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沛：亲历六、七十年代中苏边界谈判始末

我于1973年3月进外交部工作。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处长田曾佩、主管司长于洪亮先后找我谈话，从政治、业务、纪律各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强调“外交无小事”，要做到“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他们还特别指出，从此开始，我已不再是学生，而是一名光荣的外交战士了。

周晓沛大使

当时，中苏两国边界谈判正在北京举行。司里安排我到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实习，在“反修”第一线进行锻炼。到代表团后，除了马叙生、王厚立等领导谈话外，许多老同志也都主动向我介绍情况，传授经验，从参加外事活动要注意什么、怎样与对方交谈、如何打电话以及怎么坐车等都一一指点，手把手地教我，希望我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专家”。

我的外交生涯就是从参加边界谈判开始的。在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的六年中，我不仅研究两国边界问题的历史沿革，了解中苏关系的演变情况，而且直接体验到了政治谈判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

《尼布楚条约》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俄国强迫中国先后签订了19个不平等条约，将大片中国领土并入了俄国版图。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先后发表了两次对华宣言，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宣言——1920 年9月27日）。

在1924年3月举行的中苏谈判中，北洋政府要求废弃旧界约，遭到苏方拒绝。苏方代表认为，旧约对于两国疆界极有关系，若即废止，则疆界无所依据。中方代表在给北洋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关于废弃中俄旧约问题，苏方代表“态度甚为强硬，甚至于决裂而不肯让步”。5月，双方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第七条载明：“两国疆界重新划定，在划定之前，仍维持现有疆界。”

1926年3月至6月，根据解决悬案大纲的规定，中苏双方举行边界事务谈判。中方代表要求重新划界，订立新约，苏方代表则反对， 谈判没有结果。这样，中苏边界问题便成为历史悬案遗留下来。

谈判中，双方主要围绕历史上的中俄不平等条约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分歧主要集中在两国边界条约性质问题。中方指出，尽管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俄在中俄两国人民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中国政府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加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愿望出发，仍准备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签订新的条约，不要求收回被割去的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关于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占据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但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某些地区的边界做必要的调整。

没有料到的是，苏方团长一听就暴跳如雷，称苏中边界是历史上形成的，两国间“不存在领土问题”。苏方不但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还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苏方提出，除条约文件划定的边界线外，历史形成线和实际守卫线也都是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中方团长指出，你们提出什么“历史形成线”，什么“实际守卫线”，统统不能算数。你们有本事占领，你们就占领好了。你们可以占领北京，可以占领广州，可以占领中国的任何地方，但是，要想我们承认你们违法侵占是合法的，那是绝对办不到的。现在办不到，一万年也办不到。苏方团长表示，他们坚决抗议对苏联的攻击和诬蔑，说他们不想论战，并且为了工作利益拒绝论战。苏方之所以如此，据透露，莫斯科指示代表团“不能把事情演变成政治辩论”。

中方在发言中引经据典，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谴责沙俄割占中国领土，并特别指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曾宣布过, 以前历届俄国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所夺取的一切中国领土。苏方团长则引用列宁说过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距离我们虽远，毕竟是咱们的城市”这句话来证明，列宁从未对苏中边界表示过怀疑。苏方声称，两国封建皇帝都是侵略者，列宁在世时就已废除了对华的不平等条约，抨击中方所谓“没来得及”废除的说法是对列宁的污蔑。

苏方一直回避叫这次谈判为边界谈判，而称作“苏中关于核定个别地段边界线走向的磋商”。这本身就反映了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不同立场。有趣的是，中方在一次发言评论中用过“作茧自缚”“得陇望蜀”的成语，苏方硬说这是对他们的污蔑，将它比喻成什么“虫子”， 对甘肃和四川提出“领土要求”云云。这是哪儿跟哪儿呀？

在这次谈判中，双方交换了标有各自主张的边界线大比例尺地图（东段1:100000，西段1:500000）。对照双方边界地图，存在争议的地区面积共约3.5万平方公里。双方还组成专家工作小组，具体讨论了东段的边界线走向。根据主航道划界等原则，双方就大部分地段的边界线走向取得一致。但因为双方对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的黑瞎子岛归属争议不下，谈判无果而终。

据2006年俄罗斯出版的《边界谈判鲜为人知的篇章》一书披露，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之所以未签署任何协议，与当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决策直接有关。该书作者基列耶夫曾任苏联外交部主管局局长，从事边界问题达35年之久。基列耶夫写道，在谈判中，除了大乌苏里岛和塔拉巴罗夫岛地区（即黑瞎子岛）外，双方已就包括阿穆尔河（黑龙江）、乌苏里江在内的东段4200多公里长的边界线走向达成一致。划分岛屿归属的原则是，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不通航河流以主河道中心线为界。这不仅符合国际法准则，也符合苏联国内立法。苏方代表团于1964年6月底向莫斯科高层建议，暂时将有分歧的上述岛屿地段“挂起来”，而先草签双方工作小组已达成一致的协议。但没有想到的是，7月中旬莫斯科高层回复不同意。

经了解，原来这是赫鲁晓夫本人的指示：“либо все，либо ничего”（要么都解决，要么什么也不解决）。

基列耶夫认为，苏联领导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除了两国关系持续恶化、意识形态论战不断升级外，还有毛泽东发表关于同苏联“算领土账”的声明（指1964 年7 月10 日毛泽东主席与日本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以及赫鲁晓夫、毛泽东两人关系中的某些个人因素起了作用。基列耶夫透露，当苏联代表团离京回国之后，时任苏联驻华大使的契尔沃年科于9月底专程赴莫斯科，想说服赫鲁晓夫同意签署东段边界协议。他先后会见了几乎所有的苏共中央书记，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但未见到赫鲁晓夫本人。后来赫鲁晓夫去黑海岸边的皮聪大休假，苏共中央书记处在勃列日涅夫的主持下听取了契尔沃年科的汇报，赞同大使的建议，并答应要“劝说”赫鲁晓夫。大使带着这一结果返回北京。但紧接着，在10月14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被解职了。

巧合的是，苏联方面原来建议两国边界谈判于1964年10月15日在莫斯科继续举行，而就在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前一天，即10月13日，中方通知苏方，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中苏边界谈判下一阶段在莫斯科举行，但是苏方建议的日期对我们不合适。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0 月1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同时报道了我国原子弹“上天”和赫鲁晓夫“下台”这两件大事，真所谓“无可奈何花已开，无可奈何花已落”！

在上述政治背景下，1964年2月开启的中苏边界谈判于8月中断，一挂就是五年。

珍宝岛

据柯西金的翻译顾达寿回忆，当时在克里姆林宫的柯西金心急如焚，想要通过两国间的高频电话（即热线）直接与毛泽东通电话，谈他对目前苏中关系的看法。出乎意料的是，中南海的女话务员竟把这条政府专线电话挂断，还骂了他一通：“苏修坏蛋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不过“坏蛋” 这个骂人的词，顾达寿没有如实翻译，他的中文名字是50 年代毛主席亲自给起的。毛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他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周总理还指示，应对那位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对这件事，柯西金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同周恩来谈及恢复双方政务电话联系时说：“我不准备给你打电话了。要是再打电话，你们的话务员又要把电话给掐断啦。”

同年8月13日，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双方武装人员冲突事件。在珍宝岛事件中，苏方吃了亏，这次蓄意设伏报复，袭击了我方在该地巡逻的边防军人。当天，我国政府对苏联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8月28 日，《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则惊人消息，标题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世界舆论哗然。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指出：“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2011 年，基辛格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披露，当时美国兰德公司和中央情报局认为，“苏联可能要袭击中国核设施”，只是因为苏联拿不准美国的态度才推迟了行动。

9月11日，柯西金总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里与周恩来举行了会晤，被称为“机场会见”。开始时，柯西金说，我们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可以讨论三个月，但如把这些老问题扔掉，就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周恩来说，要把老问题抛掉是不可能的，可以放在脑子里，先谈现在的问题，要往前看。柯西金表示同意。随后，双方进入对话讨论，就各自关切的问题坦诚地交换意见，有时陪同人员也发言或插话。

柯西金是个经济通，有“计算器”之称，但对边界问题并不熟悉，不时询问什么叫维持边界现状，争议地区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双方武装力量怎样脱离接触，等等。周恩来都一一解释，指出：维持现状就是“原来谁在哪里，谁就在哪里”，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 我们说是我们的”，那些地方，脱离接触就是双方武装力量“都不进入有争议的地区”。周总理还用铅笔在纸上画图说明。涉及某些重大问题，他们都表示要各自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双方还谈及“对林彪同志看法”这样的敏感话题。

会晤中也有插曲。一次是周恩来提到，如果苏方先发制人，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那就是侵略，我们要坚决抵抗。但是，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要把这个话告诉你。柯西金表示，只有精神失常的领导人才会发动战争。这是有人挑拨，苏联不寻求同中国打仗。另一次是谈到争议地区时，柯西金突然发难说，你进攻，我后退，卡住我的脖子往下按，你是帝国主义。周恩来当即回敬，争议地区你们占的多，你是社会帝国主义。柯西金立刻说，只是开个玩笑。会谈结束后，周恩来设午宴招待柯西金，并在菜谱上特地加了一道红烧肉，客人们吃得津津有味。

会谈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两国总理着重谈了缓和两国边境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并达成共识。双方同意，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采取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还赞同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这就是常说的两国总理“谅解”。当时双方都有速记员在场，但由于没有核对记录，加之其他复杂原因，后来在中苏边界谈判中，双方对“谅解”一些内容的说法及理解也不尽相同。据参加会谈的余湛副部长讲，柯西金此行主要是为缓和苏中边境紧张局势而来，对边界具体问题准备不足，而周总理则胸有成竹，主动提出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及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主张，一下子便在气势上压倒对方。

中苏两个泱泱大国的总理，为何选择在机场举行如此重要的会晤呢？苏方对这样的安排也感到有点委屈，而柯西金本人认为，“会晤时间和机会才是重要的，至于地点倒是次要的”。当然，这里有深刻的政治背景，主要由双方意识形态冷战转为边境武装冲突热战，进而导致两国关系空前对立所决定的。同时，也与其他一些偶然因素有关。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方面几次提出希望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直接对话，但都碰了钉子。9月2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获悉中国总理周恩来将赴河内参加葬礼，柯西金决定前往，想届时能与周恩来见面谈两国关系问题。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时，得知周恩来9月4日已来过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京。于是，柯西金通过越方转告，他拟回国途中在北京停留两三个小时，并同周恩来会见，希望9日前得到答复。但那位负责转达这一重要信息的官员，因工作繁忙紧张而“忘了”此事。直到9日下午，他才想了起来，赶紧通知中国驻越南使馆，并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做了检讨。周恩来得知消息后，马上指示使馆，中方同意11日在北京机场进行会见。10日上午，当使馆收到1969年9月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见国内答复时，柯西金已飞离河内。而柯西金要求专机前往中亚塔什干，也是有意在那儿等待中方的答复。10日下午，柯西金飞抵塔什干时，收到从莫斯科转来的中方同意安排会见的信息。这样，双方终于举行了这次来之不易的“机场会见”。

1969年9月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见

本来从河内到北京的航线不长，结果却绕了一大圈才折回北京。会晤结束时，周恩来对柯西金说：你这次主动要来，我们得到消息晚了，但我们的答复是快的。虽然你走了一段弯路，总还是收到了一点儿效果。中国有句成语叫作“不虚此行”。政治上也是这样，不可能没有弯路。柯西金解释了走弯路的过程，并表示，前一天飞行了20个小时， 他并不遗憾，很高兴到这里来。

两国总理还就会谈的消息稿内容达成一致，即：“1969年9月11日，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越南回莫斯科途中，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举行了会晤。这次会晤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不谋而合的是，双方事先准备好的消息稿措辞几乎一模一样。蹊跷的是，11日晚，柯西金飞离北京不久，中方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发表的会晤消息稿须做改动，删去“会晤是有益的”一句。苏方以两国总理已达成一致为由没有同意。最后，消息稿各发各的。

柯西金在返回莫斯科的专机上，征求翻译顾达寿对这次会见的看法后表示：“现在我国有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们总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的政治。其实，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观点不是我们一时能够看透的，但我对周恩来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回到莫斯科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对两国总理在北京达成的一些谅解并不赞同，认为柯西金由于不了解情况，上了周恩来的当。

根据双方商定，一个星期之后，周恩来总理致信柯西金，将会见中谈到的临时措施内容归纳成五条，要求对方确认，作为两国政府协议予以实施。但柯西金在回信中对上述措施没有确认，只提到苏方已采取了有关两国边境局势正常化的实际措施。

正当撰写此文时，我的老同事汤世稼应询披露了一段尘封40多年的惊心动魄的亲历：就在1969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前夕，他奉命参加“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昼夜值班，整天神经高度紧张，时刻不离直通总参和中南海的几部电话。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专机飞抵北京机场时，他的任务是负责检查苏方行李，看看有无夹藏着枪支。当他警觉地触摸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沉重箱子时，对方回答说：“里面装的是谈判用的边界地图。”原先曾担心可能会趁机进行突然袭击的“苏修空降兵”也未出现，结果是虚惊一场。当时我在北京大学读书，刚好赶上紧急“战备疏散”，连夜撤离到长城外的延庆农村。

这一开谈，就是十年。谈判开始前，鉴于当时两国关系紧张，还专门就如何称呼苏方团长的问题写了一个请示报告，周恩来总理作了批示：正式会见、会谈时，双方以职务相称，其他场合，可以同志相称。中苏边界谈判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反映谈判情况的第一期简报由代表团团员章文晋负责起草，后来他出任驻美国大使。按照当时的惯例，在简报上方印有“最高指示”字样，于是，他挑选了“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毛主席语录。呈送中央后，主席看了这期简报，在“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八个字下面画了一道横杠，并批注道：“坚持攻下去。”这实际上成了与苏方谈判的指导方针。

在会谈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争议地区问题。中方指出，两国总理已就中苏之间存在争议地区问题达成谅解；苏方则不予承认，压根不同意使用“争议地区”（спорный район）这一概念。中方引用两国总理会见记录，并反驳说，争议地区就是指某些“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有分歧的地段，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是客观事实，这是沙俄和苏联违反条约规定划去或侵占中国领土而造成的；苏方则引用自己的会见记录，否认两国总理已就争议地区问题达成谅解，称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争议，只是对个别地段的边界线走向理解不一致。双方各说各话，互不相让，谈判走进“死胡同”。

在会谈桌上，双方用词都十分尖刻。比如，中方指责苏方说：“想不到来自列宁故乡的苏联代表团竟堕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你们要把原子弹悬在谈判桌上，让我们在你们的威胁下进行谈判吗？”，等等。苏方也不示弱，惯于指责中方采取“捣乱态度”，有意“拖延”、“封杀” 谈判，讽刺中方的做法是“车拉马”（意为本末倒置）。中方抨击苏联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苏方则反批中国部署了二百五十万兵力，其中包括民兵。

在一次大会发言中，中方用了一连串排比句，要求苏联应当怎样、怎样才能改善两国关系，听起来很带劲儿。喜欢咬文嚼字的苏方团长伊利切夫按捺不住了，激动地反问道：刚才中方团长讲了苏联五个“должен”（应当），我们苏联到底欠你们中国什么了？伊利切夫一字一字地往外蹦，最后一字拖得特别重且长：“С о в е т с к и й   С о ю з н и ком у, н и в ч е м н е д о л же н  ！”（苏联谁也不欠，啥也不欠！） 当时我有点纳闷，请教了老翻译后才明白伊利切夫为何大动肝火。俄文“должен”的词根是“долг”，意为欠债，该词分量确实很重。有一次，在激烈的辩论中，苏方团长指责中方对其发言做了“болезненная реакция”( 过分反应)，翻译将其译成“病态反应”。中方团长听后火冒三丈，怒斥苏方理屈词穷，不惜进行“人身攻击”，对方感到莫名其妙。

另一次，伊利切夫对中方的尖锐批驳表示不满，希望“здравый смысл”（理智）能占上风。翻译把“理智”一词译成“健康思想”。这又惹祸了，因为据说勃列日涅夫曾将林彪视为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现竟敢在谈判桌上大放厥词，要让所谓“健康思想”占上风， 这是痴心妄想！中方当即予以严厉反击。还有一次，中方指责苏方说话不算数，影射苏联领导层内部有矛盾，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伊利切夫当即跳起来，满脸涨得通红，气呼呼地连续说了两遍“我抗议”。会场气氛骤然升温，不得不宣布休会。

1969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

双方团长吵架之后，会下一般由首席团员出面进行沟通或澄清，以消除“误会”，复会后就转入正常辩论。其实，在当时两国关系紧张之际，谁也不想使谈判破裂，而是利用这一渠道传递某些信息，寻求某种缓和。正如伊利切夫所言，“谈判本身就有意义”。这恐怕也是外交谈判之道吧！

在谈判桌上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但会下照旧，不仅以同志相称， 而且谈笑风生。伊利切夫不懂中文，但对代表团几个主要成员的姓记得很清，对几个同音汉字的不同含意也略知一二。他喜欢钓鱼、吃鱼，又同“鱼”（中方团长姓余）谈判，自得其乐，而当谈判不顺时，他还故意拿“汤”（翻译姓汤）、“菜”（副团长姓蔡）出气。幸好苏方代表团中有姓“麻雀”（Воробьев）、“鲤鱼”（Карпов）和“孙子”（Внуков）的，我方也拿他们的姓开玩笑，彼此彼此。我的不少俄罗斯朋友，就是在那个年代结交的。

在会谈中间休息时，我方为苏方代表团准备了丰富的点心、水果，有小笼包、烧饼、春卷等，春卷最受欢迎。酒类当然少不了茅台酒，每到休息时，伊利切夫团长总是先倒茅台酒喝上两杯。为了调节谈判的紧张气氛，中方还邀请苏方代表团到外地参观旅游。由于天天同苏方人员打交道，生活在一起，所以相互之间很熟悉，特别是在北戴河休假，还发生了一件情感逸事。苏方代表团中两个年轻漂亮的女打字员都对中方礼宾联络官产生了好感，追着这位“帅哥”一起聊天、散步、游泳，形影不离。此事在两个代表团中传为笑谈，苏方人员还打趣说：“把他交给我们，带回莫斯科吧！”有意思的是，1963年这位中国外交官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时，因苏方指责他做了“不符合外交人员身份的事”，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限期离境。当然，回国后，这位“红色反修战士”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中苏边界谈判陷入僵局，柯西金建议再度与周恩来会晤，以推动谈判。鉴于当时的形势，中方没有同意。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中苏两国边界谈判也就不了了之。尽管第二次谈判没有达成什么协议，甚至根本就没有讨论边界走向问题，但开始谈判以后，两国关系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双方有了较以前正常的对话接触渠道，双边贸易等也有所发展。另一个效应是，中苏之间一宣布举行谈判，美方也急欲与我方恢复两国大使级谈判。当时，在华沙举办的一次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奉命对中国驻波兰使馆的一位低级别外交官穷追不舍，终于转达了希望与中方会谈的信息。用基辛格的话来说，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 “为美中接触开拓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