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文学】林则平：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林则平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既平凡又伟大，他平易近人，把百姓的冷暖记在心上；他一生铮铮铁骨，从不向任何困难低头。  

十五岁那年就跟着一个叫王铎的亲戚去了京城闯生活。

王铎把父亲送到北京西城的一个叫“同和居”的饭店，和掌柜的打了声招呼就走了。

掌柜的让父亲学当小伙计儿，干些个杂活，夜里还要给掌柜的和大师傅倒尿壶、端屎盆子。饭馆只管吃管住，也没有工钱。父亲还惦记着老家的母亲，等晚上饭店打烊了就出去打点零工，帮人推车挣几个铜子。父亲在同和居干了一年多，就辞了这个活计。

之后，父亲蹬过三轮平板车，给商家或者工厂送人造冰、钻胡同挨家送过煤球，也去过火车站扛麻袋包。这段时间，父亲遇到了从天津去北京找活干的一个姓郭名治利的老木匠（这个人曾是李瑞环的木工师傅），父亲想拜他为师，郭木匠看我父亲年轻力壮，模样憨厚就同意了。父亲跟他学艺三年。这人艺好但是脾气也大，稍有不慎就会招来他的白眼，一言不合就会把你好不容易做出来的东西给摔了，不但要重新做，还得陪人家的料钱。还经常会招他的耳光和脚踹。和父亲一起学艺的一个河北人，叫李瑞林，他会摆弄电气焊，父亲就偷着跟他学电气焊。也不知道怎么让郭木匠知道了，他把父亲好一顿打，不让父亲再称他师傅，还把父亲给赶出去，让父亲自己出去创生活。

直到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父亲和李瑞林同时被招进了北京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水暖工程队，当了一名水暖工。在大跃进的年代，北京搞了一个十大建筑，我的父亲有幸参与了其中的六个项目的建设。分别是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饭店项目。特别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建设过程中，父亲克服文化水平低的弱势，大胆搞技术革新，保证了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为此，父亲先后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北京市总工会授予他劳动模范的称号。1959年父亲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第三届全国劳动模范、先进集体及个人表彰大会，受到朱德委员长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会议结束后父亲还被特邀到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了国宴。他的事迹曾在当年的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刊登过。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吃不饱，缺乏营养，父亲得了水肿病。北京市政府把父亲送到北戴河疗养院疗养了一个月，还给父亲特批了一个特供证，凭此证每月可领三袋代乳粉。那时我们一家六口住在一间大约二十多平方的砖瓦结构的平房里。1960年老家也受灾吃不饱，四个姑姑都出嫁有了自己的家庭，顾及不了奶奶，实在没办法奶奶就从老家到了北京和我们住一起。

我的奶奶是小脚，走路费劲。当时我们的居民区只有一个公厕，离居民区大约有一百多米，奶奶每次去公厕确实有点不方便，父亲就买了一个搪瓷便盆，放在屋里。奶奶好歹待了几个月，死活要回老家。父亲实在没办法，只得让母亲带着我把奶奶送回老家。

奶奶回乡后，一个小脚老太太，生活有很多不易，队里分东西时，奶奶常常是求左邻右舍帮着带回家，数量不多时，她为了不麻烦别人，也会颠着小脚自己拿回家，一次不小心就摔断了腿。几个姑姑就写信让父亲回来照顾奶奶。父亲尽管有很多的不舍但也实属无奈，就狠心给公司递了退职还乡申请。1962年7月，我们一家六口从北京回到了老家。

刚回来时，一大家子人地无一垄，房无一间。而且生产队的夏粮分配也已经结束。奶奶先找人给通融了一下，租借了村里一个叫“小棉袄”的邻居家的两间草房，一间做卧室，一间是灶屋。晚上我们姐妹四个和母亲在卧室睡觉，父亲则在灶间的木床上睡觉。住的问题暂时算是解决了，可六张嘴要吃饭哪。没办法父亲就去队里借了三十斤地瓜干、三十斤苞米，还和一个李姓住户借了一斗苞米。这点粮食是全家人下半年的口粮，为了节约粮食，那时的每顿饭都是地瓜干配野菜。我的母亲从小没干过庄稼活，但为了生活也只能去地里边学边劳动挣点工分。父亲则白天在队里劳动，晚上放工回来还得学着盘火炕、垒旱厕。赶上下雨坏天不能上山挣工分，就到臧家供销社联系干点零杂活。好在父亲手巧，那时供销社饭店好多的修修补补活计，都是父亲给整修的。记得那年的腊月初，父亲应约给供销社饭店弄水磨石的灶台面，大冬天的父亲带着我沾着凉水用磨石打磨着理石面，手冻得又麻又疼。干了好几个日日夜夜，终于把灶台面给弄好了。除了工钱，人家还给了父亲五斤多猪肉和半个猪头、两条鲅鱼。那是我们一家人自回乡后过得第一个有点油腥味的年。

从北京回乡后的第二年，村里社员推举我的父亲任大队书记。父亲上任后首先带领大家伙儿，上山打石头、去村东沙河套锯杨树，组织村里的泥瓦匠给村里的学校新盖了四间坐北朝南的新教室，还把原来的一座用庙宇当教室的土庙进行了彻底修缮和改造。父亲说，大人现在苦点，不能苦了孩子，一定得让孩子们上学读书。在父亲的带动下，大队用自己的力量建好了学校。

当年冬天，父亲带领全部村民，建了村里的第一座扬水站。在整修扬水站的蓄水坑时，父亲第一个带头穿着短裤跳到冰冷的水中，抱着石头砌石头墙。经过大家一个冬天的奋战，一座高八米的扬水站建好了，村里河南崖的几百亩地变成了旱涝保丰收的水浇地。

文革期间，父亲受到了冲击。可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白天他照例带领大家迁改河道，把原来的旧河床处填土压沙新整出几十亩的水浇地，还在村东新建了两个方塘。晚上脖子上被挂着大牌子，头上顶着纸帽子接受群众的批斗。

父亲不辞劳苦，多地奔波，为我们村购买了第一台1140型12马力柴油机，新建了磨坊和油坊。父亲带领党员干部和社员大搞农田水利设施，不但在村西的青石湾新建了一座扬水站，还在村西修建了几处方塘，在北山的于家茔整修了一座小型的储水库，使村里的农田灌溉条件大大改善，同时，父亲在村里鼓励搞多种经营，除了四个农业生产小队以外，还成立了果业队、林业队、水利队和石坑队，还建立了村的合作医疗卫生室。

1970年冬，父亲被公社调到刚成立的公社修配厂任书记。父亲刚到任时，厂里只有几间破旧的平房。那时的所谓修配厂其实也能给周边的农村百姓，修修锄镰掀镢，几乎没有机加工能力。为了扩大经营范围，父亲从各村队淘来几十个技术人才，又从大连、沈阳、烟台机械局搞来各种机械设备。

1988年，父亲消息：青岛钢厂以125元一吨的废钢价格买进一艘希腊籍报废货轮，废船本身自重3812吨、合人民币47.65万元。得到信息后，父亲立马动身奔走周旋，最终将货轮购回。为村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父亲的一生，尽管有许多心酸的往事，但更多的是作为一名老党员的真诚付出。老人家已经辞世多年，但他的业绩到现在还被村里的父老乡亲们提起……

父亲的一生平凡而伟大，他是我的人生偶像和前进路上的动力。此时我仿佛听到了那首歌：父亲是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