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制，皇帝、宗室王公、八旗世爵、文武大臣以及各省督抚总兵、八旗劲旅和绿营兵伍，无不身着甲胄，挂箭持刀，其各种军器的形制配给和数额，按等级都有严格的规定，从而构成一个上下铠甲鲜明，四处刀光剑影的大清兵器展示场。

皇帝御用兵器。

甲胄分大阅和随侍两种，弓箭有大阅、大礼、吉礼、随侍、行围等，其中的箭，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活动、不同的内容对象，又分为几十种。火枪，以康熙、乾隆两帝为例，前者五种，后者十一种，撒袋（盛装弓箭的袋子）、佩刀各有三种。然而这仅仅是上了典章的一部分，实际上，所谓御用兵器则不计其数，且多质地良好，工艺精湛，性能上乘，有些甚至可以和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媲美，如康乾时期的多种自来火枪（即燧发枪）。

宗室封爵兵器·。

亲王、世子、郡王、长子、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等宗室王公应配盔甲、腰刀和撒袋，基本上人手一副，而弓箭数额，距离明显拉开，弓多则七张，少则两张，箭依次为：3000、2000、1700、1500、1000、700、600、400、300、200、170支。

世爵及文武百官，甲胄、撒袋、腰刀都是一副，弓两张，箭数视其品秩大小而等差对待。以50支为限递减，其中公550、侯500、伯450、子400、男350、轻车都尉250、骑都尉200、云都尉150支，武官一至五品依照子、男以下至云都尉，六品以下均百支，文官稍减。世爵中，官大于爵者，照官职箭数，爵大于官者，视爵位箭数。

八旗、各省官兵兵器。

八旗分京师和驻防两大部分，内又有满洲、蒙古、汉军之别，“其制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常备盔甲、腰刀与武职差不多，所不同的也是箭支，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马甲在400支到50支之间。各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箭数各400支，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季由350到70支不等。

综上所述，每个人所拥有兵器的数量，同顶戴、补服和俸银、禄米一样，标识着地位、爵位和官位的大小高低，事实上，尤其到了清中期以后，除军队之外，宗室封爵、督抚大臣等很少或全无操兵弄戈之举，几千卷的典章、训谕均被束之高阁，无人间津和执行了。

在诸多兵器中，占有显著地位的就是弓箭。

弓矢骑射，清列为祖制，载入国家法典，以告诫后世，永远遵行。顺治皇帝明确指出：“我朝勘定天下，皆弓矢之力也。”

对一种兵器的地位和作用提到如此高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正因为如此，康、雍、乾历朝都对弓箭格外青睐和器重，雍正皇帝断言：“自古以来，各种兵器能如我朝之弓矢者，断未之有也。”应该承认后金及清初的弓箭，确实为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显赫功勋，在旧有兵器林海中，当时的弓箭无论是射速和灵便方面，还是杀伤系数威力方面，确实有着其它兵器不可比拟的优势，所以一直都受到官方的重视，始终是沙场上的主要兵器。

清代火器，主要是炮和枪。

统治者总结了对明军的激烈战斗和清初平定国内的叛乱战争，充分认识到、欲攻敌“非炮不克。”康熙三十年（1691年）“特设火器营，制备枪炮交发八旗，由是我朝之神威盖震于四域矣。”守火器营分内外，内营之炮营有炮40位，从清军第一支独立的炮兵部队和火枪部队诞生，更在种类、性能和数量上，注意不断创新和发展，使清代的武器装备得到较大的改观。

京师武装，炮位充实、种类齐全。乾隆年间汉军八旗约有铜铁火炮600位左右，嘉庆朝镶黄旗69位，正黄旗79位，正白旗69位，正红旗74位，镶白旗62位，镶红旗68位，正蓝旗65位，镶监旗72位。北京内城九座门楼，外城七座门楼，各建有防御性瓮城，共布防和储备“神枢”“得胜”“法功”“红衣”“神武”等各种火炮高达1937位，随时补充各营以备军需。

八旗军入关以后陆续别设炮兵，子母炮为其专用。清代子母炮，是根据明代佛朗机炮发展演变而来，正常情况下，一位母炮配给五枚小子炮（趋形长体炮弹），使用时，子炮从母炮后部装入，一炮发出，可立即再换一子炮，这样较之其它火炮省去了再装药、捣实、填弹等诸多麻烦，从而赢得时间，掌据战争的主动权，故可称之为初级速射炮，构成较强的火力威慑力量。雍正皇帝总结了历次征战之经验，进一步认识到“子母炮军中最紧要利器，”于五年（1726年）降旨八旗，在原来每旗6位的基础上，再增设4位，从此确立了每旗配备子母炮10位的标准。

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处，是清王朝“龙兴”之地，且与俄罗斯接壤，康熙时就不断加强军备，“雅克萨”之战及以后，从中央调运大批威力强大之火炮，捍卫祖国边疆，还在各处仅设置子母炮一项就多达百位，后成定例。

清晚期，形势逼迫所有长江水师及广东，浙江，福建、湖南等近海内河水师、经御准一律抛弃冷兵器——弓箭，专门习演火器，应该说这是违反“祖制”的一次重要变革，如广州驻防战船“旗字第一号”，铁炮7位，砂炮5位，班鸠炮4位，瑟瑟枪7位，群子3900个，黑铅40斤，火药110斤……火力相对集中，只可惜仍是旧有火器。

清代火器的另一大类就是鸟枪，“俱能冲锐折坚，最为便利”。按先进的程度依次为：火绳枪，燧发枪（分转轮式与撞击式两种），击发枪（铜帽枪）。普通士兵装备的全部是最低等的火绳枪。而皇家使用的，在当时可以说是现代化装备了，但落后的也并未淘汰。京师八旗除火炮外，八旗汉军每人鸟枪一杆；驻防八旗混合编营，其汉军皆持鸟枪。康熙设立的火器营，总率八旗鸟枪军参领、护军校、骁骑校等，统辖鸟枪护军，鸟枪骁骑和炮骁骑，成立之初总计拥有鸟枪5230杆，也算是装备精良了。

火器所占比重是衡量国家和军队强胜的重要标志之一，但也要根据传统和国情即战争的对象而论。

清代正规部队，经过几次重要战争、诸如平定三藩、准噶尔之役和西北用兵，进一步认识到火器在军事上的威力和作用，雍正时期大体上奠定了各种兵器所占比例的基础，其中鸟枪通常在三成以上，原则规定：腹内省份地势平坦，主要利用弓矢，沿边省分山深林密，多使鸟枪。据此，内地每兵千名设鸟枪300杆，边疆每兵千名设鸟枪400杆，其比例是3：7和4：6。

但中国地势险夷不同，情况危缓别异，故军器比配各有等差。如山西比例为4：6，另别设炮兵；山东是5：5；广东为6：4；云南、贵州每兵千名内，百名操演大炮，600名习鸟枪，其余300名练弓箭和藤牌，比例为7：3。云南等地原为明降将吴三桂镇守，武器精良，平定三藩后，雍正仍其旧，火器竟占七成，这在当时，绝非一般敌军所能抗衡。乾隆年间，福康安率军击败廓尔喀对西藏地区的入侵，遂会同达赖、班禅方面的代表议定《钦定章程》，规定了藏军装备的比例：“十分之五用火枪，十分之三用弓箭，十分之二用刀矛”，此举意在加强巩固边防。

为防盗保民，维持社会治安，清还建有地方武装，早在顺治初年各地就有数量不等的乡丁民勇，并允许存留、演练鸟枪。乾隆中期，山东爆发以王伦为首的农民起义，虽被镇压，但清政府由此得出结论：是役之所以取胜，因王伦等“不善施放枪炮”，以后便严厉禁止民壮甚至连武科考试，都不得演练鸟枪，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大规模收缴民间存留鸟枪运动，据军机处档案记载，十余年间共收四万四千多杆。

时过境迁，历史发展到嘉庆年，形势又有所不同。《军器则例》虽笼统规定“各省地方鸟枪不许存留”，但又特准湖北甘肃、广西、河南等地“应留鸟枪捍卫者，准照营兵鸟枪式制造。”福建、浙江沿海各州县，允许民壮演习鸟枪，协同清军防盗缉匪。

嘉庆六年(1801年)为加强防务，四川各地额设编练民壮，拣派十分之六演习鸟枪，要求“与兵丁等技艺一律纯熟”，这个国家允准的高达6：4的比例，在清代地方武装中是极为罕见的。嘉庆朝多事之秋，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仅“白莲教之乱”炽于川陕，历时多载，清廷耗巨资调遣大军仍无济于事。只好“募散勇之资，以团练本地之乡勇”，以为如此就可“事半功倍”。

清政府为维护封建统治，保障全国武器装备的精良和制造供给，对各种军器的配制和发放渠道、生产形式等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完整的武装和兵工体系，对于清王朝的巩固、繁荣和发展以及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曾起过积极、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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