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色交融 人淡如菊——水彩画家李运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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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无疑是透彻而犀利的人性论断，但也不免偏颇。人类社会，难以回避动物界的丛林法则，但终究与仅有生存本能的动物有本质区别——人的精神世界，或者说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有大我与小我的边界，大我为社会大众而坚守或殉道，不求功利；小我成就个人，以一己之小成，为社会留下美好的印记。画家就属于后者，他们用天分或者历经训练的技巧，借用画笔，记录人世间关于美好的一切点滴与瞬间，满足自己，也报答社会。

▲李运启

本地水彩画家李运启（Lee Choon Kee，1944-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用画笔持续记录新加坡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六十余年，乐此不疲，亦不知老之将至。

自实龙岗政府华文中学读书时开始学习美术至今，李运启一直都在默默地勤恳耕耘。他本人以新加坡水彩画会创会会员的身份备受尊敬，也曾任新加坡美术总会副会长及本地历史最悠久的美术团体——中华美术研究会的会长（2010-2013），是新加坡国内被西方水彩大国——美国承认的少数几个本地水彩画家之一，是美国国家水彩画会（NWS）和美国水彩画会（AWS）的准会员[1]，也是英国传统水彩俱乐部（澳洲维多利亚分会）荣誉会员。

不过，大约在1960年代，只有一个外国人曾花50块钱买过他的一幅作品，直到1980年代的近20年间，他几乎鲜有机会再卖画。但画画是要花钱的。一边是生活，一边是用钱的无底洞，他只好想办法节省：把一张水彩纸的正反两面都用来画画——这真是令人嘘唏的一幕，在世界美术史上，恐怕也是罕有所闻的故事。这就是李运启，那个真正热爱绘画的人，无论是否被人承认，无论是否可以换来金钱。皇天不负苦心人，1980年代以后，他的作品渐渐被本地艺术市场所接受，2023年，在他年届耄耋之际，本地一位身价不菲的画廊老板，一出手便一次性收藏了他近300张各个时期的作品，也第一次让公众知道了曾经在画纸两面作画的李运启。

李运启在本地出生，父亲自海南文昌而来，母亲在他出生几个月后曾带他返回过家乡一段时间。他先入赤道艺术研究会学习，后于1962年至1965年入南洋美专，主修西洋美术，师从林友权、陈世集、林木化、许振弟、张荔英、黄奕全等人。最初他画油画，但写生后乘坐巴士返回时，未干的油彩偶尔会刮擦到同车的乘客，引来责骂和厌恶，因此改成更为轻便，材料也更便宜的水彩。他早上上课，中午之后外出写生，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家，几乎每日如此，而写生也让他遇见了影响他一生的人——林清河（Lim Cheng Hoe，1912-1979）。

林清河是新加坡第一代水彩画家，先驱艺术家，1969年与陈宗瑞、许延义、黎才专等13人共同创立新加坡水彩画会。他出生于中国厦门，七岁时随家人来到新加坡，中学时就读于莱佛士书院，美术老师是理查德·沃克[2]（Richard Walker）。同李运启一样，在林清河的时代，是无法靠画画维持生计的，林清河选择一份有保障的公用事业局职员工作，直到退休，业余时间从事绘画创作。他最为推崇的是外光（en plein air）画法，他的源自英国的水彩风格，深深地吸引着李运启。林清河每个周末都会外出写生，而李运启则会同样准时出现在他的身旁。幸亏林清河除英语外还可以讲方言，这让不大懂英语的李运启能和他适当交流。同一时期，曾给李运启及其他年轻水彩爱好者指导的是新加坡水彩画会的另一位创会者、先驱艺术家陈宗瑞（Chen Chong Swee）。

水彩画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3500年前的古埃及，人们使用天然材料如土、矿物、动物血液、昆虫尸体等制成颜料绘画图案，“到公元九世纪，无论在希腊、罗马、叙利亚还是拜占庭，大多数细密画都是用水彩与铅白混合制成的一种不透明的水彩来画的。而此时正值查理曼大帝的卡洛林王朝。查理曼大帝十分重视手稿创作，他召集了许多交替使用透明和不透明水彩的大画家。这种混合使用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后期乃至文艺复兴时期，当时已普遍将水彩应用于细密画中。事实上，这些就是水彩画的雏型……19世纪末，水彩画已经发展出完整的独自体系。就狭义的定义而言，水彩画是指用水彩颜料，以水为稀释媒介，在纸张上作画的绘画方式。通常有透明水彩（Transparent Watercolor）及不透明水彩（Gouache）两大领域”[3]，华人世界通常将水彩画归入西洋画范畴。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推动了水彩画的发展。为适应军事与科技的发展，早期水彩画主要是用于地形景物测绘。在英国及美国画家的努力之下，水彩画飞速发展，一度颇受瞩目，但世异时移，如今却变成了一个相对小众的画种，不少人甚至错误地认为水彩画只是油画的小稿而不以为意。在我国公认的几位先驱艺术家之中，只有林清河一人是以水彩为主的画家。

李运启与林清河的水彩显然是从正宗的欧美体系进化而来的，同时受到中国水墨和儒家精神影响，是有华人文化背景的南洋风格。本地艺术史学者姚梦桐（Yeo Mang Thong）曾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南洋风格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艺术流派，只是本地画家长久以来的一厢情愿的迷思而已。当然，姚梦桐并不否认本地画坛南洋风或马来亚风的存在。事实上，这种文化背景与个性十分明显，色彩表现独特，有着鲜明的、以新马地区为主的南洋地域风貌的绘画题材，已经被国内外不少美术史研究学者倾向定义为南洋风格。尽管在这一概念之下的新加坡画家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有基本一致的艺术文化理念和表现技巧，甚至他们所借助的绘画媒介也千差万别，交流语言亦不尽相同，文化背景更是“咖喱汤式”的——一锅煮下去，无论什么食材，都有了咖喱味。对，这就是南洋风格，是相对的文化混合、包容与再塑造。当然，也有在美术范畴上的具体体现——热烈的、鲜艳的、仅属于赤道的自然景观和华、洋、巫、印各族融合的人文景观。

这种独特的“南洋风格”，是为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艺术家所推崇和接受的。60年代之前的新加坡既有都市的繁华，也保持着简朴的甘榜风情——新加坡河两岸是繁忙的商业交易的景象，店屋林立，熙熙攘攘；海边则大多是木制的船屋，蕉风椰雨。到了六七十年代，山林小道旁开始有了炊烟，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也让更多的高楼耸立起来。李运启出身平凡，其艺术，也是对平凡的致敬——他画新加坡河，河流就像新加坡的太阳一样，是作品的灵魂。河面上有拥挤的船只，河水映照着天空的蓝色，天际的末端却飘着淡淡的灰色水雾，渔夫从天空中预见到大雨将至，将渔船停泊河口。河边小巷里有热闹的咖啡店和人来人往的街市，水彩的痕迹与河水的灵动和谐相融，让人想跃入画中，坐于河畔。他着迷于城市空间，捕捉被忽视的街道和庭院，以及那些在窗户外面挂着五颜六色的衣服的宁静后巷；他追逐瞬息万变的热带云朵和日光，抓住天空中闪现的各种瑰丽颜色，像调色板一样，在红瓦的屋顶，白色的墙与黑色的框架之间有效组合，营造出虚实关系；他画浓郁苍翠的热带雨林，如江南水乡之地的低矮起伏的山峦，或者垂下千万条长须的硕大的榕树，以及婀娜绰约的胡姬花…… 李运启的作品与林清河一样，与同时期接受过中国主流审美文化教育的先驱艺术家相比，中国意象的南洋风情是不完全一致的。但也许是骨子里天生就有的华人血脉，让他们形成一定的联系。李运启的水彩，不是那种刻意的追求西洋美术范式的表现，线条中多少带有一丝中国书法曲线的痕迹，常常呈现出某种抽象的哲学特质，是记忆的唤起，而非严格的现实再现。这些作品的画幅各不相同，色彩也偏淡，可以看得到笔触和水渍与颜料的痕迹，所流露的都是对这美好家园的无限眷恋与热爱，是具有美学意义的严肃绘画，而非休闲放任的散逸之作。

李运启的作品有与众不同的安静与优雅的格调。比如，一幅创作于1987年的《Haji Lane 哈芝巷》作品，描绘了位于甘榜格南（Kampong Glam）与白沙浮（Bugis）一带的街巷，画面以令人舒适的米黄与浅绿色调为主。这里曾是穆斯林聚居的地方，早年是港口，穆斯林由此搭船出海赴麦加朝圣，朝圣归来者被称为哈芝。画面主体是一排红瓦白墙的店屋，是极具南洋格调的建筑，二楼淡绿色的木窗微拢着，透露出店屋主人居所的私密与安逸；临街的底层商铺外面有张开的阳伞与随意摆放的竹篓、木箱、推车、居家杂物，以及屋檐下旺盛的热带植物。醒目的是一条柔软地垂挂的红色布条，墙角有一名印度工人正在打扫。

与一般的写生者不同，李运启在户外写生，有时候会在一个地点持续画上几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环境进行全方位观察，直到他认为那个地方不必再继续画下去了为止。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他大约画了近3000张作品，几乎走遍了新加坡的各个角落，即使在接近80岁左右的年纪，依然每天骑着脚踏车，在烈日和风雨中，在街巷中穿行，骑上几个小时也不觉得辛苦。他的所有作品都是现场完成，从不起草稿，随时在画面上直接添改，这就意味着他的观察和立意，以及画面的构图和表现等必须同时达成绝对的一致。他认为，一旦起稿就会被草稿控制，作画的过程就变成填充色彩，丧失灵动和节奏，他追求的是冲动之下的独特画面效果。因此，与其说水彩成就了他，不如说他把水彩的媒介特质发挥到了极致——水彩特有的水流动性与色彩的通透和低度叠加、与水墨画相似的一次性低容错笔触，以及随机变化的光波流动。这些技巧，未经长期有效的训练是难以达到相对完美境界的。

南洋美专毕业后的最初几年，李运启没有工作，只是埋头画画，不问其他。后来，他加入一间广告公司，任摄影员，同时负责暗房洗像工作，薪水微薄。后来，他尝试过在建屋局（URA）找一份工，在测绘部门任制图师，也曾在一间日本公司，负责花布设计，均是维持生活而已，甚至一度与朋友合伙经营一间小型公司，最终亦不能获利而退出。1981年，李运启决定放下一切，不再受生活压力左右，毅然决然当一名专职画家——他觉得做生意或其他工作都不容易，都会遇到挫折，甚至失败，似乎比画画更难，只有画画才能让他放松。他坚信，只要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地一直画下去，总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事实上，正是这种自律和不懈追求，最终为他赢得成功和声誉。

1990年代后，李运启走出国门，开始背包旅行，在世界各地寻找新题材。为了丰富艺术视野，他几乎跑遍亚洲各地，也游历欧美诸国，作品在2000年后正式走入公众视野，曾在新加坡、日本、韩国、英国、法国、台湾、马来西亚等地展出或举办个展，为多国机构和私人收藏家所重视。

自古而今，有人视艺术为谋生之技，有人用以沽名钓誉，有人身陷其中却仍顾影自怜。还好，历史上也不乏像李运启这样的人，把艺术当成一生的美好，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样：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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