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茂生 朱慧敏｜中外戏剧经典生成与跨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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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学经典的生成与发展有其独特的方式与路径，戏剧更有其经典生成与发展过程中观众、舞台、展演等独特元素的参与。文学经典的生成需要经过漫长的理解与阐释的历程，戏剧因其特殊的演示方式而具有可以跨越语言障碍的交流与传播方式。从人学转向、审美与伦理内涵，跨文化阐释与传播分析，可以助力中外戏剧交流与互动，丰富世界文学文化研究。

关键词：中外戏剧；经典生成与发展；“人学转向”；审美与伦理；跨文化阐释与传播

戏剧是一种古老而复杂的艺术形式，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其经典作品不仅是文学艺术的瑰宝，还承载了丰富的文化价值，也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审美、伦理和认知需求。中外戏剧经典的生成与发展，深受其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社会等背景的影响。文学经典的生成与发展有其独特的方式与路径，戏剧更有其经典生成与发展过程中观众、舞台、展演等独特元素的参与。文学经典的生成需要经过漫长的理解与阐释的历程，不被人重视的作品经过阐释后焕发出艺术的光辉而成为经典，其中戏剧由于其特殊的演示方式而具有可以跨越语言障碍的交流与传播方式，颇为重要。通过对戏剧经典生成与发展的人学转向、审美与伦理内涵，跨文化阐释与传播进行多维度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戏剧艺术的内在文化逻辑和价值内涵，挖掘跨文化阐释与传播机制，促进中外戏剧交流与互动，丰富世界文学文化研究。

一、“人学转向”与戏剧经典生成源流

古希腊戏剧毫无疑问是人类戏剧发展史上最早的典范，因此，要研究中外戏剧经典生成与发展的问题，自然离不开对古希腊戏剧发展源流的探讨。从西方文论的发展史来看，古希腊时代的“人学转向”对戏剧的发展乃至其作为经典的形成与发展至关重要。欧洲戏剧的诞生以古希腊悲剧和喜剧的出现为标志。古希腊戏剧直接源自酒神节举行的酒神祭祀仪式。神话是古希腊戏剧的重要素材，古希腊戏剧对后世欧洲戏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洲戏剧中庄严雄伟的风格、走向毁灭的英雄形象、由顺境转逆境的结构、以人物活动的空间划分场次等都深受古希腊戏剧的影响，甚至悲剧与喜剧的两分格局、重悲剧轻喜剧的传统都可以溯源至此。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古罗马戏剧也短暂地延续了古希腊戏剧的传统，尤其是古罗马喜剧对欧洲文艺复兴戏剧和古典主义戏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古希腊时期发生“人学转向”后，其在哲学上的表现由此前关注自然及其本原转向研究人类社会道德与政治，甚至直接转向探究人类及其心灵道德。古希腊戏剧的生成渊源主要是史诗与抒情诗的文化语境和酒神崇拜的宗教祭祀仪式等。文学描写越来越多地涉及与人密切相关的伦理、道德主题，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当时的戏剧创作，例如，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the King)、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美狄亚》(Medea)以及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的喜剧大多是表现人类有关崇高、奉献、牺牲、反抗的故事。“人学转向”奠定了希腊戏剧关于人之创作的总基调。自此，古希腊开辟了一个戏剧经典产生与发展的时代。

事实上，由于“人学转向”，人类的伦理道德问题成为了希腊时代及后世的关注重心，并且成为了追踪戏剧经典源流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学批评也必然包含了对道德价值的判断和评价。荷马史诗就包含了伦理道德的内涵。古希腊的色诺芬(Xenophon)、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古罗马的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等学者是“人学转向”与包括戏剧在内的文学经典的重要阐释者，其作品也说明了“人学转向”是戏剧经典生成的重要源流。

《俄狄浦斯王》剧照

二、审美内涵需求与戏剧经典生成及发展演变

经典的生成和发展与多种因素相关，它会受到性别、种族、阶级甚至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经典化的过程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去经典化”浪潮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对经典的普遍认知。事实上，“经典是存在的，是有价值的，是以其内在思想深度与艺术品格为前提的，而且在当代仍然有其生成与传播的土壤、途径和价值”[1]。就戏剧经典而言，中外对于审美的认识稍有些差异。从审美取向上看，中国重“情趣”，西方重“理趣”。中国古典戏曲重视以情动人，劝善惩恶的道德激情是剧作家表现的重点，大多数剧作家从伦理方位观察和反映生活，哲理性并不是剧作家追求的主要目标；欧洲戏剧同样有以情感人的审美取向，但它们在追求以情感人的同时，往往较多地追求“思考的乐趣”，这早在古希腊悲剧中便有所反映。欧洲古典主义戏剧受“唯理论”哲学思潮的影响，有意削弱情感的冲击力，突出理性思考的作用；欧洲现当代戏剧当然没有完全抛弃以情感人的审美取向，不过它们比过去更加重视“理趣”，强化对社会人生的哲学思考。从审美形态上看，西方戏剧悲喜分离，中国戏剧悲喜混杂。中国古典戏曲追求“悲喜沓见，离合环生”[2]的中和之美，悲喜两种不同的成分往往混杂在同一部作品之中，喜剧的地位似乎高于悲剧。这种特有的审美形态的形成与古典戏曲主要由民间养育的传统（或称之为“血统”）及其被主流文化拒斥的境遇直接相关，也与中国人民乐天的人生态度和性格有关，东方其它国家的情形也大体如此。然而，西方戏剧从一开始便有悲喜两分的传统。尽管中外对于文学经典（包括戏剧）的审美与认识不尽相同，但都强调经典的审美价值，可以说，没有审美维度的戏剧经典是不存在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审美维度是衡量文学经典的首要标准。正如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所指出的那样，“对于经典有着虽不明言却必不可少的要求，就是它必须能够提供愉悦。”[3]戏剧经典能跨越时空而广受推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丰富的审美内涵。

中外戏剧经典对于审美价值的考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与要求。例如，古代中外戏剧经典，如前文所述，对于审美的价值认识与价值判断有明显的差别；近代戏剧，如法国遵从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他们对艺术的根本要求是为国效忠，为君主专制的政治利益服务，艺术家的一切创作原则和方法必须服从这一根本原则，这些艺术原则包括按照三一律创作剧本、不能将悲喜剧混合、采用诗的戏剧语言等；现代戏剧经典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形成与发展，在此时期，各种文艺思潮纷至沓来，流派横生，“文学不再是具有美学理想和美学实验的眼睛在现实中感知美的事物”[4],由自然科学发展而来的自然主义反映了这一时期文学与艺术的总体特征，其中美学领域所发生的“美的艺术之崩溃”代表了现代时期的审美特点；当代戏剧经典中对审美价值的认识就更为复杂，特别是经历了第二次大战的巨大痛苦之后，审美愉悦成为了越加奢侈的追求，部分原因在于人类生存状况的恶化和日益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然而，尽管面临种种困难甚至痛苦，当代文献经典仍然在为世界文学经典宝库增添新的审美愉悦。综上可知，审美价值（或称之为审美愉悦）始终是包括戏剧在内的文学经典的永恒追求。

《美狄亚》剧照

三、伦理内涵与戏剧经典塑造

文学经典不仅具有审美价值，也有独特的伦理价值。中外戏剧经典同样兼具审美情趣与伦理价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伦理价值在经典的生成与发展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伦理需求从来没有在中外戏剧经典形成与发展进程的任意阶段中缺席。

作为人类历史上戏剧最早的典范，希腊戏剧一开始就与伦理道德问题密切相关。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文学批评便包含了对道德价值的判断和评价。希腊时代的“人学转向”更加明确了艺术领域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关注。苏格拉底在哲学层面指出了探究人类社会道德与政治状况的重要性。具体而言，荷马史诗中希腊人对特洛伊战争目的的诘问、俄底修斯对妻子忠诚的拷问等都直接采取了伦理道德的视角；色诺芬强调经济伦理思想，注重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柏拉图善于从伦理学的观点去阐释文学，他所构想的“理想国”的基本衡量标准便是伦理，只有写“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的诗人才被允许进入其“理想国”。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代表性的文论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The Nicomachean Ethics)探讨了道德行为发展的各个环节和道德关系的各种规定等问题，系统阐述了“德性在于合乎理性的活动”“至善就是幸福”等观点。《尼各马可伦理学》是西方近现代伦理学思想的主要渊源之一，为西方近现代伦理学思想奠定了基础，并对中世纪和近代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发展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亚里士多德以道德标准为基础具体分析《奥德赛》(Odyssey)的悲剧情节与结构。古罗马的贺拉斯所提出的“寓教于乐”文学观强调文艺的真实性、形象性和教育性，其中的“教”便是指道德教育。可以看出，从最早的戏剧文本开始，人们对伦理价值标准的坚持一直没有间断。

中世纪的文学批评主要与基督教伦理关系密切，重点关注文学中的三种伦理现象：一是作品中的“伦理掩饰”现象，这指的是作品反映出的符合审美要求而社会伦理不允许存在的人的情感；二是作品中的“双重主题”现象，这指的是作品不仅表现了伦理要求，还体现出审美要求；其三是“远伦理区域”的现象，这指的是作者为读者精心设计某个虚幻的世界，并展示出理想化的人物。就伦理批评而言，中世纪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忠君”“忏悔”“升天”等文学内容为社会禁忌（即基督教伦理道德和法律）。中世纪时期戏剧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人们的劳动生活和宗教仪式有关。这一时期的戏剧主要有宗教戏剧、奇迹剧、神秘剧、道德剧等。宗教戏剧是从教会仪式中的唱诗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力图宣扬宗教思想，希望人们把教义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奇迹剧是宗教传奇剧，其特点明显，例如早期的宗教说教性质和后期对社会矛盾与道德教育问题的揭露。神秘剧主要是有关耶稣生死、复活及圣徒的传奇故事，它既宣传宗教道德，也有反对封建教会的思想意识，与奇迹剧的观念类似。道德剧的主要特征在于其描写的人物大多表现出抽象的概念，如贪婪、虚荣、诚实、勇敢、谦虚等，目的在于宣扬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观念，借以反对封建统治和争取资产阶级的生活权利。综上可知，中世纪戏剧的伦理内涵与宗教的关系十分密切。

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近代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两大思潮。人文主义主张对个体的尊重，而不再是对权威的盲从；自然主义主张关注客观、现实，而不再是天国、来世。文艺复兴的核心是发现人与自然，宗教改革的核心是解放人与自然，近代科学则是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文艺复兴有其独特的阶级内涵，“现代的自然研究同整个近代史一样，发端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文明德国人根据我们当时所遭遇的民族不幸被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16世纪，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这个时代是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的。”[5] 正是这样一个认识多元的时代，造就了思想、文化、艺术、哲学等诸多方面的繁荣与发展，人们的认知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提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积极挖掘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由此欧洲各国的文学艺术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戏剧艺术的发展占有重要地位。这些戏剧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民主为基础的大众戏剧，一种是带有贵族性质的人文主义戏剧。英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得到了高度发展，在英国戏剧史乃至世界戏剧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出现了托马斯·基德(Thomas Kyd)、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本·琼森(Ben Jonson)等代表性剧作家。莎士比亚是当时英国戏剧界的灵魂人物，他创作的戏剧较多地探讨了现实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他在悲剧《哈姆雷特》中就明确地表明了他的现实主义戏剧创作原则：“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6]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哈姆雷特》就是一部典型的伦理悲剧。善与恶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中的重要主题，这基本代表了这一时期戏剧创作的主要特点：关注对善恶的描写。

17世纪至19世纪的戏剧经典代表作家包括法国戏剧家莫里哀(Molière)、英国剧作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德国戏剧家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 ·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等。在作为近代历史开端的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理性成为文化艺术的主要特征。在18世纪，“启蒙运动”文学强调与社会生活的结合，对“人”的探索成为思想的主流。到了现代时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科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创作。挪威戏剧家易卜生是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戏剧家，《玩偶之家》(ADoll’s House)是其代表性的作品，集中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婚姻、家庭生活和伦理道德的虚伪。易卜生在其社会问题剧中揭露的是代表资产阶级本色的贪婪、欺骗、虚伪，这些问题看似是政治的，其实质则是关乎道德的。英国剧作家王尔德以唯美主义的创作对抗当时伪善的社会，其唯美主义艺术主张虽然标榜艺术与道德无关，但是他的戏剧创作揭露的实则是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丑陋。由此观之，唯美主义艺术实际上也包含了伦理道德的内涵。萧伯纳的戏剧创作吸收了易卜生的艺术精华，注重表现当时的社会问题，他坚持戏剧为大众服务的观点：戏剧是大众的，它也应该发挥其社会教育作用，戏剧是“思想的工厂，良心的提示者，社会行为的说明人，驱逐绝望和沉闷的武器，歌颂人类上进的庙堂”[7]。这些戏剧创作皆是当时剧作家关注伦理道德问题的具体表现。

20世纪的欧洲戏剧是带着反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倾向发展起来的，历经了多个流派的更迭变迁，其中20世纪下半叶的戏剧值得关注，主要包括英国的荒诞派戏剧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和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法国存在主义戏剧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法国剧作家欧仁·尤内斯库(EugenIonescu)、德国叙事戏剧的代表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以及1980年代以后英国、法国、德国主要戏剧家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的伦理转向背景下，文学与伦理学的结合变得更加自觉，文学理论与批评出现了空前的多元化，新问题和新方法层出不穷，其在戏剧创作中的具体表现依然明显。存在主义戏剧家萨特的创作基本上沿袭了易卜生的传统，其创作的最大动因就是宣扬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存在先于本质”，他认为人对自己的生活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戏剧《苍蝇》(Les Mouches)充分地反映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剧中反抗暴君和要求自由的政治内容、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也较多地体现了萨特的人道主义思想。荒诞派戏剧家贝克特的戏剧创作表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敏感的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痛苦、迷惘、压抑、孤独、失望等情绪。剧中看似没有任何动作、情节和冲突的内容实则表达了作家内心无尽的情感。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叙事戏剧开创了戏剧创作的新纪元，他不仅突破了戏剧传统的结构模式，更重要的是，他表现的主题更加适应时代的需要，更能揭示社会的矛盾冲突并处理现实的问题。文学研究中的伦理转向已成为这一时期文学世界的显著特征，并呈现持续发展的态势。“没有伦理，也就没有审美；没有伦理选择，审美选择更是无从谈起”[8]。审美价值与伦理价值的辩证统一是判断中外戏剧经典的重要标尺。

《玩偶之家》剧照

四、跨文化的内涵阐释与传播

中外戏剧经典的生成和发展与人们的认知水平密切相关，经典的生成与发展更依赖人们的理解与阐释。阐释学是关于理解与意义的学问，阐释的目的就在于发现意义，对中外戏剧经典进行阐释就是发现戏剧经典的过程，认知内涵或阐释内涵与戏剧经典的生成与发展相辅相成。通过认知或阐释，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和全面地认识经典，最终实现跨越语言、跨越历史、跨越民族的文化交流。

阐释学从基督教释经学发展而来，于18世纪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之所以被称为“现代解释学之父”，是因为他促使解释学被重新定义为“理解的艺术”。“他使关于‘解释’的理论不再仅仅限于释经(exegesis)活动，却要诉诸普遍的人类理解问题。”[9]理解文本的语义学意义对文本阐释至关重要。“对文本的阐释首先必须从语义学本源去探讨字、词、句、章，去对文本进行解码式的研究，然后才能从跨文化、跨历史乃至超验的本质方面去闸释叙述的本质。”[10] 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在认识论上又前进了一步，他区分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界限，并为精神科学打下了认识论基础，而这一认识论的基础便是理解与阐释。对于戏剧文本的理解就是建立在这种认识论的基础之上的。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本体论阐释学所要解决的也是关于理解与阐释的本体论问题，其实，阐释本身也就是本体。

了解阐释学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涵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接受乃至传播经典。总体而言，阐释的内涵包括施莱尔马赫的语言学意义上的阐释，狄尔泰的认识论意义上的阐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学意义上的阐释，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本体论意义上的阐释，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结构论意义上的阐释，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人类学意义上的阐释，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的文化学意义上的阐释等，不一而足，他们共同组成了阐释世界的亮丽“风景”。由此，人们在进行文学阐释时，可以采取以作者为中心的阐释方法，可以采取以世界为中心的阐释方法，可以采取以作品为中心的阐释方法，也可以采取以读者为中心的阐释方法，以扩大其研究视野。综合运用各种阐释方法对中外戏剧经典进行阅读、分析与批评将极大地提高我们理解经典的能力。

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探讨中外戏剧经典阐释与传播有其必要性，它对中外戏剧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由于“阐释”一词本身就具有跨文化的涵义，即具有可以跨越古今文化、跨越不同民族文化的特点，所以，就此意义而言，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研究之可行性亦可见一斑。“从一个跨文化的角度去看问题，既可以借邻壁之光，照自家园地，也可以在比较中见出各自的特点，取长补短，达到更真确的认识。”[11]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跨文化研究。

一是跨文化研究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在当前全球化和“互联网＋”的背景下，跨文化交流已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从时间上看，它可以沟通远古时代与现代社会的联系，消除因时间变化而产生的交流与理解障碍；从空间上看，它可以消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由于语言差异而产生的空间阻隔。文学经典的跨文化阐释和传播研究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共享世界文明所带来的成果，就此意义而言，它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基础。二是跨文化研究的可行性特征。世界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人类共同的生存需要和生命本质，人类在自身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丰富多彩，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他们渴望交流与沟通的特性。文学文化经典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而各个文明的文学经典又呈现了不同的特点与优势，跨文化交流与阐释可以最大限度地共享这些文明成果，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前进与发展。三是跨文化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便是译介学研究方法，当代译介学范式也指译介学领域的“文化转向”，即强调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这种译介学的文化转向与跨文化阐释联系密切，是跨文化研究重要的方法论依据。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阐释同样离不开对文化差异的考量。中外文化的差异为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的具体实践带来一定的困难，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差异，从而更加凸显了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的重要性。四是作为传播途径的跨文化研究。传播也含有交流、交际的意思，是共享意义的过程。所以，阐释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传播的过程。在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阐释实践中，跨文化传播的方式与方法可以为跨文化阐释提供方法论依据，由此奠定了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研究的理论基础。

《奥德赛》剧照

结  语

中外戏剧经典的生成与发展是涉及多个维度的复杂过程，包括“人学转向”影响、审美与伦理内涵需求、跨文化阐释与传播机制等。对中外戏剧经典及其批评思想的历史梳理、深入分析中外戏剧经典的生成与发展要素，探讨跨文化阐释与传播路径，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戏剧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促使文化遗产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背景中得以保存和传承。未来的戏剧研究应进一步关注戏剧经典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播与接受，以及如何在不同文化中被重新诠释和赋予新的意义，从而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传承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推动中外戏剧交流与互动，共筑文化之林。

参考文献

戏剧学（主持人：张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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