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万里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奉献一生弘扬国际主义精神”，这是河北唐县晋察冀烈士陵园一个墓碑两侧的挽联，也是一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献身中国的真实写照。他是扎根中国追寻信仰的八路军战士，是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活着的白求恩”的外国医生，是中国粗制青霉素第一人，是连续四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洋人”。他就是聂荣臻为其取名的“洋大夫”——傅莱。
傅莱，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原名为理查德·施泰因。中学时期，傅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逐步接受了奥地利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张，并于1937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1938年，奥地利遭到德国入侵，傅莱因积极反抗侵略而被法西斯列入黑名单并下令追捕。奥地利共产党地下组织为了保护傅莱的安全，紧急通知傅莱，必须在24小时内撤离维也纳。1938年12月18日夜晚，傅莱听从安排，不得已离开自己的祖国，踏上了前往中国上海的旅程。去往中国是傅莱自己的选择。一方面，中国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入境无须签证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傅莱对中国形势非常了解。中学时代，傅莱就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始终关注着中国的革命进程。他知道中国有一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共产党队伍正进行着声势浩大的革命，他认为这样的组织符合他的革命理念，去中国能够更好追求自己的革命信仰。1939年1月15日，傅莱抵达上海。之后，他由上海出发，辗转多地，边工作边打听共产党的消息。1941年春，傅莱在天津结识了美国传教士胡本德。胡本德当时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他通过北平地下党城工部将傅莱的情况及其迫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传达给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聂荣臻热情邀请傅莱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并亲自安排人与傅莱接头。1941年夏，傅莱从北平启程，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于12月辗转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见到了聂荣臻。傅莱曾深情回忆他当时激动的心情，“像黑暗中看到了曙光，像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聂荣臻将傅莱安排在白求恩卫生学校工作，并用他名字的德文发音起了中文名字“傅莱”（“傅莱”是德语“自由”的谐音）。聂荣臻对傅莱说，“你离开法西斯铁蹄下的祖国来到中国参加我们的八路军，从而获得了自由，叫这个名字很好”。傅莱非常喜欢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也一直伴随着他在中国度过了六十三年的光阴。自1938年12月离别故土，至1941年12月抵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三年的时间里，傅莱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开始了新的生活。傅莱从小就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1938年，傅莱考入维也纳医科大学，学习专业知识。抵达中国后，在寻找共产党的三年时间里，傅莱从事了多份医学工作，掌握了多项医学技能。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他更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医学专长，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1941年底到1944年，傅莱一直跟随八路军战斗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刚到根据地，傅莱被分配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担任内科医生，同时兼任白求恩卫生学校的教师。在那里，傅莱一边学习中文、进行教学，一边参加战地救护和卫生工作。对于从来没有学过中文的傅莱来说，从事教学工作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他准备教案要经过三道工序，先用母语写好稿件，然后借助字典翻译成中文，再在中文旁边标注上母语读音。因此，他的备课时间要比别的教师长得多。司令部曾提出给他配一名翻译，但被他断然拒绝。他坚持每天逐字逐句地学习中文，不到一年的时间，傅莱便可以熟练运用中文进行课堂教学。课堂上，傅莱将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为部队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医务工作者。在战地救护时，傅莱经常不顾个人安危，主动奔赴最前线抢救伤员。神仙山反“扫荡”时，傅莱第一次亲临战场。在这次战斗中，他冒着生命危险救回了战友傅唯一。当时，傅唯一被炸弹炸起的土块压住，全身不能动弹，日军的战机又在天上盘旋扫射，情况十分危急。傅莱不顾个人安危，和另一名战友拼命徒手刨土。土块非常硬，傅莱刨了十多分钟，手指被刨出血，才将傅唯一拉出来。傅唯一曾感叹，“如果再晚几分钟，我就会憋死在下面了。”傅莱这种对工作满腔热忱、对学生毫无保留、对战友视若亲人的精神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在卫生工作方面，傅莱潜心钻研，首创了很多医疗方法。1943年，边区疟疾流行。傅莱听说可以用针灸治疗疟疾，便虚心向中医学习针灸穴位和针法，并结合掌握的传染病知识，形成了一套中西结合的治疗方法。他亲自到部队进行医治和推广，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此外，傅莱还完善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个临床实验室、用人工气胸疗法治疗肺结核病人……傅莱还用精湛的医术热情服务根据地的群众，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白求恩式的“洋大夫”。1944年秋，傅莱听从组织安排来到延安，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传染内科开展教育和医疗工作。在这里，傅莱开始研制粗制青霉素。青霉素是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病的特效药。但当时的中国因医药工业落后无法生产，进口的美制青霉素价格高昂且供不应求，加上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封锁，青霉素极度缺乏。看着战友们因无法用药而牺牲，傅莱痛心疾首，他决心无论条件多艰苦，也要研制出青霉素。傅莱向相关组织申请到青霉素菌种和资料，亲自动手建立生化实验室，用各种土办法代替无法获得的精密设备，如用打气筒人工打气代替空气压缩机等。在简陋的窑洞里，傅莱克服重重困难，不到一年时间便成功研制出英美耗时约十三年才研制出的青霉素，成为我国研制粗制青霉素第一人。青霉素研制成功后，迅速在前线和边区各医院得到广泛应用，救治了无数危重伤员和感染性疾病患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军消炎药短缺的问题。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亲自褒奖傅莱，给傅莱颁发了“热心医药卫生工作”的奖状。推动新中国医学信息现代化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傅莱毅然选择加入中国国籍，致力于新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他率先建立起中国医学信息网络与中国医学检索体系，大大推动了新中国医学信息的现代化进程。1962年，傅莱被安排在医学信息研究所工作。他敏锐地察觉到医学信息对于医学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倡议并先后建立起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北和西南六大地区的信息网络，之后推广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依托这一网络，我国各地之间的医学信息的交流与合作得到加强，医学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得到显著提升。大量的医学信息得以共享之后，如何对信息进行精细化筛选和检索成为关键性问题。傅莱深入研究大量文献资料，借鉴国外医学信息化的先进经验，倡导建立中国自己的医学文献检索系统。建立文献搜索系统的首要任务是编制符合中国语言习惯和搜索习惯的主题词表，同时配备对应的英文单词。傅莱带领团队历经数年，精心编制完成了主题词表的绘制，并绘制了六十多种分类表和几万张索引卡片，为检索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9年，傅莱出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情报研究所副所长。他积极开展情报工作，多次出访国外寻求援助。在他的努力下，世界卫生组织为研究所配备了CX-1型计算机，这为我国建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创造了前提条件。1982年，在傅莱的协调下，研究所引进了当时世界上最权威、最大的医学文献联机检索系统。借此契机，傅莱及其团队共同努力，于1987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并面向全国提供服务。这一系统大大提高了我国检索全世界医学文献的效率，为我国医学信息科学的快速发展注入强劲动力。1983年起，傅莱先后担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其间，他多次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围绕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医疗卫生发展等问题建言献策，认真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2004年，傅莱于北京病逝，享年84岁。遵照傅莱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了河北省唐县葛公村的广袤田野上。这片土地，是傅莱昔日和战友们并肩作战的红色热土，他希望自己可以长伴这片他深爱的土地和这里可爱的人民。傅莱将他的革命激情和工作热情，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献给了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他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将永远镌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来源：“人物周报”微信公众号。原文载《人物周报》2025年1月24日第2版，作者系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一处干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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