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周轶君的职业身份从记者向导演与主持人拓展，背后既有个人的主动探索，也有市场需求的推动。在各类文化场域里，「中女偶像」「知识分子」等理想投射被网友贴在周轶君的身上。
作者 | 王珊珊（北京）
今年，周轶君继续活跃在都市文化圈。
7月，纪录片《他乡的童年》第二季时隔五年回归，周轶君走访新加坡、德国、法国、泰国和新西兰等国家，在异国文化中探寻理想教育方法的可能性。节目上线后豆瓣评分高达9.4分，延续了首季的高质量口碑。
10月，由她主持并联合导演的谈话节目《第一人称复数》第二季开播。短视频迅速传播着周轶君采访90岁艺术史学者徐小虎的金句切片，「大人都很笨！」「我跟女孩子说，有任何人说我需要你，跑！」
除了这些主创节目，周轶君还频繁出现在各种文化活动与媒体现场，她为陈冲的新书《猫鱼》担任推介主持，拍摄关注老年群体的短片登上热搜，并接受不同调性的媒体的采访露出。
在这些不同场域里，「中女偶像」「知识分子」等评价被网友贴在周轶君的身上。在评论区，不少观众将她的个人气质视作对女性知识分子的理想投射。「君君每次出镜都这么素雅，不论形象还是聊天，一下子就想到了何怀宏先生的《独立知识分子》。」「柔和从容、宽广坚韧的智慧君君。」
周轶君的活跃与受欢迎，背后是内容市场对文化KOL的需求趋势。泛文化消费日益成为都市青年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大量视频、播客等内容的生产，一批作家、高校学者以及传统媒体人，正在跨越严肃文化圈与流行文化界，成为新一代的都市偶像。
回顾周轶君的职业经历，她曾是新华社驻巴以地区的女性战地记者、香港凤凰卫视的国际新闻记者，在《锵锵三人行》中成为观众熟悉的「小君君」，并在长视频平台崛起的时代，拓展到了《圆桌派》《锵锵行天下》等人文节目中。
近年来，周轶君的职业身份从记者向导演与主持人拓展，背后既有她个人的积累沉淀，也有市场需求的推动。
我们曾在优酷人文成立12周年的报道文章中，梳理过《第一人称复数》的诞生源于平台对于社会议题和集体情绪的观察。优酷团队希望启动一档以女性表达者为主的谈话节目，在选主持人时，导演任长箴评价周轶君是不二人选，经历好、表达好、长相好，还有观众缘基础。
对于这样的机会，周轶君坦言自己起初并未有太多把握，「因为我更喜欢听，不爱说」。但在对创作团队的信任中，她选择了突破自我。
《第一人称复数》与《他乡的童年》都行至第二季，周轶君将纪录片和谈话节目比作交响乐与流行音乐，从制作时间到合作方式差异巨大，但两者的能力核心都是建立在记者阶段训练的好奇心、观察力与敏感度之上。
节目制作尊重周轶君的内容表达，嘉宾基本由她自己沟通邀请。在她看来，这一环节是决定节目质量的关键所在，「嘉宾是第一位，聊什么是第二位」。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议题几乎都被无数次讨论过，如何创造新鲜感？周轶君的答案是寻找储备足够丰富的人，为观众提供独到见解。无论是采访隐居尼泊尔多年的徐小虎，还是让陈丹青与Papi酱的跨界组合坐在一起聊上海，她都努力构建不同领域间有张力的对话场景。
「这两档节目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源于我的困惑。」周轶君坦言，通过节目制作，她得以在教育、社会议题上「开窍」或受益，同时也希望观众能在内容中找到共鸣。
此外，《第一人称复数》和《他乡的童年》的制作中，周轶君与导演任长箴、媒体人张越，以及优酷人文的制片人团队之间，形成了自由而默契的合作关系。这样的支持也使她能不断尝试更多样化的内容形式，持续扩展其文化表达的边界。
趁着《第一人称复数》播出期间，我们与周轶君通了次电话，与她聊了从拒绝到享受做主持人的历程，对成长经历的回顾感悟，以及最近都在关心些什么。
很多时候需要给自己「踢一脚」
新声Pro：听说《第一人称复数》第一季启动前，你对担任主持人是拒绝的，到了第二季，心态会更加笃定一些吗？
周轶君：坦白说，（事情启动时）没有我的自主意识，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不觉转入此中来，就像一条河流，你随着水流漂到了某个支流，身不由己。但是我会非常尽心把事情做好。
第二季所谓有没有笃定？我不知道，更多的心思会放在怎么做好它，从选择嘉宾、选择话题，到最后开机录制，这件事情让我非常地紧张、焦虑，但是又挺享受这个过程，尤其是大家都聊得很开心。
我不太会去思考「我应该怎么样」，因为一个人做出来的节目往往就是自己的体现。语言类类节目是最难隐藏一个人真实性格的，不管是嘉宾还是主持人，性格都会自然流露。不像绘画，画可以和创作者本人的性格差别很大。这是谈话节目的魅力，也是挑战所在。
新声Pro：弹幕里有人讨论您和张越的风格差异，张越更偏向密集观点输出型，而你更像温和的提问者和倾听者。
周轶君：我没有特别想要让大家赶紧来听我说话，没有这种强烈的表达欲望。很多时候，我需要给自己「踢一脚」。每次上场前都会提醒自己多说一些，不要害怕，也不能觉得大家什么都知道了。这也是为什么张越老师的存在对节目来说很重要，如果全是我这种风格，整体声音就会显得太低了。
这个节目第一次录影时，是我、张越、毛尖和小鹿四个人，我当时的感受就是，我们真像是四种不同声音的乐器，各有频率，但又和谐统一，这种效果特别好，我很享受自己是其中一部分的这种感觉。
新声Pro：你曾评价过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不算优秀，最舒服的状态是写文章，出镜要克服心理障碍。
周轶君：我特别感激最早在凤凰卫视时，窦文涛在录制《锵锵三人行》时，他告诉我，要学会边说边思考。即使你提前准备，也无法真正应对谈话节目中即兴表达的需求。
很多即兴的东西很好玩。前两天，我在上海主持了一场陈冲和金宇澄的对谈活动，现场聊到日常生活中的美人，我开一句玩笑，真正的美人就坐在旁边。陈冲突然就不好意思，我当时非常惊讶，就问她，你到现在还会因为别人夸赞你美，还会觉得不好意思吗？她就这个话题聊了很多关于容貌、年纪的感悟，特别有意思，完全是即兴的。
其实所有这些跟我以前做记者有关系，虽然角色在变，要把自己调整到哪一个状态，怎么样去跟别人对话等等，还是来源于做记者的经验。
人是第一位，聊什么第二位
新声Pro：文化谈话是个很大的范畴，如何确定每一期要聊什么？
周轶君：说实话，我做这个节目以后，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人是最重要的，首先是这个人，其次才是话题，因为我们并不是在写一篇论文。
第二季录制的第一期就是「大人笨」徐小虎那期，我自己对她特别感兴趣，很早之前在看理想国的视频时，几乎每一集都听了。我觉得她本人有独特的魅力，中文是她的母语之一，语言组织能力特别强，表达很有趣。
她平时住在尼泊尔，这次是以理想国作者的身份来国内的，但行程很满，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争取到这个机会。当时我想，不管第二季如何，先抓住这次机会把她这一集录了。
新声Pro：怎样的嘉宾会让你感到兴奋？
周轶君：共同点是他们的语言是新的，至少让我听到一些新的内容。现在我们接受的信息太多，大家不太喜欢耐着性子读长篇小说或者追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更倾向于快速浏览网上传播的金句之类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每个问题都被说过了。但我们会选择那些还有更多东西可以说的嘉宾。他们可能不经常出现在大众面前，但一直有自己的思考，当能够出来表达时，就会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
即使是观众非常熟悉的嘉宾，我也希望能够聊一些没聊过的内容。比如「青春赋」的嘉宾是戴锦华老师和白先勇老师。像白老师聊传统文化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但恰恰有意思的是，我很少听到戴老师聊传统文化，她更多是谈电影、女性等议题。
有观众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戴老师说的一句：我们在接受传统文化的同时，要警惕不要释放出历史的幽灵。这句话非常深刻，我录完就觉得很经典，对我自己也很重要，而观众很快就有了反应。
比如西川老师，他多次讲过诗歌等话题，但那天聊到了语言的稳定性和词汇量。他提到，现在人们的词汇量越来越少，而最可怕的是词汇量减少会导致思维方式的固化，整个社会用同样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交流，这是非常可怕的，代表着思维的一种局限性。我觉得这话振聋发聩，非常有意义。
还有，西川和罗新老师的对话也很有意思。虽然大家对俩人都很熟悉，但他们从没碰撞过，所以当交流时就能产生新的火花。这种新鲜感正是让我兴奋的地方。
新声Pro：第二季有没有聊得特别high的时刻？
周轶君：《上海赋》那一集，Papi酱和陈丹青老师坐在一起是一个特别奇异的组合，意想不到，但碰撞出了很多火花。他们两人前一晚见了一面，陈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很多上海人支援国家建设，走遍天南海北，但却一直被贴上「小气」的刻板印象。这些内容聊出来，我们几个还说了上海话，这种多样的声音在节目里挺难得的。
新声Pro：有些严肃话题离普通观众比较远，怎么把握聊到多深，有没有意思？
周轶君：在我看来，再复杂的问题，只要能用口语表达清楚，它就不会难到哪去。所以我的原则就是，只要感兴趣就去聊，不会刻意设限。
举个例子，前几天我们录了一期关于中东的内容。录制前，我非常忐忑，对普通人来说，中东太遥远了。
在嘉宾选择上，我请了一位认识二十多年的非常专业的以色列文化专家；另一位则更具亲和力，她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上海女孩，自己背着包，作为沙发客游遍中东十几个国家，住在当地人的家庭中，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她没有任何中东背景，也不会阿拉伯语，说的大家更容易共情。
打开视野，但转化的能力要靠自己
新声Pro：《他乡的童年》与《第一人称复数》的创作方法有何差异与连接之处？
周轶君：纪录片和谈话节目的形式完全不同，就像你创作交响乐和流行歌曲的差异——虽然都属于媒体节目，但所需的时间、团队、思考方式等方面截然不同，是完全不同的创作模式。
但从本质上看，支撑我能做这些不同类型节目的，依然是记者的观察力和对世界的敏感。核心在于：大家此刻关心什么？需要什么？怎样才能把这些呈现出来。这种意识与记者的素养是一脉相承的。
另外，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源自我个人的兴趣和困惑。我通过制作节目让自己在某些问题上「开窍」或者受益，也相信观众会从中获得类似的感受。
《他乡的童年》刚开始时推进不容易，但我始终坚持，因为我从那段旅程中收获颇多，它深深触动了我，我心里很笃定，这件事值得去做。
至于《第一人称复数》，它则给了我一个纯粹精神交流的机会。这些嘉宾能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和空间相遇，进行深度交流，对我个人的精神启发非常大，我希望把这种感受分享给观众。
新声Pro：在做《他乡的童年》的过程中，你会回望自己的成长经历吗？有哪些至今让你受益的？又有哪些需要反思和整理的？
周轶君：我是70后，那个年代没有补课，也没有太多压力，时间很自由。我们有很多发呆或者「瞎胡闹」的时间，和邻居的小孩随便玩游戏。父母不在家的时候，也不会早早进入所谓的「赛道」。我的童年特别长，保留了很多元气，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至于需要反思的，我觉得不算太多，但在拍芬兰那一集时让我有了新的体会。我们小时候经常被告知自己哪方面不行，这种「善意的提醒」变成了一种习惯，实际上会削弱我们的信心。我挺羡慕那些自信心一直保留得特别完整的孩子，希望未来的孩子可以少受这种影响。
新声Pro：当我们看到一些理想化的存在，比如芬兰的教育环境，接下来如何面对现实生活的无奈，个人能做的是什么？
周轶君：就是转化。芬兰有森林课，很有趣，我在节目里问老师，如果我住的地方没有森林怎么办？不是说都要去森林，你要去了解环境，这个很重要，我住在上海，我怎么跟孩子一起了解居住的环境。
芬兰人可能也羡慕日本人把孩子弄的多么有集体意识，每一个国家各有所长。教育和择校，并不是人生中的唯一问题。节目里的那些嘉宾，他们都是在特定领域很有成就，换一个话题可能也不知道，一定有自己比较少涉足的的领域。
作为观众的幸福，不正是能看到如此多精彩的人生？但这种转化的能力，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新声Pro：转化听起来首先要靠心态？
周轶君：我觉得不是。你看得越多，需要敞开心扉，去形成和改变自己的心态。就像徐小虎说，听完贝多芬之后，肯定有所不同。心态不能是固定的，如果固定了肯定是错的。
新声Pro：文化类节目的价值就在于能帮助「打开」？
周轶君：是的，打开很多扇窗。（第八期中）毛尖引用黄蜀芹导演的一句话：女性电影是在南北向的房子里开了一扇东西向的窗。视角足够多，大家就能打开更多的视野。
印度人认为课堂不挑战老师就是失败的，德国人认为应该早早进行性教育。没有对错，不同的观点很好玩，能让人丰富起来。
新声Pro：最近你还拍了一支记录短片《学会老》，为什么想要采访老年群体？
周轶君：其实，之前我对养老这个话题挺排斥的，因为我自己不觉得很老，也不喜欢涉及这些让人感到沮丧的事情。没想到，接触这些老人之后，我真的大开眼界。
尤其是有一位金阿姨，她给大家教歌剧，女儿在马航370事件中失踪。因为我的母亲去世了，而我的外婆还在，所以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感受我深有体会。金阿姨的精神状态让我非常震撼，她能重新振作，就像顿悟一样，真的是非常了不起。还有一位汤阿姨，她得了癌症，但依然保持着积极的心态去唱歌。我常常想，如果我是她，能做到吗？
在我们这个年龄，未来的样子依然未知。而这些老人走到了人生的后段，就像翻开一本书或者展开一幅卷轴，已经能回望过去，态度完全不同。很多事情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糟糕，甚至疾病可能是最好的老师，它能提醒你要开始锻炼身体，保护自己，反而能够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实和自由。这种境界让我深受启发。
新声Pro：解释一下「更大的自由」？
周轶君：更大的自由就是，当你进入老年阶段，退休后，不再需要为事业奔波，不再追逐功名利禄，孩子们也都成家立业，时间和精力完全属于自己。这时，如果你一直注重身体保养，保持头脑活跃，可以继续学习、思考，甚至像钱理群老师所说，他觉得自己脑力处于巅峰状态。
现在我处于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时常觉得时间不够用，也感到疲惫。但某一天我也能进入这种更大的自由，这个想法给了我巨大的鼓励。想象一下，等我到那时，仍然能处于创作状态，写东西，那多好！这并不是让人沮丧的衰老过程，反而是自由的象征。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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