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开始陆陆续续读温铁军老师的书，已经读了九本，还准备读一本《从农业1.0到农业4.0》，就告一段落。如今炎炎夏日，只能缩在家里吹空调，那正是读书的大好时光。再加上本人穷得可以，贫贱不能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这本《解读苏南》很有意思，温铁军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政府公司主义”，可以与国外对我国的定性“国家资本主义”相对来看。什么叫“中特社”，这就是中特社。按照温铁军老师的说法，20世纪的中国发展，其实是在本质上属于政府公司主义的体制安排下，数亿原住民人口完成产业资本原始积累、进入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而苏南模式正是反映这一进程的绝佳样本。
首先讲一个“500工分”的故事。苏南吴江有一个生产队，在1970年代末期自主创办社队企业时资本投入为零，即使全靠劳动力，也至少还是需要得到政府严格控制的工业原材料；于是，队干部号召、全村社员协商一致：每个劳动力每年让出500工分不参与分配，由集体拿这些从全村农民社员嘴里节省出来的农产品与城市国企交换本村企业需要的原材料。就这样，连续三年，每个社员让出了1500工分，终于在农村集体化时期的人民公社体制条件下完成了村办企业的原始积累！这个故事折射出了苏南农村工业化起步时是如何解决两个最关键问题的，一是如何与城市产业对接，二是微观层面如何完成资本原始积累。
以苏州市为例，1980-1983年，全市乡镇企业的资产主要通过内部积累形成，这几年收益分配中集体所得部分占分配额的比例较高1980年为56.07%、1981年为49.73%，1983年为30.71%；乡镇企业的自有资金在资金总额中占绝对地位，1980年的资产负债率为37.17%，1982年为41.15%，1983年为41.04%。直到1984年以后，负债才成为乡镇资产形成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在国家财政、金融双赤字的背景下，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并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然后，尽管苏南地处鱼米之乡，但是由于农业税、工农剪刀差的存在，致使大部分农业剩余流向城市，依靠农业剩余来满足社队工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不现实的。
当资本稀缺为零、甚至为负的时候，劳动力怎样形成对资本的替代投入于工业生产？苏南模式揭示了，集体组织能力强的农村社区可以将个体农户微不足道的消费资料节余汇总成相对成规模的农副产品供给，将个体小农的劳动力剩余价值汇总成成规模的劳动力积累以替代稀缺资本，从而形成与国企的原材物料进行交换的谈判地位、支付能力和生产要素的配套能力，实现城乡要素的对接。苏南农村的实践演变成一种另类的、东方式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方式。其创造性在于，借助村社理性的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的机制而把劳动剩余价值和工业资本积累的结合放在一个更小但更为紧密的社队内部的环境下进行。
在农村集体化体制下，在社队内部就可以工农业并举，农业部门滞留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不必出远门，就可以实现就地转移，即所谓的“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而且，社队工业中的农村工业劳动力的预期收入也并不以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作为参照，而是村社内部的务农收入及其辛苦程度。总的来讲，工业劳动并不如农业劳动辛苦，所以，社队企业员工的工资甚至低于大田农业劳动力的收入，而村民也能乐得其所。在1977年，常熟市蒋巷村的塑料厂，由于社队企业工人都是兼业务工的农民，这就为工分制度的推行创造了条件。村民到塑料厂上班的工分单价只有8分钱，而同期的农业工分单价为1.92角。
除了劳动力剩余，苏南农村工业化初期还受益于土地资源的自我资本化。在我国，土地是极度稀缺资源，并且苏南处在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土地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远优于其他地区。如果是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要素需要通过购买来投入工业化，那么，包括苏南在内的农村很难具备自我工业化的条件，一般情况下只好让位于外部资本，因为农村本地没有谁有足够的资本实力来占有足够办厂的土地（尤其当1970-1980年代农村大多数集体资本为负、农产品市场被国家控制的时候，这种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这时，土地资源资本化的主体是外部资本这个“他者”，农村社区成员能够分享到的土地增值收益很少，就难以形成社区的原始积累。
而苏南乡镇企业创办时，在土地利用的规范性约束制度空白或执行模糊的条件下，乡镇集体或村民自治组织都或多或少具有在社区内安排土地用途的权利，根本不必支付代价而最大化地获得土地风险收益，且基本不受政府约束。比如，根据常熟市1986年的一项土地清查结果，被查的4277家乡镇企业全部为“非规范”用地，涉及土地面积27087.77亩，其中耕地19375.28；平均用地规模较少，每家企业平均非规范用地6.3亩。村领导在由农转工、工业弱小的阶段，把土地的级差收益留给企业，而不是取出来分给村民。村民之所以能够接受这种处理方式，一则是出于对社队领导权威的尊重；二则出于“肥水没流外人田”的安慰。
风险收益是在资金、土地、劳动力要素之外社区工业化原始积累的第四项来源。由于苏南的早期工业化是按照大工业城市扩散形成的产业结构，即与城市工业同构，其运作注定是高机会收益与高风险并存，这是个人财力所无法承担的，因此最初创办时期的风险成本必然是全村共同承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剧烈波动期间，乡镇企业几乎不破产倒闭，只是根据市场需求的波动而不停地开开关关，因没有刚性的工资成本而总体上实现平滑增长，外部宏观波动的风险部分地被村社理性的内部化机制弱化了。苏南地区的村民当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卖不动了就回家种地”，这种模式成功分摊经营风险，从整体上提高了社队企业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
既然风险由全村承担，那么利益分配也要一碗水端平。在晟泰村，1983年顾永元开始创建塑料厂时，只能安排六七个上班的岗位，僧多粥少。村集体的做法是安排村内不能胜任繁重的农业体力劳动的女孩（弱势全体）进厂。在塑料厂生产规模扩大后，新增工作机会在不同家庭之间通过抓阄的方式进行分配。而在80年代中后期，工农业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苏南农村社队则推行采用工资归户结算方式，把务工村民的工资直接控制在村集体的手中；并且利用集体积累的资金，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从而变相提高务农村民的收入；来保证工农业收益的均衡。另外，按照“村籍”发放福利也是一项重要的收益分配内容。
对于80年代的苏南来讲，农业本身被视作与工业车间并列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绿色车间”。社区内部收益公平分配的做法，保证了种大田农民的积极性，维持了苏南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间不衰败。农业生产对苏南始终是刚性要求，只有维持住了农业的产量，才能释放越来越多的人口从事工业。这就有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为打造“绿色车间”，村社集体采取如下措施。1.良田改造。2.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3.增加现代生产要素投入。4.提升农业生产附加值。苏南的原始积累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在于东方小农家庭作为基本经济单元的一些独特的行为机制，将社区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的劳动力成本和经营风险都内部化地吸收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故事。1984年，桥下村的村领导班子把村里人的关系排一下队，发现邻村文义兜村的一位村民有个堂兄是上海电缆研究所的所长，便决定通过他找项目。在所长的建议下，1985年，桥下和文义兜两村合股创办了七都第一家电缆企业——吴江特种电缆厂，这是七都由“草根工业”转向现代工业的关键一年。电缆行业属于偏重产业，初始投资规模大。当时办电缆厂投入至少上100万，但社队连10万也拿不出来，村里通过乡党委书记向县主管工业的副县长汇报，副县长表示别说100万，200万、300万我们也要上。后来，走上正常运行的吴江特种电缆厂成了七都电缆行业的技术扩散源，从特种电缆厂带走一批人才和客户，成为“电缆之都”。
七都电缆厂的故事讲的是，乡镇企业如何在地方政府的背书下与城市产业链对接。早在1979-80年危机爆发前的1977年，江苏就争取到了财政包干权。这项改革大大增加了江苏省的财政权限，不仅有利于地方政府在省域内统筹安排、调剂使用社会财力，加快发展步伐，也是促进苏南进入农村工业化原始积累进程的重要的制度诱因。从此之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中央政府公司主义”的举国体制，在80年代以后就成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举“地方”体制。江苏省在和中央确定“收支挂钩，全额比例包干”的财政收入分配制度后，着手对本省的市、县财政体制加以改革，由原来的统一管理改为分级管理，鼓励各地增产增收。
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评中，最主要的指标是追求经济总量最大化。作为一个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跃升的国家，这其实是国家追求工业化战略在地方层面的反映。在依据经济总量作为官员政绩考核唯一指标的体制下，具有公司主义特征的地方政府，往往非常重视本地区经济总量、经济增长速度等指标在全国、全省的排名，因为这与官员的荣誉、地位和升迁直接相关。为此，为了争做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排头兵”，许多地区不切实际地提出了所谓的“赶超战略”、“跳跃式发展战略”，盲目与其他地区比规模、赛速度、争名次。对百强县排名的追逐，是整个政府体系的共同追求，不论其中的个体是主动还是被动参与。
地方政府作为经济的“内在参与者”，亲自参与到企业的要素配置和生产经营活动中。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正处于向所谓市场的逐渐转变中，主要的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采用的是计划与市场并行的“双轨制”，政府的计划和决策对企业微观运营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在1990年代初才开始有较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到1994年首次出现银行存款余额大于贷款余额，直到90年代后期才出现全面产品过剩。这也意味着，在哪一个非过剩领域配置资源，都有可能获得一块机会收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强调“不要把‘市场’与‘政府’对峙起来，而应该是在两者恰到好处的平衡，因为可能存在许多中间形态的经济组织。”
苏南农村工业化进程中，这一机制尤其明显。早在1978年，江苏省就开始“组织地、市之间的协作区，通过城市工业产品脱壳、零部件扩散、来料加工、定点收购、培训技术人员，以及城市的大专院校、科学研究机构和社队工厂挂钩，进行研究新工艺、试制新产品等，以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首先，地方政府寻找合适的国有企业合作对象，为其与乡镇企业之间的转包、分包合同做媒。第二，地方政府利用自身信息优势，使得乡镇企业与国有工业企业、研究机构或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形形色色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关系。第三条途径是地方政府官员或者乡镇企业领导者通过私人关系从国有企业取得技术、产品设计和（或）技术咨询服务。
此外，由于城市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偏高，以个人之力进行积累，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创办企业所需的最小规模，这需要借助集体之力，这是地方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另一个优势。要素配置中，政府发挥作用最显著的是农村中最为稀缺的资金要素领域。“在我国乡镇企业迅速增长的过程中，资金增长一直是重要的贡献因子，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当以村社集体经济的名义来贷款仍然难以满足需求时，就有县、乡（镇）级地方政府以政府信用为担保来帮助一些重要的乡镇企业融资。可以说，在地方政府与地方金融没有分家时，银行对于乡镇企业的信贷支持并不是独立决策，而是基本上由地方政府说了算。
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发展的另一个作用，是帮助企业弱化政治风险和市场风险。在乡镇企业创办初期，地方政府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屏蔽了诸多政治风险，比如帮助企业戴“红帽子”。因为在当时的意识形态条件下，农民创办企业除了一般的企业投资风险外，还有政策风险、政治风险。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和中期，各种政策摇摆不定，政策多变。另外，在区域内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调整中，政府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帮助企业分散风险，促进本地产业结构的提升。如七都光电缆产业发展的案例，离不开乡、县两级政府从乡县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度和全局的统筹。产业转型的成本，包括学习成本，并不是由一个个的企业、而是由当地的社会共同来承担的。
1980年代初“财政包干”改革是在全国财政危机大爆发的背景下推进的，而改革的目的在于“甩包袱”，因此，财政包干之初，地方政府普遍财力不足。从实践来看，乡镇企业不仅对弥补地方财政不足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越来越成为地方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苏州市斜塘镇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1978~1993年的16年间，斜塘全镇总财力为2909.2万元，其中预算内财力为1193.5万元，占总财力的41%，主要由县财政下拨包干经费、专项经费和小税种分成构成;而预算外收入和自筹资金(含教育事业附加费、建农金及镇办企业上交收入等）为1715.7万元，占总财力的59%。苏南农村工业化内生性地形成了“自我反哺”的机制。
到了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环境产生变化。前面也提到，在八十年代中期，地方政府纷纷“以地兴企”，导致了全国耕地面积迅速减少。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中央开始试图部分上收农村土地变性收益权，逐步明确了将耕地转为工商业用地的权力收归国家所有的政策取向。遂从根本上改变了乡镇企业土地资源资本化的机制变成地方政府才有权决定土地用途转换并占有大部分变现收益。这样，土地变现成为地方政府最快捷的生财门路，既使得地方政府不必通过“经营”企业即可为满足政府消费刚性而大搞“以地生财”，也使得土地因增值收益的社区内部化分配机制而具有的“以地兴企”功能渐渐弱化。乡镇企业用地需要被招商引资的“圈地运动”排挤。
同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性转变，国内市场由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全面转向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1998年，市场商品供求态势是：供不应求的商品为0，供过于求的商品不断增加（占25.8%），绝大多数商品供求平衡（74.2%）。而到10年之后的2008年，虽然供不应求的商品仍然为0，但后两个指标的数值却完全颠倒过来了，3/4的商品供过于求，1/4的供求平衡。苏南乡镇企业的行业结构以传统产业为主，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比重很小，不仅苏南乡镇企业的行业结构类同，而且与国有工业的行业结构类同，低水平重复造成过度竞争，致使许多企业开工不足，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生产能力得不到发挥。
另外，就是苏南乡镇企业的负债深化问题。1984年随着宏观经济高涨和信贷扩张，负债就取代集体积累成为乡镇企业资产形成的主要手段和途径。苏州乡镇企业1984年借入资金的增长速度高达83.52%，比自有资金的增长速度24.64%高了近60个百分点，一下就使当年全市乡镇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达到51%，负债总额首次超过所有者权益。1992-1994年这轮乡镇企业投资扩张仍然是以高负债为依托。仍以苏州为例，到1994年，借入资金总量已经达到了451.79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61.92%，短短的15年间，乡镇企业的借入资金增长了445.43亿元，年均增长额达到29.70亿元，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了24.75个百分点，隐性资产负债率高达75-80%。
在以集体经济为名的苏南乡镇企业早期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出于对企业发展后自身经济、政治利益的追求，十分关心对企业的控制。只要企业能存在下去，只要自身收入预算约束不十分紧迫，地方政府不愿将企业拍卖、租赁或与个人合股经营。即使少数企业因债务危机而关停，地方政府也不会放弃对这部分企业的所有权，因为一旦宏观经济复苏，关停企业将迅速“重生”，地方政府也就有得到新的收人的预期。由此可见，在苏南产业资本形成的早期，地方政府坚持单一的集体所有制条件下，股权形式的外源投资难以被接受，权益难以得到保障，遂使乡镇企业负债经营成为必然选择。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体制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政府成为最有进入权和退出权的经济主体。当然，政府进入乡镇企业是为了获取收益，这个似乎不难理解；那么，政府退出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使乡镇企业退出历史舞台的真正推动力，不是企业经营的亏损，而是公司化的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杜志雄等则通过对改制企业及其职工进行问卷调查，进一步表明，在实际操作中企业产权改革的最主要的动因来自基层政府；部分地来自企业经营者；而完全没有来自企业职工的。地方政府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随着社会财富来源结构的多样化，而日渐异化于以社区集体为基础的乡镇企业的综合效益最大化目标。
根据一项大型调查，1986至1990年期间的967个国有企业，366个城市集体企业和300个乡镇企业进行的统计调查，在国家对利润的占有份额上，乡镇企业平均只有大约20～25%的比例，而国有企业一般达到60%，城市集体企业的该份额也与国有企业类似。但是在乡镇企业的利润中，乡镇村政府所得部分加上国家所得部分实际上大约相当于国家从国有企业利润中得到的部分，也就是说，乡镇村政府得到的利润份额正好是国家少占有的那一部分。上述利润分配格局的一个政策背景，是国家当时对乡镇企业的支农、建农资金允许税前列支，这是中央政府留给地方政府的收益空间，也是地方政府兴办乡镇企业的一个动力。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实行“分税制”后，乡镇企业不再享有任何政策优惠。乡镇企业本来就盈利性下降，改革后地方政府能够从利润中分得的份额进一步降低了。在市场环境较为宽松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与市场趋向饱和的1990年代后期比，企业盈利的概率更大，政府预期通过扶持乡镇企业可以分享更多的利润，企业也会选择与政府合作，承担政策性负担，这时双方采取“合作”行动的预期收益都大于“不合作”的预期收益；9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竞争环境发生了变化，维持以往合作行动的预期收益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对于政府而言，乡镇企业不再是能提供充裕现金流的“奶牛”，而成了“瘦狗”。最终，地方政府选择了从乡镇企业中退出。
为了解决工业结构高级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争夺资金的战略矛盾，1988国家计委的副研究员王建曾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构想。王建列举了四种战略选择，分别为：第一种是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课；第二种是走借外债的道路，用国外资金补足国内积累；第三种是发展机电产品出口，通过国际交换为重工业自身积累资金；第四种是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国际大循环，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在对这四种战略进行分析比较之后，王建认为第四种战略，即通过国际大循环走外向型经济道路是中国最好的选择。
到新世纪前后，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动力就由国内产能过剩的推力转变为外部需求的拉力；同期，主要集中在沿海的“外向型”经济的内涵也发生了转变：由传统加工制造业产品为主、利润主要是在地化产业内部分配的一般贸易，转向了虽然产品升级但品牌和销售利润主要在外的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在苏南这样的已经形成与长三角产业资本配套的制造业结构的地区，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尤其显著，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比重甚至达到70%。中央政府强制性下达了出口创汇的“硬”指标，在这一外部激励/约束条件下，苏南朝着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引致了对制度变迁的需求。
苏南的乡镇企业面临着再次开垦国际市场这个新的处女地所需的“二次原始积累”问题。苏南的乡镇企业在转向国际市场之初，除了基本原材料大抵可以满足要求外，产业链条的其他环节，无论是产品研发与技术装备，还是市场营销环节，都不能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到1988年时，整个江苏省的乡镇企业中1960年代以前的设备占85%以上，而作为全国乡镇企业最发达的无锡市，1970－80年代的设备也占28%。因设备落后导致的产品质量问题很快就爆发出来，从而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出口。如无锡市1988年自行车商品出口的检验表明，每次检验几乎批批都不能顺利过关，仅上半年不合格的自行车达3700辆，占出口数量的90%。
就产品销售渠道来说，苏南乡镇工业虽然早就实现了有80%的原料依靠国内其他地区，80%以上的市场在外省市的“两头在外”，但要凭乡镇企业自己之力走向国际市场，无论是市场渠道还是外贸人才，显然都存在着先天不足。此外，乡镇企业还普遍面临着资金和外汇短缺的制约。乡镇企业从开始起步直到改制一直都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特别是伴随1988年底中央针对经济过热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整，问题更加严重，以至于很多企业出现“三角债”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试图通过国内资金来解决设备落后的问题，对大多数乡镇企业来说并不现实。这还没有考虑此一时期国家也因为外汇短缺而经常发生中央直接扣留地方外汇的现实。
早在1987年，江苏省委办公厅就特别强调“要大力开拓国外市场”。在1988年中央政府将外汇权利和任务指标下放给地方政府之后。江苏省的做法是由省一直切块承包到县。在实际执行中，大多数县又直接包到乡。以江阴县为例，1988年该县全面实行外贸切块承包。由于其承包指标任务比较艰巨，要完成任务必须扩大外贸生产能力，提升产品质量，这又带来新的资金要求。切块承包实际上是切厂承包，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这又进而企业导致为争夺配额、补贴、原辅料等来源，加剧了本已出现诸如市场分割、地方封锁、地区间、企业间不正当和盲目竞争等问题。总之，只要有相对短缺的环节，就存在着机会收益，就为地方政府介入留下了缺口。
地方政府的另外一个重要努力，是在外贸公司与乡镇企业之间的联结中发挥了桥梁作用。就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体制的典型代表苏南地区来说，市、县（市）政府则充分发挥“政策调节器”的作用，结合本地实际，颁布和实施有利于全市特别是乡镇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各项政策，建立完善服务组织。大多数乡镇都设立了服务于本地外向型经济的外经贸公司，一般都隶属于乡镇农工商总公司，既代表乡镇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乡镇的外经贸工作，又负责向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开辟外销渠道、联络部门、筹办“三资”企业、组织人才培训等服务。
集管理与服务于一体、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体现政府公司主义的乡镇外经贸公司，为苏南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多方面力量的推动下，乡镇企业通过跟外贸公司合作建立工贸联营企业便成为此一时期开展对外贸易的主导力量。以张家港市为例，1987年时，就已有26家企业与各地外贸进出口公司建立工贸联营企业，出口产品收购额达1.52亿元，占全市外贸收购总额的63.8%。在1991年由农业部和经贸部批准的第一批193家贸工农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企业中，江苏省共有41家，占21.2%，位列全国各省市第一，其中苏州、无锡、常州的企业有32家，占江苏省总量的80.5%。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随着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对利用外资政策的逐渐放宽，由于与外商合作办企业可以在短期内见效，不但可以直接解决资金、技术、市场的问题外，还能够同时增加税收、出口创汇和创造有利于政府政绩攀比的GDP。这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为乡镇企业利用外资创造条件是其本能的选择；区域之间竞相开出优惠政策、进行引资竞争，同样也是合乎其政府公司化的经济理性的。在中国，政府不仅通过差异化制度供给来左右经济发展，并且一直是经济体系的“内在参与者”，这也是与西方无论是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模式，还是莱茵资本主义模式的一个质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