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演剧活动在晚清时期益发兴盛。清史料记载，“惟遇令节万寿，内廷传旨演剧，赐王公大臣共入座。”（《清朝野史大观》卷二）皇帝太后与王公大臣共同赏戏已成为内廷演剧的惯例，也使得王公大臣对戏曲的兴趣与日俱增。清代朝廷有明确规定，禁止王公大臣到民间戏馆观剧，除了自养戏班外，去宫廷听戏成为王公大臣观剧的首要方式。京城王府演剧成为宫廷演剧对外的重要延伸，宫廷演剧的时尚也给当下的戏曲演出树立了风向标，清代统治者的演戏喜好与常演剧目可以通过王府演剧平台反映出来。京城王府嗜戏、演戏的情况一直长存于明清历史之中，它既是皇帝政治策略的成功实践，又是堂会演剧史上尤具实力的一幕。此后的戏剧演出史证明，京城王府的参与确实对明清演剧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51清末宫廷武戏是统治者喜爱的演出模式，其中的缘由可从京城王府演剧与宫廷演剧的积极互动中得到推断。
京城王府演剧与宫廷演剧联系紧密，王公贵胄因其血缘与宫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每逢节令喜庆之日，他们都要进宫庆贺，接受赏赐或进献贡礼，其中很重要的一项赏赐，即受到“赏戏”的殊荣。每逢大典，奏事房太监会事先拟定参与庆典活动的名单，皇帝批准后，再依照名单宣召王公大臣入宫。《国朝宫史续编》曾记载，“岁正月吉日，皇帝召诸王、大学士、内廷翰林等于重华宫茶宴联句。奏事太监豫进名签。即承旨，按名交奏事官员宣召入宫祗，竢届时引人。宫殿监豫饬所司具茶果，承应宴戏。”[2]
翁同龢记载了王公大臣在慈禧太后万寿节前后的观剧情景。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初七日(11月23日），“赏饭，旋传赏听戏，并赐活计一匣。传礼亲王带军机一起，庆亲王带内务府三卿一起，崑冈带尚书等一起。余等入，见于殿中，……巳正二刻就坐，午初开戏，演九折，约二十四刻，酉正二刻散。”[3]93十月初九日(11月25日），“巳正驾到，从丰泽园门入，即在廊中入座。自李鸿章以上未递折者，均在座叩头。自午初开戏，至酉初毕，凡三个时辰，戏单廿九刻，中有节省也。乘舟出西苑门，车马纵横，抵家始曛黑。”十月初十日(11月26日），“皇太后万寿节，寅正三刻见起，……毕入座，时巳初一刻也，凡三十一刻。至酉初二刻散，未看灯戏，故稍早，抵家黄昏矣。”十月十一日(11月27日），“辰正入座，一切如昨。巳正赏件下，在用膳后果桌前（八件）。凡三十刻，酉初一刻散。”[3]93-95这些记载反映出王公大臣频繁入官听戏的情景，此五天之戏具体剧目日记中未见记载，但可以从宫廷档案所演剧目之中查看。①
十月初七日宝胜和班頤年殿伺候戏午初一刻开酉正毕（府）三元百福（一刻）、白猿献寿（二刻）、（本）雅观楼（一刻十）、（本）青石山（三刻）、探母（四刻）、摇钱树（二刻五）、（外）阳平关（四刻十）、（本）狮驼岭（三刻五）
十月初八日义顺和班頤年殿伺候戏午初开戌初二刻五毕（府）景星庆祝（一刻）、盘古上寿（一刻十）、赐环小宴（二刻五）、朝金顶（二刻）、（本）打嵩（三刻五）、（本）五花洞（四刻）、烛影计（三刻）、（三本）蝴蝶杯（四刻）、花蝴蝶（三刻）、汾河湾（四刻）、（本）莲花洞（四刻五）
十月初九日同春班頤年殿伺候戏辰正二刻开申正二刻十毕（府）寿祝万年（二刻十）、珠帘寨（七刻）、（本）乔醋（二刻）、（外）马上缘（二刻十）、（外）新安驿（四刻十）、（本）飞叉阵（四刻五）、（外）絮阁（一刻十）、泗洲城（三刻）、连升三级（二刻十）、（本）水帘洞（三刻十）
十月初十日四喜班頤年殿伺候戏巳初开酉正五毕（本）福禄寿（一刻）、（外）打樱桃（二刻十）、英雄义（四刻）、（本）青门（一刻十）、穆柯寨（四刻）、（本）庆寿图（四刻五）、（外）谢冠（二刻）、（外）游园惊梦（二刻十）、御碑亭（五刻）、蟠桃会（三刻十）、（本）万寿无疆（三刻）、仪鸾殿伺候福禄寿灯（五刻）
十月十一日成庆班颐年殿伺候戏辰正一刻十开酉初一刻毕（府）福禄天长（二刻）、安天会（四刻）、得意缘（四刻）、（本）华英山（四刻十）御林郡（二刻）、（本）十面（三刻）、溪黄庄（五刻）、（本）庆安澜（四刻）、金钱豹（三刻）、（本）四面观音（二刻五）[4]
从上文看出，光绪时期宫廷演剧十分兴盛，宫中演戏剧目繁多，每天演出8至10出，十月初十（慈禧太后万寿之日）最长达到11出，当天演戏从巳初（早九点）开演至酉时五毕（下午五点五分），时长达到8小时左右。②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所有演出剧目当中，武戏剧目占据了较大份额，有《雅观楼》《青石山》《摇钱树》《阳平关》《狮驼岭》《朝金顶》《五花洞》《蝴蝶杯》《莲花洞》（即《平顶山》）、《珠帘寨》《新安驿》《飞叉阵》《泗洲城》《水帘洞》《英雄义》《穆柯寨》《安天会》《溪黄庄》《金钱豹》等。从演戏安排上看，从初七至十一日安排“中轴子”为武戏，比开场戏热闹得多，最为慈禧太后与王公大臣们喜爱，完毕之际则安排武戏作为“压轴子”，以达到尽兴之意。③可以看出，武戏演出在宫中已十分繁盛，成为宫廷统治者借以炫耀的演出剧目，而此种繁盛的演剧场面自然成了王公大臣效仿的对象，王公大臣自然而然地把宫中内廷对武戏的嗜好带进王府的堂会演出之中，加强了宫廷与王府演剧的关联。
谭鑫培、杨小楼之《阳平关》
晚清报刊杂志曾多次记载京城王府的演剧活动，以《大公报》为例。《大公报》记载，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四、五日肃王府内演戏：
（光绪二十九年）本月初五日，肃王府演戏，已传定天乐园全班，并外串谭鑫培、汪桂芬等名角云。”又：“初四日为肃王之母太福晋寿辰，各王公大臣各使馆人员前往祝寿者，络绎不绝，并召玉成菊部演戏云。[5]10
《大公报》记载，光绪三十年十月，定郡王、那桐等人演剧活动：
（光绪三十年）本月十九日为定王之郡主于归之期，是日王公贝子贝勒以及诸大臣咸往贺喜，邸第悬彩三日，颇为热闹。又二十日那大金吾宅内鼓乐喧闹，车马盈门，闻悉有庆贺事，特召菊部演戏一日云。[5]26
《大公报》记载，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卅日庆亲王庆生，府邸演剧：
（光绪三十二年）前月三十日为庆邸七旬晋一寿辰，是日宾客之盛，车马之多，难以笔述，并召菊部各名角演戏三日云。[5]47-48
以上《大公报》所记载的京城王府演剧活动，很少涉及演员名字与演出剧目，因为报刊杂志对京城王府登台的演员及演出过程并无太大兴趣，故很少提及演员及剧目信息，只有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善耆和那桐府上的两次堂会戏中，作者才指出谭鑫培和汪桂芬等名伶登台，这表明晚清民众对于京城王府演剧活动的猎奇心理，往往只关注王府的种种趣闻。以上《大公报》记载虽然没有提及王公大臣堂会演出中的武戏，但从光绪末年武戏的兴盛程度推断，能达到“宾客之盛、车马之多”的演剧盛况，自然会把当时最拿手的剧目奉献出来。《大公报》十分热衷于刊载八旗王公贵族观戏活动的消息，以此来营造晚清社会的“盛世繁华”。
此时外班进宫承应已成惯例，为了能及时看到京城新兴剧目，不断引进外班演戏，在慈禧太后生日之际，宝胜和班、义顺和班、同顺班、四喜班、成庆班分别进宫承应，并且舞台上太后内廷小太监（本）、昇平署太监（府）、民间艺人（外）三班演员同台竞艺格外精彩。宫外戏班有大量的武行艺人，内务府档案记录如光绪年间“宝胜和班”武行艺人达到136人次，出现了武净、武生、武旦、武丑角色，以及癬斗、什锦杂耍等艺人，武戏行当更加齐全不断，部分班社再次选拔进入宫中，自然也将拿手武戏剧目带入宫中，这些经典剧目经过慈禧太后的赞赏之后，又反馈至王公大臣，也加入到宫廷赏戏的队列之中。王公大臣由于不间断地入宫参与宫廷演剧活动，连接着王府与宫廷的关系，为王府自身的演剧活动积累了经验，使得王府堂会演剧的水平日益提高。客观上，宫中观剧熏陶和培养了他们对戏曲的兴趣和爱好，他们也有意识地加强自身的戏曲修养和鉴赏能力，以便从中寻求与宫廷的共同话题，形成一种引领民间演剧风尚的趋向，从而加快了武戏传播的速度。
晚清时期，上层统治者、王府大臣以及民众都对戏曲舞台的技艺表演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晚清王府演剧注重演技表演，对于身怀绝技的艺人尤为器重，而武技表演则成为王府演剧最喜爱的表演形式。晚清盛行的堂会演出重视戏曲舞台的观演效果，而这种观众重演技的审美趣味，一直延续下来，倦游逸叟《梨园旧话》曰：“喜禄、宝云，同以唱青衫为著名，各有擅长之处。……当时堂会戏若无喜禄登场，同人咸以为歉。故孙丹五先生《余墨偶谈》载某戏提调歌有‘小香到，提调笑；喜禄病，提调跳’之语，其名噪下可知。”[6]824《旧剧丛谈》亦载：“清同、光间，地方安堵，名流宴会。每喜招集梨园，选艺征歌，以助雅兴。故当时鞠部皆争邀伶界能手，籍抬声价。余幼在济南，名班有二：曰‘高升’、曰‘如意’。”[6]869可见在同治、光绪年间，堂会演剧已经把“重名角、重演技”作为当时的欣赏趣味。这种重视武剧的演出模式在王府演剧中也体现出来，陈澹言在《异伶传》道：“一日，某贵人大宴亲王宰相，大臣咸列坐，用《昭关》剧试诸伶。长庚忽出为伍胥，冠剑雄豪，音节慷慨，奇侠之气，千载若神。座客数百人皆大惊，起立狂叫动天。主人大喜，遍饮客，已复手巨觥，为长庚寿，呼曰‘叫天’。于是叫天之名遍都天下。王公大臣相宴乐，长庚或不至，则举座索然。”[6]725由于程长庚擅长武技表演而成名，受到王公大臣的追捧，成为王府演剧的常客。
推崇武打技艺也影响至嗜戏的王公大臣身上，清代贝勒载涛专演武生，武打技艺精湛，曾被罗瘿庵（罗廮公）赞许道：“吾曾见贝勒载涛演《金钱豹》、《飞虎山》，武功极精。”[6]792载涛幼时习武，喜爱武生戏，擅长《安天会》《铁公鸡》武戏，其中《铁公鸡》演出场景为：“载涛演上述第三本（《铁公鸡》）饰张家祥穿单袍、纱马褂上场。又是一人而力战多将，场场都是凶猛的武打，用真刀真枪，赤膊鏖战。除向荣被烧一场，可以略为休息外，其他场场奋战，短兵相接，要打的勇猛，一场有一场打法。载涛演来，一丝不苟，真枪相刺，他是闪展腾挪，轻捷利落。有一场是对方口含红水，用枪刺后，将红水喷在他的身上，竟如鲜血直流，很是逼真。在隆冬时一场戏下，还是挥汗如雨。这种武工，即杨小楼也不敢演的。”[7]这里，贝勒载涛专职武生表演，在舞台上可以用真刀真枪进行演出，表现出精湛的表演技艺，让观众看得眼花缭乱，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被他人所称赞。
《八大锤》载涛（左）饰陆文龙
对于京城王府演剧的性质及影响，梁帅博士说道，“王府戏曲活动不同于紫禁城内结构紧凑、规模庞大的演剧，也不同于街坊市井的梨园演剧。它处于宫廷演剧的延展部分，受到宫廷戏曲文化的极大影响。它又身在内城市井，受到了民间戏曲文化的浸染。所以王府内形成了十分独特的戏曲观赏氛围，推动了清代戏曲尤其是晚清京剧的发展。”[8]87晚清王府演剧从崇尚典雅之风至喜欢热闹打斗戏的转变，“这个转变意味着，中国戏曲史正由文学时代转向演技时代”[1]347。晚清王府演剧折射出王府大臣的平和心态，他们不再囿于传统的礼乐文化，在民间戏曲的熏陶下他们也喜欢上这种“闹热”的戏曲样式。王府武戏演出既是宫内演出的真实情况，也是民间武戏与宫廷武戏的纽带，维系着两者的交流。因此王府演剧在宫廷演剧中具有独特地位，成为宫廷演剧文化向外界有效传播的平台。
戏曲演出在王府的庆祝活动占有重要地位，睿亲王后裔金寄水曾言：“王府过生日，最大的活动是演戏，次之，演杂耍，再次，演皮影戏。”[9]恭亲王奕诉深得同治帝、光绪帝厚爱，亦受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青，在晚清声名显赫，政治地位很高，所以他屡次被邀请至内廷陪同帝王太后观剧。无论从官方的清宫昇平署演剧文献，还是翁同龢的日记、周明泰《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等材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奕诉受邀观赏内廷戏曲演出的记载。亲王是清代王宫里的一级爵位，而恭亲王则享受最高的礼遇。这从晚清宫廷赏戏的座次可以看出。光绪二十(1896)二年十月十日慈禧太后万寿庆典，王公大臣在西苑听戏的座次安排为：“东边：恭王、礼王、滢贝勒、澍贝勒、濂贝勒一间。润贝勒、谟贝子、载澜、溥恫、载瀛、载振、溥僕、溥伟、溥倬一间。翁同龢、李鸿藻、刚毅、钱应溥一间。”[10]清代的正式场合，以左为尊，以东为上。凡是宴戏，恭亲王必定排在东边第一张桌子第一个，享受最高赏戏的荣誉。
周明泰《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和《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分别收录了光绪十一年八月初七日和光绪十三年某日的恭亲王府堂会戏单，从这两份戏单可以分析恭亲王府的武戏演出情形。光绪十一年(1885)八月初七日，周明泰明确记载恭亲王府的堂会演出活动：
四喜部及外串戏单：
《富贵长春》，汪得祥；《庆寿》，钱文卿；《十面》，金寿、叶中定、何桂山；《打金枝》，胡素仙、周春奎、沈三元、余紫云；《恶虎村》，王八十、杨月楼；《战蒲关》，王九龄、吴顺林、张奎官；《芦花荡》，钱宝峰；《草桥关》，金秀山、麻穆子；《孝感天》，吴顺林、时小福、梅竹轩；《九更天》，龙长胜、孙怡云、江春山；《雅观楼》，朱素云、姚阿奔；《搜孤救孤》，孙菊仙、刘景然、金秀山、德瑶如；《白绫记》《带长亭》，黄三、江春山；《奇双会》，王楞仙、陈德霖；《青石洞》，孙菊仙、罗百岁、龙长胜、余玉琴；《放牛》，侯俊山、刘七；《战太平》，谭鑫培、陈德霖、金秀山、刘七；《八大锤》，谭鑫培、王楞仙、黄三；《海潮珠》，侯俊山、龙长胜、刘七；《胭脂判》，孙菊仙、朱素云、杨小朵、杨朵仙、刘景然；《昭君》，诸桂枝、宋赶升；《盘丝洞》，杨朵仙、梅二琐、陆金桂。[11]
王芷章先生对此堂会时间提出疑问，“这个戏单，应提前到光绪八年才觉无大谬误”[12]318,此次堂会演出戏班为“四喜”，当是四喜班兴盛时期④,所演剧目多为乱弹。华胥大夫《金台残泪记》云：“四喜部骤衰，始渐变昆曲，习秦、弋诸声，……四喜部骋盛，则尽变昆曲，习秦、弋诸声”[6]230。从演出剧目《富贵长春》《庆寿》来看，此次演出为恭亲王府内的庆寿活动。此次演出剧目较少，只有23出：《富贵长春》《庆寿》《十面》《打金枝》《恶虎村》《战蒲关》《芦花荡》《草桥关》《孝感天》《九更天》《雅观楼》《搜孤救孤》《白绫记》《带长亭》《奇双会》《青石洞》《放牛》《战太平》《八大锤》《海潮珠》《胭脂判》《昭君》《盘丝洞》。其中，涉及的武戏剧目只有8出：侠义戏，《恶虎村》；历史战争戏，《战蒲关》《芦花荡》《雅观楼》《战太平》《八大锤》《青石洞》⑤;神鬼打斗戏，《盘丝洞》。此次邀请到京城武生王八十、杨月楼，武旦余玉琴以及“同光十三绝”中的时小福、余紫云、谭鑫培等名演员。此次堂会演出是恭亲王府堂会演出较为普通的一次，还不能反映晚清武戏真实状况，而光绪十三年(1887)的空前盛大的恭亲王堂会演出则具有代表性。
光绪十三年(1887),春台班子武戏脚色有俞菊笙（武生）、高得禄（武二花）、李五魁（武三花）、大四（武生）、二平（武生）、小德子（武旦）。[12]570此年春台班应恭王府的邀请，演出了一次空前盛大的堂会戏，《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记载，此次王府堂会所演出戏班以“春台”为主，亦有其他戏班。春台班亦曾衰落，又兴起。写于咸丰六年(1856)的《明僮小录》云：“余庆范小金，字镜仙，……录春台部。春台部方不竞”[6]421。无名氏的《五十年前观剧日记》记光绪七年(1881)二月一日：“春台才盛”，演出剧目也以乱弹为主。王府堂会共演出剧目72出。从这次堂会戏的剧目来看，其中有《富贵长春》《庆寿》《仙圆》《百寿图》《长生乐》一类的戏，由此可见是“祝寿堂会”无疑。此次堂会戏所选用的班底为春台戏班，外串中还有三庆、小荣椿、同春各名班的演员⑥,汇集了如“同光十三绝”中朱莲芬、杨月楼、张胜奎等名家艺人，以及生行、小生行、武生、旦行、净行、丑行的名演员。其中武生有俞菊笙、杨月楼、张淇林、姚增禄、董风岩、樊中和、陈春元、侯春兰；武旦有余玉琴、朱文英、侯连儿；武净有高德禄、李顺德、李连仲、黄润甫、钱宝峰、李寿山、黄德甫、余春芳、慕凤山、汪大升、沈易成、屈宏远；武丑有王长林、德子杰、张黑。[12]573-574与光绪十一年(1885)的堂会演出阵容对比，武戏行当分类更加细致，并且人员也较为繁多，此次堂会演出有春台班主俞菊笙与三庆班主杨月楼，阵容十分强大。演出的剧目也是多种多样的，各色齐陈，尤其是武戏的比重相当大。武生有长靠戏，如《挑滑车》《镇潭州》《攻潼关》等；短打戏如《恶虎村》《蜈蚣岭》《霸王庄》《连环套》等；还有全武行戏如《五花洞》《雄黄阵》《五人义》等。其中班主俞菊笙戏路甚广，演出武戏剧目之多，达到18出：《界牌关》《五花洞》《镇潭州》《黄鹤楼》《双包案》《恶虎村》《攻潼关》《英雄义》《五人义》《青石洞》《挑华车》《水帘洞》《金山寺》《英雄会》《金沙滩》《连环套》《雄黄阵》《战宛城》。俞菊笙演出角色之多，不仅有武生，也有花脸（白花脸、黑花脸、蓝花脸）。此次堂会演出武戏剧目共30出⑦,已接近总数的一半。因此，王芷章先生评论道，“这是京剧最大的一次堂会演出。……这次堂会，虽说是生、旦、净、丑各行戏都有，但实际上可以说是当时的武戏大会演。”[12]574
杨小楼、余玉琴的《青石山》剧照
除了这两次王府演剧，恭亲王府还经常上演武戏，李伯元在《南亭笔记》“孙菊仙善谏”条中提到恭亲王观赏武戏场景：
王尝召优演剧，上武戏，忽曰“你们到台下来打”，台下即丹墀也。俱铺锦石，一翻筋斗，则腰骨受伤，类皆踌躇不决，王促之甚力，并命取银为赏，孙菊仙在其侧，戏曰“你们好好儿的打，打完了，王爷非但赏你们每人一个银子，并且赏你们每人一贴膏药。”王始大笑而罢。[13]
对此则材料，笔者存在疑惑。因为这里并没有提及恭亲王，同时笔者又查到一则材料说到恭亲王府的演戏活动，徐珂《清稗类钞·戏剧类》在“恭王嗜昆剧”条云：
恭亲王溥伟喜观昆剧，能自唱，其左右亦能和之。每遇小饮微醺，辄歌舞间作，偶倦，即令左右赓续以为乐，曲罢，恒赐以酒。又尝召伶演武剧，忽顾左右曰：“若曹亦可与之厮打。”众不谙武艺，莫敢应，则力促之，谓当赏白金。时孙菊仙在侧，起而言曰：“君等宜努力，王爷固有人各一锞之赏.或且可得膏药一张也。”王顿悟，令止之。[14]
这里才明确指出恭亲王是溥伟，为奕诉的长孙、人称“小恭王”。两则材料虽然论述不一致，多为艺人口耳相传，才出现了抵牾之处，但论述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即恭王府经常邀请名角来府，府内不仅喜爱昆剧亦爱武戏，在观剧时溥伟出重金让伶人演武剧，因“俱铺锦石，一翻筋斗，则腰骨受伤”或“众不谙武艺”而众“莫敢应”，幸好孙菊仙在旁边好心提醒，才避免了演员受伤场面的发生。两则材料说明恭王府内武戏演出已经成为必备的一种戏曲样式。
恭王府演剧只是众多王府演剧的缩影，恭王府的戏曲史料较少，因恭王多勤于治国理政，涉及武戏演出也较为少见，恭亲王府内有豪华戏楼，光绪十一年(1885)和光绪十三年(1887)的两次堂会演出即在恭王府戏楼举行。[8]94-103恭亲王的高贵身份使得他既可以入宫廷，也可以接触到京城最为当红的伶人及演出剧目，其中不乏有武生杨月楼、武旦余玉琴，以及当时最为流行的《恶虎村》《蜈蚣岭》《英雄义》《连环套》等武戏剧目。
京城王府有着向清昇平署选派伶人的职责，王芷章云：“嘉庆时曾下谕，谓太监在近御当差，应拣选年幼之人承充，以后挑选，需在二十以下，年岁过大者，即给亲王郡王府内当差，另将该亲王郡王府内年二十岁以下太监送进。故档案中记太监之入署者，除帝后及他宫内妃嫔下拨来者外，以由会计司交进者居多，而各亲王郡王交进者亦颇不少。”[15]52-53道光元年至光绪初期，宫廷裁退外学伶人，导致宫廷演员及演出规模减少而无法承应宫廷正常演出，为了解决演戏困难，王府承担起向昇平署选派伶人的职责，亲王贝勒们不定期地向昇平署进呈年幼太监，使道光以降昇平署伶人的来源有了保障。据王芷章统计，道光元年至光绪十九年，宫廷伶人相当多是来自王府进呈，脚色多为小旦、副、丑、末、外、杂之类。笔者将道光三十年(1850)与光绪十九年(1893)京城王府交进人员名单列举如下。
道光三十年(1850)京城王府交进名单：
齐双喜，庄亲王交进，副；何庆喜，固山贝子交进，丑；王山明，怡亲王交进，末；夏庆春，固山贝子交进，小旦；于进福，肃亲王交进，正旦；陈进喜，郑亲王交进，外；杨进宝，肃亲王交进，副；孙海明，怡亲王交进，笛；沈魁元，庄亲王交进；张庆升，固山贝子交进；邵得贵，礼亲王交进；邓进德，肃亲王交进。[15]451-452
光绪十九年(1893)京城王府交进名单：
田寿恒，克勤郡王交进：武寿龄，克勤郡王交进：王寿昌，克勤郡王交进；王寿恺，克勤郡王交进；王进顺，麟公府交进；董顺昌，庄亲王交进；张寿平，礼王府交进；院寿文，礼王府交进：牛顺，豫亲王交进；王有顺，豫亲王交进；田喜，豫亲王交进；李海，豫亲王交进；刘喜，豫亲王交进；赵进福，溥公府交进；刘进禄，澍贝子交进。[15]506-510
道光元年至光绪十九年，京城王府选派人员极大缓解了昇平署因裁员导致的演戏困难。⑧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所呈列的道光三十年和光绪十九的两份名单中没有武戏脚色，可以看出吉祥、典雅之风仍然是宫廷演出的主流，进而影响到清宫廷之内的武戏演出。光绪十九年后王府不再进呈艺人，慈禧太后开始允许民间戏班如三庆班、四喜班、玉成班、宝胜和班、义顺和班、小丹桂班、同春班等进宫演出，大量的武行艺人如同春班的余玉琴（武旦）频繁进宫，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京城盛行的武戏剧目进而丰富了宫廷演出，宫廷武戏演出有了改观，在民间武戏的影响下宫廷武戏逐渐走向成熟。
同时，在宫廷演剧的知名艺人也成为京城王公大臣追捧的对象，由于堂会演出大多以能突出技艺表演的剧目为主，王府贵族堂会演出重视具有精湛技艺的艺人。鲁迅言：“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这崇拜也干净起来。先只有谭叫天在剧坛上称雄，都说他技艺好，但恐怕也还夹着一点势利，因为他是‘老佛爷’一一慈禧太后赏识过的。”[16]受慈禧太后影响，“醇王曾对恭亲王说过：‘佛爷既夸奖叫天，当然不错’”[17]。穆儒丐也指出：“鑫培遂以前清供奉之资格，而为公府供奉矣。”[18]谭鑫培在内廷深得老佛爷欢心，这对他在北京各王公大院的游走可谓大有裨益。故刘菊禅将谭鑫培的成名归结为他得宠于皇家：“民间习闻鑫培得宠于皇家，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互相盲从，久而久之，其魔力遂弥漫于社会，群以为简在帝心，是必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未可妄加指摘，……鑫培时出入于大内，因得与朝贵往还，内侍成有交接，一般人以为具有偌大声势，无不思与之拉拢，竭力捧场，因以造成有褒无贬之局面。”[19]26
谭鑫培之所以能在诸王府演剧受到欢迎，不仅其“念白之清脆，表情之传神”，还在于其有卓越的武技：“身材短小精悍，武工夙有根底”。他在庆王府堂会表演坛子功绝技：“就中接还迎送酒坛之场，鑫培立于台之中心，四个反面英雄，分立于四斜角。次第将酒坛掷来，鑫培从容不迫，乃用右肩头挡去一坛，用左肘尖挡去一坛，用右足尖踢去一坛，用左磕膝盖撞去一坛。所有四个酒坛子，完全不用手接手掷，纯以肩、肘、膝、足应付。能使对方之人接住，决不落地。足见其技艺玲珑新颖，高出侪辈矣。”[19]40-41谭鑫培高超的武技赢得了王府大臣的公认，因此王公及内府大臣家中演堂会戏时，都会争相邀请谭来此演戏，而庆王府也以邀请谭鑫培到府中演出为殊荣。
谭鑫培、田桂凤、余玉琴、余春芳之《翠屏山》
综上所论，至晚清时期，京城王府堂会演出日益兴盛，慈禧太后时常以赏戏的形式邀请王爷及大臣来观戏，王公参与宫廷演剧成为重要的政务活动，宫中观剧是他们同宫廷接触的重要渠道，因而也被他们视为生活中的要务，非常注意加强自身的戏曲修养和鉴赏能力，以便从中寻求与宫廷的共同话题。客观上，宫中观剧也熏陶和培养了他们对戏曲的兴趣和爱好。因此，宫廷演剧中的特点也延伸到王府的堂会演剧之上。王府堂会演出是一种特殊的演出形式，王府演剧是宫廷演剧与民间演剧的桥梁，“上之所好，下必盛焉”，宫廷演剧特点可以通过王府堂会演剧反映至民间演出，以至引领民间戏曲演出的时尚，武戏是晚清兴盛的演出形式，也可以通过王府堂会演剧探讨其成长的历程。
京城王府演剧作为宫廷演剧在民间的自然延展，其演剧水准要求无法与内廷相比，但由于亲王贝勒们也都颇懂戏曲，如肃亲王善耆嗜戏，尤其擅长武生戏，号称与著名武生杨小楼齐名，因此他们对演剧水准还是颇为挑剔的，这无形中鞭策艺人们提高技艺。晚清时期，入选宫廷的艺人少之又少，但是能够进入京城王府的演员却为数众多。数量众多的演员在王府演剧氛围的熏陶下，技艺逐渐精湛，进而又带动大批民间艺人纷纷效仿学习，促进京城梨园的武戏演出，这种普遍的带动效应显然是宫廷艺人难以企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