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历史逻辑与建构路径

人文与经济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学术界对这一课题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但二者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机理，则众说纷纭。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与人文文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我们这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而言，人文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趋重要。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经济思想，深刻研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

一、人文与经济的内在关系

文化与经济具有天然紧密的内在联系。作为文化中的重要概念，人文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意义包含在文化同经济的紧密关联之中，因而不妨首先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入手，探究人文因素的经济作用。

顾名思义，人文就是人的文化，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该词较早见于《周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主张以伦理秩序规范文明礼仪，达到教化天下的目的。《后汉书·公孙瓒传》则有“舍诸天运，征乎人文”，意指世间诸事不依靠天运而取决于人事，即人的行为。宋代程颐在《伊川易传》中写道：“人文，人之道也”，认为人文是人类在伦理道德约束下的处世之道。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人文虽更强调人的主体性，但对其探析也要基于文化的总体范畴。西汉刘向较早谈到文化，认为：“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西晋束皙《朴亡诗》中则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的有关思想，因而人文文化的本质就是以文化人、以文教化，对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一词在西方语境下内涵更广泛，泛指人类一切活动。例如，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保罗·谢弗认为，“文化通常是指物种，特殊地是指人类观察和感知世界，把自己组织起来，处理自身事务，提高和丰富生活，以及把自己安置在世界上的那种方式。”

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上看，谋求经济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支撑经济发展的要素由多方面构成，包括资源禀赋、科技水平、人力资本、制度安排等。经济活动首先是人的活动，人的行为深受文化影响，表现为人类的社会意识、市场行为、创新模式等与经济发展有关的要素均会受到文化的显著规制。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深刻体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富含突出的文化特征及鲜明的文化伦理特性，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强调“义利兼顾”“以义统利”，认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即经济行为要遵循人文伦理的价值规范，还有“以富邦国，以养万民，以生百物”（《周礼·天官冢宰·小宰》），“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管子·霸言》）等治世思想。《史记》中也包含“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理念，都在富民养民与经世济用间建立了紧密的内在联系。董仲舒则以“礼”为标准，主张经济生活应有一特定之标准和限度，凡经济生活高于或低于一特定标准的人，便无法再施以礼乐教化，代表了中国古代有关人道主义、文化主义的经济思想，他将经济活动同礼乐道德相联系，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的人文意蕴。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等传统文化的伦理性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文化具有紧密联系。

西方经济学则以“理性经济人”假定为前提，认为人通过理性经济行为将有限稀缺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获取最大经济效益，即“经济学（economics）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分配”。而所谓理性自然是一种人的文化，经济学理性是以个体理性为基础的，任何个体的理性行为都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内在影响。以马克斯·韦伯为例，他对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述，提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职业观念与新教伦理具有紧密关系，新教教义产生的新伦理规范与追求财富的“天职观”激发促进了人们的创业动机与合理经营行为的形成。在主张恪尽职守、勤俭节约和关注世俗成功的基础上，“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形成了。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实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撑。对此，丹尼尔·贝尔指出：“韦伯强调加尔文教义和清教伦理——具体指严谨工作习惯和对财富的合法追求——是促使以理性生产与交换为特征的西方文明兴起的基本原则。”

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文化同经济的关系更加紧密。经济学源起于伦理学研究体系，最初以伦理道德为基础，具有丰富的文化蕴涵；之后经历了追求构造数理模型的实证化发展，呈现出否定非经济特征的演进态势；又以伦理经济学等重要分支为载体，实现朝向人文伦理的文化复归。具体表现为：从亚里士多德认为的“财富显然不是我们在求寻的善。因为，它只是获得其他事物的有用的手段”，到亚当·斯密对经济效益与道德情操的总体兼顾与理性分析，再到为追求经济学的“科学化”而去除人文伦理因素感性制约的数理化实证化运动，直至阿马蒂亚·森主张“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推动了经济学再次具有更多人文因素。此外，以哈耶克和熊彼特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也非常重视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理论流派的诞生兴起深刻证明了，人类经济活动除了由法律等正式制度所约束以外，同样受到文化伦理等非正式制度的显著影响。因而“现代经济现象本质上是一种人文现象”，不论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还是现代经济学理论，都表明文化同经济具有紧密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文化与经济的互促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唯物史观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和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的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后所提出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唯物史观认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在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中不断经历“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的演进过程。马克思虽然看到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在一定时期的失衡，谈到“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但从整体上看，特定时代条件下的文化价值理念、社会道德观念、文明整体样态会在人们思维活动与现实实践中塑造该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或是作为先进文化推动经济发展，或是成为经济发展的思维桎梏。因而经济社会的发达程度显著影响文化，富足的物质生活有助于催生出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文化表现形式。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文化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对文化同经济关系的认识日趋深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就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始终主张文化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生革命性变革，随之产生的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并不断明确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现实功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继承了过去对文化与经济关系的主要认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更加重视文化在经济建设领域的作用，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认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能够凝聚人心，促进经济建设，更加强调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为确保商品经济有序健康发展，遏制经济犯罪现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规范社会风气与助力经济建设等层面发挥了重要功能。进入新世纪，党对文化与经济的认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展开而愈发具备文化软实力竞争的国际视野。党的十六大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更加深入理解了文化在道路选择、制度建设、经济发展等领域的重要地位，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提出“两个结合”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命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党对文化功能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二、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历史必然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在文化与经济的关联愈发紧密的今天，相较于过去的发展模式，文化的经济功能更为重要。这一方面体现在人更加关注文化领域的精神生活需求，另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其目的不再局限于生产本身，而是逐渐成为一个包括文化需要在内的多元概念。同时，加强对人文经济的研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文化要求，决定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一种历史必然。

经济学研究首先要具备逻辑起点。马歇尔认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因此，一方面它是一种研究财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文化需求的充分满足是人文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价值目的上规定了发展人文经济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深刻批判“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这种社会现象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同人的本质发生偏离造成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向人的价值取向，决定以文化经济的互促融通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是现实要求，也是必然趋势。

现实表明，人对文化的需求将变得更突出，人类的经济活动更会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与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需要逐步演化为建立在物质需要基础之上并不断趋向于文化层面的精神追求，呈现出从物质到精神的演进趋势和发展规律。马克思则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即是说文化需要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高级需要，“建立在低级需要的基础上，但最后一旦牢固建立，就可以相对地独立于低级需要”。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是丰富的，“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这种无限性和广泛性既包括基本的生存需要，也包含精神层面上的文化追求，进而“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因而同单纯重视物质追求的情况相比，人对文化的需要会随着物质生活的满足而愈加丰富，对文化产品的消费将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从微观主体的需求层面印证文化同经济发展必将建立更为紧密的现实联系。

并且，发展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其内涵不断丰富，不仅要追求达到一般意义上的共识性发展目标，更要呈现出由局限于物质一般到包含文化特殊的演进过渡，实现人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协同增长。在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中，文化作为重要的理论研究对象和分析要素，是衡量发展成效的重要指标。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学界主要将经济发展的重点着眼于GDP的增长，认为经济增长是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函数。随后，罗默等经济学家提出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看到技术进步对发展能起到的内生性影响，这种技术进步由市场激励与制度规范等文化因素促进。国内学界同样认为，“发展不仅要看经济增长指标，还要看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文化因素会在人力资本、制度形成、社会稳定与技术传播等领域对一国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何炼成等人对文化的经济作用进行了分析，指出：“文化的经济功能是文化的基本功能，它是指文化本身内含着较大的经济因子，具有经济的价值和意义。在文化经济一体化时代，文化的经济因子日益显现出来，其经济功能也日益显示出来。”这些理论成果标志着人类对经济发展的认识日趋完善，文化更加融入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体系。

在现实场域，经济理论的进步体现为文化繁荣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结果，呈现出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的社会现象，文化经济一体化是当今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其中，文化经济化是指文化因素更多渗透于人的经济活动，文化从隐性的观念意识依托人的经济行为外化到人的社会生活，是文化发挥经济效能的经济现象。经济文化化则是指经济活动带有更多文化特性，微观个体的经济行为与社会层面的经济关系包含丰富的文化要素，经济行为开始成为内化于人们观念的感性认知，形成普遍的文化现象。这是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必然趋势，体现的是逐利观念与人文价值的统一。特别是，当“人文产品和人文附加值的效益呈上升趋势时，人文经济将逐步取代知识经济成为主导经济模式”，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人文底蕴将在激发主体活力、建立信任关系、节约交易成本、平稳市场预期等层面发挥重要功能，从根本上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因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文经济学是一种以文化为要素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如何顺应经济发展趋势更好地运用文化的经济作用，是对文化经济关系的规律性认知。

从我国自身来看，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的社会观念与经济行为更加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是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大国，具有悠久灿烂的文化发展历史，“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不断接受儒家思想与传统伦理的教育，中华文化早已成为融入每个中国人血脉的文化基因。数千年中国历史的记录传承使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强不息的传统价值观世界观都深植于中国人的内心，成为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思想观念，体现出中华文化始终具有重积累、重传承、重发展的历史连续性与文化延续性，“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我国历史上曾形成晋商、徽商、浙商和鲁商等带有区域人文特质的商业文化群体，体现了人文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塑造作用”。如今，“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也由较低层次的需要向中高层次的需要为主快速转变”，对高质量文化经济产品与人文经济理论的需求更为迫切。

尤其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来说，文化的作用更为突出。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并坚持将文化作为发展的构成要素。毛泽东指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文化作为同工业农业与科学技术具有同等地位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后，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准确判断，认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目标，指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将物质文化生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生活的关注点已经由“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在注重物质生活的同时更加关注精神世界的满足。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推进现代化事业的重要工作内容。

特别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历程中，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将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文支持。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其内涵表明，不论是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还是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不论是产业转型升级还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提高，都建立在人具有主动创新意识、科学技术水平发达、总体知识储备丰富与社会意志坚定的基础上，均受到文化观念等人文因素的深刻影响，同人的文化是分不开的。因而“没有崇文精工之文所化之人，没有充满创新素质的人才，就没有发明、掌控新质生产力的主体，一切创新活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教育培养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人才、促进形成社会总体创新氛围，是文化在这个层面能发挥的最基本作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融合我国社会文化特性与现实经济发展特征的理论体系，强调如何让文化因素“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依托文化为经济发展厚植人文底蕴、提供精神动力、引领总体方向，既有助于将推动科技创新作为当今时代的重要文化构成，使其成为一种根深蒂固、潜移默化的社会认识与共同价值导向，也将以先进文化塑造整体规则意识、规范市场行为秩序、调整优化生产关系。这对进一步提升我国创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结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要求，在2023年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提出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重大命题，不仅在理论层面促进经济学的人文性引入，更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文化效益的提升，体现的是对发展内涵的整体把握与对文化经济的深入认识，在经济理论发展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三、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方法和路径

“回顾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经济学，从来不是自然演进的，而是实践生成的；不是先验自在的，而是人为建构的。”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目的是研究如何更好地运用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形成一种以文化作为学科支撑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需要具备完整系统的学科要素，包括基本假定、概念、现象范围、特定理论、问题、检验方法和价值观念等。

在指导思想与特定理论上，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和经济思想为指导，坚持守正创新，正确运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和经济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用文化阐释经济，加强对人文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整体把握及深入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和经济思想是党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总结，是继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交融发展的方法指引。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和经济思想领航定向，挖掘文化思想的经济作用，顺应人口文化素质与人民文化需求随着经济发展整体提高的规律趋势，将人文文化同我国经济发展现实状况有机结合，厚植我国经济发展的文化底蕴，加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建设，巩固并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在价值观念和现象范围上，“人（与他一起每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就是自在的目的本身”，而非一种手段。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要突出经济发展的人民立场和实现人全面发展的研究目标，回归人的本质，并将文化的经济效能与人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发展，是属于人民的经济学范畴，是有温度的经济学。其理论构建要以人民为主线，坚持做到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利用人文因素提炼指向于人的经济学理论，从人民的文化生活与思想意识入手推动经济发展。具体而言，人文经济学要重视文化在经济增长与实现人全面发展中的作用，着眼于提高文化资源配置效率与文化产业的经济效能，以基于文化要素的新型消费模式带动经济增长，依托对人民生产观念与发展理念的影响强化文化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现实功能，满足人的生活需要。为此要对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展开系统研究，找寻促进经济发展的文化要素，利用文化提升产品附加值，促进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以现代影视作品、优秀文学专著为载体反映当前阶段人民精神生活的现实状况，挖掘人民的潜在文化需要，探索文化产品丰富、文化消费繁荣的人文经济业态，积极影响社会精神文化，形成不断创造新的文化经济需求、以文化要素供给带动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物质与文化的协调发展。

在核心概念与研究问题上，“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构建人文经济学同样需要完备的概念范畴与理论框架。要提炼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文支撑案例，汲取文化推动经济发展的实践成就，深入总结文化的经济作用，以自主理论为依托解决我国学术话语权不足的问题。当前我国部分沿海发达地区不仅拥有先进的地域文化，又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实现了以文化赋能经济、以经济发展文化的良性循环，其文化条件与文化产业也随之发生结构性变化，充分体现文化越来越作为经济发展的构成要素这一规律趋势。要加强案例研究，分析典型样本，探索人文经济的运行机制，提炼文化经济一体化的标志性概念范畴与代表性案例支撑，将文化产业化以及利用文化推动经济发展的现实经验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表达，以经验性总结与规律性认识完善我国经济发展理论。此外，具备科学完整的体系是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准，要依靠学科融合搭建框架，将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式进行统筹配合，从历史学、哲学、人文学、社会学等领域汲取经验，既增强传统人文科学的现实应用性与实践指导性，又厚植经济学以人文底蕴与文化特色，从而以先进系统的经济发展理论解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一重大问题。

在研究方法与基本假设上，不仅要运用经济学中常用的抽象演绎、系统分析、逻辑分析、实证分析、问题研究等经典方法，还要善于学习借鉴西方有关文化经济的理论思想，结合我国人文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与任务需求探索经济发展与文化演变之间的内在规律，建立一种将文化作为推动经济发展要素的人文经济理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习近平在探索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过程中认为，不可能凭空创造出专门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理论，而是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有效经验，指出“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看，一种新的社会实践在产生自己的理论之前，总是要向与之相关的理论寻求理论借鉴，然后结合自己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和建立自己的理论学科或理论体系”。当前，西方国家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践历程中已然积累了丰富的现实经验，经济先发优势与丰富的现代文艺创造决定其在文化经济领域拥有较为深入的理解认识，并且，西方经济学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资源稀缺性、保护私有产权等假定之上，这些假定隐含着文化观念与主体意识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因而人文经济学的建设也要统筹人的精神文化禀赋与现实经济需求，正确看待西方经济理论的现有经验与不足之处，充分考虑我国传统文化同西方理论的适应性，将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极与增长点，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发展理论。

在评判原则与检验方法上，要遵循人类历史发展与学科建设的趋势规律，在理论影响的综合比较中评判经济发展理论的现实成果，将提高理论影响力解释力作为认识原则与检验标准。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证明，一国在理论界的实际影响同经济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密切相关，是否掌握与自身国际地位相匹配的科学理论则决定该国能否发挥相应的国际影响，所谓“言必称希腊”即是如此。而具有学术影响力与现实指导性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其重要方面，西方之所以在众多领域建立起“西方中心论”的表现样态就是因为在其经济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相对显著的实践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预测，“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因此，要将提升经济发展理论的世界影响作为评判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构建成效的重要参考指标，准确把握文化同经济发展愈加紧密的理论趋势，深入挖掘文化的经济效能，建设基于我国文化特性、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经济发展理论，形成立足于文化要素的发展经济学与自主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