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作者高友好先生:江苏兴化人,扬州市江都区机关工作人员,文学爱好者。
父亲小名叫鞋碗子。据说,爷爷奶奶成家好几年都没生孩子,太爷很着急,悄悄请人做了关目,把一只小男鞋放到碗里,倒扣在爷奶床铺边。还真灵,奶奶不久就生了我父亲。丑孩好养,就叫鞋碗子吧。18岁,经人介绍,父亲与本村的李姓姑娘结了婚。母亲身高有一米七,是个庄稼好手。土改成立生产队,为了多挣些工分,父母起早贪黑干农活,天寒地冻的大冬天,还薄衣单衫地在田里挑泥挖墒。也许受足了寒凉,母亲患上类风湿关节炎瘫痪了,饭要人喂,衣要人穿,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父亲白天忙着在队里挣工分,晚上忙着回家照顾母亲和年幼的我们姐弟三。为母亲梳头、洗漱、喂饭。夜里不管多累多困,起床数次,为母亲掖被、翻身、按摩,扶起、披衣、抱起、大小便。天刚亮,生产队长的叫喊声和着报晓公鸡的打鸣声,扯到了一块,父亲又得赶紧去上工,累得常常靠着粥碗,咬着山芋,就打起了呼噜。父亲抽烟了,但很便宜的“经济”也舍不得买,抽的是自制烟,一片废报纸卷成喇叭状,尖头撕去一点,结缝处用舌头舔实,而后填上烟末。不过,父亲服侍母亲时从不抽烟。家里只有父亲是大劳力,每天能挣十分工。为了多拿几分工,但凡最苦最累最脏的活,父亲都争着去。罱泥积肥很苦,父亲和邻居社员天刚破晓就去罱泥,三吨水泥船满了,撑船到塘口,把泥草瓠到两米多高的坝上,姐姐瓠二道坝。一天两至三船。饿了,啃一口家里烙的粗糙糠麸饼,渴了,就一口船帮边清甜的河水。生产队穷,一分工仅值三分钱,每年底结算,我家总是倒欠生产队的。几年后的一个秋夜,骨瘦如柴的母亲再也撑不住了,眼泪汪汪地看着一家老小,一句话未说,撒手而去。母亲下葬那天,天一直下着毛毛细雨。父亲没有再娶,他怕我们几个找了后妈更受苦。太爷留下的三间土坯房实在破旧,刮大风下大雨就犯愁,这儿透风,那边漏雨,一家人都不知睡哪好。父亲下决心翻盖新房。没钱买砖瓦,用麦秸稻秸换,去窑厂做苦力抵,到河沟罱鱼虾卖。为解决柴火难题,秋冬时分,父亲自制一张大耙子,带上干粮,只身一人撑小船到二十里外的高家荡耙芦苇叶子。几天后柴火就装了满满一船,他还顺带买了几捆芦柴杆。父亲挺讲究,想把芦苇叶子剥去,用光洁的芦杆编网膜铺屋脊,这样家里敞亮。夜晚,一家人团坐在堂屋里剥芦杆。煤油灯下,难有闲情的父亲给我们讲起了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的故事。刚从锅塘扒出的灰烬,在奶奶焐脚的铜炉里滋滋闪着火星。小花狗静静地趴在炉边,侧着耳朵,似乎也在倾听。突然啪的一声,放在铜炉里的蚕豆熟了。窗外,一轮圆月挂在天上,皎洁的月光洒在地面,好似一层薄薄的雪花,整个世界漫溢着豆香和温馨。父亲省吃俭用,坚持让我们上学。我中专毕业分配到外地工作。家里生活好过多了,父亲也陆续添了几个孙子孙女。高血压且中过风,苦了一辈子的他头发花白,后背过早地弓了。尽管年岁渐长,劳作惯了的父亲总闲不下来,整天忙来忙去,忙东忙西,他执着的认为劳动就是休息。那年冬天,七十岁的父亲可能忘了我们的提醒及时吃药,也可能没注意休息,头一晕,摔倒在弟弟家灶台边。众人赶紧将父亲送去镇医院,随后转市人医。我从外地赶了回来。医生婉转地说,父亲是脑干深处出血,建议回家保守治疗。命运之神再没眷顾父亲。大哥和我们商量,父亲吃了一辈子的苦,不能再让他招罪了。按照农村的风俗,我们连夜护送父亲回家。一路上静静的,只听到父亲熟悉的呼吸声,好像是累了睡了。可是父亲什么也不知道了。父亲的手温暖温暖的,脚上还穿着我给他买的皮鞋。船在村北的河面慢慢地行走,夜色明净,岸边是弯弯的河堤,错落有致的房屋,还有高低参差的树木,倒映在水中,那么静谧,那么安详。这是一幅水墨画,但很凄凉。第二天,父亲走了。为父亲换衣的表叔说,父亲是干干净净地走的。这天,农历腊月初七,是姐姐的生日,也是岳父的生日。腊月到头,就过年了,可是父亲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共享天伦之乐了。虽已过世多年,父亲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正直善良、吃苦耐劳、宽厚谦恭、顾家爱子的他,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