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近年来，江苏省委省级机关工委在省级机关持续开展“基层微调研”活动，组织广大机关党员干部利用节假日返乡探亲或出差时机，以更加贴近民生的视角，了解群众需求，感受基层变化，问需问计于民，撰写出一批“脚沾泥”“接地气”的调研成果。在党员干部即将启程返乡、欢度春节之际，“北京西路瞭望”特别推出“基层微调研”专栏，精心挑选上一年度的优秀调研报告与粉丝朋友们分享，在享受节日氛围之余共同学习探讨，在新的一年里更好履职尽责、服务人民。
莫让数字赋能变成数字“负能”
今年春节期间，表妹作为驻村干部，需提前返岗值班。早有耳闻她所任职的县是老家唯一的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县，我便主动要求陪其返村，实地探究数字乡村治理的“优”与“忧”。
数字赋能，推动乡村“治”理变“智”理
当前，乡村社会的流动性特征显著，农村空心化、农户空巢化、农民老龄化的结构困境，使得乡村治理亟需更多活力，农民主体性作用尚难以得到有效发挥。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重塑治理结构，改变治理关系，增强治理效能，成为各地数字乡村建设的一大亮点。在表妹工作的行政村，我切身体验了数字乡村治理“一云统算、一网统管、一屏统揽”的魅力。
“一云统算”即通过云平台完成村总人口数、土地面积、集体收入、产业规划、在建项目等数据的采集、上传、汇总，实现行政村基础信息和统计数据“一口报”。
“一网统管”即汇聚包括数字城管、善治APP、12345热线等在内的20多个渠道，在线实现村民诉求“受理（登记）——立案——派遣——处置——核——结案”闭环流转、工单全流程数字化监督，提升乡村智治水平。
“一屏统揽”即将党务、村务、财务融于一屏，村民们通过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获取村内最新动向，保障了村民们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数字乡村治理不仅得到村民们的认可，也获得村干部们的肯定。以秸秆禁烧工作为例，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平台便将监控摄像头拍摄到的火点高清图片和视频，实时发送给村干部，为后期处置及时固定了影像证据，筑牢了秸秆禁烧“防火墙”。
数字负能，谨防“技术迷恋”催生治理风险
技术赋能不等于技术万能。就乡村治理而言，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既可以通过主体赋能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又可能因技术迷恋催生治理风险，形成治理形式脱离治理本质、治理手段脱离治理实践、治理行动脱离治理需求的困境，导致技术应用与基层治理的错位。交谈中，一些基层干部群众也对此表示担忧。
一忧数字造假。对数字技术的过度依赖，易导致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只关注数字考核、数字指标的形式合理，陷入“只见数字不见人”的怪圈。在“数字锦标赛”导向下，有的基层政府为了所谓的“显绩”向乡村“要数字”，甚至通过各种措施“生产”好看的“考核数字”。如某地以种植补贴为由让村民摆拍参与“建言献策”，组织村民用模板文字在政府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以便回收浏览量和留言量上报。由此产生的“水分数字”，不仅影响政府判断，使得政策决议不符合基层发展实际，而且破坏政府公信力，基层治理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
二忧数字增负。“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当前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基层干部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强制使用，基层政务App“纷繁复杂”，有部门建的，有地方搞的，还有为某个单项活动设置的。群众来办事，先要下载APP、注册并捆绑手机号、填写个人信息，有的地方还强行要求每名干部必须完成定量的下载任务。过度留痕，为了留痕，能口头布置的工作，村干部不得不摆个阵势开个会；能简单几句话就安排明白的事，也要比对上级文件写上几页纸的“实施方案”。某村支书打趣道，这几年他为工作拍的照片比过去三四十年加起来的都多。多头填报，有的地方盲目追求“数字攀比”，搞重复建设、华而不实，不仅浪费资金资源，还导致数据壁垒、多头填报。基层干部原本应该用在为民办实事上的时间精力，都被各类表格耗费掉了。“村里的党员干部基本情况，不同部门要求报送，类似的信息从不同平台、以不同形式填过一次又一次。”一位老党员说。
三忧“数字悬浮”。传统乡村治理受人情面子、乡村礼俗、熟人社会等乡土性特征影响，更讲究人情治理。而数字乡村治理以程序化、机械化为特征，主要依靠技术的非人格特性来维系。若忽视两者区别，偏执于以工具理性取代人性关怀，必将造成数字技术脱离于现实的乡村治理场域，呈现出“数字悬浮”状态。如某村干部就坐在办公室里，简单地用信息平台汇总的数据资料作为所谓的村民满意度调查结果，取代了原本与村民面对面交流的上门入户等真实调研工作，疏离了干群关系。
四忧数字鸿沟。当前，乡村社会中留守群体大多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他们数字素养不高，缺乏熟练的数字操作能力。而各种政务App的形式和内容眼花缭乱，使得这些“数字弱势”群体受到“数字排斥”，反而丧失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资格”。如某地撤销线下办事窗口，缴费、办理等服务先扫码，将缺少智能设备和操作能力的弱势人群排斥在技术之外。“给他爷办死亡证明，村上就给张纸让照着流程在手机上操作，我年龄大了不会，来来回回几个月了还没办好，太难”，村民杨大姐抱怨道。
数字转向，以技术“下沉”促治理能力“上升”
面对数字“负能”的现实问题，数字乡村治理的重心要从简单关注技术工具在乡村治理领域的更新升级，转向数字系统与乡村复杂环境的内在融合。大家期盼未来数字乡村治理能更多满足群众实际需求、考核评价机制更加完善、更好发挥村级组织作用，在推动数字技术“下沉”的同时，有效促进治理能力的“上升”。
一盼更多满足群众实际需求。在乡村治理中，数字技术是“术”，服务群众才是“道”。要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先对基层治理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分调研，找准重点和痛点，再将“政策需求”转化为“技术支持”。要坚持群众路线，围绕群众的急难愁盼和切身利益设计系统功能，充分吸收基层干部群众意见，不断调试改进。如以数字平台收集基础群众的实际生活需求，进行分门别类的安排和推进，通过日常“微项目”资源的“微供给”，满足群众不同的“微心愿”，进而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数字技术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技术的实用、好用和受用，才能真正成为基层治理的“好帮手”。
二盼更加完善考核评价机制。考核的主要目的在于调动基层工作积极性，重视基层治理回应性与责任性。因此，数字乡村治理要以实际治理效能为考核导向，消除基层“数字形式主义”。考核内容上，不能以数字作为衡量基层政府工作的唯一标准，而是要坚持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既看台账资料、又看工作成效，既看数字“显绩”、又看口碑“潜绩”。考核方式上，要构建立体化的考评体系，对公众评价、专家评价、自我评价等进行综合考量，平衡对治理过程与治理结果的重视程度，扭转因上级考核压力而奉行形式主义治理运作机制的倾向，避免应付式“数字生产”。
三盼更好发挥村级组织作用。村级组织不同于政府行政机构，应保持一定的治理自主性，不能完全陷入科层制的表格填写、材料报送等文山会海中。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乡村社会结构是乡村治理的主要情境，村级组织在治理过程中往往采取的是人情治理方式，并以地方性知识和村庄社会关系为治理资源。因此，数字乡村治理必须发挥好村级组织的数字治理作用。一方面，通过举办数字培训班，提高农民数字素养，缩小“数字鸿沟”，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承上启下”数字治理模式；另一方面，运用数字技术引导农民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和公共活动，增强村级组织的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