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绿色创新与向清洁经济的转型

原文信息

为应对气候变化并保持长期经济增长，技术创新需要转向绿色技术。本文回顾了近期关于定向技术变革的文献，其中创新可以内生性地针对化石燃料增强技术或清洁能源（如可再生能源）。我们提供了企业在绿色与污染性创新选择上的路径依赖的实证证据，并从中得出路径依赖对环境政策设计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展示了该框架对单边环境政策、国际合作、中间能源（如天然气）的使用及公民社会作用的独特影响。

气候变化不仅威胁生态系统的平衡，也直接影响人类社会的经济与生活质量。尽管国际社会已经普遍认识到经济活动（尤其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是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但有关如何应对这一挑战的争论依然存在。一方面，部分观点认为，减缓或停止经济增长可以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进而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然而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经济增长放缓对全球数十亿人生活水平的严重影响，并可能引发社会和政治不稳定。

为应对这一困境，本文提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径——通过“绿色创新”实现经济增长与气候变化应对的平衡，可以在不牺牲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减少碳排放。然而，绿色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并非自发产生，必须通过政策激励进行引导。由于长期以来在化石燃料相关技术上的大量投资，使得绿色技术在初期阶段往往缺乏竞争力，市场因而呈现出“路径依赖”特性。这种路径依赖导致市场仍偏好于化石燃料技术，使得向清洁能源技术的过渡变得更加困难。

为解决这一问题，作者在本文中引入了“定向技术变革”的理论框架。该框架提出，创新可以在政策引导下分为“化石燃料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两大方向。通过实施适当的政策工具，政府可以重定技术发展的方向，使更多创新资源流向绿色技术。在这种理论框架下，文章进一步探讨了碳税、绿色创新补贴等政策工具在重新定向技术变革中的作用，并认为这些政策的及时实施能够显著降低向清洁技术转型的成本。

1. 传统模型的外生技术假设

当前主流气候政策模型（如Nordhaus的DICE模型）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无法被政策引导。这些模型将气候问题的核心简化为碳排放的外部性，因此政策主要依赖碳税或碳价格机制，以内部化排放成本。这一假设忽略了政策在技术方向性上的作用。

2. 单一政策工具的局限性

       基于外生技术的模型只需依赖一个政策工具（如碳税），并且通过控制碳价格水平来实现目标。然而，碳税的有效性受到贴现率的影响，不同的贴现率对碳税的时间安排和力度产生了显著差异。贴现率越高，政策越倾向于逐步递增的碳税，以减缓对当前经济的冲击；而低贴现率则会带来更积极的政策干预，推动迅速减排。

3. 外生技术假设带来的局限性

      外生技术模型未考虑到技术创新的方向性影响和政策的反馈作用，局限了气候政策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当贴现率或气候损害预估值发生变化时，这些模型对碳税的最佳水平调整也显得不足。此外，这类模型并未提供多工具政策组合的可能性，使得应对路径依赖和促进绿色创新的政策设计受到限制。

4. 内生技术视角的政策优势

      本文提出，假如技术进步的方向可以被政策激励引导，那么最佳气候政策不仅仅是碳税，还应包含对清洁技术的补贴。这种组合政策不仅抑制化石燃料使用，还直接促进清洁技术的发展，从而在路径依赖的环境下实现更有效的绿色转型。这种内生技术模型的视角强调了技术方向性在气候政策中的关键作用，突破了传统单一工具的政策设计。

1. 双重政策工具的必要性

为有效引导技术变革，最佳政策应包括碳税与清洁创新补贴的组合。碳税有助于抑制化石燃料的使用，而清洁创新补贴直接推动绿色技术的发展。通过双重政策，政府能够同时应对环境影响和知识外溢问题，加速清洁技术的生产力提升，并减少路径依赖的负面影响。

2. 前置性政策干预的重要性

        实施定向技术变革需要及时的政策干预，以避免污染技术的进一步积累和路径依赖的加剧。尽早实施碳税和补贴措施，不仅能降低向清洁技术转型的成本，还能使清洁技术更快达到与化石燃料技术的竞争力平衡，减少未来对补贴的依赖，实现长期的市场自我调节。

3. 政策工具的优先级：清洁补贴的实际价值

        在碳税难以通过立法的背景下，清洁补贴在推动技术转型中的作用尤为重要。实际应用中，如《通胀削减法案》（IRA）等政策已经通过补贴支持清洁创新，成为绿色转型的核心手段。这表明清洁补贴不仅具备实际可行性，也能有效引导创新资源向清洁技术领域倾斜，促进长期绿色发展。

1. 清洁转型的短期成本

        图表中的绿色曲线代表“最优政策”情境，即及时实施碳税和清洁补贴的政策路径。在这一情境下，初期净产出轻微下降，反映了清洁转型的短期成本，即经济从低成本的化石燃料向较昂贵的清洁能源转型所带来的暂时性冲击。然而，这一下降相对较小且短暂，说明通过适当的政策干预可以有效控制转型的短期成本。

2. 政策前置的长期收益

        图表中的紫色曲线代表“延迟政策”情境，即政策推迟20年后才开始实施。这条曲线显示，在短期内延迟政策似乎有助于暂时避免经济产出的下降，但20年后政策逐步介入时，净产出出现显著下降，并且恢复较为缓慢。这一结果表明，推迟政策会导致更高的长期成本，使得清洁转型对经济的冲击更大，恢复更慢，甚至在较长时间内难以达到“最优政策”情境下的经济水平。因此，及时的政策干预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经济更早适应清洁技术转型，避免更高的长期成本。

3. 前置干预的优势：净产出的反弹与增长

        在“最优政策”情境下，净产出回升的速度远快于“延迟政策”情境。这表明，前置政策干预不仅能够迅速减轻转型带来的短期冲击，还能在清洁技术达到与化石燃料技术竞争力平衡时，推动经济实现长期增长。这种早期干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还能够逐步减少对政策补贴的依赖，最终使市场在自然激励下更广泛地采纳清洁技术，达成可持续的绿色发展。

4. 清洁转型的长期增长潜力

        图表还展示了清洁转型的长期增长潜力。在“最优政策”情境下，净产出在较长时间内超越了无政策干预的基准水平（图表零点）。这表明，清洁转型不仅有助于减少气候损害，还可能为经济带来长期增长动力。随着清洁技术在市场中的普及，其生产成本将进一步降低，同时由于知识外溢效应，也将推动更广泛的创新和生产力提升。

1. “搭便车”问题与碳泄漏效应

气候变化的全球性问题，即各国在实施绿色政策时往往面临“搭便车”行为的挑战。一些国家可能不愿承担绿色政策的成本，选择从他国减排措施中获益，从而产生碳泄漏效应。例如，当欧洲实施碳税时，钢铁等高能耗产品的生产可能转移到未受约束的国家，从而减少了欧洲国内的减排效果，并增加了未受限制国家的碳排放。

2. 单边政策的局限性与技术溢出效应的潜力

      尽管国际协调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十分重要，但实际中跨国合作难以达成一致。因此，许多国家采取了单边绿色政策（如欧洲的EU-ETS碳市场和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在内生技术模型中，这些单边政策不仅有助于推动本国的清洁创新，还通过国际知识溢出效应，影响其他国家对清洁技术的采纳。例如，领先国家的清洁技术创新可以促使未受政策约束的国家也采用更便宜、更高效的绿色技术，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能源转型。

3. 内生技术模型视角下的政策协同

      与传统模型中的“战略替代”不同，内生技术模型认为，各国的绿色政策可以成为“战略互补”。当一组国家率先推进清洁技术时，其创新积累将使其他国家更易于选择绿色技术，从而形成全球性的正反馈机制。此外，国际技术知识的流动也增强了政策的协同性，说明在内生技术背景下，单边政策的溢出效应有助于全球能源转型，即使没有全体国家的全面参与。

1. 天然气的短期减排效应

图表中的数据展示了天然气替代煤炭和石油所带来的短期碳排放减少效果。由于天然气的碳排放低于传统化石燃料，在短期内其使用量上升会带来排放强度的降低。这一初步减排的效果似乎支持天然气作为过渡能源的合理性，也帮助缓解了部分化石燃料的使用压力。

2. 创新转向与“化石燃料陷阱”

       然而，图表同时揭示了天然气的普及对清洁创新方向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随着天然气使用量的增加，清洁技术的研发投入逐渐减少，并开始向传统化石燃料技术倾斜。这种创新转向现象被称为“化石燃料陷阱”——即中间能源（如天然气）的使用使得清洁技术的投资和创新吸引力减弱，从而延缓清洁能源的普及。具体表现为天然气价格下降导致的清洁创新份额减少，最终可能对长期排放产生负面影响，阻碍清洁转型的完成。

3. 前置政策与中间能源的协同需求

       作者通过图表进一步说明了适当政策干预的重要性，即在清洁转型的初期，通过碳税和清洁技术补贴等政策来避免过渡期对天然气的过度依赖。前置的清洁创新补贴可以防止天然气价格下跌带来的负面创新转向，确保创新资源持续投入到清洁技术中。这样，尽管天然气作为中间能源有短期优势，但通过政策调控可以减弱其对长期清洁创新的不利影响。

1. 消费者需求和企业响应

本文指出，消费者对清洁产品的偏好可以显著影响企业的创新方向。当消费者表现出更高的环保意识时，企业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往往会更积极地开发清洁技术。例如，汽车企业会受到市场对电动汽车需求的驱动，而逐步减少内燃机的研发投入。这种消费者推动的市场力量显示出民间社会在绿色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2. 市场竞争与创新导向

       研究还表明，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企业对民间社会环保偏好的响应更加敏锐。竞争促进了清洁技术的创新，因为竞争者会争相满足消费者的绿色偏好，这种市场结构促使企业积极转向清洁技术。例如，在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中，企业在满足环保需求方面的竞争压力更大，因而会更加注重清洁创新。

3. 民间社会行动与政策的互补性

       本部分强调，民间社会的力量可以与政策手段形成互补。通过环保组织的宣传、消费者的环保偏好以及公众对绿色企业的支持，可以进一步推动清洁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这种自发性的民间推动为绿色转型提供了额外动力，特别是在政策难以覆盖的领域或在实施碳税较难的地区，民间社会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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