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版北约”的历史脉络、现实争议与前景展望
项昊宇
内容提要：冷战以来，受制于亚太地区复杂的现实情况和美国盟友的内部分歧，美国主导的“亚洲版北约”构想几经沉浮。随着美国加快推动“印太战略”，整合全球同盟体系，亚太地区大国竞争烈度上升，围绕“亚洲版北约”的讨论再度升温。由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所提“亚洲版北约”主张遇阻事件可见，这一构想仍面临地区国家安全利益和诉求不一致、美国政策意愿不足、美盟伴国内制约、地区各国强烈反对等多重阻力。短期内在亚太地区复制北约模式的集体安全架构的条件尚不具备。但在美国“联盟遏华”的战略指针下，“亚太北约化”和“北约亚太化”进程可能持续推进，“亚洲版北约”恐呈现渐进式发展，对中国维护亚太战略安全利益、运筹周边外交构成重大潜在挑战。
关 键 词：亚洲版北约 亚太安全 印太战略 美国同盟体系 联盟政治
作者简介：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05）
中图分类号：D871.2；D815.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498/j.cnki.dbyxk.2024.06.001
文章编号：2095-3453（2024）06-0001-17
自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着力重塑全球盟伴体系，拉紧与亚太盟友关系，美国主导的地区小多边同盟安排层出不穷，国际上围绕“亚洲版北约”[1]的讨论逐渐升温。2024年9月，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高调主张“创设亚洲版北约”，进一步引发国际关注。“亚洲版北约”相关动向是事关亚太地区格局和秩序走向的重大现实课题，对地区安全的潜在影响重大。笔者通过梳理“亚洲版北约”的历史脉络与现实争议，厘清其面临的内外制约，并对其发展前景做出分析预判，以期为我们理解当前亚太安全态势和破解地区安全困境提供新的视角。
一、概念由来及历史脉络
“亚洲版北约”概念可追溯到冷战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成立后，在不同时期出现过多种版本的“亚洲版北约”讨论，均无果而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相关构想与计划如下。
（一）“太平洋公约”——“亚洲版北约”构想的肇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冷战铁幕落下，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格局形成。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在亚太方向抗衡“共产主义威胁”，美国开始考虑在亚洲地区建立一个类似北约的多边联盟。1950年底，美国国务院向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太平洋公约”的构想，并得到国防部的原则同意，条件是成员国严格限定为沿岸岛屿链国家，不承担香港的防御，也就是说要把英国排除在外。此后1951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杜勒斯在与英国驻美大使弗兰克讨论《对日媾和条约》时，正式提出“太平洋公约”构想，其主要条款内容与《北大西洋公约》类似，但没有提及建立统一的军事力量和联合司令部。根据杜勒斯的说明，该方案的基本目的是“不限制日本重整军备，获得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同意对日媾和”，“通过创立这种国际体制，有可能在日本建立不属于单一国家的军队，作为国际安全保障组织军队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太平洋公约”构想的主要出发点在于推动实现“日本重整军备”，这与此前美国通过创建北约在欧洲推动联邦德国重整军备的做法如出一辙。[2]
此后，在杜勒斯的斡旋过程中，相关各方对于地区多边安全体系应该吸纳哪些国家出现意见分歧。尽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美国在应对“共产主义威胁”上立场一致，但他们更担心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3]两国虽然同意美国的建议，但要求把日本排除在外。与此同时，英国出于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考量，反对菲律宾加入其中，也担心该方案会对香港和马来西亚产生影响，并认为该方案把亚洲其他国家排斥在外，可能导致“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地区蔓延。最终由于上述矛盾难以调和，美国不得不放弃了“太平洋公约”构想，转而寻求与亚太国家分别缔结双边和三边安全条约，包括1951年8月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1951年9月的《美日安全条约》、1951年9月的《美澳新安全条约》以及1953年10月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由此为二战后的亚太地区安全格局奠定了基础。
（二）“联合行动”计划——破产的多边军事干涉设想
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署后，美国把亚太战略重心转向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地区蔓延，开始加大对所谓“印度支那”问题的介入，决定联合盟友加强对法国在该战场的军事支援，对抗越南人民解放军及其背后的“共产主义阵营”。1954年3月29日，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红色亚洲的威胁”演讲，宣扬“自由世界要采取联合行动，以应对苏联、中国组成政治集团对东南亚进行压迫”。[4]同年4月6日，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第1086号行动指令，同意美国在“印度支那”采取行动，组建地区性组织，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印度支那”联邦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共同防御“共产党势力”对该地区国家的控制。4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5416号文件，决定联合所谓远东地区“自由”国家，加强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此后，杜勒斯开始积极向相关各国驻美大使兜售“联合行动计划”。尽管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接受该计划，但法国政府面对国内公众反战压力，倾向于尽早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停战协议，英国政府则担心该计划会导致中国退出日内瓦会议，从而最终“把中国推向苏联”，并可能引发世界大战，因而主张慎重考虑。最终，由于未能在日内瓦会议前得到英法的支持，“联合行动计划”以失败告终。[5]
（三）东南亚条约组织——夭折的“亚洲版北约”
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期，美国不愿接受会议结果，开始讨论建立东南亚集体防务组织，并与英国及东南亚、南亚多国展开密集外交磋商。除印度明确表示反对外，多数英联邦国家也持消极态度，最终只有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意参加集体安全组织。同年7月9日美方首次提出“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草案”后，各方历经多轮磋商，美、英、法、澳、新、菲、泰、巴八国外长于9月6日在马尼拉举行缔约会议，并于9月8日就文本达成妥协，正式缔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
1955年2月17日，各缔约国在曼谷举行会议，正式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简称东约），以遏制亚洲的“共产主义势力”，围堵中国，所谓防止中国和北越向南扩张。东约以北约为蓝本，旨在协调各成员国的军队，达到集体防御的目的。在组织架构上，东约由秘书长领导，设有代表理事会、国际参谋部、经济事务委员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资讯事务委员会。不同于北约，东约未设联合司令部和常设部队，虽然约定要针对“共同威胁”援引响应协议采取行动，但协议内容模糊且缺乏强制执行力。
此后，组织内部的纠纷使东约无法有效履行防务行动，未能介入老挝内战和越南战争。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缓和，组织成员中多国与中国陆续建交，地区局势出现重大转变。到了20世纪70年代，东约部分成员国已无意参与会务，并退出组织。法国也在1975年决定不再为该组织提供经济援助。东约其他成员国在同年宣布因地区局势变化，决议解散东约。最终东约于1976年2月20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并于1977年6月30日正式解散。学界多认为《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是一份失败的条约。英国外交官、海军战略家凯布尔曾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印度支那》一书中形容该组织的存在只是为了掩饰美国赤裸裸亚洲政策的“一片遮羞布”。[6]
（四）冷战后“亚洲版北约”构想的再度提出
冷战结束后，中国崛起，“亚洲版北约”概念再度浮现，最早由印度学者纳拉帕特提出，他在2002年以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参加美印国防部研讨会时，主张效仿北约模式建立以美国为首的亚太地区安全体系。同年纳拉帕特率团访美时，首次正式提出“亚洲版北约”战略构想。
2003年4月，纳拉帕特进一步撰文阐释了其“亚洲版北约”构想，声称“鉴于作为美国潜在盟友的亚洲国家的历史和当前能力，在亚洲引入北约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只会帮助那些目前正在对西方发动战争的国家。相反，华盛顿需要采取主动，建立一个亚洲北约，即北美亚洲条约组织（NAATO），其中包括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印度、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科威特、阿曼、巴林、卡塔尔、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和日本。至于如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待其国内政治等各项条件满足后，有望在一段时间内加入亚洲北约。亚洲北约总部将设在新加坡，与北约一样，整个地区都将有可供所有成员国训练的设施”。纳拉帕特还称，该组织将排除“军政和专制国家”以及宗教信仰至上的国家，旨在“保障人权和捍卫自由民主”。纳拉帕特还声称，根据同美方的协商，中国和巴基斯坦不可能被接纳。[7]由此可见，“亚洲版北约”从提出之初就带有意识形态同盟色彩以及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尽管纳拉帕特这一构想并未付诸实施，但被认为影响了此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
（五）美国为何未能建成“亚洲版北约”
二战后“亚洲版北约”之所以未能建成，既受阻于亚太地区复杂的现实情况，也受制于美国盟友内部分歧的影响。同时，美国虽然在亚洲做过构建集体安全架构的尝试，但并未展现出首尾一贯的明确政治意愿，也缺乏强有力的政策行动。长期以来，国际学界对此关注不多，最具代表性的学理分析来自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车维德，其在《权力游戏：美国在亚洲联盟体系的起源》一文中深入梳理和剖析了二战后美国在亚洲没有推行类似欧洲集体安全架构的内在机理。
二战后美国在《旧金山和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东亚同盟体系，主要依托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五个条约盟友，采取了双边性质的“轴辐”体系来维持对亚洲安全架构的主导权。车维德指出，美国在亚太构建非对称的双边同盟，旨在对较小盟国的行动施加最大程度的控制，防止“无赖盟友”的冒险主义行动，即“狂热的反共独裁者”出于内部政治原因对其对手发起攻击（如韩国李承晚政权对朝鲜、台湾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大陆），从而将美国拖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冲突。而在欧洲，美国不用担心任何一个盟友会主动对苏联挑起战争。亚洲地区有别于欧洲，东西方阵营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没有单一的边界需要保卫，美国在亚洲组建集体防御联盟的条件并不理想。同时，车维德还介绍了几个国际主流观点：一是二战后欧洲面临的是苏联这一单一威胁，但亚洲国家的威胁认知存在多样化和分散化，难以凝聚起共同的战略目标；二是与欧洲相比，作为多边主义发展动力的亚洲，区域内贸易水平较低，所谓既有“民主”也有“专制”政体，使得基于共同利益驱动和价值观的多边组织难以建立；三是美国的政策规划者认为多边安全安排作为一种更高级的组织形式，需要一定的能力和责任感，而亚洲人大概不具备这种能力。[8]
二、现实进展与主要争议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着力重塑和整合全球盟伴体系，大力推动旨在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国际形势重现大国竞争和阵营对抗趋势。尤其是美国加快在中国周边推进“联盟遏华”布局，北约将战略触角伸向亚太地区，亚太地区安全格局初现“北约化”苗头，国际战略界和政策界关于“亚洲版北约”的讨论再度升温。
（一）“亚太北约化”和“北约亚太化”的同步进展
2021年1月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积极推动“印太战略”，突出针对中国的大国竞争和阵营对抗战略取向，在亚太地区积极打造“小多边”合作网络。自2021年9月Quad举行首次峰会以来，截至2024年9月已举行四次峰会，四方建立“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重点围绕海上安全等领域合作逐步走深走实。2021年11月，美英澳签署有关核动力潜艇合作的三边安全协议（奥库斯），此后又推出主打先进技术合作的“第二支柱”合作，谋求面向日本、新西兰、加拿大、韩国等美国地区盟友扩员。2023年8月，美日韩在美国戴维营首次举行峰会，三国合作形成一套多层次的机制化安排，并将合作范围拓展至“印太”地区，标志着三边关系朝着“准同盟”化方向发展。2024年4月，美日菲召开首次三边峰会，重点强化防务安全合作，谋求以南海问题为抓手联手对抗中国。由此，美国在亚太地区初步形成一套网格化、复合型、圈层嵌套的小多边盟伴体系。此外，美国与日、韩、澳、菲等盟友加快建立联合指挥控制和“一体化威慑”体系，使得亚太地区与北约的安全结构越发相似，这种“亚太北约化”进展也被外界解读为“亚洲版北约”正在趋于成型。
与此同时，美国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亚太同盟体系也在加强互动和对接融合。2022年以来，日、韩、澳、新四国领导人连续三年参加北约峰会，四国与北约在“国别伙伴关系计划”下不断强化军事安全合作。2022年北约在新发表的“战略构想”中把中国定位为“系统性挑战”，开始把战略触角伸向亚太地区，并一度提出设立东京联络处（后由于法国反对而被搁置）。英、法、德等欧洲大国不断派舰机赴亚太地区参与多边联合演训，在南海开展所谓“自由航行”行动，甚至穿行台湾海峡，谋求在“印太”地区拓展影响力，突出制衡中国的战略指向。这种“北约亚太化”也被视为全球性阵营对抗格局趋于固化的表现。
（二）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亚洲版北约”主张遇阻
2024年9月27日，石破茂当选自民党总裁后，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网站刊发对石破茂外交政策的访谈文章，石破茂在文中阐述了其“创设亚洲版北约”的主张，声称“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因此美国对其没有保卫义务。乌克兰的今天就是亚洲的明天。如果把俄罗斯换成中国（大陆），乌克兰换成台湾（地区），那么亚洲很可能爆发战争，因为亚洲没有像北约那样的集体自卫体系，因此也就没有共同防御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盟国要想威慑中国，就必须建立亚洲版北约”。[9]随着石破茂就任首相，此文被视为日本新政府的对外政策宣示，迅速引发广泛关注。
在日本国内，主流媒体、学界和政界人士对石破茂的这一主张纷纷提出质疑，认为该主张既违背日本宪法的规定，也脱离亚洲地区的现实，且不符合美国的地区政策，不具备现实可行性。《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指出，“如果（石破茂）无视宪法制约、国民共识和地区现实固执于这一主张，只会加剧紧张，危害国家安全。”文中进一步指出，“北约是在冷战时期欧美国家为对抗苏联这一共同‘威胁’而创建，在地理和历史背景迥异的亚洲不可能建立同样的架构，更何况地区国家和中国经济联系深厚，根本不可能团结起来一致对付中国。美国也是认识到亚洲这一现实情况，才没有采取与欧洲一样的政策路径。日本如果不能全面解禁集体自卫权，也不可能参加这样的组织。”[10]
石破茂于2024年10月1日正式就任首相后，在记者会、国会施政演说、国会答辩和党首讨论等公开场合未再阐述其“亚洲版北约”主张。10月2日，日本新任外相岩屋毅在就任后的记者会上应询表示，“（亚洲版北约）作为未来的一个想法是存在的，应该花时间进行中长期的探讨。”石破茂执政后，在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以及赴老挝出席东亚系列峰会期间，均未提及“亚洲版北约”。日本媒体认为，石破茂政府事实上已经“封印”了这一主张，对外政策回归了现实路线。[11]但实际上，石破茂似并未放弃这一主张，如自民党政调会长小野寺五典在记者会上表示，根据石破茂指示，将在党内成立新组织专门讨论亚洲安全保障议题。[12]
（三）各方态度及相关讨论
1. 各国官方对“亚洲版北约”态度慎重
2022年以来，针对美国推进亚太地区小多边盟伴合作的动向，外界认为美方有意打造“亚洲版北约”的看法开始增多，但拜登政府一贯予以否定，高层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无意建立“亚洲版北约”的态度。在2022年6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美国不寻求“新冷战”或“亚洲版北约”。[13]2023年8月美日韩戴维营峰会后，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明确否认三边安全关系是“太平洋地区的新北约”。[14]在2023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等人在讨论环节提出，亚太地区除了现有的双边安排外，还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安全架构来遏制中国。奥斯汀对此强调，尽管美珍视与盟伴的关系，但美国及其盟国 “并不是要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北约”。在2024年6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针对中国参会者就美国是否试图在本地区建立一个北约式集团提问时，奥斯汀并未做出正面回应，而是称“具有相似价值观和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共同愿景的志同道合的国家正在共同努力实现这一愿景”，“我们将继续做这些事情”。[15]
对于石破茂所提“亚洲版北约”主张，美国及地区国家官方总体反应消极。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于2024年9月18日在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的一场活动中表示，石破茂的“亚洲版北约”提议“略显草率”，且“为时过早”。[16]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则在《华尔街时报》发文鼓吹，美国及其盟友应建立“经济版北约”对抗中国的“经济胁迫”。[17]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次活动上表示，印度并不赞同石破茂呼吁的“亚洲版北约”愿景，并强调“与日本不同，印度从未成为另一个国家的条约盟国”。[18]韩国外交部长赵兑烈在国会答辩中表示，“（亚洲版北约）不是现在要讨论的议题”，“如果（日方提出）具体化方案，韩方愿进行协商”。[19]据韩媒报道，石破内阁成立后的日韩外长电话会谈中，双方未谈及“亚洲版北约”。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老挝出席东亚系列峰会接受澳媒采访时也表示，“在会议期间根本没有人提及（亚洲版北约）这一想法。”[20]
2. 东盟国家普遍持警惕和反对态度
针对石破茂的主张，东盟秘书长高金洪认为“得不到地区国家的支持”。[21]印尼最大英文报纸《雅加达邮报》发表社论称：“石破茂在向东盟领导人介绍自己时，应避免宣传其建立‘亚洲版北约’的宏伟构想，以免自取其辱。建立亚洲北约的想法旨在联合所有可用力量共同对抗中国，这对东盟来说非常具有攻击性。东盟不会支持石破茂关于‘亚洲版北约’的想法。作为一个集团，东盟需要日本作为可靠的经贸伙伴，而不是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军事盟友。”[22] 早在2022年5月，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就表示：“欧洲和亚洲的历史有所不同。亚洲从来都没有一个可以和北约相提并论的组织。许多亚洲国家都和中国、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关系良好，就连美国的许多盟友也与中国保持重要的关系，这比阵线分明、集团对抗的情况更好。欧洲历史上曾有这样的情况，但在亚洲并非如此，还是保持现状比较好。”[23]
3. 美国“鹰派”人士鼓噪建立“亚洲版北约”
2022年7月，时任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萨斯提出美应牵头建立“太平洋版北约”，以威慑中国。[24]2024年4月，北约前最高指挥官、美退役海军上将斯塔夫里迪斯鼓吹，日韩澳新等美亚太盟友应忘掉“亚洲版北约”，直接加入北约。[25]
在学界和政策界，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美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格林，其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题为《永远不要对亚洲版北约说“不”》的文章中，分析了“亚洲版北约”的利弊前景，称“较之冷战时，加强亚洲集体安全的逻辑正在变得令人信服”。他声称，首先，美国已经失去了海洋军事优势，华盛顿及其盟友面临的威胁堪比冷战时期北约在欧洲所面临的威胁；其次，由于中国和朝鲜对美国盟伴的“军事威胁”显著增加，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都认为会被卷入冲突，而倾向于与美国建立联合指挥和“一体化威慑”体系，这使得亚太地区与北约的结构趋于相似。同时格林也指出，反对“亚洲版北约”的观点也有说服力，因为冷战时期美国及其盟友与苏联没有重要的经济关系，而如今中国是日、韩、澳等美国在该地区大多数盟伴的首要贸易伙伴，建立北约式联盟会阻碍这些国家与中方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潜在的联盟成员对于台海冲突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同；日、澳等国也担心地区联盟会疏远东南亚和南太一些关键国家，而如果美国的某些地区传统盟友不加入其中，将使联盟威慑力大打折扣。格林最后称，如果对地区威胁和战争冲突的担忧超过了对贸易、地区团结以及战略自主权的重视，目前美国在地区拼凑的多边安排很可能会朝着集体安全的方向发展，美国与地区盟友间共同的价值观、相似的威胁感、基本的运作结构以及数十年来的合作经验将成为基础。“亚洲版北约”不一定是华盛顿的目标，但可以成为“静悄悄”地指导联盟优先事项的一个选项，其能否成为现实，将取决于中方。[26]
4. 多数智库和学者对“亚洲版北约”持否定态度
2023年7月，地缘政治咨询智库发布题为《创建亚洲版北约的难点》的报告称，亚洲各国之间的分歧以及在对华政策上的不统一，使得出现一个类似北约的组织的可能性很小。[27]2024年3月，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院刊文指出，“奥库斯”和Quad不是“亚洲版北约”，尽管两者在澳地区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没有达到联盟的标准，并且这两个机制都无意也没有能力朝真正的联盟方向发展。[28]早在2020年11月，日本防卫研究所曾发布报告称，“亚洲版北约”既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不符，也有违东盟中心主义，这一说法终将消亡。[29]
2024年7月，北约华盛顿峰会举行前后，西方政策界对于“北约亚太化”“亚太北约化”的讨论再度升温。同月8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刊发题为《北约为何应远离亚洲》一文指出，将北约拉入亚洲强化了中国关于美国主导全球阵营对抗的看法，并有可能疏远亚洲国家，最终不利于加强地区安全或威慑。[30]同月12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刊发题为《北约应远离亚洲》一文指出，北约在“印太”地区的存在非但不能起到稳定力量的作用，反而会激化地区紧张局势，也不能增强安全；“北约+IP4”[31]机制很可能会破坏地区安全秩序，加剧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亚洲国家很可能会将正式的“北约+IP4”安全结构视为西方的挑衅，而非防御性联盟。[32]
2024年10月，针对石破茂的“亚洲版北约”主张，国际学界和政策界展开了新一轮讨论。《外交学人》网站刊文指出，“石破茂推动的‘亚洲版北约’不可能成功”，“因为可能疏远印度、东盟等印太地区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且石破茂的政策主张本身模糊而矛盾，也忽略了日本面临的宪法制约”。[33]日本学者在澳大利亚智库发表评论认为，“石破茂关于建立‘亚洲版北约’的想法在短期内无法实现，目前日本和地区其他国家还没有足够的支持和准备来实现这个想法，推动‘亚洲版北约’的好处很有限，但对于未来也许有利，可以有效威慑中国。”[34] 曾担任助理国防部长的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约瑟夫·奈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印度等地区重要国家不会加入，‘亚洲版北约’不可能实现，美方虽然不会反对这一构想，但会提醒日方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美日应对中国挑战需要进一步采取现实和分阶段的步骤。”[35]
三、制约因素与前景展望
在二战后的时代变迁中，尽管“亚洲版北约”构想几度沉浮，却始终未能成型，主要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制约。
第一，亚太地区的复杂多样性。北约得以建立并维系其内在凝聚力，其成员国在种族和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趋同性，以及欧洲成员国在地理上相邻的特性，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基础性条件。相比之下，亚太地区面积广袤，不少国家被海洋区隔，日、韩、菲、澳、印等美国主要盟伴之间亦多相距遥远；各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历史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等价值观迥异，这些基本特征都与欧洲国家形成鲜明反差。此外，正如车维德指出的，亚洲地区的东西方阵营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没有单一的边界需要保卫，这一点也与欧洲的状况存在很大不同。
第二，地区国家缺乏共同的威胁认知。就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联盟的定义和划分而言，北约由于其第五条即“集体防御”条款[36]的存在，属于最为严格意义的联盟，其目的在于共同抵御外部威胁，维护联盟成员的安全。因此，作为奉行集体安全机制的多边军事安全联盟，北约存续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所有成员都有共同的外部威胁感知，如冷战期间以苏联为最主要外部威胁。而冷战后随着苏联解体，北约的存续意义也不断受到质疑。近年来，乌克兰危机爆发，面对俄罗斯的“威胁”，北约才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内在凝聚力。反观亚太国家，即便在美国的地区盟友内部，对外威胁认知亦不尽相同。面对所谓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在意识形态、武力军备、地缘政治、产业技术等领域带来的“威胁”，美国及其亚太盟伴虽有意联手强化制衡，但远未能形成一致而强烈的威胁认知。更何况“亚洲版北约”主要针对的中国是包括美国地区盟伴在内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经贸伙伴，各国与中国之间现实利益深度融合，这也决定了各国很难建立起对抗中国的集体安全架构。
第三，相关国家的法律、政策和民意制约。尽管日本对于“亚洲版北约”态度积极，但其首先面临国内法律的障碍。迄今，日本政府虽通过修改宪法解释和补充立法等方式部分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但主要适用场景局限于日美同盟框架内。在宪法第九条[37]的框架下，日本将难以参与北约性质的多边军事同盟，而日本修宪进程并非短期内所能完成。印度自从独立以来始终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其参与任何军事同盟首先需要改变这一基本国策方针。如果美国谋求打造“亚洲版北约”，没有日本和印度的参与将使这一地缘政治战略的效果大打折扣。此外，根据经典联盟理论，联盟成员担心“被抛弃”和“被牵连”的同盟困境也会制约“亚洲版北约”的形成。一些地区国家可能出于“被抛弃”的安全担忧而寻求建立集体防御机制，但加入后则需要面对被与己无关的战争冲突所“牵连”的风险。这种担心“被卷入”他国矛盾冲突、被他国战火“牵连”的心态，必然会反映在对“亚洲版北约”的态度上。相关国家政府要加入“亚洲版北约”，首先需要考虑如何说服国内民众接受。
第四，美国的亚太政策取向。冷战初期，美国几度尝试推动建立亚太集体安全体制，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决策者的个人理念偏好，例如在朝鲜战争、“印支”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背景下，作为关键人物的杜勒斯扮演了主要推手角色。纵观冷战以来的美国亚太政策，正如车维德所述，基本战略设计和政策取向是以基于不对称的双边同盟的“轴辐”体系为依托，这一点至今并未发生变化。尽管拜登政府打造了Quad、“奥库斯”、美日韩、美日菲等一系列小多边合作机制，但其中任何一个架构的机制化和条约化程度都未达到北约的水平。作为唯一有能力主导建立“亚洲版北约”的国家，美国的这一政策取向不发生变化，“亚洲版北约”就无从谈起。美国虽然有意通过联合盟伴共同遏华，但也顾忌上述制约因素的存在，无意着手建立“亚洲版北约”，至少从拜登政府高层的政策表态来看是如此。
展望未来，至少短期内，制约“亚洲版北约”成型的因素仍将持续存在，但在亚洲地区复制北约模式的集体安全架构的条件并不具备，基于北约式法律条款和制度安排的“亚洲版北约”难以实现。从中长期看，鉴于国际地区形势的不确定性，如中美战略博弈态势、东亚地缘热点问题出现重大变化，亚太地区格局可能滑向“新冷战”，不排除会刺激“亚洲版北约”的形成。就目前而言，“亚洲版北约”的前景取决于以下三方面因素。
首先，是美国新政府的对外战略选择。2024年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下任总统，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取向受到广泛关注。鉴于特朗普上一任期表现出的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倾向，其对盟友可能有所疏远，尤其是围绕乌克兰危机，如与北约盟友产生嫌隙，可能削弱北约的内在凝聚力，进而使“亚洲版北约”的讨论趋于沉寂。但由于美国民主、 共和两党在推进对华战略竞争上有高度共识，新政府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联盟遏华”的基本政策取向，料仍将通过沿袭拜登政府时期形成的亚太双边同盟安排和小多边安全合作架构保持对华威慑。一方面，美日、美韩、美菲等双边同盟仍将致力于提高两军互操作性和快速反应能力，推进指挥和控制系统的一体化。另一方面，美国主导的地区小多边安全合作如持续发展，尤其是若“奥库斯”实现扩员，可能刺激“亚洲版北约”讨论重新升温。最终“亚洲版北约”能否有新的进展，主要取决于美国新政府的战略选择和资源投入。
其次，是美国盟伴的战略追随和威胁感知。从当前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的小多边机制看，多为聚焦于特定对象或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如美日韩合作重点应对“朝鲜核导威胁”，美日菲合作暗指南海，“奥库斯”聚焦于核潜艇合作，Quad则是主打“印太”海洋安全合作。但这些小多边合作因缺乏类似于北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御条款，均非严格意义上的集体安全机制。作为现实路径，“亚洲版北约”的构建，很难完全重起炉灶，必然需要依托美国主导的既有双边盟约和小多边安全机制，循序渐进予以建构，其成败的标志在于能否形成有效的制度性安排和法律约束力。作为前提条件，除了需要美国对地区保持持续关注和战略投入以及对盟友给予强有力的安全承诺外，还有赖于日、韩、菲、澳等地区核心盟伴的坚定战略追随，这就受到相关国家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干扰。如若2027年韩国进步势力上台执政就可能弱化对美战略追随，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后对外政策也可能出现调整。在具备上述内在整合动力的前提下，“亚洲版北约”的形成还需要美国“印太”盟伴围绕共同的威胁挑战或战略目标凝聚集体防御共识，这就离不开特殊重大外部事件的触发，如朝鲜半岛、台海或南海爆发重大危机，才有可能使相关国家形成共同的安全担忧和威胁认知。
再次，是地区国家的战略认知和风险偏好。“亚洲版北约”的实现，既取决于美国及其盟伴的政治意愿和政策行动，也离不开地区国家的认可支持。在亚太地区并未面临现实而又紧迫的重大威胁的情况下，建立排他性的集体安全机制，势必对亚太地区既有秩序格局造成根本性冲击，使地区出现阵营对抗。“亚洲版北约”所面临的外部阻力除了来自其针对对象，更来自“中间力量”的反对态度，如东盟。东盟国家普遍担心“亚洲版北约”给地区带来分裂风险，不愿陷入选边站队的两难困境，并且这种阵营对抗也会从根本上削弱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和内部团结。因此，只要地区大国竞争和地缘矛盾总体可控，东盟等地区国家会始终扮演“亚洲版北约”的最有力反对者角色。
四、结语
冷战以来围绕“亚洲版北约”的一系列动向，本质上是围绕亚太地区格局和秩序主导权的博弈。从其发展脉络看，虽然面对意识形态竞争、霸权护持、大国竞争、联盟政治等不同方面，但其基于现实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从未改变，即目标是为了维护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通过扩大势力范围，阻遏对手的扩张，来谋求己方安全的绝对化和权力的最大化。因此，“亚洲版北约”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地区的割裂和军备竞赛的升级，只会加剧地区的安全困境，增大地区局部冲突甚至滑向全面战争的风险。美国及其盟伴对此投鼠忌器，广大地区国家更是难以认同并接受，因而目前还不具备建立“亚洲版北约”的现实条件。同时，鉴于国际地区形势的不确定性，“亚洲版北约”构想也不会轻易消亡，仍会不时沉渣泛起。“亚太北约化”和“北约亚太化”进程可能持续发展，对地区团结合作和一体化进程构成持续干扰。
对中国而言，遏华指向的“亚洲版北约”一旦形成，势必严重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增大外部安全压力，进而可能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需要高度警惕和有效应对的重大外部挑战。中国应当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亚洲版北约”，坚定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奉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入推进中日韩合作以及“10+1”“10+3”机制下的互利合作，升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强化地区各国的利益融合。同时，中国也要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争端，与东盟国家共同把南海打造为和平、友谊、合作之海，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地区安全机制，营造更加和谐宽松的地区安全环境，阻遏个别国家企图打造“亚洲版北约”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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