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人民历来不吝对心怀苍生的清官廉吏的赞美，五公祠里“唐宋君王非寡德，琼崖人士有奇缘”的对联就充分表达了海南人这种温暖的情怀。
雷宇，亦被视为与海南百姓有奇缘之人，民间尊他为“雷公”。海南改革开放30年间，雷宇是一位令人无法忘怀的风云人物之一。
23年前，1985年雷宇勇担责任，因“汽车事件”在海南被罢官，带着未酬壮志和扼腕之痛黯然离别海南。
23年后的今天，2008年11月1日，当我们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海南日报记者前往广州采访了从不曾被海南人民遗忘的改革风云人物——雷宇。
这是告别海南23年后，雷宇第一次接受海南媒体采访，第一次向海南的读者敞开心扉。虽说海南是他仕途的“滑铁卢”，但雷宇却用“最精彩”来形容这段岁月。古稀之年的他，像23年前一样思路清晰而健谈，在接受采访的5小时内，不用任何参考资料，几乎没有停顿娓娓道来海南往事。这些所有值得记取的时间、人物甚至对话，他说，都一直装在心里。
面对“海南改革开放第一人”、“海南思想解放第一人”的称谓，雷宇摆手言谢：“‘第一人’我不敢当，准确地说，我应该是海南改革开放的铺路石。如果说当年为海南做了点事，那是因为我碰上中央决定开发建设海南岛这个机会。”
1981年7月，初访海南搞调研;1982年7月，被任命为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编者注：当时还设有第一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1985年7月，罢官离开海南。无论是雷宇的到来还是离开，时间都巧合在炎热多雨的海岛7月。暂且让我们用这3个偶然的7月串起雷宇与海南人民这四年的“奇缘”吧。
1981年7月：初访海南
“当时的海南干部群众基本没有商品经济意识，卖鸡蛋都会不好意思”
1980年6月底至7月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为期11天的“海南岛问题座谈会”，全面总结海南解放以来的开发建设，明确“放宽政策，把海南经济搞活”，正式决定对外开放海南岛，可参照深圳、珠海等特区政策，海南由此成为“准特区”。这是海南开发的重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央由“巩固海南”到“开放海南”的历史转变。
为了进一步落实中央精神，1981年7月，当时任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雷宇受时任广东省省长刘田夫的指派，带领一个6人组成的调研组前来海南，考察海南的自然资源，提出具体的开发计划。
“这是我第一次来海南”，雷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一趟他从北到南，又从东到西，在海南的沙土路上跑了10多天，实地走访海口、三亚、乐东、通什等重点市县，边走边看边听边思考。“这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美丽而荒凉”，这是海南给雷宇的第一印象。随着走访的逐步深入，雷宇清楚地看到了海南的落后和贫穷，虽然解放31年了，横贯南渡江上的还是日本人40年前修建的铁桥，很多老百姓的日子还那么穷那么苦。
令他最没有想到的是，同属一省、相距不远的珠三角改革春潮风起云涌，商品经济日益繁荣，而海南却还沉睡在计划经济年代，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商品经济意识都很薄弱，甚至根本没有，个别地方还残存着原始公社的痕迹。他记得，当他们路过乐东黄流，停车在路边和老百姓攀谈时，发现纯朴的老百姓连卖鸡蛋都会不好意思，把鸡蛋摆在路边，自己却躲在一边，有人问了才跑出来。雷宇问卖鸡蛋的人有什么好躲的，卖鸡蛋的人说，给别人吃几个鸡蛋怎么好意思要钱，但不卖鸡蛋又没钱买盐买油。
在写给广东省委省政府的调查报告中，雷宇分析了海南落后的诸多原因，提出海南要发展必须改革开放，必须向人们灌输商品经济意识，而这种灌输不能靠办培训班解决，必须靠实践来提高，同时不能“急”。
这份调查报告得到了有关中央领导和广东省领导的高度评价和重视，随后广东省委在调研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的意见》。然而，雷宇却没有想到，一年后他会重回海南主政。
一心想做事的雷宇不想在海南只当个“不出问题就行了”的官
“我本来是到深圳当市长的”，雷宇告诉了海南日报记者这个27年前的“秘密”。1981年7月，深圳调整领导班子，当时中组部的领导找雷宇谈话，准备安排他到深圳接替当时身兼书记和市长的梁湘的市长一职。虽然这是中央的意图，但当时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却有顾虑，从1972年重新出山以来，雷宇就一直是他最信任的“幕僚”，陪伴他从黑龙江到辽宁再到广东，此次深圳班子调整力度大，担心安排雷宇当市长会在当地干部中造成不必要的误会，于是他找雷宇谈话，希望他不走这条路。雷宇同意了。
刘田夫等省领导向任仲夷极力推荐雷宇到海南主政，他们看上了雷宇干起事来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雷宇也表示有信心在几年内把海南的经济搞上去。经过几个省领导的劝说，任仲夷最终同意雷宇去海南。1982年7月28日，雷宇被任命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
雷宇记得，临行海南前，亦师亦友的任仲夷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去海南呆两年就行了，搞好团结，不出问题就行了。但踌躇满志、一心想做事的雷宇却不想在海南只当个“不出问题就行了”的官。
当时海南行政区常委第一书记罗天在北京学习、开会，于是雷宇在任命两个月后的10月3日才到海南赴任。“但7月我一接到任命就马上进入角色”，雷宇说当时利用在广州期间，以“岛长”身份到省里各部门要钱要粮要项目，为海南争取各方支持忙得不亦乐乎。就连在来海南赴任的路上，他还顺道到湛江和中石油西部公司商量莺歌海天然气的开采利用，争取留点天然气给海南，游说开采企业到海南注册，遗憾的是，企业后来在湛江注册了。
10月3日，雷宇抵达海口，由此海南迎来了解放后至建省办特区前最重要的发展黄金时期。雷宇也开始了他生命中“最精彩”的三年。
1982年7月：担任海南岛“岛长”
24个重点工程相继在海南开工和启动，沉寂的海南处处是活力。
当时中央有领导提出海南要“先做神农氏，再做爱迪生”，即发展好农业再谈工业。雷宇断然否定了这个观点。他清醒地看到，海南的热带作物关起门有优势，但国门一打开，不要说在全世界，甚至在东南亚地区都没有竞争优势。雷宇认为，海南不上大项目经济难以在短时间内见起色。
主政海南三年，雷宇以只争朝夕的速度，为海南引进了24个重点建设项目，到1984年海南全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7个多亿，列入开发建设的24项重点工程除4项还在进行前期准备外，其余20项全部破土动工。
“为海南发展打好基础”被雷宇当作主政海南的一大任务。当时任仲夷说他在海南干两年就行了，雷宇说，不管以后谁接我，我要把基础打好。后来小平提出海南20年后赶台湾，雷宇深知这个目标不可能由他来实现，但他要打好基础。
掰起指头，雷宇向海南日报记者一一数来，马村电厂、海口机场扩建、微波通讯系统、清澜港、洋浦港、西部铁路、南渡江大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基础设施中有不少还在为海南今天的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可以说，每个项目都是靠雷宇和其他干部“跑”出来的，“跑”的背后都有动人故事。
雷宇爱跑、勤跑、善跑是出了名，“勤跑上，勤跑下，勤跑外”是人们对他的评价。
“不跑不行”，雷宇说，我们国家这么大，但国家的资金、项目是有限的，批给谁不批给谁，都是应该的。所以必须要“跑上”反映情况争取支持，“海南以前的干部很老实，很少到上面要项目要政策”。在雷宇看来向上级反映情况，提出合理要求，争取更多支持是领导干部的责任，不过千万不能狮子口大开吓着对方。在跑这些项目过程中，雷宇坚持“诚”和“实”，真诚，实在，务实，先汇报再请部委的同志到海南实地看。雷宇说有一年在北京他创下了一个星期跑26个部委的纪录，“部长不在，那我就见司长，司长不在就见处长，处长不在工作人员也行，只要有人能听我汇报情况，帮助海南研究解决问题就行。”
洋浦，昔日的荒凉之地，如今已建设成保税港区，成为海南最开放的地区。追溯历史，洋浦的开发建设始于雷宇，始于1984年。当年就惹起了一段“洋浦风波”，若不是雷宇极力争取，洋浦港建设差点被交通部“枪毙”。
1970年代中期，国务院决定开发建设洋浦港，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建成。1984年春天，雷宇决定重启洋浦港建设。“那是2月14日，正月初七，刚过完春节”，雷宇带着相关人员到交通部汇报，但海南的提议从技术层面遭到了交通部水规院专家的反对。本着科学的态度，雷宇把权威专家请到洋浦开论证会，经过大家反复研究讨论最终解决这个技术问题。随后交通部决定在洋浦投资建设3万吨和5000吨的杂货码头各一个，洋浦开发由此迈出第一步。
每逢雷宇从北京回来，海南很多干部都会涌到他办公室，他们知道，每次雷宇都不会空手而归。
1985年建海南大学时，海南的年财政只有2亿元财政收入，雷宇就给海大建设安排了6000万元，他对项目负责人说，好好按规划做，保证工程质量，不要担心资金问题。当时海南通讯落后，只有摇把电话，但一个开放的地区怎能没有通讯保障，雷宇咬咬牙，一口气批了13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从日本进口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微波通讯设备。
忙得常常吃不上饭，3年吃了几十瓶开平腐乳
“我当时是憋着一股劲，想为海南20年后与台湾一比高下打好基础”，雷宇说，1984年2月，邓小平说：“如果用20年时间，把海南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那就是很大的胜利了。”
雷宇说，研究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文莱等地发展过程后，他认为20年赶台湾是完全能做到的。他当时理解，这种赶不是赶经济总量，可以赶发展水平、管理水平、生活水平和科技水平。他也知道这个目标不会由他来实现，但他要打好基础。
雷宇说那时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躺在床上，他想得最多的就是加快海南发展，真的是开足马力在工作。
刚来海南时，有些地方干部不信任他，认为他肯定是个心不在焉的“飞鸽牌”干部，理由是他的家属没有一起来。雷宇说，因为考虑孩子上学的问题，所以没有把家搬来。“但不能因为家属不来，我就做不好工作，其实家属不来还好，我可以24小时干工作”，雷宇说，因为工作太投入，他常常错过食堂的吃饭时间，当时还没有康师傅，就找点面饼吃，或者到本地干部家蹭一顿。以至于记者问他，最喜欢吃海南的什么菜，他说，还真说不上来，在海南他吃得最多的是开平腐乳，3年吃了好几十瓶。
如何完成海南的原始资本积累，雷宇认为光靠国家是不行的，还得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我当时动过博彩业的念头，也行动过”，24年前，雷宇提出要策划东岛。东岛是三亚的一个小岛，1平方公里大小，当时岛上有驻军。经过争取，他得到了部队的支持，部队同意给他搞开发。他当时想学澳门，在小岛上搞一个只向持境外护照人士开放的博彩场所。1984年，利用去泰国访问的机会，他专门到澳门实地察看，并和一个有意投资此项目的澳门老板签了备忘录。回到国内，他马上到北京到民政部汇报，民政部领导说，国内现在刚发行彩票，就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建议海南暂不搞博彩，不要为了蝇头小利，影响改革开放的大局。雷宇认为这个意见有道理，决定放弃，但又不死心。他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那就是到公海上搞这个项目，当时正好挪威有条要退役的油船，投资方买下来改建成邮轮，把三亚作为后勤补给基地，为船上的人提供一休闲晒太阳的地方。但后来，因为汽车事件，此事就此搁置。雷宇说，后来看报纸说这条船开到了香港附近的公海。
他一进门就扑通下跪，当时我猜到了他是谁
记者很想知道，雷宇在海南三年最难忘的人和事。雷宇一脸淡然说没有特别难忘的。但紧接着他说：“海南最后一个右派是我主持平的反”。
这是一个越南归侨，在解放初回到祖国，从南方大学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海南当老师。1957年，在向领导提意见时因言论过激被打为极右分子。打倒“四人帮”后，这位归侨不断申诉请求平反。当雷宇到任海南后，他也收到了这位归侨的申诉材料。雷宇批示给教育部门尽快调查，指示如果材料属实，就妥善解决予以平反。雷宇后来多次催办这事，但迟迟没有下文，雷宇甚至还说如果是教育局党委有不同意见，他愿意列席会议做其他同志的工作。后来一了解才知道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有不同看法，理由是如果海南连最后一个右派都平反了，那岂不是否定了反右斗争。
为了说服这位老领导，雷宇让人把这位归侨的全部材料调了过来，利用星期天，他看完了厚厚一撂卷宗，认为在那个历史条件下的决定是没有错的，但在今天的条件下给人家平反是完全应该的，再说，人都已经老了，总不能让人背着这么沉重的历史包袱入土吧，也不能让他的子孙后代一直背下去吧。本着实事求是，雷宇为老归侨摘掉了压在头上20多年的右派的帽子。
平反不久后的一天，雷宇的办公室闯进了一个白净斯文的小伙子，他一进门什么话也不说，就向雷宇下跪了。雷宇马上扶起小伙子说，你不用说话，我知道你是谁。给你父亲平反，是党的政策。遗憾的是我们做得还晚了点。回去告诉你父亲，有生之年要好好工作，你们也要好好做人，为社会多做贡献。
雷宇说，从本质上讲，我是个心软的人，看不得老百姓受苦受委屈。
“海南汽车事件”错在批得太滥
汽车事件，海南改革开放30年的标志性事件，也是给雷宇人生带来强烈地震的政治咒语。24年后再看汽车事件，雷宇脸上已无悲喜，他说当时的出发点仍然是想为海南完成原始积累，想为20年后赶台湾打好基础。
1983年中央文件规定，海南有自主进口权，但是产品不能出岛。当时海南内需不足，进口量不大，以至于中央每年给的外汇额度都花不完，雷宇说，但广东不少地方已经面向全国倒卖进口物资，赚了不少钱。海南没有这样做，“我们当时很规矩，甚至还得到过国务院特区办的通报表扬”，回忆到这里雷宇笑了笑。
1984年，国家工商总局出台了一个“工商六条”，使海南汽车出岛变得有法可依，于是乎海南利用“自主进口权”，大量进口汽车销往内地，以至于当时海南汽车批文满天飞，各种高档汽车满街跑，某些国家通过卫星看到海南岛“铁甲滚滚”，还以为中国集结坦克要向越南宣战了。随后汽车事件爆发，1985年7月31日，在汽车事件调查结束后，新华社报道了此事。
“错就错在批得太滥了”，雷宇说，甚至连幼儿园也来凑热闹搞批文，如果集中批给几家贸易单位就好，这样可以把赚到的钱集中起来搞建设，不至于后来那么分散。
虽然汽车事件给他的人生带来了那么多坎坷，虽然他发展海南宏伟大愿被迫嘎然而止，但雷宇在无奈中还是愿意多看汽车事件好的一面，他说，最感欣慰的是当时海南倒卖汽车赚的钱是用在正道上的，搞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也投入不少到教育和民生，给老师和干部职工都涨了工资。
雷宇档案：1934年底出生于广西横县，1949年7月参加革命;1972年6月与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任仲夷相识，后成为挚友;1980年11月成为任仲夷到广东的唯一随从，任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研究室副主任;1982年7月28日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1983年7月任区党委副书记、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1985年7月17日因“海南汽车事件”离开海南;1985年10月29日任广东花县县委副书记;1987年2月9日任广东增城县委书记;1988年1月15日任广州市副市长，6月任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1992年4月25日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1996年1月在广西辞职，回广州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