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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生在冀东南老黄河的岸边，犁耧镬子耙样样精通，是个很地道的庄稼汉。他目不识丁，却打得一手好算盘。
土改那会，父亲还是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已经担负起全村两千多亩地的丈量和记录工作。河边沟头，什么样的复杂地块也难不住他。什么大九九、小九九的珠算口诀，滚瓜烂熟。记得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他还交给我很多四则运算的土办法，因此，我的数学一直是当地最好的。
因为算盘打得好，一遍成功，从不出错。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有什么动算盘的活，都来请父亲出马。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初级社、高级社、合作社、一直到后来的人民公社生产队，一直都有父亲粗糙而灵活的五指在算盘上舞动。感受到周围赞许和羡慕的眼神，父亲倒也乐此不疲，尽管有时披星戴月。
直到我的四姐，也就是我的小姐姐出生后，年近四十的父亲愤然砸碎了陪伴他三十多年的红木算盘，再也不干这种会算计的活了。我第四个姐姐出生的时候，正是大跃进的第二年，村里成立公共食堂的弊端已经显现。先细粮后粗粮再后是杂粮，干粮类的饭菜出现危机。乡亲们要靠喝稀粥度日，劳动能力明显下降。已经担任村干部的父亲和一位很跟形势的时髦干部发生争执，父亲坚持要社员们去地里览（捡漏的意思）丢在地里的红薯、花生、胡萝卜。但哪位干部说，和人民公社化的大集体政策相违背，是走“三自一包”的老路。更让父亲伤心的是，他带头散布谣言，说我父亲是个铁算盘，算计来算计去，把自己算计成一个“绝户”。这一下子，打中了父亲的七寸，捏住了父亲的命门。
俗话说，四十不立子，哩哩啦啦到老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儿子这事本来就是父亲的心病，往痛处一戳，是很容易把人击倒的。是啊，我大姐是在芒种出生的，就取名“小芒”。反正头胎，男女无所谓，只要二胎是个男孩就行。结果，二姐出生了，一看是女娃，就赶忙取名叫“领弟”，希望下面领个弟弟来。我三姐出生了，又是女娃。那必须生男娃了，于是就取名“换生”，希望下胎换着性别生。本来父亲就有点着急上火，结果第四胎还是女娃，也就是我的四姐姐。外人的歧视，父亲还是能忍；更让人憋气的是，来自自家人的挤压。我的大爷，也就是我父亲的唯一的亲哥哥，在大街上逢人就讲，这回行了，两屋就一个小子，俺小葫芦（我堂哥的乳名）可以独占祖业了，我家的家业早晚二归一。
可是后来，在“文革”开始哪一年的中秋，一个孱弱的男娃降生了，那就是我。这年，同村的时髦干部，在“四清”运动中，因为贪吃了村上的粮食，也下了台。连我时常扬包的大爷，也像斗败的公鸡，哀哀怨怨地说，唉，这回俺小葫芦，又不能独占这五间大北房了！因为我，父亲有后了，腰杆挺直了许多。父亲又重新拾起了算盘，恢复了他那算珠飞扬的生涯。
要说父亲会“算计”，倒也名副其实。听我娘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利用上工之余，在我村河套的西南荒场，开垦了十多亩地的荒地，种上了耐寒耐贫瘠的萝卜。当时地里的玉米槌子、大地瓜丢弃的遍地都是。因为家里不让生火，谁也不愿往家拾，别说再有多余的不起眼的东西了。
我父亲下工后，和我娘商量，领着六十多岁的奶奶、七十多岁的老爷。没黑没白，把十亩地的萝卜，利用个把月的时间，变成了五大囤的萝卜干。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生产队的大食堂揭不开锅，只好解散。分开后的各家各户，断了口粮，人们成天就是饿呀！连平时丢弃在沟旁的干牛蹄子、池塘里的疥蛤蟆都吃光了，还是发生了饿死人的惨剧。父亲的五大囤萝卜干，不仅亲门近枝没有挨饿，还救济了村里很多老人和孩子。当初说风凉话的老朱家，趁着天黑，进门就给我父亲下了一跪。娘心更软，哭着说，他爸，不能看着出人命呀！于是从我家十多口人的牙缝里，挤出一口袋萝卜干，老朱家的小儿子算是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
就是在我记事的时候，虽然资本主义尾巴割得厉害，油面蛋肉奇缺。但是我家逢年过节，全家都能上上犒劳，油水还是不缺的，这还得益于父亲的会算计。每当队里散工，累得臭死的社员们，都匆匆忙忙回家歇息吃饭。但是父亲总是在毒热的太阳底下，挥镰打草，一串串汗珠滴下去，一头头山羊肥起来！每当中秋和春节，我家准时宰杀山羊。头蹄下水、炖一大锅，自家改善生活。羊皮羊骨，用小推车推到回收站，换零花钱。整段的羊肉，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送给我奶奶和大爷家、舅舅和姥爷家，让他们八月十五蒸包子、春节元宵节包饺子；另一部分腌起来，整个节日待客用。这事一直坚持到我到外地上学，所以至今我虽已年近花甲，依然喜吃羊下水，这也许是追念家的味道吧。
会算计，在老家多数时候是褒义词。俗话说，吃不穷花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父亲用他的智慧，他的汗水，使我家十多口人，包括奶奶、老爷、大爷、堂哥、四个姐姐和我，在同等地力和政策环境下，过得比别人家有滋有味。
父亲过日子精打细算，但很多时候我觉得他好像一点也不算计、不在乎。父亲哥俩个，奶奶偏心。总是认为老大过不了，所以我家父辈发生过十年之内分了三次家的奇葩之事。刚一分家的时候，奶奶主持，田地和家业让大爷挑拣，剩下的父亲好坏都接着。父亲精于管理、勤于施肥，不消三年，我家的庄稼绿油油、黄灿灿、沉甸甸。而大爷蹲墙根、躲日头，好吃懒做。三年下来，地广苗稀，蔫不拉他，一亩地收不了一二百斤，连自家的口粮都成问题啦。大爷就闹，奶奶操盘，父亲心疼，老娘心软，又合起来重新分。这样三番五次、五次三番，一直闹到入了合作社。
在我堂哥三岁的时候，大娘得暴病撒手人寰。大爷吊儿郎当，父亲母亲，又撑管起堂哥的生活起居。再后来，又帮他娶妻生子。堂哥老实巴交，可偏偏娶了一个厉害媳妇。两家子在一个大院住，免不了马勺碰锅沿。但很多时候，父亲总是偏向哥嫂，家私伙什都计着大嫂用，这就偏苦了老娘。这事不免引起我四个姐姐的不满，她们为娘打抱不平。父亲却说，咱家这样的家庭，摊上你嫂子的门户，人又标致，咱算高攀了。能盼着你哥哥成家子人家，咱就烧高香了。接着，又劝道，你们的哥哥，推不开碾子倒不开磨，娶个嘠咕媳妇，后生们有出息，我心里高兴！当时姐姐们气得跺脚，特别是我大姐，十七岁就当了妇女主任，背地里没少和我大嫂斗法。四十岁以前，我也觉得父亲太偏心；但我现在好像有点懂了父亲了。
自家兄弟不省心，父亲还摊上一个事多的丈人家。舅舅主要是手大要面子，眼高手低，花得多进项少。一年里抽好烟、喝好茶，引得傍烟蹭茶的闲散人挤满屋。我姥爷嫌舅舅过不了日子，就搬到我家养老，一直到九十四岁。这一年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父亲把祖业都留给大爷一家，独自出来在村北头盖房立门户。我当时七八岁，正上小学。白手起家，花光了所有积蓄还不够，这就苦了老人孩子。我是唯一的儿子，最娇惯我，也只是每周吃上两碗蒸熟的小米饭。其他时候，都是红薯面窝头就萝卜条子酱碗。冬天院里自种的大白菜下来，只能用蓖麻油炖着吃。别的还好说，就是便秘干燥，大便十分困难。我老爷就是在这个时候，便血昏厥，再也没有醒过来。
老爷出殡的时候，我家拿不出足够窝头招待劳忙的邻居。父亲一脚门帘里，一脚门帘外，看到饭桌上空空的饭簸箩，愣在那里，两眼发了直。他含泪告诫我，儿呀，好好读书争气，以后吃了公家饭，别忘了给咱帮忙的父老乡亲呀！父亲的话我牢牢记在了心里。我在城里工作后，只要见着老家的人，即使不办事，总要千方百计地管上一顿饭，这个传统一直坚持至今。
父亲渐渐老了，我和他唠嗑。我问，老爸，按照您的能力，县里多次招工您为什么不出去？那年大军南下，您为什么把领队的指标让给我赵叔？你看赵叔现在是离休干部了，待遇多高。您现在还在村里种地放羊，不后悔吗？父亲微笑着说，家里离不开呀，有得就有失嘛。你看，我在村上干事，咱家的成分化成了贫农。同样的条件，你五叔家得了一个上中农。结果，你看他家你那个哥，脑瓜灵活、学习好。就因为成分高，不能推荐上高中、不能当兵提干，只好在家干木匠活。你三姐和他不分上下，不就到县里念了高中，后来当了赤脚医生了吗。父亲回答我时，眼睛时常凝视着云展云舒的天空，表情是坚毅的。
父亲的“算计”我学得不精，但父亲的不算计，我却能得心应手地传承；我希望我的儿子儿媳也能一如既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