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随笔 | 关注中国仍需关注乡土

教育   2024-11-23 09:00   吉林  



作为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中国乡土小说在超越百年的时间阈限内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历程实现了并辔同行,并用文学的形式为中国乡村文化的嬗变赓续织构了一幅对应的画卷。正因如此,丁帆教授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专访时曾反复强调“关注乡土就是关注中国”这一理念。总体而言,大众所习以为常的“乡土”一词实际上包蕴了物质与文化的双重意涵。所谓“乡”,其内质是中国乡村的精神文化,具体而言是指以血缘、亲缘、地缘伦理为基础的差序格局,以诚信契约为纽带,以仁义精神为基底的熟人社会。所谓“土”,其背后隐喻了中国乡村的物质文化形态,即乡土中国的主体——农民群体以土谋生的生存范式以及聚村而居的生活空间构建。乡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同建构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架构,同时也成为了中国乡土小说在百年递嬗历程中最重要的叙述对象,两者的互融互鉴,为阅读者省察中国的历史面影提供了一个多维的视角。
新世纪以降,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狂飙突进,中国乡村社会在迈进城乡中国乃至城镇中国的新“山乡巨变”中,乡土中国的传统文化基底以及精神质素正在逐渐式微,乡村的生产建设主体即青年人群体也迷失在进城的浪潮中,当精神文化和建设主体缺席后,乡村的生存空间面临着空心村的时代危机。正因如此,自贾平凹小说《秦腔》发表伊始,学界对于中国乡土小说的主流地位的危机感,渐次延展到对中国乡村生存、生态危机的关注,进而扩布到对于中国文化的基底即乡村文化的整体性忧思。三者的累叠与重合,则衍生出一个新的时代之问,即乡土中国的主体格局以及中国乡土小说的主体地位是否将会发生变化?我以为,自2012年以来,在中央“一号文件”对于“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下,在脱贫攻坚的逐步实现,在乡村振兴的持续进行中,中国乡村文化以及中国乡土小说正在逐步恢复其主体性。
首先,乡村振兴为乡村发展提供了经济机遇,为乡土小说提供了建构基质。所谓乡村振兴,其本质就是在既有的乡村生产模式即养殖业和种植业的基础上,通过土地流转从而扩大生产规模、丰富产业模式、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进而实现对乡村从输血到造血的改变,从物质层面实现乡村的再造乃至重构。基于此,农民的人均收入以及生活质量必然得到显著的提高与改善。在乡村振兴题材小说中,作家创作的基础即是现实乡村可以为文学虚构提供素材支持与现实逻辑依据,而上述理念与发展成果无疑为乡土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建构的基质。关仁山在《麦河》中所建构的鹦鹉村,青年人进城务工,土地荒芜。但是该村却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从旧村到新村的改变,核心奥义就在于关仁山深入乡村振兴的第一线,发掘出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的相关素材。小说中,曹双羊将鹦鹉村的所有土地集中承租,规模化种植,建立麦河集团实现了对农产品从生产、制作和销售三个环节的贯通,因此小说《麦河》的叙事建构则实现了逻辑的自洽;在关仁山的另一部作品《金谷银山》中,作者实现叙事逻辑闭环的依据则是对乡村高附加值农产品和跨界销售模式的发掘。小说中,主人公范少山为了带领村民致富,根据村志发掘出金谷子以及金苹果两种纯绿色食品,而两者的销售渠道则从线下走向订单生产销售。而此情节显然和当下新型农产品的生产销售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性。
其次,乡村振兴为乡村文化重构提供了价值坐标,为乡土小说叙事奠定了叙事基调。丁帆教授在《面对乡土 如何选择》一文中曾提出,时代转型阶段的中国乡村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即是当传统乡村中国社会价值理念离散后,新的乡土秩序无法及时复建,由此造成了乡村主体的精神迷茫与行动无措。而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对乡村传统优质文化的发掘、梳理、整合激活,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加入全新的质素。广大作家在乡土振兴题材小说的创作中充分借鉴了民俗文化或节气文化等具有代表性的传统乡村文化因子,将这些传统文化特质作为重构乡村的文化基调,从而以冲淡平和取代了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所面临的叙事危机。在小说《野望》中,付秀莹以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为小说的章节命名,将传统节气的自然物候喻指与乡村生活的日常细节以及人情世故相通晓,乡村的整体情绪与个体的心思被恰切地胶合为作者的平和节制的叙事基调。在乔叶的小说《宝水》和杨志军的小说《最后的农民》中,作者有意为乡村设置了容蓄乡村历史记忆的纪念馆,前者名为乡村历史馆,后者名为城市记忆岛。乡村历史馆建构的叙事目的是为农三代群体留住记忆中的乡愁,而城市记忆岛则是为了帮助由乡进城者获得适应新环境的基本讯息。二者虽然名称对立,内置风物迥异,但是作家的叙事却通过空间凝滞时间的手法,消弭了新世纪乡土小说因为乡村文化式微与城市文化挤占所形成的对立性的叙事基调。
最后,乡村振兴为乡村主体提供了返乡的可能性,进一步丰富了乡土小说的人物图谱。乡村生活和生产的主体是农一代在乡者群体,以及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农二代群体。毋庸讳言,伴随着以50后、60后为主的农一代群体年龄的增长,乡村振兴任务显然需要以70后、80后为主的农二代群体予以承担,同时也需要以90后为主体的农三代群体所掌握的现代信息技术予以辅助。而在乡村振兴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外来者群体,以高校学生为主的返乡者群体,为乡土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卡里斯玛”式的乡村新人形象。此类人物可以划分为两类:其一,以第一书记为主的乡村闯入者形象。例如,陈毅达在《海边春秋》中塑造的蓝港村第一书记刘书雷、张艳荣在《繁花似锦》中塑造的得胜村第一书记范博成、温燕霞在《琵琶围》中塑造的琵琶围村第一书记何劲华等,此类人物形象具有高学历且具有成长为新时代优秀乡村干部的潜质。其二,以返乡创业者为主的乡村复归者形象。例如,关仁山小说《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麦河》中的曹双羊、周大新小说《湖光山色》中的楚暖暖等,此类人物形象则嵌合了当代乡土小说人物图谱中农一代“梁生宝”与农二代“孙少安”等人物形象的双重形塑质素,并能够通过将乡村传统文化的优秀质素与现代城市文化的先进技术相结合,从而实现个人的事业成长乃至精神蜕变。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曾有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当前中国乡土小说的最新聚焦题材——乡村振兴题材小说,实质上正是对处于中国式现代化阶段进程中的中国乡村的时代遽变的最直接最即时的文学化应答。在这一答案的背后,也明示着作为中国文化最重要构成部分的乡村文化的核心理念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活力,同样也具备适应时代遽变的自我调适能力。基于此,以中国乡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建构底色的中国乡土小说也必然会延续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流地位。故此,关注中国仍需关注乡土。




 青年教师——周鹏 


      


周鹏,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乡土小说。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参与科研项目多项。






审  定:刘    坤

责  编:陈雨萌

排  版:朱凡冰


吉大人文社科
科研管理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