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岁那年，从一个叫作树基沟的矿山小镇到它的上级单位，一个更大的矿山——红透山铜矿的大哥家去玩。这一天是6月3号。这不是我一个小屁孩刻意记下来的日子，是历史，确切地说是我们矿山有史以来最为悲惨的瞬间：1970年6月3日6点50分，红坑口井下13中段火药库爆炸，造成47人死亡、重伤7人、轻伤75人。13中段所有设备全部摧毁。停产32小时，经济损失31.2万元。当时火药库共有炸药1.5吨、雷管520发……这些数据，也是我后来在《矿志》上看到的。彼时，我正站在位于南山脚下的大哥家那间简陋的草房前，突然听到不远处的马路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人们的呼叫声，汽车的喇叭声。
有人喊：井下出事故了，快去救人……
懵里懵懂，我跟着人群向坑口跑去……
其实，小孩子去能做什么呢？只能是看热闹罢了。看那些身穿黑色工作服头戴黑色安全帽脚穿黑色胶皮靴子以及黑色的脸膛。这么说吧，除了张嘴露出的牙齿是白色的外，其他全身都是黑色的像铁一样的矿工。他们几人一组，抬着或背着同样黑色的身体，大步流星地从眼前跑过。井口前的场院里，停着白色的救护车。
这个场院我来过。
那里有职工浴池，大哥带我去洗过澡，也在旁边的竖起的铁架子上荡过秋千，看蓝天下索道上运送矿石的U形斗，耸立云端的井塔。大哥说，那个井塔的模型在大连自然博物馆里收藏着呢。我使劲地点点头。其实，我哪里知道什么是博物馆。
五毛钱
长我四岁的三哥和我在大哥家玩。白天，大哥去矿上上班，大嫂到街道做临时工，走前，将早上吃剩下的饭菜放在锅里，留给我们中午吃。那是一个燥热的夏天，走街串巷，背着冰棍箱的妇女来到门前吆喝：吃冰棍喽！五分钱一根。我和三哥买了两根。
晚上，大嫂回家，发现柜子里铝饭盒中的五毛钱不见了，脸色沉了下来。
第二天，我和三哥回了父母家。
父亲在一次火车脱轨事故中摔伤腿后，在家休养了三个月，再上班就被分配到北岔南山腰看火药库了。因祸得福，终于逃离了整天让人提心吊胆的黑洞洞的矿井。母亲说。
父亲并不这样认为。看火药库要比在井下当搬运工少挣很多钱。
但这由不得他。
火药库没有食堂，在那里上班只能从家里带饭，有时加班，就需要人送饭。自然，这个差事就落在了我们这些小孩子身上——这也是我最愿意做的事情。原因有三：1.可以暂时不做家务；2.送饭，就是旅行——从家门前的小火车道去火药库，三公里的路程，边走边玩，自得其乐；3.班上那个穿黄色趟绒衣裳的女孩，其爷爷家就住在北岔路口。有时她去那里，我们就会不期而遇。
这三样都是我愿意做的事情。
春天去采山野菜，不啻是最好的春游。谁没有写过这样一篇作文呢：《记一次春游》。就像《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一样。反正我写过，甚至成范文在各班传诵。
拣地往往是在秋天，当农人们收割完田地，将大量的粮食运往家中后，那些堆积在地里的苞米秆、高粱秆，尚未挖净的地瓜、土豆，遗落在田间地头的稻穗、谷粒，只要细心，都可以从中得到收获。农人顾不得这些遗漏的细碎食粮，他们还有其他做不完的活计，你不拣，野狗野猫和耗子也会把它们翻个底朝天。
收山也是在秋天。首当其冲的是蘑菇，然后是核桃、梨子、栗子、山里红等等数不清的野果——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无非是想说，做为一个小镇上的孩子，采菜、拣地或收山，尤其是后者，都是融入大自然最好的方式，没有之一。即便那时，也没有人问：为什么去登山？也不知道马诺里早已做了回答：因为山在那里。
去海洋
早上4点钟，母亲、二哥和我，乘坐矿山专线小火车到北三家乡后岭车站，下岭，过沈吉线铁路和公路，就是浑河了。这是一条大河，也被誉为辽宁的母亲河，不过当时，流经此段的河上还没有石桥，只有一座用松木搭起的木桥。我们要去一个叫作海洋北沟里的村子。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沈阳医大在那里组建了一所多学科的102医院，从事科研、教学和医疗救治工作，母亲的一个远房亲戚——我应该叫大姥爷的董姓医生在那里供职。母亲说，那是他们家族中最有出息的人物了，是医学教授。
母亲体弱多病，矿上的医院拿她没有办法。
当时二哥是知青，在他回家探亲的间隙，父亲让他带母亲去102找大姥爷。至于我为什么跟着，估计是正放暑假吧，在家也是闲着，不如去搭把手。
这是一个雨季，泛黄的河水在松木桥下汹涌翻滚。二哥先背母亲过桥，然后又回来接我。我们沿着一条土路向对面的山坡走，二哥很希望能碰到一驾马车或牛车，捎上母亲。然而，没有。我们只是偶尔遇见上山砍柴或收割庄稼的农民。（现在想来，印象最深的是每走一步，两只鞋子都要带起一坨沉重的黄泥，甩也甩不掉。）
读初一的时候和母亲去县城弹棉花，我们把棉花背到棉花铺，老板说得过几天才能取。母亲给我5块钱，就去了住在县城附近的我的表姐家，让我一个人回家。
棉花铺距离新华书店不远，我便钻了进去。在眼花缭乱的书籍中，我挑了《徐悲鸿素描》《泰戈尔诗集》——母亲给的钱悉数用尽，再没钱买车票了。怎办？我从火车站月台上的围栏跳了进去，再顺着蜂拥的人群混上车，然后眼耳并用，时刻警惕着列车员的动静。好在过了南口前就是北三家站，就下车了。
这是我第一次去县城，也是第一次坐火车逃票。
初一那年暑假，我和刘波被选为学校代表，参加市教育局举办的夏令营活动，去抚顺大伙房水库游览。刘波肯定是因为三好学生，当选。我呢，估计是作为特长生吧，有幸忝列其中。
这是我（估计刘波也是）第一次去大伙房水库风景区玩，我们不仅划了船，参观了铁背山元帅陵，也在库区安营扎寨住了一晚。此外，我们在市内文化宫或是某个公园的场所里，看了一回全市中小学师生书画展，我的一幅书法作品入选，挂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地方。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天，我记住了一位参展教师的名字：张洪来，笔名泉石，单位新屯四校。他不仅有国画作品参展，还有真草隶篆多幅书法作品，让我眼前一亮——敢情，全才！
回家后，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斗胆给张洪来老师写了封求教信，待他回信时，说他已经调到了十中，欢迎我随时去玩。后来，我也的确带着自己的所谓作品，去市里拜访过他，用文雅一点的话说，似乎就是游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时兴旅行结婚，二哥和二嫂也想赶个时髦。算计来算计去，他们决定去千山。
为什么是千山呢？两个原因。一是老姑家在鞍山，有落脚地，自然省了住宿费；二是我正好也要去老姑家——此前，我给老姑写信，想请她在市里给我找个美术班学画，因为我们所在的矿山小镇根本就没有什么美术班，喜欢画画，或者说严重偏科——除了画画其他学科尤其是数理化根本学不进去的我，待到初中毕业，就只有在家呆着了。如果学画，就有可能上高中，将来考美院这条路。
老姑给我报了距她家不远的铁西区文化宫暑假画班。
记得我和二哥二嫂到了老姑家后，第二天老姑全家就陪我们一起游览了千山，第三天又转了二一九公园，回来的路上去了铁西百货大楼，二哥用爸爸给他替我带的钱买了画笔、画纸、颜料和画夹。其中后者，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
二哥二嫂回家后，我在鞍山大概待了一个月，和画班的李、杨二位同学又去了一次千山和几次二一九公园，写生。
这次鞍山之行还有几件事情值得记下：
1.除了在画班跟着老师学画外，我还借同学的一本《芥子园画集·花鸟》，用当时流行的一种软笔（笔囊和钢笔一样可以吸收墨水，但笔尖是一种近似海绵的东西做的）在装订好的透明纸上完整地描摹了一本。后来也不知道这个本子弄哪去了。
2.在画班有一天，老师突然宣布有一位大画家来看望同学们。谁呀？中国著名的水彩、粉画家杭鸣时！果然，一个梳着大背头、两眼炯炯有神、身穿半袖白上衣的老先生，在几位老师的陪同下来到教室，并现场给我们画了一幅水粉静物。原来，杭先生刚从黑龙江大兴安岭体验生活结束，在回上海的路上，被他的学生邀请到了鞍山。想想，我们何其幸运！
3.有一天下午，我去铁西百货大楼文化用品柜台买画材，见一解放军战士正在挑选钢笔——怎么这么面熟！这不是全子吗？几乎同时，全子也认出了我。现在，我已记不清当时的具体情景了，彼此是否握手抱拳击胸拍背进而留下地址电话……对了，那时也没有私人电话，更没有手机，但肯定也没立马下楼在街边找个小饭馆吃喝一顿，互诉衷肠。只记得全子说他们正在附近修公路，休息时间就跑来看看钢笔什么的，我自然也是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然后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全子是我三哥同学，喜欢书法和文学，在老家，我们也是好朋友。后来他参军，在81025部队73分队服役。
门坎哨，油墨飘香的下午
1986年吧，读技校的时候，我又参加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法专业的学习，想混个大专文凭。本来我对技校的什么矿山运转专业毫无兴趣，就把业余时间几乎都花在学习毛笔字上了。为了节省宣纸，我把从矿宣传部、团委、工会等单位划拉来的旧报纸，都裁成一般大小，用复写纸在上面打成标准的米字格，日夜操练苏黄米蔡，颜筋柳骨。
一天，曲家成对我说，你跟我到我们学校去吧，我帮你油印。
曲家成在老家是我的上两届同学，他也喜欢画画，后考入抚顺师范，毕业后分配在苍石乡门坎哨小学当老师，每天通勤，和我同住矿上的职工宿舍，楼上楼下挨着。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和曲家成骑着自行车，后车座上夹着几捆旧报纸去他们学校。我们把油印机搬到操场边的乒乓球水泥台上，一人剪裁报纸，一人用铁笔在蜡纸上划下6个米字格，开始油印，最后一叠叠整齐地摞在乒乓球水泥台上，用砖头压住。清风徐来，整个校园，仿佛都飘着淡淡的油墨香……
大概忙活了一个下午，我们才骑自行车回到矿上。
《小镇流年》
著者_程远
出版_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时间_2024年10月
定价_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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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走着想着
编辑制作：一瓢饮
出品：鞍与笔文旅工作室
信箱：41876289@qq.com
今年欠收 谢谢米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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