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当今社会，哪一个群体的贡献最大，却承受了最多的恶意与谩骂，一定非企业家莫属。当他们成功时，人们揣测其“第一桶金的原罪”；当他们遭受侵害时，人们隔岸观火，甚至落井下石。但事实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说：企业家是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没有企业家的社会，就像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一样荒谬。
所以说，企业家的处境，不仅是财富和文明的风向标，也是普通人命运的预演。我们从张维迎、德鲁克、鲍莫尔等东西方学者的著作中，总结了“仇视企业家的四大原因”。在财富清零、前景迷茫的当下，厘清这四个原因，越发显得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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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十年前流行的“斗争哲学”中，企业家是“剥削”、“买办”、“投机倒把”的代名词，是一种违法的、低贱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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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尽管“市场经济”“私有产权”已经写进国家法律，但很多人的思维仍然停留在从前，动不动就对企业家上纲上线、喊打喊杀，叫嚣着要把他们“挂路灯”。回望更长的历史，其实可以发现，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是全人类的“文化传统”。经济学者张维迎在《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一书中发现：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都鄙视商业活动；古罗马的商人不能参政，不能获得贵族头衔；擅长经商的犹太人饱受政治迫害，被莎士比亚嘲讽。
传统中国对商人的敌视，最为公开和彻底：孔孟把商人视为见利忘义、败坏亲情的首恶；“士农工商”中商人最低贱，接近乞丐和妓女；商人不许骑马，不能穿丝绸，子弟不许考科举。现代影视剧中的企业家形象，几乎都是纸醉金迷、冷血无耻的；媒体在谈及金融、环境危机时，也是常把企业家列为罪魁祸首……可见，“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传统观念，使得人们对企业家的仇恨，成为了一种“文化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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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其他职业，企业家的财富规模和消费水平，都显得非常透明、扎眼。而普通人每日为生计挣扎奔波，看见那些腰缠万贯、消费奢靡的企业家，难免会生出嫉妒，仇视企业家。嫉妒是人性中固有的、无法消灭的恶。但是好的规则，可以抑制嫉妒带来的破坏力。比如，在一个产权稳固、公平竞争的社会，企业家会更愿意创造就业、捐助慈善，普通人也可以有自己的优势和机会。而坏的规则，会促使嫉妒的人们采取“ 损人不利己”的行动。所以，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发出警告：对企业家的嫉妒和道德绑架，一旦披上了“公平分配”、“社会正义”等光鲜的外衣，就必然放大为制度性的恶。在那样的社会，只有掌权者才能致富，整个社会也会因创新乏力走向衰败。可见，缺少遏制嫉妒心的规则，也是企业家被仇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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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斯密、休谟、哈耶克等思想家所说，是商业文明促成了自由、平等、开放、和平的现代秩序，而商人、企业家是这一历史变革的主导力量。
企业家的市场行为，或许只是为谋取私利，却在客观上促成了人员、商品和知识的流通，使从前被世袭垄断的经济机会、荣誉机会，甚至政治机会，都逐渐向普通人开放。当代经济学家鲍莫尔，在《历史学上的企业家精神》一书甚至认为：人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就是企业家打破世袭特权的历史。由于封闭秩序的受益者，不愿放弃特权，痛恨企业家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的开放秩序，于是不断制造舆论，丑化和污蔑企业家。比如当企业家移民国外，就被说成“资产外逃”；当企业家投资民生行业，又被抨击为“与民争利”。可见，特权利益者的挑唆鼓动，也是大众仇视企业家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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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看来，企业家不像农民、工人那样出力流汗，也不像教授、科学家那样有知识，却可以“轻松轻松赚大钱”。于是人们一边哀叹“卖鱼的不如卖唱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一边攻击企业家“不劳而获、不学无术”。但其实，这是对“知识”的误解。哈耶克、张维迎等学者，把“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是“显性知识”，也叫“硬知识”，可以归纳、比较、传授，比如课堂上的知识；另一种是“缄默知识”，也叫“软知识”，无法归纳、比较，甚至无法靠学习获得，只能由个人独占和使用。企业家创造价值、获得成功的关键，就是那些无法言说的“软知识”，比如直觉、视野、判断力、想象力，说服和组织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