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麓，有一位名叫王显周的革命者，用他的印刷机和油墨，为民族的解放事业默默奉献。他没有在前线冲锋陷阵，却在后方的印刷车间里，以铅字为枪，以纸张为盾，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宣传战线提供了强大的火力。
从《新华日报》的技术革新到自主研发“新华油墨”，再到太行山下的水力造纸厂，他的智慧和勇气在战火中熠熠生辉。
王显周，1897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今河北省辛集市）。1923年，王显周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毕业，后相继在河北泊镇师范和大名师范学校执教。1937年七七事变时，王显周已年届不惑。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他忧心如焚，思考良久后毅然离家，于1937年11月奔赴山西太行山根据地参加抗日。1938年9月，上级调王显周到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报》任总务处长。自此，他开始接触新闻出版印刷事业。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央决定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王显周又被调至山西沁县后沟村参加报社的筹办工作，并被任命为印刷部长。抗日根据地交通不便，物资匮乏，使用的手工石印和雕版印刷效率较为低下，不适用于大规模的印刷发行。但改用印刷效率高的铅印印刷，对于当时设备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的报社来讲困难很大。教师出身的王显周是个能人，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早年学习的书本知识付诸实践，经反复研究实验和艰苦筹备，他和同事们终于办成了一家铅印厂，印刷出了敌后第一张铅印品——《新华日报》（华北版）出刊启事。1939年1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正式出版。报纸被送到当时在山西沁县召开的晋东南地区群众抗日集会上，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报纸的顺利印刷让大家都很高兴。但一段时间后，问题也开始出现。因为采用铅字活版印刷，时间一长，铅字在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磨损，致使印出的报纸字迹不清，出现了糊版现象。在当时敌人严密封锁情况下，报社无法及时更换活体铅字。王显周十分焦急，他听说在国内大城市，有的印刷厂将铅字排好后打出“纸型”，代替铅字版进行印刷。他受此启发，和在上海从事过印刷工作的周永生共同研究改良方案。但在根据地，打“纸型”必备的材料雁皮纸和云母粉根本找不到。他们就想方设法，不断实验，最终与工友们一起创造了“半铅模”：先使用铅字排版，以毛边纸替代雁皮纸，滑石粉替代云母粉，打出“纸型”，再浇铸铅水铸出铅版。这样以毛边纸“纸型”制作的铅版印报，极大地节省了铅字消耗。这在当时敌后抗日根据地无疑是一项突破性技术创新。实验成功毛边纸“纸型”和样报一同送往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看到后拍手称赞，给报社送来100块大洋的慰问金，并附信鼓励。
这一印刷改革技术后来被传播到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使华北敌后印刷业迅速发展了起来。1939年7月，日军对根据地推行“囚笼政策”，实行“经济封锁”，太行山根据地开始出现纸张、油墨和印刷器材短缺情况，报纸面临停办的危险。为了解决用纸的问题，王显周决定自办造纸厂。他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亲自设计、勘测并深入现场指挥，建造了敌后第一座水力造纸厂。在此过程中，王显周有很多创新，比如巧妙利用自然条件，以河水立轮打卧轮做动力来碾纸浆；带领同志们自造新式水磨、水力引动的打解机、分解芦苇的选筛机；就地取材，以芦苇、废纸、木屑、旧鞋、山草等作为水力造纸厂的原材料，保证了纸张的产量。到了1940年夏，纸厂的产量，已占到报纸全部用量的二分之一，成本压缩到了外购纸的一半。此后，在王显周的积极推动下，民间造纸业相继发展了起来，纸张规格众多，为边区的印刷业提供了足够的用料。印刷业的发展有纸还要有墨。为了改进油墨的制作方法，王显周又想法以松烟替代油烟，麻油替代桐油，再配上野生的山豆子（野樱桃）和从铅灰中提炼出的密陀僧（氧化铅），制造出了有名的“新华油墨”。他还从响堂铺战役的缴获物资中，找来汽车上的轮盘、齿轮，再配上其他零部件，装配成了一部畜力油墨机。再加上八路军军工厂帮助旋制的手摇式油墨压研机，工艺革新、原料配方改进后，油墨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日产量10到20斤，占当时边区铅印品用量的四分之三，被太行、冀南、晋察冀根据地广泛采用。以往，抗日根据地广泛使用的印刷机全凭人力搅动摇把，工人们很累。为改善工人们的劳动条件，王显周又大显身手，设计了畜力传动装置，用骡子便能拉动印刷机运行，工人们风趣地称它为“骡达”。1941年，《新华日报》华北分馆承担的出版书报日益繁多，印刷机械设备短缺已成为发展瓶颈。王显周担任报馆的材供部长之后，经过精心筹划，广泛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天津购买了两部四开铅印机，后历经艰险穿越日伪的封锁线，才把设备安全运回了抗日根据地，大大改善了《新华日报》华北分馆的印刷条件。1942年5月，日军发动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报社损失极大，包括社长何云在内的46位同志相继牺牲。幸免于难的王显周和部分同志仍在坚持战斗。当时，《新华日报》（华北版）在5月22日因战斗频繁残酷而停刊，但大家仍想尽办法出版了两期小型铅印“战时版”和8期“战时电讯版”。敌人每次“扫荡”前，他们就把机器设备坚壁起来，待敌人走后，再挖出隐藏于各处的器材，重新组装。经过短短1个多月的调整，1942年7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复刊，把反“扫荡”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太行山区。太行山根据地出版业能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发展，王显周功不可没。在工作中，他严谨负责，善于创造创新；在生活中，他严于责己，宽以待人，能和群众们打成一片，堪称德才兼备之人。1943年，太行山区遭受特大蝗灾和旱灾，野菜和树叶都被采尽吃光。为克服困难，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号召全区机关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生产自救。王显周独辟蹊径，采用人工孵化小鸡的方法，培育了良种鸡，既满足了华北新华书店（王显周此时任书店总经理）生产的需要，还低价向农民供应了大批良种雏鸡，受到百姓的广泛欢迎。他种的西红柿、养的蜜蜂都质量上乘，远近闻名。他还用早年在北洋医学院学到的知识，挽救过不少危重病人的生命。1944年，由于华北新华书店大部分干部参加整风工作，人员短缺，王显周一人干着几个人的工作，闲时又去伙房帮忙给整风班烧水。1945年，王显周的妻子儿女来到抗日根据地，他就让自己的勤务员和通讯员转岗，由妻子照顾生活，由女儿当通讯员。他这种一心为公、任劳任怨的作风在干部群众之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1946年5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要筹备出版机关报《人民日报》（晋冀鲁豫版），为了降低成本，王显周节衣缩食，出门不坐汽车也不驾牲口，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往返邢台买木料，亲自监工修工作房。功夫不负有心人，《人民日报》（晋冀鲁豫版）于1946年5月15日正式出版了。1946年11月8日，《人民日报》（晋冀鲁豫版）以“边区文化出版界集会庆祝王老显周五十寿辰”为题，报道了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等祝贺王显周寿辰的消息。11月14日，《人民日报》（晋冀鲁豫版）又发表专稿《王老显周和边区印刷业的发展》，详细介绍了王显周的功绩。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行受到广泛好评，被赞誉为“人民出版家”，是根据地文化出版界一面“光辉的旗帜”。1949年4月至1952年7月，王显周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副局长、总发行处副处长等职，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首套人民币的发行印刷工作。后又在全国金融工会、农林水利工会、山东大学等处任职。1975年9月26日，王显周病逝于济南，享年78岁。王显周的名字或许在历史的长河中会被人遗忘，但他在太行山区用信念和理想书写的出版史上的传奇事迹将会被人民永久铭记。（来源：“人物周报”微信公众号。原文载《人物周报》2024年12月20日，作者系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二处二级主任科员。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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