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洪波：我 和我的祖国
文摘
文化
2023-11-09 18:00
加拿大
2019年7月，我与管儿神、马老师一起去温哥华参加VIGF吉他节，途径度假圣地惠斯勒镇，被巨大的音乐声引了进去，邂逅了当地为庆祝加拿大日举办的一场露天音乐会。印象最深的倒不是The Tenors合着远山近景奉上的精彩演出，而是台下散乱着或坐或卧的人们。枫叶旗飘散在各个角落，在遮阳帽上印着、在人们的背上披着、在手里挥舞着，也在野餐垫上被压在屁股下。这是个我愿意铭记一生的场景，是我从未见识过的一种漫不经心的爱国。这几年，我已经很少再出于工作之外的原因写字了，起初是因为不合时宜，渐渐就成了习惯，最后连写字的能力都退化了，母语随着我的被驯化成了一门越来越难以驾驭的语言。但是破帽遮颜虽久，却始终难以麻木，不能落笔，很多就落在心里；沉默与怯懦中，能做的不过是收窄视线，勉力看顾好自己的苟且。一幕难忘的场景与时常的憋闷，最终凝成了这场也许早就注定的离别。尽管已经知道了离开的日期，甚至也找好了暂时落脚的居所，但是似乎跟那天总有段恒定的距离，每天仍循着原本的路径过活，不紧不慢、波澜不惊。当然有很多不舍，但是并不至于不愿面对，我可能只是一直没想好该如何道别，或者道别时该说些什么。前些日子，偶然听到了已经有些老态的Noel Gallagher重唱的一首老歌，Don't Look Back in Anger/别在愤怒中回首，恍然发现也许这正是种不失体面的告别。于是离别之际，我想在这里写下那些我最珍视的点滴，把它们记为我 和我的祖国。- 1 -
我生于1981年，父母是从天津农村迁入市区的第一代。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之一，一定是往来城乡的艰难。通常是中午前后离家，坐5路公共汽车到老城东北角，然后倒长途车到老家附近的农场，最后牵着妈妈的手走过长长的进村土路，全程总要四五个小时。为人父母之后，才体会到爸妈年轻时的艰难。他们的四老都在乡下，那时城里又没有私立的托育机构，所以寒暑假大都只能把我送回老家。印象里那时的城乡差距并不很大，相对城市胡同里的逼仄，农村反倒是广阔天地——可以生吃的甜嫩的茄子、清甜的本该送去农场喂牛的高粱秆、捅进柴火里烧熟的老玉米、黄昏时院子里驱赶蚊虫的篝火、因家里来了新宠负气出走的大黄猫、密密麻麻的漫天繁星和偶尔出现的神秘风圈，给我画下了跟纯粹的城里孩子不大一样的底色。从几岁孩子的视角，周日妈妈就会出现一定是天经地义的事。其实直到写下这段文字时，我都没想过，为了来看我，爸妈仅有的一天周末竟有多半时间要用在路上，没想过每次离开时他们会是怎样的不舍。那时的长途车上有两个场景最难忘，一是时常因拥挤推搡爆发出的吵闹，二是偶尔会碰到的悠扬的口琴声。以我现在的年纪，终于理解了前者其实无关善恶，三五十个座位的车里硬要塞进上百名乘客，绝不会碰撞出太多纯良。后者则是另一个极端，一只复调口琴的音量，在上百条沙丁鱼的翻滚下本不值一提，但奇妙的是只要有琴声响起，车厢里总会渐渐安静下来，甚至停靠车站时的闷热都不再带来异动。至于曲目，多是那些陈词滥调的主旋律，口琴的妙处在于脱去了它们的扭捏或磅礴，即便发自虚妄，仍然有可爱的质朴与真诚。谦德庄曾是天津最大的平民区，离名流们的五大道仅一步之遥，于此出没的却是真正的引车卖浆者流。10岁之前，我就生活在那里。但是在我记忆里，实在是挖不出谦德庄声名狼藉的缘由。连片的胡同深不见底，但是大可以放心把孩子们撒出去疯，即便迷途不知返，也总能碰到和善的邻居领我回家；疯子和傻子是每片儿胡同的标配，前者常追着屁孩儿们跑，屁孩儿们也总追着后者跑，温良恭俭让在那个年代久已失传；晚饭后提着躺椅或马扎儿去院门口乘凉，扑克和象棋都能被伯伯大爷们拍的山响，一个个面红耳赤、汗流浃背，那是不多的他们有机会参与的有规则和底线的博弈；还有骑着三轮换啤酒的商贩，远远传来“五星啤酒”的吆喝声时就要迅速找齐瓶子拿好钱，动作麻利点兴许就能换到一两瓶“酒头”，拿给老爸时就能得到嘉奖。十岁时，搬到了天津另一个有趣的所在——吴家窑，那里的地标无疑是历史悠久的精神病院。有一段时间，如果晨起去平山道买早点，就很有可能听到一场地道的男高音演出，声音自高处飘散下来，与豆浆油条的香气杂糅在一起，竟然相得益彰；从高处飘散下来的也并不总是美好，偶尔也有石子儿和拖鞋。后来消停了一段时间，大概是严加看管之下没东西可扔了吧，可惜好景不长，又接连出现了几次行人被干馒头砸中的事件。他们可能疯了，也失去了大部分自由，但其实他们一点儿也不傻。出吴家窑向西北方不远，八里台立交桥桥下，在九十年代后半是天津文青们的圣地，因为这里聚集着几十家音像店。这些店说是档口可能更合适，标准布局大概是一个3x3小方块，一面卷帘门，三面白色槽板，中间一个透明玻璃柜台。经营条件差不多，生意好坏就全看店主们的手段了，那个年代关于国外电影和音乐的资讯很有限，店主们通常还得充当入门文青的导师，见识不仅决定了生意，还关乎迷弟迷妹们的品位。合格的顾客，必须熟练掌握修打口带的手艺，店主们最多示范一两次，再不上道儿绝没什么好脸色给你。这些洋垃圾基本都是按均价进货，能卖多少钱是个高深的学问，艺人、专辑、版本、品相、行情，乃至用鼻子嗅探磁带材质，每笔交易都是关乎能否捡漏儿的一场搏杀，乐趣也正在这儿。摆在槽板上的尖儿货通常是买不起的，一盘3D封面金属带的Purple Rain几十块，比半个月的早餐都贵，给器材烧友们准备的《阿姐鼓》美版原盘一度被炒到上百块，能取下来捧在手里看看都得有不小的面子；所以寒酸的一大摞纸盒里才是宝藏，随着经验值的修炼，偶尔能搜罗出没被店主选走的，脸上必须平静如常，就怕狡猾的店主吃准了你的口味，下次再来可能这个艺人的东西就会变成从柜台底下掏出来专门留给你的尖儿货了。初中三年，几乎每个周末我都有一两个小时在废塑料堆里泡着，起初极少碰到整条街闭门谢客的情况，渐渐就多了起来。其间有段时间店主们似乎与不可描述达成了默契，敲敲半掩着的卷帘门就能进去，偷偷摸摸的，反倒有种不从的乐趣。但是美好是难以扑灭的。桥下的文青领袖们被打散了，很快就在市区各处浴火重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再往西南方几百米的八里台新文化市场。新文化三个字，用在不同时代常有骇人的力量，有时是僵硬已久的松绑，有时是滚滚人头落地，在九十到两千年代的八里台则是还没开始肩负三山的六七八零后的精神家园。我明白记忆常有失真，但是在我的亲历或想象里，八里台新文化市场无限接近某个时代的英伦大地，甚至还穿插着《戏梦巴黎》里的许多场景。
你能在低头翻找盗版DVD的人里发现电视台的主持人，也能从顾客与店主的对话间听到电台DJ的声音，虽然偶尔也有打扰，但是大部分时候文青们都会留给他们礼貌的距离。即使是盗版，商人们也懂得实体载体对文化消费的重要。咖色有机玻璃盒的《辛德勒的名单》，糖果盒样式的《阿甘正传》，其实音画品质未必比纸皮D9更好，但是仍被文青们趋之若鹜；那时我们都还不明白，其实只有能让创作者拿到钱的方式才是体面的欣赏。
除了电影音乐，八里台当然也容得下更小众一点的文化，包括明晃晃挂着各国军刀军服乃至枪械模型的军迷店，私下贩售港版《电影少女》的动漫屋，还有其他许多我没兴趣或只是没来得及进去过的世外桃源。在最火热的时候，新文化市场不出意外的关张了，可能是因为拆迁，更可能只是碍眼。对我和上下一两代的年轻人来说，八里台的价值，大概在于对许多种美好的浅尝辄止，一如后来安分的老罗，噤声的矮大紧，走散的三人行，掉钱眼里的罗胖，无以为继的爱摇或我滚，岁月静好的南方周末等等之于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八里台于我，还有段重要的机缘，我的第一把吉他就是在那买的。
那是高考刚结束，父亲吩咐我去参加公安大学招考的体能测试。具体地点早忘了，应该就在八里台附近，只记得天气很热，考官除了老师还有不少公安大学的学生。先是拿着表格等待体检，考官们吆五喝六，似乎是想让考生们憧憬一下成为警官后的威严。我对为人民服务这事儿本就无感，加之高考之前就已经开始的懈怠，当天竟然睡过头迟到了，事不关己般在闷热的走廊里垂头丧气的排在长长的队尾。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从队伍最前面走过来一个满脸堆笑的中年人，微弯着腰，单臂隔开人群，另一只手恭敬的做出请的手势。后面跟着的是一个着全套军装的年轻人，我虽看不懂品阶，但从他雪白的手套和干练的神情判断大概是个警卫员。出乎意料的是走在小战士旁边的，只是个跟我同龄的女学生。片刻之后，中年人直着腰快步走了回来，面无表情的扫了一眼长长的队伍，径直走回门口贴着招生办公室的房间。我的成为一颗螺丝钉的征程是在长跑测试前结束的。点名时候，可能因为我在最后，监考的学生用标准的天津话跟我聊了几句，年代久远，可能字句不准确，但是大意和语境应该没错：
“哥们，大热天的，考介玩意儿你不有病么？考上了你以为美呢？大一天天就干介个，累不死你！说是在北京上，闹半天大巴就去市里校区转了一圈，抖nm没让我们下车就进山了......”
必须落荒而逃。我也忘了回家怎么跟爸妈交代的，总之作为去考试的犒赏，他们批准我去买了把吉他。仍记得第一次见到电吉他时的激动。大一某天，传闻另一栋宿舍楼里出现了一把电吉他，立刻与琴友们相约去一探究竟。宿舍门口站满了人，场面隆重，我从人缝里瞥见那是一把白色的Ibanez，美得不可方物，当然那会儿并不知道那是把假琴。弥漫着荷尔蒙的校园里，木吉他基本属于或者一厢情愿的算是骗姑娘的道具；电吉他则不然，玩到这份儿上，下一步肯定就是雄性比例高得让人抓狂的乐队圈了。
技术过的去的乐手们迅速组队，但是那些偏执狂太要脸，难以成事。我们三线乐队则艺胆包天，一共就掐头去尾删solo排下来那么三首歌，仍然不耽误去各大高校巡演；有那么几次碰到不知深浅的观众高呼返场，只能头也不回拎家伙就走，真不会别的了。手儿再潮，琴是万万不能对付的。换到第四把的时候，远在杭州的瓜哥托朋友帮我带过来一把Ibanez RG550ex，正是买这把琴的过程引我开始啃各种英文网站，从票友啃成了职业，最终在乐器行业里安身立命。
现在可能已经无法想象，短短20年前，网上关于吉他的中文信息甚至稀少到可以遍历式浏览。风格、丝忆等三两个网上琴行，51guitar吉他论坛，乃至海那边的豆芽菜铺，用不了百十个通宵就读穿了，想再见见世面，必须去啃Harmony-Central、Frets之类国外网站。网费昂贵，英语又太烂，即便通常只是找到想看的几个网页就下线慢慢消化，一个月的电话账单也常高达三四百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两三千了吧，接到电话账单时的惊恐可想而知。但是爸妈很宽容，长发及肩、昼夜颠倒和荒腔走板的琴声没太困扰他们，半墙的光盘和电话账单也没带来太多责难；乃至多年后听到独子可能会去大洋彼岸漂泊时，只要确知了那是我要的生活，他们也选择了支持和鼓励。不惑之年，想想每场梦从萌芽到成真，其实背后都有他们如山的身影，何其幸运。天大南大校区之间的一段小路有个非官方却很贴切的名字——天南街。临近大学毕业，有个弹琴的哥们被家里安排去法国留学，临走把收藏的打口带留给了另一个兄弟，碰巧我们俩都不怎么上课，于是决定每周抽一个下午去天南街练摊儿，顺便淘换点适合自己口味的东西。
首次撂地出摊，街对面一位神情肃穆的滚青就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显然这哥们也不是职业选手，货比我们更狠，价也比我们更高，但是通常眉头紧锁，一副欠打的屌样。敌情没过多久就打探清楚了，原来是女朋友意外有喜，被白衣悍匪借机摆了一道，于是不得已来此变卖家当。
革命情谊总是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建立的，这片阵地也没例外。天南街夹在两个名校之间，本是风雅之地，怎容市井烟火冲了书香正气。换成人话，就是总有保安过来扫荡，藏蓝的制服血红的袖标，不管实际杂合了什么血统仗着何方人势，威武起来总还像模像样，商贩们只能望风而逃。
我们这种学生模样的摊贩则更好欺负一点，被抓到轻则货品被踢散一地，重则整摊儿被收缴。惹不起，跑呗。好在无关生计，而且作案工具轻便分工明确，一人抱起俩鞋盒撒丫子跑便是，每每气喘吁吁躲过一劫，反倒有违法乱纪的快意。某天，半晌风平浪静，我于是脱岗几小时去天大找朋友闲扯，回来时远远望见合伙人正跟滚青聊得热火朝天，显然已经进了同一战壕了。一走进，合伙人冲我喊道：“好么，你这半天走的，这帮孙子来了四趟了，我tm都快跑吐血了...”二十年过去了，这哥们工作之余仍在以贩养吸，只是早就转战某宝某鱼了，想来现实中大概已经无处可逃了吧。
大二开始在琴行打工，毕业即转为全职，一年有余，常规的琴行工作已经难以满足我对吉他越来越重的口味，加之年少轻狂不懂天高地厚，遂自立门户。那会儿的互联网仍在混沌时代，外无藩篱，内不知备案号为何物，有股哥在，度娘也还没修成妖孽。我最初的念头只是想把看到的有价值的手工吉他资料翻译给国内同好，于是半年多时间编译了一本书和二十多万字，自学Dreamweaver弄了个蹩脚的静态html网站，起了个大大的名字——中国手工吉他网，www.luthierchina.com。租好办公室，办公设备一应俱全，网站上线三个月才发觉不对，流水账全是出项，压根儿就没琢磨赚钱的事儿。于是先尝试卖进口工具，8.3的汇率与脸色铁青的海关之下，不得不贵到扯淡的零售价很快就招来了习惯蹲地上找个凳子干活儿的大国工匠们的冷嘲热讽，销量惨淡到可以忽略不计。没辙，一屋子工具卖不出去，自己用吧。于是中国手工吉他网维修业务部开张，也就是今天的九河吉他维修三世之前的祖宗。其间的故事太多了，从一家店独霸北京市场的艾德，到鼎盛时全国40多家店的九河，有激情燃烧，也有狗血淋头，没什么意义，从略。总之，中国经济最美好的那些年，我始终在低头忙乎自己想干的这摊事儿，待到不得不抬头四顾时，也许是时代变了，也许只是生活走到了不同的阶段，才发觉再也低不下头去了。这篇文章写了许久，也改了许久，动笔时窗外还是故乡知了的嘶吼，此刻窗外已是异乡寂静的秋夜了。生活了四十年的故土与平淡如水的加国，眼下哪个都不是此心安处，一个不再、一个未知；已经确知的是，从我和我的祖国，到我 和我的祖国，我的人生前半大概就是多出这一个空格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