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陈映真的父亲坐一天的汽车,特意到爱荷华来看望中国作家。老先生年轻时在台湾教学,曾把鲁迅的小说改成戏剧在台演出,大概是在台湾最早介绍鲁迅的学人之一。老先生对祖国怀了极深的感情。陈映真之成为台湾“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幼承庭训有关。陈老先生在席间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听了,一时非常激动,不禁和老先生抱在一起,哭了。聂华苓陪着我们流泪,一面攥着我的手说:“你真好!你真好!你真可爱!”
我跟聂华苓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哭过了。”
聂华苓原来叫我“汪老”,有一天,对我说:“我以后不叫你‘汪老’了,把你都叫老了!我叫你汪大哥!”我说:“好!”不过似乎以后她还是一直叫我“汪老”。
中国人在客厅里高谈阔论,安格尔是不参加的,他不会汉语。他会说的中国话大概只有一句:“够了!太够了!”一有机会,在给他分菜或倒酒时,他就爱露一露这一句。但我们在聊天时,他有时也在一边听着,而且好像很有兴趣。我跟他不能交谈,但彼此似乎很能交流感情,能够互相欣赏。有一天我去得稍早,用英语跟他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的问候的话:“你今天看上去气色很好”,他大叫:“华苓!他能说完整的英语!”
安格尔在家时衣著很随便,总是穿一件宽大的紫色睡袍,软底的便鞋,跑来跑去,一会儿回他的卧室,一会儿又到客厅里来。我说他是个无事忙。聂华苓说:“就是,就是!整天忙忙叨叨,busy!busy!不知道他忙什么!”
他忙活的事情之一,是伺候他的那群鹿和浣熊。有一群鹿和浣熊住在“安寓”后山的杂木林里,是野生的,经常到他的后窗外来做客。鹿有时两三只,有时七八只;浣熊一来十好几只,他得为它们准备吃的。鹿吃玉米粒。爱荷华是产玉米的州,玉米粒多的是,鹿都站在较高的山坡上,低头吃玉米粒,忽然又扬起头来很警惕地向窗户里看一眼。浣熊吃面包。浣熊憨头憨脑,长得有点像熊猫,胆小,但是在它们专心吃面包片时,就不顾一切了,美国面包隔了夜,就会降价处理,很便宜。聂华苓隔一两天就要开车去买面包。“浣熊吃,我们也吃!”鹿和浣熊光临,便是神圣的时刻。安格尔深情的注视窗外,一面伸出指头示意:不许作声!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是猎人,看着窗外的鹿,说:“我要是有一杆枪,一枪就能打倒一只。”安格尔瞪着灰蓝色的眼睛说:“你要是拿枪打它,我就拿枪打你!”
安格尔是个心地善良,脾气很好,快乐的老人,是个老天真,他爱大笑,大喊大叫,一边叫着笑着,一边还要用两只手拍着桌子。
他很爱聂华苓,老是爱说他和聂华苓恋爱的经过:他在台北举行酒会,聂华苓在酒会上没有和他说话。聂华苓要走了,安格尔问她:“你为什么不理我?”聂华苓说:“你是主人,你不主动找我说话,我怎么理你?”后来,安格尔约聂华苓一同到日本去,聂华苓心想:一个外国人,约我到日本去?她还是同意了。到了日本,又到了新加坡、菲律宾……后来呢?后来他们就结婚了。他大概忘了,他已经跟我说过一次他的罗曼史。我告诉蒋勋,我已经听他说过了,蒋勋说:“我已经听过五次!”他一说起这一段,聂华苓就制止他:“No more!no more!”
聂华苓从客厅走回她的卧室,安格尔指指她的背影,悄悄地跟我说:“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十二月中旬,我到纽约、华盛顿、费城、波士顿走了一圈。走的时候正是爱荷华的红叶最好的时候,橡树、元宝树、日本枫……层层叠叠,如火如荼。
回到爱荷华,红叶已经落光,这么快!
我是年底回国的。离开爱荷华那天下了大雪,爱荷华一点声音没有。
一九八八年,安格尔和聂华苓访问了大陆一次。作协外联部不知道是哪位出了一个主意,不在外面宴请他们,让我在家里亲手给他们做一顿饭,我说“行!”聂华苓在美国时就一直希望吃到我做的菜(我在她家里只做过一次炸酱面),这回如愿以偿了。我给他们做了几个什么菜,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碗扬州煮干丝、一个炝瓜皮,大概还有一盘干煸牛肉丝,其余的,想不起来了。那天是蒋勋和他们一起来的。聂华苓吃得很开心,最后端起大碗,连煮干丝的汤也喝得光光的。安格尔那天也很高兴,因为我还有一瓶伯尔本,他到大陆,老是茅台酒、五粮液,他喝不惯。我给他斟酒时,他又找到机会亮了他的唯一的一句中国话:“够了!太够了!”
一九九〇年初秋,我有个亲戚到爱荷华去(他在爱荷华大学读书),我和老伴请他带两件礼物给聂华苓,一个仿楚器云纹朱红漆盒,一件彩色扎花印染的纯棉衣料。她非常喜欢,对安格尔说:“这真是汪曾祺!”
安格尔因心脏病突发,在芝加哥去世。大概是一九九一年初。
安格尔去世后,我和聂华苓没有通过信。她现在怎么生活呢?前天给她寄去一张贺年卡,写了几句话,信封上写的是她原来的地址,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