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提到：“每一次学术上的‘完成’都会带来新的‘问题’，它要求‘超越’和淘汰。任何想要为学术效力的人，都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博士论文正是这样，对于在它之后还要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作为学位与学术上的“完成”，往往并不意味着学术问题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更多、更新的学术问题与更多、更新的学术焦虑。
我的博士论文是在王庆丰教授的指导下，做的关于当代激进左翼吉奥乔·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思想研究。在阿甘本看来，“在现代时期的肇始处，自然生命已开始被纳入到国家权力的诸种机制和算计之中，政治转变成生命政治（biopolitics）。”无论是在哲学史与思想史中，还是在人类史与文明史中，政治不仅是一个高频出现的关键词，并且人们对其理念与追求也始终葆有美好的、神圣的想象。因为它作为一种关乎人们共同的、特定的、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组织，极大影响着人们生活的风格、生命的意义与社会的发展。所以即便某种政治形式和政治后果会受到质疑，人们也不轻易丧失对它总体的信任。但在阿甘本那里，“生命政治”的出现，改变了原本政治的美好形象，它意味着政治真正的对象与目标仅仅是生物性生命，或没有任何生活形式外衣包裹的赤裸生命，而追求良善生活的生命既不是政治的真正对象，也不是政治的真正目标。
在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实践，正是通过有意制造永久性的法的“例外状态”，从而源源不断地将共同体中具有社会化外衣的生命还原或降低为赤裸生命。而其“结构性”范式，意味着例外状态不只是单纯的排斥而是以一种包含性排斥的结构，让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通过违法来支撑自身。这一法的“例外状态”之典范形式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阿甘本“生命政治”批判理论在面对集中营时，其聚焦点在于透视集中营内在的“结构性”范式。就是说，不是表层残暴的历史现象，而是其内里隐匿的“结构性”建制，成为我们定义并反思集中营最迫切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认为集中营作为“结构性”范式的存在，要比集中营之中发生的历史现象更加重要，而这一点却是肉眼无法见证的，不仅博物馆中的纪念物无法真正见证，幸存者的语言与好莱坞的电影也难以彻底再现。
集中营的“结构性”范式深刻的定义了它的本质，而只有认清这一点，才能够在根基上给予集中营中受到迫害的生命一个真诚而又完整的悼念。“在集中营所发生的事情，远远超出了犯罪这一司法概念，以至于作为那些事件发生地的那个特定的司法-政治结构常常被忽略掉了。”阿甘本认为，集中营残暴的历史事实是在“结构性”的安排下发生的，集中营在悬置了法律之后，使得至高权力可以毫无顾忌地征用生命、剥夺生命。集中营不能被视为司法解释和政治经验的反常现象那么简单，它是生命政治实践的惯用方式。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认为集中营在今天并未消失，我们必须以一定方式把它看作我们仍然生活其内的政治空间的隐秘矩阵和约法。它凭此结构具备着一般的认识论价值，其结构性不仅能够解释自身也能够解释一般，当今资本主义中不断被制造、发动的“战争状态”就是如此。福柯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比喻为“大监狱”，阿甘本则是更悲观地把它称之为“集中营”。就像大多数阿甘本的研究者所体会到的那样，阿甘本研究的显著特点，是他的分析常常来自于一个极端状况，他也正是以这样一种警告的方式进行呼吁。
在2021年完成博士论文之后，我把主要聚焦点放在了“生产政治”这一问题中。原因在于：一方面，相对于一个极端状况的分析，一个现代人们普遍都会深陷其中的结构性方式或场所，与其说是“监狱”或“集中营”，倒不如说是“工厂”。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会更多地认同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比喻为“工厂”，而不是“监狱”或“集中营”。现代化与现代性的理念与实践、梦想与梦魇，都只是随着工厂而出现。在这个方面，我也受到了我的导师王庆丰教授《工厂的生命政治学分析》一文的启发。
另一方面，政治与生命在阿甘本那里，都只是发生于纯粹的政治领域或暴力机关中，这样的分析难免让政治权力携带一种空洞性。如果排除分析范式的独特性，至少在读者阅读起来，总会为他捏一把汗。所以，纯粹政治领域中的至高权力所进行的生命政治实践，既有强制性甚至致死性的因素在里面，它同时也需要一些荣耀政治所表征的赞美和呼吁的因素在里面，而只有通过赞美和呼吁才能一定程度弥补权力空洞性的缺陷。阿甘本在《神圣人》《例外状态》之后的作品《王国与荣耀》中，表达了后者的重要性，但也更加确证了权力的空洞性。一种更为实在的政治或权力，究竟发生在哪里？生产当中有自己内发性的独特的政治形式、政治力量与政治效果吗？这些困惑构成我博士论文之后关注的问题。
这些困惑，后来在阅读“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人物布洛维的《生产的政治》，以及在和学生们进行探讨时，受到了启发。他提出的观点是：“生产场域除了工作本身之外同样也是政治场域，其自有一套规制模式，形塑了生产环节与其他环节的斗争。对于国家理论而言，我的贡献在于指出国家并不是唯一的政治场域，生产场域的支配关系恰恰是国家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由此，在写作关于“生产政治”以及“工厂政体”的一些论文中，循着阿甘本的研究范式，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现代世界，要对工厂做出更为切中肯綮的定义，事实上并不意味着它只是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形式，甚至也不能仅将其视为物质生产资料的载体、现代雇佣工人的劳动场所以及自动化的机械生产特征，它应被更进一步理解为一种不可见的、事无巨细地组织生产与管理劳动力的系统或结构。
这种不可见的系统或结构是工厂“真正的精神”，它定义着工厂，并且还以一种生产本身的政治力量或意识形态效果，形塑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政治”或“工厂政体”的历史形态分别表现为：“纪律工厂”与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霸权工厂”与超额游戏的同意机制；“数字工厂”与游戏工业的甘愿奴役。而对于当下的“生产政治”问题来说，它发生于“既是游戏场又是工厂的互联网”中，它既有一种荣耀政治所表征的甘愿性奴役的因素在里面，同时其政治本身又不是空洞的。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政治”批判理论的意犹未尽之处，在“生产政治”批判理论中能够得到补充。这是我在博士论文写完以后的一点小小思考。
“问乃思想之虔诚”，博士论文的“完成”不意味着问题的“结束”，它是一个更多、更新的学术问题的出现与“再完成”的过程，它们的出现让我们焦虑，但更让我们激动，也更值得我们深思。
郝志昌，男，1991年3月出生，河南孟州人，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审 定：刘 坤 赵 杨
排 版：高淑倩
责 编：陈雨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