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曾担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主任、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理事，现为上海财经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我没有在万国工作过，自然不是万国人，但是，我曾长期在上海财大和中国证监会工作，我的同学、我教过的学生又有不少在万国工作过，与万国的交流就多了。2024年7月18日，是历史上的万国证券36岁生日，万国证券的创始人管金生总经理（管总）与一部分老部下聚会，回忆繁花年代的那些人那些事。老万国人吕明方通过微信联系我，请我写一篇文章，回忆与万国的特殊关系与感情，我正在伦敦，欣然答应，以作纪念。
金文忠、张斌、顾旭这几位同期上财校友硕士毕业后先留校任教，后来先后去了万国投行部。金文忠担任过投行部负责人之一，后来一直在证券行业，直至担任东方证券总裁，后又任董事长。张斌也是个老投行，后期他转到酒店行业，当过锦江之星集团总裁。顾旭曾经跟管总的秘书卫哲搭档创建了万国资产管理总部，申万合并后一直在黄晓蔚领导下，校友合掌财务系统，2004年顾旭又被调到一家央企任集团财务总监。
万国或申万早年还有不少我在上财亲自教过的学生，包括查英男、王雪闽、王高芳、周群、吴斌、单喆敏等。以下是上财会计系93届硕士毕业生合影，后排左二是曾在万国工作的查英男，我在本文后面会专门介绍他在黄晓蔚及顾旭领导下对我国证券公司会计制度建设的贡献。
王高芳和周群是上财和上外合办的第二届“国际会计”专业班的同学。他们前两年住上外，此间，上外老师教外语课为主，上财老师教专业课为辅；后两年住上财，此间，上财老师教专业课为主，上外老师教外语课为辅。我在他们大二时教他们全英文的《中级会计》，用的是美国原版教材，约1,500页厚。如此厚，重约1公斤，充满复杂交易、精致会计处理、晦涩难懂会计准则规定的教科书，对原一门心思在外语上的大二学生的压力真不小。以下为他们毕业前的合影，一排左一是周群，一排左四为王高芳，王高芳为他们班的班长。当时我37岁，已是教授、博导、系主任。
我和万国的特殊关系和感情更源于曾在公司极其困难时竭尽所能，积劳成疾，最后英年早逝的申万党委副书记，副总黄晓蔚。晓蔚是我上财78级会计本科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去上海银行学校及升格后的上海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工作，而我留在上财继续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刚博士毕业，即1990年初，经晓蔚介绍，我和我夫人认识，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就结婚。因此，我和晓蔚的关系也进了一层。
1993年底左右，管总请我去万国谈了一次。主要目的是想找一个强有力的财务方面的高管。他说，万国现家大业大，但各地营业部像是加盟店，产权、资金、客户保证金、会计核算都不集中，总部没法管控，这很危险。因此，希望我推荐一位合适的人，来解决这一顽症。我回上财思考一段时间后向他推荐了两位上财会计系78级同学，其中之一是1991年11月由上海金融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副处长跳到毕马威香港和上海工作的晓蔚。如下是此前我在毕马威上海一次活动时和晓蔚，以及刚从上财和上外联合培养的第一届“国际会计”专业毕业去毕马威工作的三位学生的合影。这三位同学比曾在万国工作过的王高芳和周群高一届。合影中的晓蔚就是他到万国工作之初的形象。
1994年4月晓蔚到万国工作，至1995年1月任万国投资银行部会计科长；1995年1月至1996年1月任万国财务总部副总监；1996 年1月至1996年7月任万国财务总部总监；1996年7月至2004年7月任申万党委委员、副总裁；2004年7月起任申万党委副书记、副总裁。
晓蔚任万国财务总部副总监才一个月，即1995年2月，万国就经历327国债期货事件。1996年上交所和深交所互相竞争等原因致股市飞涨。结果，一方面两交易所由地方管改为由证监会直管，由市里派的交易所领导也改由证监会派；另一方面申万在内的好几家大的券商被处罚，包括停了一些业务资格。这对还没从327国债期货事件中缓过气来的申万无疑是雪上加霜。当时自己已到证监会任首席会计师。上海市领导去证监会，或证监会领导来上海。双方谈的事之一就是如何帮助申万解困。申万几任领导也倾巢出动，以使公司从危难之中摆脱出来，其中最辛苦的无疑是后任常务副总的晓蔚。
从自己主管业务的角度观察，其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财务负责人，他为保证财务资源不枯竭，公司能正常运转夜以继日，呕心沥血。
第二，出色地完成了管总请他时提出的任务，实现了公司各地分公司或营业部股权的转换、资金和客户保证金的统一管理、会计的集中核算等。
管总找晓蔚来完成的任务后又成为1997年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在朱镕基副总理领导下展开的证券公司清理整顿工作的重点之一。记得，此项工作开始不久，时任证监会主席找我去谈证券公司清理整顿中发现的分散管理，账目不清的严重问题，并说上世纪60年代他在人行（当时还没有上世纪80年代中金融体制改革后形成的商业银行）支行工作时，对一笔交易同时做两笔账，以防差错与舞弊。问我这样做行吗？我当即回答，证券公司都是高频交易，日交易量无数，一笔交易记两笔账不可操作，也没意义。于是，主席请我做调研看如何解决。当时我安排首会办的部下，后在上财我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的胡世明负责此事。他主要找的就是申万的晓蔚和顾旭等，发现申万在这方面已做得非常好，于是在申万的协助下，证监会颁发了《证券公司内控指引》（如下）等一系列文件。
其中一个关键内容是要求证券公司实行四集中，包括（1）集中运营，指证券公司将各个营业部或业务单元的运营活动集中到总部或特定的运营中心，以实现业务流程的标准化和统一管理；（2）集中风险管理，指证券公司通过建立集中的风险管理机制，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进行统一的监控和控制；（3）集中清算，即将证券交易后的清算工作集中处理，确保交易的结算效率、资金安全和会计核算的及时与准确；（4）集中信息管理，即通过信息系统集中管理客户信息、交易数据等，以提高信息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
证券公司清理整顿后形成的一系列制度有助于提高证券公司的内部管理水平，加强风险控制，优化资源配置，并提升对市场变化的响应速度；也有助于监管机构更有效地监管证券公司的运营情况，保障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降低或避免系统风险。换言之，申万是我国证券公司四集中等规范运作的先行者和标杆。
证监会参与这些制度建设的会计方面的骨干人员有李树华和李东平等。他们俩都是上财会计系毕业的博士。其中李东平的博士生导师就是我自己。由于本回忆文章只涉及万国和上财校友，我没过多提及其他人，但实际上证监会参与这些规范性文件出台的人有好多，会计专业背景的有证监会的张小艾，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毕鹏等，毕鹏也是上财会计系毕业生。
仍记得晓蔚跟我提及要通过计算机系统实现申万的统一核算时，我安排他与刚在上交所上市的我国首家民营企业－用友的董事长王文京认识。最后申万在用友的帮助下成为国内首家实现电子信息系统集中核算的证券公司。为此，证监会信息中心也一直将申万作为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公司信息化的模范，向其他公司推广。
第三，协助证监会和财政部制定了《证券公司会计制度》。这也是在证监会首会办去申万调研，并与晓蔚、顾旭等深入讨论后做成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当时晓蔚说，证券公司连全面、系统、明确的统一会计制度都没有，公司内部控制和决策，以及监管机构的监管和政策制定都没有基本的信息来源。根据他们的建议，1997年4月时任证监会主席在我帮助起草的给时任财政部部长的信中建议加快制定《证券公司会计制度》（见如下信中的第3条建议）。
财政部在证监会的支持和配合下启动此项工作后，申万在晓蔚及顾旭等领导下在起草此项制度并最终定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具体承担此项工作的是1993年在上财会计系取得硕士学位的查英男。他对证券公司的相关业务非常熟悉，会计理论、技术和制度的基础也好，工作又特别细致，全身心投入此项工作，赢得财政部、证监会相关部门，以及其他单位所有参与者的一致好评。申万在晓蔚及顾旭领导下在此制度制定过程上发挥的关键作用也铭记在所有参与者的脑海中。如下是2003年由财政部颁发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证券公司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
作为此项工作的副产品，证监会首会办每年都对证券公司提交的年度财务报表作详细分析（如下）。
每年初证监会召开年度证券公司监管工作会议时，分管副主席都请我去报告分析结果，以作为监管工作和政策制度的参考。报告前后首会办和机构部的相关同志都在专门开会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制度，加强监管。
第四，协助证监会建立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证券和期货交易所结算风险管理制度。证券公司等的风险之一是持续市场下行后形成的结算等风险。为此，证监会制定了按股票、基金、国债现货、国债回购成交额计提一定比例结算风险基金的制度，以形成以丰补歉的制度，提高抗御个别公司局部风险和整个市场系统风险的能力。证监会的《证券结算风险基金管理办法》在2006年颁发。作为证监会内部的协调部门，证监会首会办又与财政部及税务总局沟通，最终使这两个部门颁发了此项基金可在证券公司等机构税前列支的制度。在建立这些制度的过程中，申万，尤其是晓蔚、顾旭等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004年五一期间，我们大学同班同学聚会，由如下照片可见，那时晓蔚身体还很好。
2004年7月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业财务会计工作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以下是当时的合影。一排左六是时任主管证券公司等工作的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一排右二是黄晓蔚，他是会议技术讨论的重要角色。
2006年7月初，晓蔚到北京出差，我们见面讨论申万如何协助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展开上述风险基金税前列支制度的调研。他对我说，虽是夏天，但背后一直觉得凉，上海瑞金医院医生叫他好好检查一下。7月10日我回上海出差，顾旭打电话跟我说，晓蔚看来不行了，又不让去医院探望。我们夫妇通过我和晓蔚本科同学时的班长陈美华找到她夫人，极其例外地安排我们去瑞金医院见了他一面。他当时在换血，脸和眼睛都明显红肿，只跟我说了一句话：“为国，看来我这次是不行了。”第二天，我们夫妇坐头班飞机回北京，刚着落就收到顾旭的短讯：“晓蔚走了”。晓蔚还不到50，他是当天上午8点30分怀着对亲人和万国人的无限眷恋走的。我赶到证监会办公室后马上去和时任证监会办公厅主任商量，给申万发唁电，并派主任级干部参加晓蔚的追悼会。开始他表示有些为难，因为证监会不宜因监管对象高管去世而发唁电并派人参加追悼会。但我向他细述了晓蔚的为人与对我国证券市场，尤其是证券公司规范发展的贡献后，他同意了我的建议。如下是晓蔚追悼会发的他的生平封面和照片，他那时是如此英俊潇洒，充满睿智和工作激情，也对所有亲朋关怀备至。
根据我保存至今的日记，2006年7月26日包括我在内证监会有三位主任级干部及好几位处长参加了晓蔚的追悼会。上海证监局，上交所两位副总经理，管总、陈敏书记、王培君副总等申万的老领导等数百人参加了晓蔚的追悼会。我们本科同班参加的同学达35位，还有好几位上财的老师，早上师生们还单独开了追思会。那天龙华殡仪馆告别室里里外外密布鲜艳洁白的玫瑰。申万的同事说，这代表了所有申万人的心。我们78级上财金融班的同学，时任申万董事长冯国荣后多次跟我提及，当时他努力为晓蔚善后，包括为他女儿的教育作了充分的财务安排，这在国有企业极不容易。我说，我也是体制内出来的，非常清楚这一点，也一再对他表示感谢。晓蔚女儿后到英国读书，我们全家也努力给予热情的帮助，以回报晓蔚积下的恩德。
万国的人都知道，管总是学外语出身的，因此，非常重视提高员工的外语能力。晓蔚到万国工作后，管总又找我说，能否帮忙为万国的员工做一些英文财会知识的培训。当时，我任系主任的上财会计系正与英国特许会计师公会（ACCA）合作进行ACCA资格的培训。这一合作非常成功，后多次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于是，我和管总商定为万国的员工进行ACCA财务管理证书（Certified Diploma for Financial Management，CDFM） 的培训。说实在的，这一项目的专业内容是比较简单的，和我为王高芳和周群他们上《中级会计》时所用约1500页的教材不能比。但对没有这方面英文专业积累的人来说，好好学仍有一定帮助。由于管总那么重视，此课一直由我亲自上。每次来万国上课时，时任管总的助理卫哲总先请我在公司边上的餐厅吃顿午饭，畅谈各种事宜。因此，我们俩至今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到证监会去后在北京安家时，他正任百安居的老总，对我们给予非常大的帮助。
如下是ACCA派老师来上财为参加CDFM项目的万国员工上课时的合影。
一排左起：黄宏彬、蔡颖怡、李俊、张清、顾黎莉、英国老师、陈洁、孙军、黄俊。
二排左起：戴勇毅、赵正芳、胡晓冬、陈培涛、周群、陈健、刘循真、钟茂军、丁宁、于军、王欣。
三排左起：何怡宏、汤蔚翔、张自立、徐弢、陈志勇、刘志方、周杰。
这批同学以后都成了我国证券基金行业的大咖。特别地，黄宏彬离开万国后在上交所市场监察部、公司管理部和发行上市部工作十多年，曾任副总监，也曾担任证监会四届发审委委员和两届重组委委员，在企业发行上市、并购重组和股权投资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和我一样是会计专业出身，在交易所又在对口岗位上工作，因此，我在证监会时我们交往特别多，他扎实的专业基础，高超的判断能力，沉稳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以上照片中万国老同事的姓名就是他帮我标的。
另外，2003年底证监会成立第六届股票发行上市审核委员会。我作为证监会首席会计师按惯例连任，新委员中居然有以上照片中原万国的戴勇毅。十多年后，我已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任理事，和同为这届发审委委员的时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张守文，国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吕红兵，以及戴勇毅聊起此事，都特别兴奋。吕红兵那么兴奋是由于他也曾是万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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