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既揭示了消费行为背后的因素，又提供了潜在的干预措施，但事实证明，大规模的自愿行为改变是难以捉摸的。与此同时，政府由于担心不受欢迎和影响自由而避免出台限制高碳行为的政策，转而寻求技术解决方案。这种僵局被定义为治理陷阱，即“政府和公众将行动责任归于彼此”，都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来减少行为驱动的排放。因此，需要新的方法来刺激行为改变。
一种新颖的方法是，名人可以通过明显采用高影响力的低碳行为来改变社会规范。目前，国家在设定气候目标和减少领土排放时经常强调以身作则的重要性，但很少讨论或强调在个人层面以身作则以及改变全社会行为的必要性。
研究方法
该研究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英国样本（n = 1267）进行了一项调查实验，以直接比较对倡导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对新技术、国际协议和行为改变的需求）的名人的回应，以及以身作则或不以身作则。以身作则意味着名人在过去两年中采取了以下行为改变：减少飞行、减少吃肉、驾驶电动汽车、提高家庭效率和选择积极旅行。这些行为已被证明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一个人的碳足迹。不以身作则意味着名人尚未采用这些行为。
研究内容
该研究首先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揭示了受访者对低碳领导力的渴望，如图 1 所示。由于实验条件没有提示受访者的领导意愿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为每个问题计算了一个同意水平（包括强烈同意、同意或有点同意的受访者的百分比）和类似的不同意水平。使用这些水平数值，超过 86% 的受访者同意“政治家、商业领袖和名人应该首先改变生活方式以身作则”，4% 的人不同意。79% 的人不同意。“政治家、商界领袖和名人的个人行为与气候变化无关”，12.5% 的人同意。超过 77% 的人同意“每个人都应该在几乎同时改变生活方式以应对气候变化”，8% 的人不同意。
图1. 对领导力的渴望
图2展示了受访者对实验条件采取行动的意愿的箱线图。y 轴代表受访者对 7-point Likert scale的同意程度，从非常不同意（-3） 到非常同意（3），有7项关于他们愿意做出各种有影响力的行为改变的陈述，例如“我愿意对我的生活方式做出重大改变，以帮助应对气候变化”。x 轴显示实验条件。方框显示四分位距 （IQR） 以及中位数（方框内的水平线）和平均值 （x）。 “以身作则”和“无参与”条件明显高于“非以身作则”条件，且效应量较小。可见，与不以身作则的领导者相比，以身作则、实施高影响力低碳行为的领导者会激发更愿意采用这种行为。
图2. 行动意愿
图3是按政治括号划分的受访者行动意愿的箱线图。方框显示四分位距 （IQR） 以及中位数（方框内的水平线）和平均值 （x）。y 轴表示受访者对从非常不同意 （-3） 到非常同意 （3） 的7-point Likert scale的同意程度。在整个政治光谱中，“以身作则”条件的中位数和均值分数高于“非以身作则”条件。正如预期的那样，行动意愿从左到右下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身作则似乎确实激发了那些政治右翼人士的行动意愿，他们对气候行动的热情通常较低。
图3. 政治括号中的行动意愿
小结
该研究结果表明，名人以身作则采取高影响力的低碳行动，具有很强的信号效应。这些影响包括增加他人改变行为的意愿，以及提高对名人可信度和有效性的看法。以身作则远远超出了仅仅减少领导者自身碳足迹的范围，它鼓励他人采取行动，让他们更有信心，相信气候领导者是认真的，以公正和公平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这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气候缓解影响，因为采用新规范和行为的意愿是触发社会临界点的重要因素，行为规范可能会快速变化。因此，该研究团队建议，以高影响力的低碳行为为榜样可以帮助社会摆脱“治理陷阱”。
原文信息
期刊：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作者：Steve Westlake et al. 2024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57/s41599-024-03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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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婧琦
审核：张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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