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有感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是吴晓波。吴晓波是著名的财经作家，主要从事中国企业研究，他的代表作当属《大败局》和《激荡三十年》。这两部作品都是通过描写中国企业的兴衰来反映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大环境的风云变幻。而《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则把分析的视角放得更长，从春秋战国开始，一直写到改革开放。吴晓波选取了中国历史上几次重要的经济变革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研究经济制度变革的脉络，希望从中找到中国经济改革背后的内在逻辑，以及千年历史长河的一致性和延续性。希望回到“中国历史的基本面”，从历史中的经济变革里寻找得失，解密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
吴晓波认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上经济治理的主题有两个，一是分权，二是均富。分权是指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的权力分配，均富指的是政府与民间、有产者与无产者的财富分配。本书对每个历史案例的剖析也都围绕四组利益集团关系展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产阶级、有产阶级。历代的制度设置其实就是追求各个利益集团在行为及思想上的一致性，维持“自上而下的控制”。中国有统一的文化和没有中断的历史文明。“统一”正是中国与欧洲历史重要的不同点之一。
这本书主要讲了两部分内容：第一个部分——中国历史上经济变革的经典案例剖析；第二个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改革进程。
中国历史从第一次经济变革起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特点：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历史变革的节点上，总会有一个秉承着坚定信念的、不同于普罗大众的人出现，引领改革，书写历史。
管仲变法。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国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吴晓波将管仲称为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凯恩斯主张政府应积极干预市场，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对抗经济衰退。他的主张后来被称为“凯恩斯主义”。
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管仲
回到管仲身上，为什么说管仲是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呢？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管仲提出盐铁专营政策。当时，齐桓公曾主张对人口、房屋等直接征税，因为税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但管仲的观点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直接向百姓收取钱财会招致不满，最好的办法是征税于无形。因此管仲主张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征收间接税。具体的办法就是国家垄断部分资源。农业时代最重要的资源就是铁和盐，前者用于制造生产工具，后者用于饮食。国家控制盐铁，实施专营专卖。对盐和铁小幅提价，便可获得重利。这一政策成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典型模式，被后世纷纷效仿。
管仲的另一个具有特色的思想是鼓励消费。他认为百姓应该多多消费，这样才能促进生产，增加就业。而且，他当时还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悖于常识的观点，比如他认为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国家反而应进行宫廷的修缮，因为这样可以促进人民就业。这一点与凯恩斯主张增加政府投资的观点十分相似。
管仲治理下的齐国，中央政府对经济运行实施较为强力的干预，通过价格、财政措施推进整体改革，第一次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管仲治理下所形成的齐国经济制度，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
商鞅变法。商鞅首先推行了“以农立国”的改革，核心是以“废井田，开阡陌”为主题的土地改革。井田制是西周时期盛行的土地制度，即把土地分成方块，中间为公田，周边是私田，各家先干完公田的农活，才能干私田的活。商鞅废除井田制，允许民众开拓荒地和土地买卖，这一措施大大提高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土地私有化成为之后中国古代主要的土地制度。在提高农业地位的同时，商鞅还抑制商业的发展，包括控制粮食买卖；矿山国有化；对工商业征收重税；取缔货币，实行以物易物。商鞅这一系列看似倒退的政策，其目的是在短时间内凝聚国力，通过专制让百姓专注于农业生产。
第二个措施是推行军爵制度，收回所有贵族的爵位和特权，进行重新分配。新的爵位和特权不论出身，只按照战功分配，即使是贱民也可获得贵族爵位。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废除贵族制度的国家，贵族与平民在出身上的差别被抹平，这为底层习武之人打通了进入统治阶层的通道。
商鞅变法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而第三轮变法则是要全面加强中央集权，最具代表性的措施就是统一度量衡和实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即统一全国的容积、重量、长度的度量单位，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不管对于生产还是生活都大有裨益。在郡县制实施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分封制，即君王将土地分封给各个诸侯，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央权力越来越弱，无法控制诸侯。而商鞅则完善和推广了郡县制的地方管理体系，郡守和县令都由君王直接任命，不可世袭，每年中央都会对地方长官进行业务考核。郡县制对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进行了洗牌，使得地方管理的权力重新回到了中央，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成为中国官僚制度的根本。甚至如今中国的地方治理体系还有郡县制的影子。
当然，商鞅所谓的「强国之道」中也有很多法令被后世诟病。但是，商鞅变法和之前的管仲变法，影响了其后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
到了西汉初期，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数百年战乱，国力极度衰弱，中央全面管制出现松动，汉文帝和汉景帝实施放权让利，具体措施包括：第一，放宽对境内关卡的管制，有助于减少区域间的物流成本，全国统一市场初步形成；第二，放松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可以激活民间资本，吸引其进入获利丰厚的自然资源开发领域；第三，实施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提高收入刺激消费。长达数十年的“文景之治”使得西汉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富足。不过，社会阶层也发生了剧烈变化。第一，自由商人集团崛起，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第二，地方诸侯势力庞大，中央权力式微。第三，商人与权贵结成同盟，腐败问题滋生。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不平衡导致了地方势力膨胀，并在汉景帝末期发生了“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表明，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的初期，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和分权难以均衡，不可调和。如何在日后均衡二者，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成为中国后代统治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汉武帝的钱袋子--桑弘扬
随后的汉武帝一改文帝和景帝的放权政策，在桑弘羊的辅佐下，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上，汉武帝推行《推恩令》，要求诸侯王分封诸子为侯，使其领地逐渐缩小，削弱诸侯王的权力。中央向各地派驻刺史，主管行政和监察。经济上，推行产业政策改革，将盐铁、铸币和酿酒等行业收归国有。推行“平准法”，由国家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这一点十分类似 后世计划经济的价格管制。
汉朝之后，地方诸侯对中央政府的威胁一直没有中断过，唐朝的“安史之乱”及其后的五代十国都是典型代表。宋太祖赵匡胤则用“杯酒释兵权”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的“兵政之患”。在经济上，宋朝实施了更加严格的国有专营制度，包括茶、盐、酒、醋、香料等资源性、必需性和暴利性的商品统统被列入国营行列，而针线、服装、肉食等经营分散、不易管制和利润微薄的商品则放开给私营商人。政府将国有经济和私人经济在市场上的经营范围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前者聚集在少数上游行业，数量虽少，但利润丰厚；后者则集中在中游和下游行业，企业多，交易活跃。民间商业因此空前发达。
宋朝经济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地方权贵崛起。首先，宋朝对土地兼并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地方权贵家族便趁势大举兼并土地。此外，虽然政府对上游资源进行控制，但同时又开放流通和开采领域，对政府垄断的资源进行招标和发放特许经营权。这种官商经济带来的是巨大的寻租空间，官商勾结和腐败问题丛生。地方上的权贵家族势力日益壮大，而中央则入不敷出。
后来，宋朝开始推行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推崇商鞅的思想，主张中央收回经济权力，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主义。王安石变法包括：第一，政府机构改革，即集中户部三司的权力，成立新的实权机构；第二，物价体系改革，国家全面垄断重要资源的生产和销售，实施统购统销，国营专卖；第三，农业改革，农户可从政府借款补助耕作。王安石变法被吴晓波看作是中国古代最后一次整体配套的体制改革。
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和王安石变法看似不同，实则一脉相承， 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集权政策上的试验。这些变革有成功也有失败，不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一直都处在世界经济强国行列。而到了明清，统治者日趋保守，制度变革的动力减退，维持“稳定”成为统治者最为关注的议题。清朝末年，封建统治已经颓势尽显。根据麦迪森数据库的统计，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一直在20%以上，特别是在19世纪20年代，这一比例曾超过30%，而同一时期西欧12国家起来才只占全世界的20%。
但50年后，二者关系发生翻转，1870年西欧12国已占到全球GDP的30%, 而中国则下降到17%。自此之后，欧洲逐渐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而封建中国则一次又一次受人宰割。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将其称为“大分流”，而埃里克· 琼斯则将欧洲的崛起称为“欧洲奇迹”。19世纪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欧洲不仅实现了技术革新，而且建立了以“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家。而一直做着“天朝上国”美梦的清朝则在1840年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
为什么在明清时代，统治者闭关自守变得保守呢？吴晓波认为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对制度创新的恐惧，这段时期是从“稳定压倒一切”到“稳定压垮一切”的过程。比如清末的洋务运动中，政府对于改革的抵触很多时候并非技术之争，而是出于制度性的考量。例如修建铁路被认为会对商品流通和人口流动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将导致运行数百年的小农社会生产结构被打破，新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动荡可能会随之产生，因此铁路修建无疾而终。稳定政权的优先级远高于发展经济，制度性变革成为奢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受苏联影响采用中央计划经济。从20世 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启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与以上几次变革不同，改革开放是逐渐放松中央对地方以及经济管制的过程。吴晓波在书中用了大量笔墨记述了这场新时代的经济变革。
吴晓波认为，改革开放并非精心设计，而是一场边做边改、没有蓝图的改革。改革之初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外部阻力，主要是意识形态的抵抗和旧制度的低效；二是内部能力不足，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人才，缺乏经济理论和改革经验。
改革开放始于农村。作者在书中写道：“数以百万计的没有受过任何工业化教育 的农民崛起于草莽之间，成为计划经济的掘墓人”。1978年，农村出现旱情，粮食大幅减产。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私自决定进行包产到户。这一行为在当时来看并非合法，或者说处在灰色地带。但是未曾想，包干制十分奏效，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粮食大丰收。随后在当时的省委书记支持下，包干制推向安徽全省。进而得到中央的认可，推向全国。农村改革带来的一个长期影响是，土地承包制让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业走向制造业和服务业，为日后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资源。改革的另一领域是对私营部门的放权，乡镇企业的发展是这一领域的典型范例。
乡镇企业通常由乡镇等地方政府兴办，经营上的灵活性更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且部分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也会偷偷到乡镇企业进行兼职。不过，当时市场的流通体系受到严格控制，基本只允许国营企业参与。书中记述，当时的民营企业没有参加广交会的资格。这些企业主便在会场外摆摊自建一个非法市场。这样的自建市场，后来却发展成一种专业性的交易场所。由于交易活跃，这些市场周围又发展出相关的专业工厂，形成了“双轮驱动”的产业格局。乡镇企业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无所有”，到1986年已发展到总数1515万家，工业总产值达33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吸收劳动力8000万。连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都说，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是完全没有料到的。
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同样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任务。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央管制经济的色彩逐渐褪去，但这并不代表政府在改革过程中是“无为而治”的。吴晓波把中国经济改革总结为是“中央充分放权、地方大 胆主导、民间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扮演了促进者和主导者的角色。
中央政府有两个策略值得一讲，一是放权让利；二是非均衡发展。
先来说一下放权让利。放权让利的对象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国企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但国企长期存在低效和亏损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央开始逐步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主要的措施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让国企实现自负盈亏。
而对地方政府的放权主要始于财政制度。1981年中央宣布实施“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包干体制，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收支范围，地方多收可以多支，少收可以少支，中央不再增加补助，地方财政自求平衡。
总体上，中央放权让利的目的是提高国企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改变以往“大锅饭”的制度。同时也为中央减轻了财政负担。
再来说一下中央政府的第二个策略：非均衡发展。这是被吴晓波看作是改革中最具创见性的举措。中央政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是一次主动的制度安排。第一是资源配置上的一次非均衡。以深圳、珠海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实施特殊政策，给予政策优惠。第二是区域发展的一次非均衡。广东、福建和浙江等省份给予政策支持，即“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第三是财富分配的非均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第四是企业经营上的非均衡。对国企实施价格保护的非均衡，在价格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引入价格双轨制。第五是政策配置上的非均衡，在一项政策全国推广之前，先让部分企业进行试点；第六是在土地使用和税收方面对外资企业给予优惠，以吸引外商投资。这些非均衡制度安排冲击了计划经济体系，盘活了死气沉沉的宏观经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部分措施也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比如“先富和后富”使得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比如“价格双轨制”带来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产生权力腐败。
再来说一下地方政府的角色。经济学家张五常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因于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即“县域竞争”。北京大学周黎安教授则发现了地方政府的“晋升锦标赛”现象，即一个地区的GDP增长率比较高，当地官员晋升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在中央政府放权的刺激下，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动力去尝试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思路。20世纪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发展模式是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以集体企业为主。苏南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一批“经济能人”，这些人既是村或县的行政领导，又是企业法人，他们既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又能调动辖区内的政策资源，比如土地和税收。而温州模式则以私营企业为主。浙江南部的温州、台州和金华地区历史上就有下南洋做劳工的传统。20世纪70年代末逐渐形成小商品市场，随后发展成私营企业。当地政府与其他地区政府相比，更加具有冒险和开拓精神，他们发放了新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执照，拟定了第一份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
总结起来，苏南模式中，地方政府积极参与；温州模式中，地方政府冒险支持。不管哪种模式，地方政府在得到中央的放权之后，都进行了富有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试验。
对比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角色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中央的适度放权激发了地方的活力，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现象，即权威旁落。中央财政长期入不敷出，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为3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约1000亿元，只占总收入的28%。而中央的支出则达到约2000亿元，赤字达到1000亿元。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自主权得到扩大，但贫富不均。当时的财政包干基数是按照20世纪80年代初的数据核定的，所以那些在改革开放初期快速崛起的省份，比如沿海地区，到后来需要上缴的数额并不算高，而传统强省则相对较高。导致的结果就是，各地区经济出现割裂，形成“诸侯经济”，各省人为制造壁垒，为争夺资源打得不可开交，妨碍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因此到了改革的第二阶段，改革的方向便从“单兵突进”转变为“整体协调”，推进整体改革。
回看中国经济变革的历史，吴晓波认为，所谓中国自古“轻商”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个秉承“重商主义”的朝代，比如汉武帝和桑弘羊很早就看到了工商业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只不过他们的“重商”并非指的是私营商业，而是国家资本。不管是盐铁专营还是税制改革，他们都是把最能够生产利润的工商业收归国有，由国家直接进入市场。当国家资本与民营资本形成竞争，后者自然会受到打压，因此重视商业和轻视私营商人，是同时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
吴晓波在书中从中国历史入手，把历代经济变革以案例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虽然时间跨度很长，但我们能够从中发现这些变革中的内在联系。近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 就绝非偶然，而是中国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演进。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变革，那么就无法理解当前的中国。
《论语》有云，“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分权”和“均富”这两大主题一直萦绕在中国历代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同阶层的利益分配是历次改革都要面临的核心议题，各个集团唯有获得均衡性的收益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因此，制度创新是中国变革需要解决的最为严峻的命题之一。而不管制度如何变化，“统一的文化”都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