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²Lecture｜一篇关于重新构想城市治理的很长的文章

英国的智库和咨询公司暗物质实验室（Dark Matter Labs）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一种系统方法，他们探索了城市环境中价值的创造、归属和分配方式。来自黑暗物质实验室的Indy Johar和Meggan Collins在《反思生活街区系统》一书中，以考虑实际物质成本（包括环境影响）为前提，解读了城市的未来。

行动 01——物质

我们街区和街道的未来必须考虑到新的限制因素；随着碳氢化合物和生态破坏方面的材料成本在周围的世界得到广泛认可，我们将在一个材料受限的未来开展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重新构想未来，未来将是物质受限、生物物质循环的。在这样的未来，全球北方城市的发展将依赖于从根本上减少材料消耗，利用城市矿业和生物材料农业提供的动力，使用彻底循环利用的建筑和生物材料建筑。

此外，超轻型屋顶建筑将用于扩展城市，最大限度地减少生态足迹。新形式的共享建筑、微型能源、水、冷却电网和共享市政基础设施将对此提供支持，这些都是强化我们的环境和物质经济使用所必需的。

例如，在每条街道上都有数字化管理的共享厨房和共享桑拿，用于共享能源，并以更可持续的方式释放私人空间和其他资源。此外，为了大量减少物质能源足迹，还需要使用智能合约、权限和智能锁，以激进的方式共享现有的城市空间，并重新许可其各种用途。

在这些创新的交叉点上，我们可以开始看到一种新的城市类型，一种轻量级的、彻底共享使用的城市。

行动 02——新资产

在21世纪这个物质匮乏的世界里，我们将见证一种新的财富实践的出现。社区的无形基础设施，如关爱，将成为最强大的资产之一。街区的集体智慧和心理健康也将成为宝贵的资产，其生态基础设施、空间、计算和机器学习能力以及未来的增强现实技术也将如此。

未来，街区的可持续材料资产负债表能识别废料，最大限度地提高可回收性和生物量，从而成为一项战略资产。

此外，在一个不确定性和风险更大的世界里，人们发明新的响应决策形式的能力将成为宝贵的无形资产。在未来，合法的、高质量的社会决策结构的价值，即我们作为社会做出具有合法性的复杂决策的能力，将需要被视为基础资产。

行动 03——新标准

在此背景下要释放人类的全部能力，需要一系列新的设想、科学和标准。越来越清楚的是，为了人类的下一轮发展，我们必须意识到世界上存在的微观暴力。

我们知道空气污染会大大降低认知能力，而系统性地建设室内外空气清新的环境则被视为一项战略资产和关键标准。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为每个人提供深度营养的邻里食品系统。认识到获取营养食品对人类发展至关重要，也是我们健康的根本，我们该如何建立食品作为生活方式药物和药房的新标准，我们又该如何为这种深度营养食品经济重建邻里街角商店？

城市环境在许多不同层面创造了巨大价值。然而，在城市发展中，经济价值几乎完全占据主导地位，而社会和环境因素则被置于次要地位。此外，当今的城市经济框架存在一些深刻的、固有的市场缺陷，通常有利于少数人的利益，而不是多数人的利益。

现在必须要为城市经济中的价值创造和提取开发新的、更公正、更有意义的模式。

来自甜甜圈经济学行动实验室（DEAL）的凯特·拉沃思（Kate Raworth）和莱昂诺拉·格尔切娃（Leonora Grcheva）与来自Hav Eiendom的玛丽·因德利德·温斯沃德（Marie Indrelid Winsvold）在《街区规模的甜甜圈经济学》中讨论了建筑行业的甜甜圈经济学框架。

Hav Eiendom是奥斯陆港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尝试在Grønlikaia的开发中利用甜甜圈经济学的原则，这个地区是奥斯陆峡湾中心港区少数几个尚未改造的地区之一。

甜甜圈经济学将甜甜圈视为人类繁荣的指南针，21世纪的指导模式——一种在地球资源范围内满足所有人需求的方式。

甜甜圈的十二个社会维度，从水和食物到住房和政治发言权都来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要让任何人在这些方面有所欠缺，但同时也不要超越地球的极限，不要把地球家园推离稳定区。

数十亿人无法获得生活必需品，其中大多数生活在低收入国家，而在富裕之中也存在着极端贫困。在满足人类所有这些需求的同时，必须使经济回到地球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我们正处于气候和生态紧急状态，上个世纪的经济理论、政府政策、商业模式和生活方式无法拯救我们。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政策、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生活方式来扭转局面。

世界各地的"变革者"都在采用"甜甜圈经济学"的概念，并将其与具体情况相结合，在城市、社区、企业和学校中付诸实践。我们见证了世界对这些概念的创新，这个日益壮大的实践社区中的变革者们一直在"甜甜圈经济学行动实验室"（DEAL）的社区平台上分享工具和行动故事。

建筑环境部门在城市转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通过为子孙后代创造安全、公正的空间来应对当今的挑战。

从一开始就把它作为先决条件，并找出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其次，需要找到合适的人，可以是附近的人、专家、专业人士，建立一个跨学科合作小组。第三，坐在一起不断分享、学习和讨论，建立一个知识库。第四，要有"甜甜圈经济学"的四个不同视角：社会和环境、本地和全球。然后真正深入研究，开展合作，进行学习。第五：在此之后制定一项运营战略。

在规划论述中总是缺失时间维度。当然，时间是被实际处理过的，但它并不是作为一种影响开发中街区的变革性动态现象来处理的，似乎恰恰相反。当一个城市规划获得批准时，它就好像在时间中凝固了一个特定的时刻。

建筑事务所Adept的合伙人之一马丁·劳尔森（Martin Laursen）在《迭代，让街区更美好》（Iteration for Better Neighbourhoods）一书中反思了如何重新思考我们当前的规划模式，以帮助实现城市开发或改造项目的更多潜力。

鉴于最近的全球危机，人类相互联系的理念是解决和发展街区问题的关键，无论是内城改造还是新城区。

我们只有很小的机会来实现必要的改变，否则我们就会走上快车道，给全球的城市和生态系统带来不可避免的严重后果。

疫情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及其对公共生活和城市生活造成的后果表明，城市和城市系统存在一个巨大的结构性弱点：缺乏日常公共空间和功能，而这些空间和功能的设计是为了让人们聚集在一起。

著名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 Taylor）在100多年前说，世界各地的城市发展仍然受困于"筒仓思维"。在"泰勒主义"的精神下，生产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和最优化，以至于阻碍了自然资源的再生。

全球危机迫使我们认识到，部门化和分工不再是一种选择，是相互联系的，有些挑战是无法单独解决的。地方街区规划影响全球动态，反之亦然。

现在存在着一些反复出现的大趋势，甚至在街区层面上也影响着城市现实：密集化、隔离化和地方性的模糊化。这些趋势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城市设计，而要应对这些趋势，就必须将战略规划与实体规划进行微妙的融合——在考虑全球议程的同时，将城市发展植根于其特定的环境之中。

将这一过程本身视为一个积极因素的主要方面之一，是与时间赛跑，而不是急于求成，并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和无计划的发展留出"足够"的规划空间。

这可以提高计划的适应性、地方自主性和背景固定性，许多因素都与开放的时间观点有关：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公共对话和临时举措，为开发做好准备；精心分配规划和所有权类型，确保灵活性和多样性；开放的空间，以适应规划的变化，最后，对建筑物之间的空间有细致入微的理解和重视。

因此，分期开发不仅是一种调整施工进度的方式，也是一种为变化留出"空间"的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各个层面都将得到改善，其中包括将自然和绿色公共空间以及社区活动融入城市结构。

景观和城市自然在形成这些品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种形式的绿色元素有助于在城市中创造健康的微气候质量，同时为活跃和相互联系的邻里关系奠定基础。

一个基础扎实的综合景观质量战略有可能将水资源管理和气候适应更明显地融入我们的公共空间，为社区的日常生活提供有形的价值。此外，自然和景观还能巧妙地创造身份认同感，这仅仅是因为种植园提供了许多机会：改变构图、体量、密度和氛围。要在未来成功建设这样绿色、有弹性和宜居的社区，集体迭代发展过程是关键。

当今的规划模式似乎无法解决我们面临的巨大城市挑战，也似乎无法提供全面、真正可持续的城市未来。我们必须打开治理的手术室，将规划和建筑的经典优点与新的组织模式和工作方式进行交叉融合。

在《设计思维与城市治理》一书中，汉娜·哈里斯分享了她作为赫尔辛基首席设计官的想法，以及赫尔辛基尝试通过战略设计重新构建城市治理的尝试。这种罕见的公共角色允许测试与参与者、社区和活动家接触的新方法，尝试其他发展模式，并跨部门行动，以捕捉意想不到的东西。

这一角色源于赫尔辛基在2012年获得"世界设计之都 "称号后，在更具战略意义的层面上与设计开展合作的记录。这座城市的行政机构开始认真对待设计思维，各种试点项目和设计师纷纷加入，几年后，首席设计官的职位应运而生。

这个角色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横向联系的纽带，为城市中的设计和建筑寻找机会，让城市变得更美好。这涉及到大量的倾听和沟通，既包括战略层面上的，也包括组织内部的，展示设计能做什么以及如何以不同方式做事的案例。换句话说，这与架设桥梁、在城市内外与其他参与者沟通有很大关系。

这个职位的设置可以自由地横向和纵向移动，能够发现线性行政结构缝隙中的事物。因此，可以将视角放大，以更长、更广的视角看待各种可能性。与许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合作，想象这个特殊而又充满挑战的地方会变成什么样。

在《建筑师之城》一书中，马尔默市建筑师芬恩·威廉姆斯同样反思了自己的角色，以及如何从自上而下、以对象为导向的城市设计形式转向更具包容性、多样性和集体性的城市发展。

哈里斯和威廉姆斯都认为，设计的作用和责任不仅仅是赋予物理环境以形式。形成繁荣的街区是一个重新设计建筑部门及其他部门的过程的问题。

城市建筑师的角色在这些年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批城市建筑师直接设计最重要的公共建筑，他们作为个人拥有很大的权力，而他们今天的角色既是建筑师，也是人。它更多的是为更广泛的城市赋权、建设能力和创建网络，而不是单打独斗。

这与建立超越个人的建筑和设计重要性意识有关。即使是最有影响力的城市建筑师，如果只是孤军奋战，呼吁提高建筑质量，也不会有太大作为。但是，如果管理申请的官员、邻里小组主席和规划委员会的政治家也能发出这样的声音，那么就会看到真正的改变。

比战略更根本的是工作体系和重大的结构性问题：谁在建造住房？我们能否改变出售公共土地的方式？但所有这些问题都被金字塔的最高层——文化——所压倒。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名言："文化是战略的早餐"。建立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或组织的设计文化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城市建筑师不可或缺的职责。

首先必须认识到生活在贫困街区并了解这些街区的人们与设计和决策这些街区未来的人们之间存在的差距。建筑行业本身与城市的现实是隔离的，如果有一个真正了解规划区域的团队，那么当地参与需要填补的空白就会更小。当然，可以开展外联和参与活动，但这无异于在缺乏代表性的深层问题上贴膏药，而病症本来需要的是长期的结构性变革。

其他国家的城市建设将会出现一种持续的转变，即从一个组织代表人民做所有事情的官僚体制转变为更多的"多官僚体制"，这种体制以平台为基础，将权力让渡给不同的社区，让他们提出自己的想法。

比如伦敦，可以看到围绕公共空间项目发生的这种变化。将原本用于一个大型公共改造项目的预算，用于数百个社区主导的项目，这些项目都是当地社区级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的项目比在市政厅能想出的任何方案都更有需要和意义，而这一过程也加强了这些街区的社区建设。

城市规划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与程序、工具和过程有关：如何才能更好地进行规划？

哥本哈根商学院哲学家莫滕·塔宁（Morten Thaning）在《好的、有效的和实际的》（The Good, the Valid and the Actual）一书中探讨了商议的模式和实践。他阐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论点，认为决策制度必须接受评估，以确保能够做出良好的决策。尽管善治是系统性的，但答案是培养某种习惯，一种专业判断的道德规范，并由一群有能力的人来执行。

就需要思考的问题谈几点主要看法：基本上需要思考决策制度和决策结构。决策结构是指市政当局或任何治理结构或组织中做出决策的任何地方，可以是正式的会议和结构，但决策结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在任何一种非正式的环境中做出实际的决定。

从根本上说，我们需要对这些决策结构进行分析，并划分和区分哪些决策是出于好的理由做出的，哪些决策是出于有效的理由做出的，哪些决策是出于实际的理由做出的。

行使专业判断力意味着能够与同行进行辩论。这往往依赖于援引具体的类比对比案例，不是数据或规则，外人可能无法理解这些要点。利用专业理解会让外人觉得事情部分不透明，但对于受过充分培训的人来说，则是透明和有说服力的。

当今对治理造成损害的一件事是对透明度的扭曲，即你应该能够一目了然，检查所有的资源是否都以最有效的方式使用，所有的决策是否都以最理想的方式做出......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要求建筑师或设计师建立相应的结构，然后向政治家或行政部门等外部人士解释，为什么我们应该信任他们，让他们做出这些无法完全透明的决定。同时，每个圈子都应该建立在圈子内部透明的质量控制机制。这意味着不仅要接受部分不透明，还要接受试验和冒险，拒绝"零失误"的理念。

最后是伦理问题。

这也是一个超级具体的问题：人们是否有勇气做出对外不透明的决定？程序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提供更好的保护，因为可以随时指出程序。但在这里需要培养在没有程序支持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勇气，另一方面也需要谦逊。

我们需要培养谦虚的态度，既要承认自己的见解，也要有勇气提出尖锐的批评。否则，就会发展出直觉主义，他们会说“你不能看这个黑盒子，但请相信我们”，或者“我一看就知道质量好”等等。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归根结底，这也是一个培养某种习惯的问题，一种做事的方式，一种道德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