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智善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他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是一个“直节丰功”，文创“阳明学派”的文武双全的奇才。是名震宇内，远播海外的名（伟）人。
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死于明世宗嘉庆七年（1528年），在世五十七年。他的一生处在明朝中叶以后的社会动荡剧变时期。当时，大量土地集中，天灾频仍，当时百姓（人民）无以为生，到处爆发农民起义，如以南赣为中心的赣，阖、湘、粤四省交界的大帽山，横水、桶罔、利头、岑罔等三支农民大起义。同时，朱明王朝中央权贵也互相倾轧，地方藩镇拥兵自雄，甚至发生武装叛乱，为宁王宸濠之乱，加上西北边患日益严重，遂形成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主要是社会阶级矛盾）、面对这些矛盾，王阳明竭尽全力为朱明王朝统治者平定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的边境地带的农民起义和广西少数民族的动乱，挽救了日暮穷途的朱明王朝的统治，维护了朝廷（国家）的统一。
然而他在用兵过程中，也着实惩办了不少欺压百姓的恶霸豪绅及贪富污吏，为受压迫的百姓除了害。王阳明文治武功，勋业卓著，堪称一代名臣。但他仕途坎坷，官场失意。他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主要还在学术方面。他一生潜心学问，边讲学边著述，写下了许多著作，主要有《五经臆说》、《传习录》、《王文成公全书》等。等他设立“稽山书院”、“阳明书院”，以良知之学创立“姚江学派”，思想、学说显耀于世。他在一生中用在著书、讲学的时间很多，影响很大，流传很深，他的学说思想经过反复曲折的变化，得到了充分发展，“始出诗章、继逃佛老、终乃求之《六经》”(《传习录》)，可说是他的“心学”形成发展的“三部曲”。
他从三十四岁起到老死为止，先后讲学达二十三年之久，但专门讲学则在五十岁以后的六年间，其余十七年中，仅在从政之余，以一部分时间讲学而已。他在教育上的主要活动是兴建书院、学校。最初在京师讲学，以“昌明圣学”为主，正德三年（1508）三十七岁，在贵阳修茸龙罔书院，次年（1509）主讲贵阳书院，开始宣传“知行合一”说，三十九岁（1510）改任卢陵知县时，屡劝当地妇老重视教诲子弟，各尽孝道，遵守“官法”。他在赣创设“社学”、订立“乡约”、“十家牌法”，指出“民虽革面，未知革心”(《年谱》)必须通过教育，大力宣传“心学”，才能收效。嗣后在北京、南京等地为官时，又到处建立“社学”，并修建濂溪书院、阳明书院，创立南宁学校，思田学校，以从事讲学。此时讲学，他注重存天理、去人欲的省察克治一一格物致知工夫。所谓“格”，就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
直至五十岁（1521），回到余姚，才提出“改良知”说。当时四方游学之士，多集合余姚一地，环坐听讲常达三百余人，附近庙宇，成了王门子弟宿舍。“致良知”学说 是根据“心即理”说、“知行合一”说提出的，这可作为他一生讲学的总结。“致良知”重在“致”字上，要求去人欲而存天理，认为“人欲不去则天理不存”。“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算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答友人书》）。他提倡不要随便指责别人，不埋怨别人，万物要互相忍让。要求去掉私欲，搞好自我意识的修养。他认为做人的途径就在于端正自己的行为来达到“良知”。概括起来说就是“无善无恶性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即使王阳明所处时代同我们时代对善恶的标准不完全相同，但要“为善去恶”，通过“格物致知”来达到个人的修养却还是适用的。
基于王阳明的“心”学观，他在从事教育活动中有如下一系列教育主张：
首先，关于教育目的，他从“致良知”出发，肯定“圣人”与“凡民”都有“良知”，人人都可受教育，以断私欲，恢复固有“良知”。他主张人应该受教育，通过潜移默化的功夫达到为善去恶。并提出“无懈怠，无亏缺，无放荡，无欺忘非僻”的四要求来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他认为教育应从“致良知”入手，其根本目的是“明人伦”，学为“明人伦”，为圣人而后己。他说:“明人伦于上，小民亲于下，家齐治国而天下平矣。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因此而学者，谓之异端，非此而论者，谓之邪说”(《万松书院记》)。他在晚年提出了一个教育纲领，反映在他所著的《拔本塞源论》，文章中，要旨是：推其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体心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
所谓“道心惟微，惟真惟一，永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是盖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传习录》中）这个纲领基于《六经》之说，《六经》者(易、书、诗、礼、乐、春秋)非它，吾心之常道也，而《六经》之实，则真于吾心。……（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他强调“致良知”的重点放在《六经》上，就是要把“心之常道”的根基深深植于吾心。他说:“学若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稽山书院《尊经阁记》)那就错了，在此，他认为错就错在把智育和德育分开。
其次，关于教材、教法：他认为一切有助于“致良知”的教育内容，都不失为可用的教材“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除上述《六经》因为是“心”的道理的记载，大有益于“心学”，作为最重要的教材外，他认为“读书”、“习字”、“学琴”、“学射”等教材，对于陶情入“理”、“致良知”大有裨益。他说:“且如读书时，‘良知’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己”(《传录录》下）。他说:“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学好，只此是学’……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年谱》)。在他看来，习字重在“养心”、“居正”，重在内心修养，重在“心上学”，“非是要字好，则此是学”。对于“学琴”、“学射”，他认为各于“养心”有莫大助益。“《琴瑟简编》，学此不可无，盖有业以居之，心就不放”(《传习录》下)。“君子之于射也，内心正，外体直，持弓矢审固，而后可以言中。古故者射以观德，德也者，得之于其心也。君子之学，求以得之于其心“心端则体正，心敬则容肃，心平则气舒，心专则视审”，“故君子之于射，以存其心也”。(《观德亭记》)。由此可见，他把《六经》、读书、习字、学琴、学射作为教育课目、德、智、体、美内容齐全了，而所有教育内容都集中在“养心”或“存心”一点上来完成他的“心学”任务。
关于教育方法，王阳明根据“学问要点化”，主张启迪，不主张灌输的要求经验和“致良知”的教育原则，结合继承了过去若干优良传统，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教育方法，值得批判地吸取:
1、立志——为学，首当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 志 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己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教条示龙场诸生》)
2、笃行(躬行实践)——认为真知必能行，不行必非真知。他说:“夫问、思、辩、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传习录》中)
3、自求、自得——学习必须通过独立思考，“自求、自得”的方法，才能达到“深入心通”的境地。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王阳明以程朱理学反对派的面目挺身而出，大呼:“夫道，天下之今道也；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传习录》中）。主张把真理交给大家，叫大家都来思考，不得以程朱之是非为是非。表现了他反对偶象崇拜的后学精神，是有进步意义的。他主张公开讨论、自由争辩，所争是非曲直，应虚心接受别人意见，同时，也不苟同于人。这种学习精神，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4、循序渐进——“为学须有本原（基础），须从本源上用功，渐渐盈科而进”。(《传习录》上）“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照顾年令水平，认识水平）。各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供把以致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有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它了。”(《传习录》下）
5、因材施教——此与“循序渐进”有密切联系。由于各人的“才气”（性格、才能）不同，“分限所及”不一，教学便不能千篇一律的进行，须因人因材而异。举射箭为例：设有三人都在习射，“一能步箭，一能马箭，一能远箭，射得到俱谓之力，中处俱可谓之巧，但步不能马，马不能远，各有所长，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处”。(《传习录》下）又说：“圣人教人不是束缚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猖者便从猖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传习录》下）正如良医治病，必须根据不同病症，多多了解，对症下药，他说:“夫良医之治病，随其病之虚实强弱，寒热内外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要在去病而己。初无一定之方。……君子养心之学，亦何异于是?(《与刘元道》)
6、教学相长——自《学纪》提出“教学相长”原则以来，历代学者如韩愈等人对此，都有所发展，王阳明比前更进一步，提出了师生间互相“责善”，即鼓励学生对先生提意见，做到“教学相长”。他对学生说：“凡改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某于道未有所得，其学，卤莽耳，谬为诸生相从于此，每终夜以思，恶且未免，况于此乎？(《教条示龙场诸生》)
再次，关于儿童教育：对于儿童教育，王阳明曾发表一整套有关理论，提出了“自然教育论”，比法国卢梭的名著“爱弥儿”（一向认为是一部最早表达自然教育思想的著作，十分受人重视）出版（时在1762年）要早出两百多年，确是难能可贵的。
1，他揭露了宋明以来压抑、摧残儿童的教育方法的缺点，特别深刻地批评了体罚，指出“近世之训蒙稚者，目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复，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俭簿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在此，他反对教育儿童过于重记忆，滥施体罚，造成儿童仇视学校，欺诈老师。正德十三年（1518），他在南赣，深感“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明令各县普遍“兴立社学，延师教子”，并在《训蒙》、《教约》等篇指出了诸如上述对儿童教育的见解。
2、提出教育儿童要从积极方面诱导，顺应儿童性情，鼓舞兴趣。他指出:“大批童子之情，更嬉游而悖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己，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根据儿童兴趣，特点，他设置“歌诗”、“习礼”、“读书”三种课程。在此，他不仅阐明了三者的涵养价值，而且指出了教育的最大作用在于潜移默化，消其鄙吝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为保证教育目的贯彻和教育内容（歌诗、习礼、读书等）的掌握执行，他在所著《教约》中还规定有明确具体的办法，如：“凡歌诗须要正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又规定“每月两天，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教，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这种教育收到的效果很大，据他的门人所记，当时“南赣所属各县父老子弟互相戒勉，兴立社学，歌诗，习礼，出入街衢，官长至，义手拱立，先生赞赏训诱之。”(《年谱》)他说：“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己，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以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己，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他认为:“歌诗”，功用在使儿童把原有跳者呼啸的活动，转为有节奏，有韵律的活动。“习礼”在健儿童从娴习礼节的动作来活动血脉，以坚固筋骨。“读书”则在通过朗读来开发智慧，舒展情感。
王阳明的一生是劳苦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通过自身讲学二十三年的教育实践，总结出了一套符合学生心理的教育学说。在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上提出了不少进步的主张，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教学者立志，笃行，自求、自得，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学问要点化和学生的独立思考，公开辩论精神，以及教育儿童方面提出的“自然教育论”等。王阳明的教育思想很值得我们今天来继承和借鉴，有助于现今的教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