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王笛先生，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澳门大学讲席教授、历史系主任。本文内容系王笛为《历史的微声》一书所作的结语，本号转载时有删节和少量技术性编辑。当我们在谈到研究历史意义的时候，经常说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我从事历史研究的生涯中，也经常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根据我对历史的理解和思考，我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都不断地告诉我，历史是没有规律的，因此未来的进程也是不可预测的。
历史没有规律，在于它的不可重复性。我想这也是历史学作为人文学，而不是社会科学的原因。有时候我们说“历史科学”，显然是不严谨的，因为如果是科学的话，那么对一个问题的研究，方法是正确的和相同的，就必须得到同样的结论。也即是说，只有能够被反复证明的学说，才能成为科学。然而，对历史的研究则是不可能验证的，因为它是一个主观的活动，每一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事实也反复证明了，哪怕是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根据同样的历史资料，运用同样的研究方法，但仍然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按照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任何一个历史进程，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也不会再重新呈现一遍，实际上也就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最近读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发现了他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这促使我接着又读了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发现原来这些年我所思考和疑惑的问题，其实波普尔早就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波普尔的思想进一步帮助我梳理了关于历史没有规律、不可预测的观点。
所谓的历史有规律、可以预测的说法，其实就是波普尔所批评的历史决定论。因为历史决定论，导致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历史就是可控的。一些怀着乌托邦思想或者所谓“宏才大略”的人，便有了想要创造历史的冲动。他们可能不顾现实去实施某项所谓伟大的计划，盲目地臆想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但是他们的追求，往往超出社会的现实，违反社会本身的演化逻辑，按照所谓自认为的“伟大思想”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几乎都是没有验证过的。为了这种模式的追求，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他们盲目地相信他们的道路或者计划是唯一正确的。就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开篇所引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话：“总是使得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人事，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结果对国家和民族乃至无数的个体造成了巨大的悲剧。这个英国哲学家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便深刻指出了开放社会是个体为中心的法治社会，而封闭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是人治的社会，乌托邦的社会。他还让我们了解国家的真正的角色，它不应该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要改善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人们的命运。真正的民主是权力的牵制和平衡，自由比平等更为重要。寻求所谓的历史规律，即相信历史既然是按照某条道路或者某条线索发展的，就会忽视了对具体情况的仔细分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每一个抉择都应该分外小心，都必须按当时国家和社会的实际情况，对现实的各种因素仔细考量之后，才能做出决策。但是如果信奉历史决定论，就会忽略甚至不顾当时的各种制约因素，而坚信自己走的是一条历史选择的道路，这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思维方法。对波普尔来说，历史发展的轨道是完全可以改变的，所以是无法预言的。为了论证他自己的观点，波普尔总结了五个论题：2）不可能以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4）必须摈弃历史是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可以作为预测历史的工具；5）所以历史决定论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和不能成立的。何兆武先生曾发表《评波普〈历史主义的贫困〉》（《 社会科学战线》 2011年第4期，不同的书名翻译，实际上就是《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总结出五条论纲的中心思想是：人类总是在不断地获得知识，然而知识的增长其本身却并无规律可循，所以预言就是不可能的。何先生评价波普尔的这个论证逻辑时指出，在这五条基本论纲中，第一条是常识，他认为“一般地似可以接受”。但是他认为第二条是站不住脚的，不同意人类知识的进步无法预言或预测。他认为由于第二条不成立，则第三、四、五条便失去了基础。
我同意何兆武先生对波普尔的论证中心思想的概括，但是不同意他对波普尔的逻辑和结论的评论。我认为，科学发展到今天的一切事实，都证明了波普尔的第二条是正确的。科学的发展，先是有假说，然后得到论证，但是有非常多的假说最后得不到证明，或者证明是错误的。科学的发展，经常并不是逻辑的结果，而是一种机遇，一种偶然的发现，而且经常这种发现是意想之外的巧合，甚至是运气。那不是必然的结果。哪怕有很多科学研究的成果，是按照既定的研究路径得到的，但是同样也存在非常多的在人预测和认识的范围之外。所以说，“不可能以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的论断是成立的。这里，我还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结论。波普尔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论证他的观点，我想从历史本身的逻辑来阐发：历史之所以没有规律和不可预测，是因为任何历史都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影响，甚至一个非常偶然的小事情，就可能改变历史。我们可以想象，在美国2011年5月2日猎杀本·拉登的那次特别行动中，如果任何一个操作的失误，如直升机的故障、飞行员的误差、一阵风、一声狗叫、一个突击队员脚上踢到一个什么东西发出了响动，或者是绊了一跤，等等无穷无尽的意想不到的因素，都可能影响到这次行动的成败。实际上一架黑鹰直升机便是因为气流扰动机尾造成撞击院墙而被毁坏，只是奇迹般的没有人员因此受伤。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历史上非常多的因为气候的影响，如下雨或下雪，或海上的风浪太大，或一念之差，或者早上睡过了头，或者拉肚子多上了一趟厕所……就可能改变了他本人的命运或者一个大事件的结局。这不是历史的悲观论，而是历史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实我在1980年代一次历史考察中，就发现过这样的事例。太平天国的首领石达开，率部于1862年5月14日早上到达大渡河时，对面没有清军，如果他当时渡河，是完全有时间的。然而因为他的小妾生了儿子，为了庆祝，决定当天不渡河，但没想到的是当晚大雨倾盆，次日河水暴涨，这就错过了最关键的渡河时机。后有追兵，而清军也已到了对岸，最后他被困在大渡河边一个叫紫打地的地方，以至于最后全军覆没，自己也被生擒，最终死于凌迟。
波普尔认为，历史实际上就像一个有机体。“在生物学中，我们能够谈论某种有机体的生活史，因为有机体部分地受过去事件的制约。”而这个有机体，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这正是为什么重复事件的经验不是原来事件的经验之故”，“重复的经验”变成了新的经验，“由于重复形成了新的习惯，因而产生了新的习惯条件”。因此，对同一个有机体的重复实验，“不可能十分相似”，因此就不是“真正的重复”。哪怕环境条件没有变化，有机体中内部也出现了新因素或者新条件，“因为有机体从经验中”得到了学习。所以，“在社会历史中真正的重复是不可能的”。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我们“也许能够发现和直观地理解，任何特定的事件如何发生和为什么发生”，理解其“原因和结果”，然而我们仍然“不能提出普遍规律”，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社会现象”，它们“也许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境况中只出现一次，而不再出现”。按照波普尔的分析，当我们看待历史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它们是“充分的而复杂的相互作用”。哪怕我们觉察到一些可能产生的倾向，然而“预测本身可能影响被预测事件”，这就很可能“对预测的内容有反作用”，并且这些反作用可能“严重损害预测的客观性”。波普尔指出，在极端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引起它所预测的事件。这个观点从中国所经历的“十年浩劫”的原因来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认为，中国有可能走向资本主义，因此要防备，所以发动了“文革”。用波普尔的话来说，“如果没有预测该事件，也许它本来就根本不会发生”……所以历史决定论是有害的，因为信奉者会认为，既然是有规律的，就一定会向某个方向发展。因此他们会积极地参与“帮助产生新的社会时期”。因此在实践中，就难免为了他们心中的理想，而不顾实际的客观条件而莽撞行事。有所谓的总体史吗
历史学家还醉心于写整体史（或者总体史），但是波普尔认为真正的“总体”是不存在的，他批评总体论（holism），指出要想“建立和指导整个社会体系并规划全部社会生活”是不可能的，无所不包的历史是写不出来的，任何写出来的历史，都只是“总体”某方面的历史。他批评那种“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模式”或者“规律”。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也阐述过这个问题，他指出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他不同意“历史”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所以“大多数人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历史’根本就不存在”。那么，大部分人是如何理解“历史”这个词的呢？波普尔认为，其实他们所指的是“政治权力的历史”。但是，政治权力的历史不过是历史的其中之一。政治权力被看成就是历史的全部，其实是“对一切得体的人类概念的冒犯”。所以历史决定论就是权力崇拜，而“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进一步指出，历史决定论者认为，科学预测必须以规律为根据，所以可以对社会变革进行预报，对此可以以历史规律为根据。但问题在于，我们不能认为对社会的认识，可以“在整个空间和时间中始终有效”，其实哪怕对社会最准确的认识，也不过是“只适用于某种文化时期或历史时期”。“规律”是没有可能的，也是永远不存在的。正是因为整体史的观念根深蒂固，才造成了不少中西学者对所谓历史研究碎片化的批评。而这种整体史，后面有着一整套宏大叙事和政治议程。例如，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批判了从法国年鉴学派以来的几乎所有的代表性历史学家，把他们的历史研究视为碎片化的历史学。多斯表达了非常明确的政治意念，认为“我们的现代社会缺乏计划”，因而陷入了一种危机。但是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看来，正是计划把社会引向了奴役之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出现了一个公众对历史关注的高潮，人们参加各种关于历史的讨论会，观看和收听关于历史的电视和广播。但是多斯对此非常不满，批评历史学界“抛弃了重大时刻，转而关注小人物的日常记忆”，对人们谈论村庄、妇女、移民和边缘人群等等也是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法国革命还没有结束，还要继续革命，“革命的火焰从未完全熄灭，所以才有人致力于把革命之火从历史上彻底平息。”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斗争，“一边是企图埋葬革命以维护自身特权的人；另一边是主张建设一个公正世界的人。”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法国大革命并没有结束”。
当我想到所谓整体历史的时候，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帝王或者英雄站在高高的山巅上，俯瞰整个大地，为自己马上要创造历史而心潮澎湃，豪情万丈。极目望去，在他的眼中，是乌泱泱的人海，芸芸众生，小如蝼蚁。对他来说，面对这样的人海，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也不少，个体在这里已经失去了意义；个体的命运，在这里是无关大局的；芸芸众生之间，是没有区别的，甚至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他们变成了一种我们称之为的“群体”“群众”或者“人民”这样的概念。他们没有自己的故事，也没有自己的历史，当然也就没有自己的未来。这些芸芸众生为了帝王或者英雄所谓的“宏大事业”死去，无声无息地化为了尘土。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个体是整体完全可以忽视的东西，这就是整体史的本质。历史上，有许多手握生杀大权的人，相信他们是按照历史的规律行事，因此就可以达到预设的任何目的。因此在我看来，历史决定论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哲学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过去经常说的“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个人的命运就经常坠入了这个潮流之中，命运就交给了其他人来做决定。因此，波普尔认为，整体主义的方法“与真正的科学态度是不相容的”。更可怕的是，整体主义者“还企图把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控制和改造”。这种思路难免导致权力决定一切，实现“全面控制的乌托邦梦想”，而这正是世界上所有灾难之源……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最好放弃发现历史规律和写出整体历史的雄心壮志。历史是个体的，复杂的，丰富多彩的，也是变幻莫测的。我们要认真对待历史，但是不要人为地去幻想创造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