成资本消耗、降低生活水平，并加速去文明化进程。将圣诞老人的谎言引入经济学不仅荒谬，而且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具有破坏性。
既然所有人都清楚，人的劳动和自然资源都是非常有限的，坚持“圣诞老人原则”的经济学家们假定，第三大类生产资源——资本财货——是超级丰富的。这一假设可归因于如下事实：现代经济学仍然缺乏一以贯之的资本理论。米塞斯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将福利原则的支持者所犯下的许多错误归咎于他们未能理解资本的性质和功能。引用米塞斯的话：“福利学派的圣诞老人谎言有个特点，就是他们完全没有理解资本问题。正是由于这一缺陷，我们必须拒绝他们用福利经济学这一名称来描述他们的学说。不考虑资本财货稀缺性的人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寓言家。他探讨的不是现实，而是一个丰裕的寓言世界。当代福利学派的所有言论都基于……资本财货供应充足这一隐含的假设。”
总之，正是在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颠倒经济学的掩盖下，人们将圣诞老人原则偷放到经济学中，才使经济学家和国家的关系从死敌变成了最好的朋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就一直是巨大的互惠互利关系。国家收到了对其所有可想象的干预措施的科学认可，而经济学界则获得巨额的政府研究津贴和联邦官僚机构中薪水丰厚的职位，以便研究和管理这些耗费资本的破坏性干预主义方案。
米塞斯在二战后不久敏锐地指出：“经济学家的职业发展是干预主义的一个分支。职业经济学家是在制定各种政府干预实业的措施上起重要作用的专家。他是经济立法领域的专家，如今，这些立法的目的无一例外都是为了妨碍不受阻碍的市场经济的运行……这类专家经常被召过去指导各大银行和大公司的事务，被选入立法机构，并被任命为内阁部长。他们与法律界的专业人士竞争政治事务上的最高指挥权。他们所发挥的突出作用是如今这个干预主义时代的最显著特征之一。”
自米塞斯在1949年写下这些观点以来，经济学家已经从国家的朋友和战时顾问变成了国家机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臃肿的联邦官僚机构中，从美联储和财政部到国土安全部和中情局，几乎每个部门和机构都有经济学家的身影。经济学家还担任国会参众两院的全职顾问，以及个别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助手。据布鲁金斯学会统计，联邦政府雇用了2200名经济学博士。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在立法部门担任民选职位。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经济学家入主白宫。究其原因，有一个老掉牙的笑话可以概括：经济学家就是没有独立人格的会计。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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