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当下中美话题，我们并不焦虑那是不符合事实的。美国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PNTR），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最惠国待遇，将完全可能变为现实。
一、箭在弦上
2001年，当中国加入WTO、获得美国PNTR时，谁能想到23年后的今天，这个来之不易的"黄金通行证"竟会面临被收回的风险？
11月19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首次正式建议取消中国的PNTR地位。
其实，这一议题早已被写入特朗普竞选纲领，并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明确提出。
这种做法极其罕见，即便是在冷战时期，美国共和党也从未在党纲中明确提出要取消苏联的最惠国待遇。
2022年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样是通过具体立法和行政命令实施，而非党纲层面的决定。
试想我们的党纲会不会把有关美国的什么事写进去？
一连串的动作表明，这绝非一次简单的贸易施压。
美方为何走出这一步？USCC在其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让中国在窃取知识产权以及操纵市场的情况下，获得与美国盟友同等的贸易待遇。"
这句话我们听起来非常刺耳，它道出了美方长期积累的不满：在其眼中，中国获得的优惠远未换来预期的市场开放和规则遵守。
回望过去二十余年，PNTR像一台强劲的"经济引擎"，推动中国对美出口从500亿美元飙升至5000亿美元，贸易顺差更是从280亿美元暴增至3361亿美元。
我们要反思：在享受这个"引擎"带来的巨大红利时，是否的确有意无意忽视了美方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诉求？
当美国市场贡献了我们92.8%的贸易顺差时，这种失衡是否本身就埋下了隐患？
现实很残酷，取消PNTR不仅操作门槛低，仅需国会简单多数通过，而且这一次美方似乎下定决心要"矫正"过去二十年的贸易失衡，将其视为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到了这个时刻，是该重新审视我们的发展路径，思考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谋划未来的经济发展了。
二、影响几何？
取消最惠国待遇的影响，远非表面的关税调整那么简单。
从最直接的数据看，基准情形下，中国出口商品的关税将从目前的19.3%骤升至32%。
如果叠加特朗普主张的其他惩罚性关税，最终税率可能飙升至60%以上。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让我们先看一个对比：2018年中美第一轮贸易战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比重就从21.59%骤降至12.7%，降幅接近一半。而那时的平均关税仅从2.3%上升到19.3%。
如今面临的是更大幅度的关税上调，影响势必更为严重。根据彭博社的预测，如果60%的关税政策落地，最迟到2030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占比将降至接近于零。
这意味着中美经济事实上的"脱钩"。
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必将遭受重创。高盛的测算显示，即便关税仅提升20个百分点，也将使中国明年经济增速下降0.7个百分点，导致中国跌破4%的增长目标。
瑞银的研究更为悲观：如果关税升至60%，将可能砍去中国经济年增长率的一半以上。
考虑到目前出口对GDP的拉动贡献仍维持在18%左右，这种冲击也足以动摇经济基本面。
产业链层面的影响更为深远。
根据过往数据，电子设备、通用机械设备、通信设备以及家具等轻工业将首当其冲。这些恰恰是中国对美出口的支柱产业，也是就业大户。
一旦这些行业受创，将造成严重的连锁反应，从而影响就业、消费等多个经济环节。
我们还不得不考虑连锁效应。一旦美国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其他西方国家是否会效仿？
目前欧洲核心国家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相对克制，但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已显示出转向的迹象。
如果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外贸将面临全方位压力。
这次的冲击之所以格外严重，还在于它来得不是时候。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内需不振、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多重挑战，外贸恰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如果这根支柱被撼动，整个经济的企稳复苏进程都将受到影响。
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认真思考“后惠”时代的发展之路。
这不仅关乎外贸转型，更是关乎中国国运。
三、如何应对？
面对这一挑战，简单的技术性应对显然不够。
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近期表态，期待与美方开展"积极对话"，管控分歧。
但现实告诉我们，靠小打小敲是难以挽回好处的，必须直面问题本质，从根本上调整发展思路。
首先要正视美方的核心关切。
美国国会的报告直指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方面的问题。
这提醒我们，过去二十年高速增长的模式亟需转型。在享受贸易红利的同时，我们或许忽视了建立更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也未能充分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现在是时候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了。
其次是经济结构的调整。
过去二十年，出口对我们GDP的拉动贡献一度高达30%，如今仍维持在18%左右。
这种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当务之急是激活国内需求，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目前这一比例仅为38%，远低于发达经济体60%到70%到水平。
要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内需市场。
第三是财政纪律的重建。
地方政府的无序举债和过度投资，不仅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也挤压了居民收入空间。
原财政部长楼继伟曾警告，十多年前地方债10万亿就重不堪负，如今却膨胀到100万亿。借钱不用还，搁谁身上都会乱来。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恢复企业家精神。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曾给予农民充分的主体地位，很快就解决了温饱问题。
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充分尊重企业家在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
只有激发企业家精神，才能在创新驱动中找到新的增长动能。
而企业家这三个字，本质上是指民营企业家，舍此之外的所谓企业家，不过是行政官员。
这些转型措施看似与应对贸易冲击关系不大，但恰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失去最惠国待遇带来的冲击，某种程度上是倒逼我们加快经济转型。
当年我们用了二十多年时间享受"黄金通行证"带来的红利，现在是时候为下一个二十年的发展打造新引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