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文学】栾秀敏：别样的高考季 —78级考生的回忆

                      ——78级考生的回忆

◎栾秀敏

恢复高考啦！—— 宛如一声春雷，响彻了1977年的秋天。此时，高二在读的她，平生第一次听说了“高考”。

那年的10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就今年高等学校招生问题，教育部负责人答记者问》，正式向全国宣布了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中央出台了高考新规：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学生们一脸茫然：“高考是啥？”“去哪里考？”“都考些什么？”……从1966年始，国家废除了高考，那年她6岁，对于“高考”，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1976年，她读高一。那时，国家普及高中教育，只要愿意读书，就可以读高中。但很多人认为读书无用，早早下学，或务工或务农。初中毕业时，恰逢一工厂招工，她也心动了，是父亲阻止了她：必须读完高中。那一年，她所在的学校一共招收了2个高中班，每个班级30多人，其中一个班还是学校合并后整班进入的。可想而知，学生的学业水平参差不齐。课程除了数理化、政治、语文和体育外，还经常有劳动课，那就是老师带领学生种试验田、养猪或到生产队参加劳动锻炼。即便是上课，那课堂上老师是平静地教，学生是平淡地学，至于学好学坏就没人管了。

当“高考”的消息传到了学校，师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教室里，老师讲课一丝不苟，学生则对教师的讲解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个知识点。

这一天，校教导处李主任匆匆来到班上，“……按照平日的考试成绩，在全年级挑选3名同学，准备参加77年的高考……”全年级学习最棒的都在这个班，于是，班里1男2女胜出，她是其中一个。“要参加今年的高考？课程还没授完呢。”她心里嘀咕。当天下午，学校就召开了关于高考的专题会议，并配备老师给备考的仨同学补课，可谓临阵磨枪。

三个学生上交了1寸照片和3、4块钱的报名费，就全身心地备战高考。为了不耽误其他同学的学习，补课被安排在晚上，就在教师办公室里。那时，夜晚的学校里没有人，校园一片漆黑寂静。教师办公室是一个三间大通房，屋里只有一盏终年失修的罩子灯吊在半空中，发着微弱的光。昏暗的灯光下，学生仨围坐在办公桌前，与老师面对面。从不曾上过夜课，也未与老师平起平坐过，学生那课上得云里雾里。老师诲人不倦，学生成效不彰……

学校的老师中，她印象深刻的是数学蔡老师，瘦高的个子，带副眼镜，睿智的眼神中透着真诚和善。他，清华大学气象系的高材生，就职于国家某气象站，“文革”时期成了这所学校的教书匠（改革开放后，他又返回了原单位）。蔡老师学富五车，纳言敏行，上课时除了“今天讲……”外，其他语言都是课本知识，偶尔有调皮男生弄出点儿“小动作”，他也只是看一眼，停一会儿，就继续讲课，从不像有的老师那样，大声斥责一番。他讲课方式与其他老师也不同，没有重点问题的强调和重复，只是一味地“源远流长”。有人说他“压不住课堂”，也有人说他“没有教学经验”，他淡然置之，继续认真地完成他的授课任务。

每天晚上，学生三人按时到校。她的家距学校较远，独自一人去学校，父母不放心。于是，父亲就蹬着“大金鹿”牌自行车送她，还没下课，又早早等在校园里的寒风中……后来，她没能如愿参加77年的高考，感觉辜负了父母的用心良苦。

1977年的高考，全县应届毕业生无一人录取，往届生也只有几人得中。

1978年春，全县高二（当时高中学制2年）统考。县一中招收了理科2个班，文科1个班。理科班按成绩划分，成绩排前的归理科一班，共31个人。她顺利通过了考试，进入理科一班，成为了这所学校的十七届学生。

新的学校，新的老师，在这里，除了和原学校一样的上课，还有了晚自习，所有的备考生都住校。男生宿舍是校礼堂，女生宿舍是校园南端的一排教室。大宿舍里，一排排的大通铺，床都是条凳上放一块木板，有的还用砖垫着，铺盖由学生自带。那是个计划经济年代，学生们除了带铺盖，还要带口粮。城里的孩子带粮票，农村的孩子没有粮票，干脆就带粮食，70%是粗粮，细粮只有30%。4月份入校，7月份高考，艰苦的条件下，学生们埋头“备战”，摩拳擦掌。

在班里，她担任了语文课代表。记得入校不久，语文杨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入校统考的作文，你校考生为何如此雷同？”她愣了一下，嘴上没说啥，心里却在打鼓：统考前，学校模拟考试了一次，作文题目与统考题目雷同。记得模拟考试后，课堂上，老师照例把她写的作文在班上宣读了，依旧不提作者的名字（同学们至今都不知道，每次班上老师宣读的作文都出之她的笔下）。这大概就是雷同的原因吧。

一中的教学条件比较优越，学校安排的都是顶级的老师上课。四个月的时光转眼即逝，不觉到了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二个高考日——1978年7月20号。

她终于参加了高考并一举得中。报志愿是在公布成绩之后，且所报志愿只有四个 ，第四个乃千篇一律——“服从调配”。她打小喜欢文学，刚入初中父亲就为她连续几年订阅了《人民文学》。她擅长写作，想报考中文系，将来当一名记者，但经历过“大鸣大放”和“文革”的父母，心有余悸：“记者容易犯错误……女孩子当个医生好。”于是，她走进了医学院的大门。

那一年，全县考取了二十几名大学生，几乎都来自县一中的理科一班，县府门前张贴了写有他们名字和所录取院校的大红榜。

就在那一年，77级大学生2月份入学，78级9月份入学。两级考生同年不同月先后入学，成了时代转折的重要符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文革”耽误耽误了十年学业，既有上山下乡的“知青”，又有面朝黄土的农民；既有学校里代课的老师，又有家庭成分不好的子女……他们，工农商兵身份种种，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多年，年龄在30岁左右者不在少数。而她是幸运的——应届高中毕业，是大学同学中为数不多的。

77、78年的大学生因饱尝过失学的痛苦，深知机会来之不易，他们更懂得“书山有路勤为径”的古训，他们晨曦诵读，挑灯夜战，那刻苦攻读景象如能汇集，当是中国“科举”史上一部“春天的故事”。

1982年，两级大学生同年毕业（77级1月，78级7月），相差仅6个月。毕业那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对这两级学生翘首以待，因而成了“抢手货”。他们都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或下海经商，或从政为官，或立足本职，或另选它业……大多成了职场中坚或栋梁，如排列其成功者的名字，不啻是一个庞大的华彩方阵，被世称为“77、78级现象”。

她有幸参与了那个别样的高考季，作为最年少的考生、大学生，他从学兄学姐身上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她说，这是她一生都要感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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