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辽西走廊》

文化   2024-12-10 00:01   海南  

总 序


2021年青海人民出版社社科编辑部负责人李兵兵联系我组织和出版一套“中国古代民族走廊丛书”计划时,我心里不禁暗自佩服其眼光、见识。编辑因阅文无数,眼界开阔和捕捉新选题的敏锐度,往往为专治某一领域学者所难以比拟。今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套“中国古代民族走廊丛书”,正是青海人民出版社长达数年精心策划、组织和锲而不舍努力的结果。

古代民族走廊的研究,始于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其时,著名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深刻反思过去30年我国的民族研究后,提出两个基本思路:一是要从“中华民族所在地域”的整体视野来开展民族研究;二是要打破按行政区划研究民族的格局,主张按照“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进行民族研究。什么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费孝通提出一个基本框架,他将“中华民族所在地域”大致划分为“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六大板块”即北部草原、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沿海地区、中原地区;“三大走廊”即藏彝走廊、河西走廊、南岭走廊。这“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正是我国主要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后来有学者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将之归纳为“六区-三廊-诸岛(沿海诸岛)”,则更为全面。

为何要以“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开展中国的民族研究?费孝通作了这样的阐释:“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费孝通以“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开展民族研究的倡议,得到了民族学界的热烈响应与支持。1981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在昆明召开成立大会,首任会长马曜先生和李绍明、童恩正、何耀华等诸多民族学、人类学前辈学者做出一个重要决定——组成“六江流域”(指藏彝走廊地区)民族综合考察队,对该区域的民族、文化开展实地调查。费孝通闻知此消息后十分欣喜,指出:


这次我听说你们要搞六江流域的综合调查,我真是十分高兴。民族研究一定要把考古、历史、语言、社会调查结合起来。搞综合研究要有一套合作的办法和合作的组织,这方面我们才开始,没经验,有很多困难,怎么办?不要怕,这是必须走的一条道路。我说你们的计划很好,一是跨省,二是跨学科,打破了过去的老框框,照这样做,看来民族研究就可以提高一步。


1981年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调查是藏彝走廊研究的开端,也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民族研究的“破冰之旅”。其价值和意义在于打破过去按行政区划研究民族的范式,开始按照“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进行民族研究,这标志我国民族研究开始迈向一个新阶段。

随着藏彝走廊研究的启动,河西走廊、南岭走廊的研究也纷纷跟进。此外,历史上东北民族进入华北平原的“辽西走廊”也日渐受到学界的认同、重视和研究。这使得民族走廊研究异军突起,开始成为民族研究的一个热点,并逐渐开辟了我国民族研究的新局面。可以说,近40年来我国民族研究中不少有学术分量、有时代特点的成果,很多是以民族走廊为研究对象而产生的。从此意义上说,民族走廊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成为引领和开拓我国民族研究新局面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值得深思的是,为何民族走廊研究能够开辟我国民族研究的新局面?我想,这大致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民族走廊不同于民族聚居区,民族聚居区多为某一个或几个民族的传统聚居区域,民族及文化特色呈现较大稳定性和单一性。与之相比,民族走廊却完全不同。民族走廊是历史上民族频繁流动的场所,也是民族间发生交流、联系的典型区域。因民族种类及支系众多、流动性大且民族间交流频繁,民族及文化的复合性和多样性表现十分突出,蕴藏和积淀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现象。所以,同板块型的传统民族聚居区相比,民族走廊既是各民族交流、接触地带,也是各民族吸纳其他民族因素,促成其社会文化发生变迁的重要窗口。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的发展演进从来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发生。中国56个民族中也没有一个民族是一座孤岛。文明、民族与文化间的接触、交流和相互吸纳,从来就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所以,从此意义上说,民族走廊不但是我们观察、认识历史上各民族发展及其社会变迁的关键区域,也是我们从现实角度理解民族内涵及民族边界的重要场所。

其次,民族走廊多是连接民族聚居区的通道、桥梁,也是各民族交往接触的枢纽。在历史长河中,民族走廊恒久不变的主题是“流动”。在这里,人群是不断流动和变换的,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民族在此密切接触与互动,形成文化及习俗上相互吸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种局面,给民族走廊地区带来了一个重要特点——民族之间的排斥性较少,民族观及文化态度更为包容,即排他性弱而兼容性强,无论是对不同语言、宗教信仰,还是异质性的文化与风俗,都持一种更宽容态度。正是这种宽容,使得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语言、风俗习惯得以相互容纳、相互渗透,传统与现代也得以更好地兼容并存,形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和谐局面。由于排他性小且包容性强,很多古老的历史遗留与文化遗产也得以延续和保留,人们在民族走廊中往往能更多观察到民族与文化的历史变迁,能看到或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相互交织以及累层叠压之生动情形,从而对我们理解民族历史发展脉络及民族间的互动与交往交流,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

第三,在中国的民族格局中,民族走廊是认识、把握中国民族特点与变迁的关键节点和典型区域。费孝通在1978年针对藏彝走廊指出:“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划出了一条走廊。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藏彝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地。”因此,从走廊角度来看待历史上的民族流动及相互联系,即抓住了理解民族的“纲”,纲举目张,很多关键和要害之处就自然凸显出来。

我是藏彝走廊研究的较早参与者。2004年,在前辈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带领下,我们在成都召开了“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是全国首次以“藏彝走廊”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出版的《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会议论文集,激发起学界对民族走廊的兴趣与关注。此后,在李绍明先生和台湾学者黄树民先生的带领和参与下,我们又召开了“藏彝走廊族群互动中美学术合作研讨会”“藏彝走廊族群认同与区域文化发展:现今与历史两岸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并于2009年昆明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上成功举办藏彝走廊专题会议“藏彝走廊:文化多样性、族际互动与发展”,吸引众多中外学者参与,引起较大反响。自此之后,不少学者如黄树民先生、王铭铭教授、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翁乃群研究员、中山大学刘志扬教授等以及川滇及东南各地学者纷纷参与到藏彝走廊的研究之中,在当地建立田野点和工作站,一方面将之作为培养学生的田野实习基地,同时也通过深入广泛的实地考察,对藏彝走廊的民族与文化现象作细致深入的研究。以我多年对藏彝走廊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的切身体会而言,藏彝走廊让我真切感受到民族及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真切感受到教科书传播的知识体系同民族实际生活状态之间存在的距离。这充分说明,民族研究离不开田野,文献与文本尽管是认识民族的重要渠道,但其局限性仍不言而喻,唯有与田野相结合,文献与文本才具有巨大的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走廊为我们了解民族社会历史变迁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实地观察窗口。

正如费孝通指出:“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要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民族,离不开历史的纬度。这套“中国古代民族走廊从书”,为我们从历史纬度认识中国民族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门径。

今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正成为我国民族研究的重要主题。翁独健先生指出:“如果说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有主流的话,主流就是各民族日益接近、相互吸取,相互依存。”很显然,使中国民族之间“日益接近、相互吸取,相互依存”的基本途径,正是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而民族走廊作为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区域,其意义与价值不言而喻。我想,这同样是出版这套“中国古代民族走廊丛书”的意义所在。

                                    

                                                                       石 硕

                 2023年7月11日于川大江安花园


目 录


绪 论

第一章 多元交汇的辽西走廊早期文明

第一节 辽西走廊早期人类的足迹

第二节 辽西走廊原始族群的发展与文明曙光

第二章 青铜时代辽西走廊多族群的往来、更替与消长

第一节 夏及商初辽西走廊方国的兴衰

第二节 北方诸族在辽西走廊的更替与发展

第三章 辽西走廊长城内外胡汉交往与迁徙

第一节 燕国征东胡与辽西走廊设置郡县

第二节 塞外乌桓迁入辽西

第三节 曹操征三郡乌桓

第四节 鲜卑入辽西

第四章 三燕政权称雄辽西走廊

第一节 慕容廆政权崛起辽西

第二节 前燕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第三节 后燕统辖辽西

第四节 北燕经营辽西  

第五章 营州时期辽西走廊多民族交融与发展

第一节 北魏时期营州与辽西走廊民族的变迁

第二节 隋朝边地重镇营州及辽西走廊民族交流与发展

第三节 唐朝东北军政中心营州与辽西走廊的族群

第六章 医巫闾山契丹帝后家园

第一节 东丹国与医巫闾山

第二节 契丹帝后陵与医巫闾山

第三节 守陵斡鲁朵与医巫闾山谒陵祭祀

第七章 辽金元时期辽西走廊多民族社会发展与交融  

第一节 辽西走廊的人口流动与分布

第二节 辽西走廊交通道的发展

第三节 辽西走廊的经济发展

第四节 辽西走廊的文化交融

第八章 明清时期辽西走廊的治理与开发

第一节 都司卫所治边城

第二节 马市贸易促交融

第三节 清朝东北闭关与闯关

第四节 关东文化的嬗变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程妮娜,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史学科评审组专家。曾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暨契丹女真史分会副会长。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重点项目主持人。出版著作16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先后获教育部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吉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郭沫若历史学提名奖,长春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近20项。


李忠芝,历史学博士,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吉林省E类人才。主要研究方向为辽金史、东北史。先后主持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科学重点项目,参与国家社科基金等各类研究项目16项。发表学术论文10多篇,参著学术著作4部。


赵红梅,历史学博士、博士后出站,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高句丽渤海研究院院长,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北朝史、东北史。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青年项目等课题20余项。出版著作4部,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获吉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郭沫若历史学提名奖,长春市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等9项。


辛时代,历史学博士、博士后出站,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暨契丹女真史分会理事。研究方向为隋唐史、辽金史、东北史。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民委、辽宁省社科联等项目4项。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出版著作1部,参著学术著作5部。


民族史
弘扬民族文化,增进民族团结。汇聚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的资讯,记录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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