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朝玄||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岁月
文摘
文化
2024-10-15 04:38
湖南
1966年，我在中共修水县委办公室任调研员兼调研组长，县委为了充实基层，调我去溪口区工委担任副书记，任命通知书是6月份下发的，由于特殊原因到12月份才到职。到1968年冬，实行撤区扩社并队，我仍留在溪口大公社任革委会主任。到1970年5月被调到义宁镇工作。我在溪口区、社工作的时间，实打实是3年半，在这叚时间里我一直在担惊受怕、紧张劳累、烦恼压抑中度过的。虽然时间不是很长，却让人终生难忘！1966年12月23日，到溪口区工委上任，当时区工委有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秘书、武装部长、妇干、团干、文书、话务员、炊事员共11。开始大家在一起和睦相处，关系很融洽，特别对我这个新来的同事非常关心，让人感到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到1967年2月初，文化大革命运动高潮来了，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影响下，修水全县各地造反派开展冲击县、区、社各级党政机关直到生产大队，纷纷进行“夺权”，曾一度出现造反派组织代替了党政组织，派性代替了党性，全县各级党政组织陷入了瘫痪状态，极端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这时，溪口区各机关单位、学校都纷纷成立了各种各样的造反“战斗队”。一夜之间大字报、横幅标语满天飞，到处是“炮打区工委，打倒走资派”等，同时，对区工委和各单位的当权派进行“批斗”。首先是从区工委书记谈X栋开始的，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突然一伙造反派在区工委门前大喊大叫“炮打区工委，火烧区工委！”“打倒当权派，打倒走资派！”“谈X栋快给我滚岀来！”等等。当时，大家都不知是怎么回事，谈吓慌了便赶快出去，造反派气势凶凶的要他作检查，又说他不老实，要他站桌子，后来桌上放椅子、椅上放凳子，站上去有二人多高，差点跌倒，折腾了半天无果，造反派只好叫他好好想想再作交待。谈看到形势不好，怕挨打，便于半夜逃跑了，一直没敢出来。随后不久，副书记黄X金看到情况不妙，也跑回县城家里躲藏起来了。区上三位当权派只剩下我一人了，这时有好心人叫我也走，说：“不知道运动今后怎么搞，免得吃亏受害，你也快走吧！”。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党中央发动起来的，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认为自己是新来的，与职工群众不存在什么个人“恩怨”，只要自己安分守己，不乱表态，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一直坚守岗位，只是天天在接大字报、贴大字报、打扫清洁卫生等，小心翼翼，从不敢乱说乱动，就这样平静地过了一段时间。可好景不长，一个月以后，接连发生几件事，实在让人有些担惊受怕，日夜不安。例如：1967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一），溪口公社的造反派在大会堂里批斗公社书记袁X明，中途把我从区工委叫去站在台上，逼着要我表态给袁戴上“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帽子，宣布撤职罢官。我坚决不从，说这不符合党的政策、原则。造反派很不高兴，说现在是特殊时期，还讲什么政策原则，说我不老实，是袁的“黑保护伞”。批斗会进行不下去了，便另生一计，要我们去游街，同时把区、社各单位的所有大小“当权派”都拉来了共20多人，每人胸前挂着“走资派”的牌子，头上戴着用竹片纸糊的高帽子．溪口街很短，全长不到300米，造反派觉得不过隐，便一直游到郊区风鼓泉的叉路口才回来。
同年2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上杭公社来了4位造反派，其中有姓徐的两兄妹，其造反精神特强，气势汹汹地把我揪到上杭去，给我戴上一顶2尺多长的高帽子，胸前挂着一块“走资派”的牌子，背后拖着一条3米多长、一尺多宽的破地箕，从溪口一直走到上杭。当晚在大会场里召开群众大会（约四百多人）批斗完小校长万X祖，要我站在台上陪斗，并要我宣布给万戴上“黑帮分子”帽子，无论造反派特别是姓徐的俩兄妹怎么说、怎么骂，还气势汹汹地要打人，不管怎样我就是不表态，折腾了一夜无结果。到天亮了，要我们去游衔游𡑒，走在前面的是一位“红小兵”打着红旗，万走第二胸前挂着一块“黑帮分子”的牌子，手里提着一面铜锣，要他边打锣边叫喊“我是黑帮分子”，我跟在后面胸前挂着一块“走资派”的牌子，走到下街头时，后面的群众都各自回家去了，到了街背堠中“红小兵”回头一看，只剩下我们三人，便把红旗往田里一插也走了。这时我叫老万把红旗扛回去，后来天下着小雨，等我们回到公社时身上的棉衣和棉鞋都被淋湿了。过了4天，上杭公社造反派在河坝里搭台召开所谓万人大会，批斗公社副书记陈X江和团委书记张X元。那天清早，公社来了几个造反派把我揪去站在台上陪斗。说陈是“漏网右派”、“革命投机分子”，说张是乱搞妇女的“坏分子”，逼着要我表态分别给他们戴上所谓的“右派分子”、“革命投机分子”、“坏分子”帽子，无论他们怎么折腾我就是不表态，造反派就说我是他们的“黑保护伞”、不老实的“走资派”，把我们跪在台上进行批斗。结果，把陈逼疯了，又哭又笑在台上拜，闹着要去寻死，这时，造反派头头吓倒了怕出事，便宣布散会，徐X英气势汹汹地把陈交给我，勒令我：“你要好好看管，出了问题拿你是问！”无奈，我只好在公社的办公室里陪着陈二天一夜未睡，一直做陈的思想开导工作，等到第二天傍晚陈的情绪平静稳定下来了以后，才让我回溪口区上。同年4月中旬的一天，溪口区“反逆流战斗队” （由区中一伙教师和学生组织的）到区工委来找我，逼着要我表态同意调港口公社卢坊大队青年农民卢X彪（造反精神特强）到区战斗队来闹革命，并要给卢每月发工资30元。我坚持不同意，解释说：“一是不符合中央'业余闹革命，就地闹革命＇精神；二是我无权批发工资，也无处开支。”便说我不老实，不支持造反派闹革命。本来我是已经被“解放”了的革命领导干部，将要参加“三结合”组织的，因此便贴出大字报，宣布再次把我“打倒”，不准我“乱说乱动”。直到1968年初，开展“三查”运动时，由贫下中农代表把我“彻底解放”了。同年2月中旬，全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我被评为“活学活用积极分子”参加了这次大会。从此，才使我把一颗日夜“提”着的心“放”了下来，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有好心人在背后保护着我。例如：溪口区“反逆流战斗队”中的所谓军师周X，他父亲是恶霸地主，解放后被共产党镇压了，因此对共产党的干部怀恨在心，想寻机报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个好机会，便躲在后面唆使学生红卫兵造反派饶X才等，去到处抓人打人。曾多次唆使他们来抓我，都被战斗队长蔡X平制止了，他认为我是个好干部，不能无缘无故地去整人家，让我免遭了一“劫”。有一次，我到上杭公社去。公社前面有一条河，河水虽不是很深，但河面较宽，过河要经过一座木板桥，桥高有二米多，桥面狭乍只有一尺多宽，两人相遇都要侧着身子才能过去。这天当我走到桥中间时，对面来了两个人（后来才知道是大、小队干部），其中一人说，现在上面的当权派都是“走资派”没有一个好的，前面来的这个人也不会是个好东西，今天我要把他推到河里去，不死也要让他脱层皮；另一人急忙制止说，于我看傅书记这个人并不坏，听他说话蛮在理的，对人也仁和，更何况他与我们头世无怨、今世无仇，何必要去伤害他。从而，让我不知不觉地躲过了一“难”。这说明了，世上还是好人多。任何人只要自己行得正、坐得稳，办事公道正派，在任何时候都会得到好心人帮助和保护的！到1968年5月10日，成立修水县革命委员会。随后，各区和公社相继成立了“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已经结束。这时，我在溪口区革命领导小组任副组长兼溪口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同年11月开始，全面实行撤区扩社并队，溪口与上庄两社合并，我仍在溪口大公社任革委会主任（这时还未恢复党委）。在溪口公社的两年时间里，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紧张劳累又非常压抑的。因为：一是，当时正是“林彪反党集团”搞阴谋篡党夺权活动、企图进行“反革命军事政变”，省革命委员会的一至四把手，都是由省军区的政委、司令员、参谋长等人担任。他们为了追随主子的阴谋活动，考验下面的干部是否听从指挥，一直以革命化、军事化和“战备精神”来要求下面，经常是程政委左一个指示右一个指示，总是在半夜起来接电话，并要做到传达贯彻程政委指示不过夜，搞得人提心吊胆，筋疲力尽。特别是有一天县革委办公室半夜来电话，要另天8点钟前赶到县城参加紧急会议，传达林副主席指示（所谓第一号命令），我同武装部长连夜启程，60多里路走到县城正好天亮。当时，实行所谓的“军事管制”，各项活动必须在武装部长参与监视下进行，让人感到非常压抑。二是，当时省革会的领导，都是军人出身的不懂农村工作，经常提出一些脱离实际的事情，进行“瞎指挥”，强迫下面执行，弄得下面干部左右为难，哭笑不得。例如在1969年提出一个什么要大搞“一化带七化”运动（即思想革命化带公路化、水利化、车子化、晚稻矮杆良种化、糖化饲料化等等），并说这是程政委的指示，必须积极贯彻执行。当时不管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刀切”，层层往下压。而我对那些对群众有利的事情，如修公路、修水利等都坚决执行，并积极带头干，如1969年秋，全县开展大搞“公路化”运动，要求一天之内要有一万人上阵，我接到电话通知，随即召开公社干部会议，分工到各队去做宣传动员工作，自己帶头同团干到一个最偏远的上庒团结大队去，连夜走50多里山路，到大队书记家还未天亮。到另天 11点全公社动员了男女老少近万人自带干粮上阵，我也同群众一起坚持两天两夜没休息……。但是，对那些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事情，便进行扺制，坚决不干。如后来要搞“车子化”，要求每个大队要做10部以上大型版车，用牛去拉。虽然其本意是好的，为了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但严重脱离实际，像溪口这样的山区，全是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羊肠小路，怎么能用牛拉车呢，明显行不通，造这么多大板车是个大浪费，所以我坚决不干，县革委领导心里也明白实在行不通，但为了保头上的“乌纱帽”，屈从于上级领导的压力，因此认为我不听话没有为县领导撑面子而很不高兴。还有， 到1970年春，县革委为了贯彻落实“程政委的指示”，要求全县实现晚稻矮杆良种化，不顾各地的具体实际情况，强行“一刀切”，要求溪口公社播种“珍珠矮” 1000亩，我看了资料介绍，“珍珠矮”的成熟期要比常规品种迟一个季节，便提出溪口“山高水冷气温低”不适宜种植，坚持不愿接受。县革委领导本来对“车子化”问题，对我就有看法有意见，便召开全县电话会点名批评我是典型的“右倾保守”“不听话”，随后强行送来2万斤“珍珠矮”种子，我为了农民群众的利益，一直把它放在仓库里没有分下去。后来，县革委领导知道了，很不高兴，便把我贬调义宁镇，由“一把手”降为“四把手”，这时我谢天谢地，感到已经“解脱”了，不但没有情绪反而很高兴，当我接到调令的第二天，没等接替我的人上任就离开了溪口。因为，我的人生宗旨是：“老老实实做人 ，认认真真办事。不求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只求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决不为了只管自己升官发财，不顾群众利益，去踏着老百姓的背脊往上爬。”后来才知道，来接替我的陈X生同志，到任几天后，便急忙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在大会上，大势宣传“珍珠矮”的优点和好处，并指名道姓的说我是一位书生、小知识分子，根本不懂农业生产，思想保守。强行把2万斤“珍珠矮”种子分推下去了。到秋收季节时，全公社800亩“珍珠矮”不能成熟，结果颗粒无收，造成当年全社减产40多万斤，为了掩盖错误，在统计产量数字时，便采取欺上瞒下、弄虚做假的办法，将减产变成增产上报，到另年春节一过，社员群众冒饭吃要去买“回供粮”，搞得劳民伤财，群众意见很大，在另年的“三级干部”大会上，大、小队干部要拿扁担打他，使报告都未做成，搞得灰溜溜的，后来县领导知道了才把陈调走。这时，县革委领导意识到，当年把我贬调义宁镇的处理是不妥的，不久便把我调到县革委去了，在科技组（即科委）担任副组长主持工作。在溪口的岁月，虽然过去了50多年，但这些事情一直在我脑海中浮现，挥之不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虽然对我的压抑很大，但也觉得好处多多：一是考验了我的党性和革命意志，让我坚定了为人处事的党性原则；二是锻炼了身体，强壮了我的体质；三是坚定我对“相信群众相信党，好人终有好报”的信念，人生在世一定要多 做好事；四是增强了人的智慧，使我头脑更加清醒，如何去识别好人和坏人……让我后来的人生之路，走得更稳、更好！
2024年10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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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朝玄，笔名：傅鹰、桑叶，江西修水人，中共党员，退休干部（享受副处待遇）。一生勤奋好学，乐于思考，喜爱文学和摄影，坚持读书写作。曾受聘为县、市报特约通讯员和特约记者、县委特约政策研究员、市农行特约农金研究员、《江西农村金融》特约撰稿人、人民日报《大地》月刋特约通讯员、北京燕图联文化发展部特约作家、江西作家文坛特约文学艺术顾问等。先后参加市、省和全国金融经济思政等方面的研讨会和文学创作座谈会21次。在全国各级30余家报刊、电台和微信媒体平台发表各类文稿1300余篇，新闻和艺术图片160余幅。其中：小说、散文、诗歌、随笔480余篇（首），论文81篇。有29篇（首、幅）作品获奖。编著出版有《岁月沧桑》、《养生文化》、《心灵之歌》等书籍共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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