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公众号特邀撰稿人
——raingun
突出部战役中的美军战俘
【注】本文编译自Flint Whitlock.Captured in the Bulge[J].WWII Quarterly，2022，14（1）：68-81.
在希特勒发动的阿登攻势中被俘的数千名美国大兵里，有350人（其中许多是犹太裔美国人）遭受了迥然不同的命运。
世界上最大的客轮“伊丽莎白女王”号只用了五天时间就将第106步兵师的1.5万人从新泽西州运到了苏格兰的格拉斯哥，这艘船于1944年11月17日入港。
然后，船上的士兵乘火车前往英格兰的朴茨茅斯港，并渡过被风暴席卷的英吉利海峡前往法国。绰号“金狮”的美军第106步兵师麾下那些年轻的士兵们原本希望在巴黎（这座城市三个月前刚刚从纳粹的占领下获得解放）待上几天，但他们要失望了：他们像货物一样被塞进数百辆没有暖气的卡车并一路向东，于12月10日进入比利时境内。
一路上，这些面庞稚嫩的年轻士兵对他们周围的景象感到震惊：被炮弹和炸弹毁坏的城镇，道路两旁烧毁的坦克和卡车，到处都有的临时墓地，此类景象比他们在新闻影片或报纸上看到的要多一千倍。对他们来说，“战争”现在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非常现实的，而“金狮”师即将被推入战争。
或许我们应该称“金狮”为“绿狮”，因为该师的士兵们还没有听过愤怒的枪声。他们经受了基础训练和高级步兵训练，了解了战争的套路，但他们还远远不是战士；教官的吼声也比不上即将向他们袭来的惊天动地的炮声。
1944年12月中旬，盟军占据了北起荷兰奈梅亨、南至法瑞边境的巴塞尔，长约640公里的战线。据守战线北端的是伯纳德·蒙哥马利元帅指挥的第21集团军群（英国和加拿大部队），而奥马尔·布莱德雷上将指挥的美军第12集团军群则沿战线南端布防。
考特尼·霍奇斯中将指挥的美军第1集团军（第106步兵师此时就隶属于该集团军）把守着最广的区域——从亚琛延伸到卢森堡的南部边境，长约190公里。该集团军北边是美军第9集团军（辛普森将军指挥），南边则是美军第3集团军（巴顿将军指挥）。
霍奇斯指挥的第1集团军下辖第2步兵师、第4步兵师、第8步兵师、第28步兵师、第29步兵师、第30步兵师和第99步兵师，外加第2装甲师和第9装甲师，在过去的六个月和血腥的许特根森林战役中，这些部队大部分都获得了宝贵的作战经验。
第106步兵师被部署在沿比利时-德国边境的圣维特附近一线，其左翼是第99步兵师，右翼是第28步兵师。由于这是一处较为“安静”的地段，预计几乎没有敌军活动，因此集团军方面认为这是安置该师的最佳地点，以便没有经验的“金狮”们能够逐渐习惯前线的生活。
第106步兵师师长艾伦·琼斯少将虽然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但他之前从未指挥部队参加过战斗，他和他的士兵们一样是“新人”。
和美国曾经投入战场的其他任何一个师一样，第106步兵师并未做好战斗准备，当然这并不是它的错。在印第安纳州阿特伯里兵营训练时，第106步兵师成了一个人力资源库，数以千计的人被抽走，送往海外补充在战斗中被重创的其他的师。据估计，从1943年3月正式组建到部署到欧洲，第106步兵师已经被抽走了80%的初始兵员。
抵达前线后，第106步兵师及其下属的第442步兵团、第443步兵团和第424步兵团还没有时间去适应新的阵地。虽然第106步兵师在前线换防的第2步兵师在早些时候已经预先标好了其防线的炮兵火力射界，并与北面的第14机械化骑兵战斗群建立了联系，但第106步兵师并没有做好这两项基本工作。
第106步兵师的军官们可能认为，作为刚到前线的新兵，在别人期待他们成为“真正的”士兵之前，他们会有时间让自己熟悉新环境。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该师所据守的阿登森林的西尼-艾弗尔地区的阵地，意味着一个深深伸向德国领土内的突出部。
上图：希特勒在1944~1945年发动的冬季反攻完全打了美军指挥层一个措手不及，并坐视德军沿着德国与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的边界撕开美军防线，数以千计的美军阵亡或被俘。上面的照片摄于1945年1月3日，德国装甲部队正驶过孚日山脉下被白雪覆盖的哈格瑙尔森林。
盟军最高统帅部没有理由认为德军会在寒冬腊月通过这片丘陵和森林密布的地区发动反击。德军的欺骗计划使盟军相信，他们仅满足于守住当前的阵地，而且至少在来年春天之前会保持防御状态。美军情报部门并未发现躲在东面几英里外，高大松树下集结的装甲部队和步兵。
“守望莱茵”行动
12月11日，一群德军将领奉命前往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位于兰根海姆-泽根堡的总部，该地位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以北约32公里。然后他们坐上大巴车，前往阿道夫·希特勒设在度假城市巴特瑙海姆的秘密地下前方总部。
希特勒本人也在那里，他看上去老态龙钟。在一番冗长的历史演讲之后，希特勒进入了正题：四天后，德军将发动自“巴巴罗萨”行动（即德军入侵苏联）以来的最大攻势，这一新行动代号“守望莱茵”。与会的将军们大吃一惊。
虽然与“巴巴罗萨”行动相比显得不值一提，但“守望莱茵”行动仍需动用相当庞大的兵力：三个军，十三个步兵师和七个装甲师，加上五个师的预备队，再加上数千门火炮，总共29万人，将打击分布在120公里长的战线上、只有8万人把守的一条美军防线。横亘在德军攻击轴线上的是第99步兵师和第106步兵师。这场在西方被称为“突出部战役”的攻势的发起日期被定在1944年12月15日至16日夜里。
来自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彼得·伊奥索一等兵是第106步兵师422团E连的一员，他在当天执行警戒任务时正努力使自己保持温暖。“我从12月15日下午6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一直在雪地里”，他这样回忆说，“我的装备和衣服都是湿的，晚上冻住了，白天又化开。我们被告知冬装已经在路上了。”
突然，德军对整条前线发动了饱和式炮击。一发炮弹在附近爆炸，把伊奥索炸晕了。当他醒来时，下巴在流血，双脚刺痛。“我设法到了连部”，他这样说道，“在那里有人给我包扎了下巴，但战斗已经开始，救护站正准备撤退。”
来自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无线电电话接线员约瑟夫·马克正在一个废弃的德军碉堡里的总机前工作，这座碉堡是第422团三营的营部。“我正在把电话从前方的炮兵观察员传到后方的炮兵那里”，他这样说道，“我们的阵地最初守住了，我们突然使他们在前面停了下来，但他们从两侧绕了过去。”很快，马克就和营部的其他参谋人员一同撤退了。
423团H连的迫击炮手詹姆斯·史密斯在16日上午得知，德军已经突破到第28步兵师的炮兵阵地中。他回忆说：“我们本应上前线，将德军赶出第28步兵师的炮兵阵地。但我们开始看到有四分之三吨卡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向后方驶去，车上堆满了死去的士兵，这使我们感到很失落。”突然间，史密斯和他的连队遭到了无人驾驶的V-1“嗡嗡炸弹”的攻击。
在北面，第99步兵师也受到了德军的攻击。第99步兵师的克利福德·萨维奇回忆说，德军穿着白色的披风，在雪地里伪装自己。萨维奇的阵地很快就被突破，他的部队在排长两眼之间中弹后被迫投降。
上图：一支身穿白色迷彩服的德军侦察队正在雪地森林中前进。美军第99步兵师的克利福德·萨维奇回忆说，他看到进攻中的德军穿着“白色披风”。
当一支党卫军部队俘虏了萨维奇等人时，他说：“他们搜了我们的身，我们不得不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扔在地上——手表、钱，所有的东西。然后他们让我们把所有死去和受伤的德国人带回他们的掩体，我们大概搬了两到三个小时。”
到16日上午晚些时候，第14机械化骑兵战斗群也被逼退，暴露了第422团的左翼。在第423团的右翼，在布莱阿尔夫村，发生了一场类似于狂野西部枪战的巷战，只不过这次使用了自动武器、装甲车和大炮；美军部队之间的口子被撕开了，德军在第106步兵师422团和423团南北的突破即将使该师陷入一个典型的钳形包围之中。
圣维特城内陷入了恐慌，平民试图逃离，而德军则从约24公里外的普吕姆的炮兵阵地上炮击该城，德军装甲部队也在逼近。似乎没有人知道第106步兵师前线的那几个团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师长琼斯少将。
正在发生的事情基本上是一场溃败：士兵们正在逃命，扔掉了他们的武器；处在德军推进路线上的第106步兵师、第99步兵师和第28步兵师正在崩溃。
第28步兵师的战地军医威廉·夏皮罗回忆说：“敌人的炮击停止后，你知道坦克和步兵正朝着你的阵地前进。正当你在散兵坑里越挖越深时，机枪的射击声、迫击炮弹的爆炸声和歇斯底里的叫喊声响彻你周围。你很无助，很孤独。突然，我在我前方和右侧看到有一道非常明亮的闪光，然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大爆炸。”
这就是夏皮罗所记得的一切，他被爆炸击倒在地。几个小时后，他在克莱沃火车站醒来，他的耳朵在响，他感觉脑袋就要掉了。
他说：“克莱德·柯林斯少校说，犹太士兵应该把他们的身份牌扔进房子中央的火炉里，因为我们被党卫军包围了。”
夏皮罗遵从了这一命令，但他感到疑惑：“我不记得任何关于这样做意味着什么的想法，甚至不记得与我是犹太人而对方是党卫军这一事实有关的想法。我不知道任何犹太士兵被枪杀的事件。”
夏皮罗和车站里其他的人一起举着双手走了出来。德国人高喊着：“到外面去!到外面去!”并朝空中开枪。在被党卫军第116装甲师的士兵搜身后，美军士兵的手表、金戒指、香烟和其他有价值的物品都被没收。然后，这些战俘被押送到附近的一家旅馆，并被锁在里面过夜。
上图：被俘虏的惊魂未定的美国大兵，随即被迅速往东押往德国境内。
第二天早上，战俘们被押送到更往东的地点，每当德军的机动车辆头朝西轰鸣而过时，他们就在路上四散开来。夏皮罗回忆说：“我们所有人都说，与行军中的美军部队相比，德国佬的装备太寒酸了。”
彻底的混乱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美军队伍中一片混乱，指挥官们试图集结他们的部队并构筑阵地，而上级总部则试图调来更多的部队以阻止德军推进。双方的飞机在天上厮杀，一场猛烈的暴风雪使局势更加混乱。
与此同时，约瑟夫·马克和他的战友逃亡了三天，暂时躲过了德军的追捕，但他们的自由即将结束。当最后被德军包围时，马克折断了步枪并举手投降。“我以为战争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最糟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他说，“但我错了，最坏的情况正在发生。”
道路上挤满了数以千计的被押往德国的美国兵（约有8000名美国兵被俘），其中许多人被押送到德国边境一侧的小城普吕姆。
约瑟夫·马克回忆说：“他们把我们赶到一个叫普吕姆的小城，一个德国兵拿走了我的橡胶套鞋，然后他们搜了我的身。我有一小罐拜耳公司生产的阿司匹林，其中一个守卫要朝我开枪，因为拜耳公司是一家德国公司，他以为我是从一个德国人身上拿走的这罐药。一个德国中士告诉他，拜耳公司的产品全世界都在用，所以我没有被枪毙。”
战俘们被带到普吕姆火车站，并被锁进很快就要向东开去的闷罐车里。
第28步兵师的军医威廉·夏皮罗则与他的被俘战友们一起被驱赶着行军，走了三四天，直到抵达盖罗尔施泰因的铁路车站。夏皮罗回忆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被牵着狼狗的士兵看守。”
第422团的一等兵查尔斯·麦克马伦回忆说：“我和其他几千人一起，在圣维特附近被俘。那天晚上我们睡在一座教堂的院子里，第二天，我们在零度的天气和8到10英寸厚的雪地里徒步走到盖罗尔施泰因，在此期间我的脚最初被冻住了。”从盖罗尔施泰因出发，麦克马伦将被送往Ⅶ-A战俘营，这是他未来被关押过的四个战俘营中的第一个。
上图：第106步兵师完全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在占有数量优势的德军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照片所示为1944年12月，第106步兵师的一支部队正在比利时的圣维特附近巡逻。
与普吕姆的战俘一样，盖罗尔施泰因的美军战俘也被装进闷罐车，送往战俘营。
关于铁路押送，约瑟夫·马克回忆说：“闷罐车似乎是用从意大利进口的方形车轮制造的——这绝非一段舒适的旅程。他们在一辆闷罐车里塞了六十个人，如果你睡着了，三四个人就堆在你身上。厕所在闷罐车的一个角落里，甚至连马桶都没有，只有地板。”
在威廉·夏皮罗所在的闷罐车中，厕所也很简陋：“两个简单的箱子放在地板中间，空气中弥漫着腐烂和粪便的气味。由于被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导致情况变得更糟，恶臭令人难以想象。这引发了人们关于何时、何地、如何大小便的讨论和争吵。”
闷罐车里的恶臭很快就成了战俘们最不担心的事，因为盟军飞行员开始轰炸和扫射他们看到的在德国铁轨上行驶的每一列火车；他们不知道闷罐车里装的是美国大兵。
在巴特奥尔布的磨难
挤满战俘的火车很快就到了巴特奥尔布，这是一座位于法兰克福东北约50公里的雪山上的保健度假镇。这里有Ⅸ-B战俘营，这是德国名声最坏的战俘营之一，坐落在一座曾经是儿童自然露营场地的山顶上。
从闷罐车上下来后，这些冻得半僵的战俘被押着穿过挂满圣诞饰品的城镇，平民对他们发出嘶吼声和嘘声，孩子们则朝他们扔雪球。
一名第106步兵师的士兵回忆说，当他们艰难地爬上山顶的战俘营，在接受审讯时，“一些人拒绝提供除姓名、军衔和身份牌序列号以外的任何信息。德国军官很生气，叫了两个卫兵过来。卫兵用枪托殴打了那些美军战俘，还叫他们在外面的雪地里站了三四个小时。我看到有二十人或二十五人遭遇了这种情况。”许多被虐待过的人都得了冻疮。
随后，美军战俘被分配到充其量是瘟疫流行时的收容所一般的营房里。营房满是虱子，每间约五百人，没有浴室，取暖的炉子也完全不够用。有些营房甚至没有床铺，许多战俘只能睡在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
为了让战俘们忙碌起来，德军给他们分配了一些工作，比如在周围的森林里砍柴。食物的数量和质量根本不足以补充体力的消耗，因此战俘们开始以惊人的速度瘦下去。
虽然其他大多数德国集中营里的战俘都得到了“人道主义”对待，但《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规定在Ⅸ-B战俘营里被公然无视。
上图：Ⅸ-B战俘营的军官和看守正在列队。大多数德国战俘营虽然不是度假村，但起码管理还是比较“人道主义”的，但Ⅸ-B战俘营因其对战俘的苛刻虐待而恶名昭彰。
詹姆斯·史密斯说，在巴特奥尔布，厨房是由俄国战俘管理的。“他们给我们做了一顿用胡萝卜和各种蔬菜混合煮的饭——甜菜、胡萝卜、卷心菜和草，我想这是我吃过的最糟糕的一顿饭。后来我才发现，那是我在被俘后吃的最好的一顿饭……晚上，我们会得到一小块混有锯末的黑面包，而且必须分给八个战俘。”
白天，在从事劳动之前、之后和期间，德国看守会用语言和在肉体上虐待战俘，他们经常因为违反战俘营规则的琐事而殴打战俘。由于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战俘甚至不允许洗澡或换衣服），因此痢疾、腹泻和斑疹伤寒非常常见。
直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战俘们才知道，他们被俘虏的突出部战役以盟军胜利而告终：在重创了第28步兵师、第99步兵师和第106步兵师之后，“守望莱茵”行动以德军遭受了可怕的伤亡而告终，纳粹德国的最后一场豪赌失败了。
在“北风”行动中被俘
德军在战役期间发动的第二场向西的攻势，即“北风”行动（意在攻击更南边的法国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美军）也逐渐偃旗息鼓，但在此之前，有更多的美军士兵阵亡或被俘。来自纽约的第100步兵师第397团F连士兵杰拉尔德·道伯就是在“北风”行动期间被俘的美军士兵之一。
上图：1945年1月，在德军发起的“北风”行动中，美军第42步兵师的一个机枪组正准备守卫他们在孚日山区由原木和泥土搭建的掩体。
1944年11月早些时候，道伯被一名狙击手打伤了头部，经过休养又重返岗位。12月31日，德军通过林木茂密的山区发动进攻，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攻击了道伯所在的部队。他说：“当时我们没有坦克支援，正在防守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很脆弱，他们可以从前面和后面攻击我们。”
在战斗中，道伯和另一名士兵霍华德·亨特受伤并被德军包围在一幢房子里。面对死亡，亨特向道伯建议他们投降。“我不能投降，霍华德”，道伯说，“我是犹太人。”一颗扔进房子的手雷让他们二人坚定了投降的决心，他们很快就被德军关押了起来。
不远处，道伯所在连队的士兵莱昂·霍洛维茨也被俘了。“当我被俘时”，他说，“我的一个战友建议我扔掉身份牌，我照做了。在那些日子里，你的宗教信仰被印在你的身份牌上，这样，如果你阵亡了，他们会知道该如何为你举行葬礼。天主教徒的身份牌上印着一个‘C’，新教徒的身份牌上印着一个‘P’，而犹太人的身份牌上则印着一个代表希伯来语的‘H’。现在回想起来，我确信德国人很快就会怀疑没有身份牌的人是犹太人。”
在“北风”行动中被俘的还有第70步兵师第275团B连的纽约人诺曼·费尔曼。费尔曼说，他的部队在几乎打光弹药的情况下，除了投降别无选择。
“我们被押送到一个铁路口”，他说，“我第一次被枪托揍是在经过一个桥墩时，桥墩上挂着一根冰柱。我口干舌燥，所以我走出队伍，抓住了冰柱，然后我才知道，我们无法再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费尔曼回忆说，走了几天后，他们乘坐的火车被盟军的飞机扫射，一些人伤亡。在闷罐车中押送了大约一周后，火车终于抵达巴特奥尔布。囚犯们被押送到Ⅸ-B战俘营，与在“突出部战役”中被俘的人会合。
上图：这一长串的美军士兵即将开始他们漫长的被俘之旅。大多数战俘是通过铁路运输的，盟军的飞机有时会在不知晓的情况下扫射运送美军战俘的火车。
在审讯过程中，战俘们曾被问及他们的宗教信仰。来自布鲁克林的莫顿·布鲁克斯是参加过阿尔萨斯-洛林战斗的第42步兵师的一员，他说：“我不打算隐瞒我是犹太人的事实，所以我告诉了他们。”他不知道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人将会遭遇什么。
巴特奥尔布的条件非常糟糕，有一天晚上，两名饥饿的战俘闯入战俘营的厨房寻找食物。一名警卫试图阻止他们，但这两名美军战俘用斧头袭击了他。诺曼·费尔曼回忆说，战俘营管理部门对此事非常愤怒，命令所有的战俘离开营房，在白雪皑皑的点名广场上站了好几个小时——不准穿鞋和外套。
战俘营指挥官架起了机枪，并威胁说，除非两名“罪犯”站出来，否则将集体枪决十名战俘。当那两名“罪犯”被确定后，其余的战俘才被允许回到他们的营房中。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生活、工作和惩戒在巴特奥尔布继续上演，直到1945年1月18日，战俘们被召集起来，并被告知所有的犹太士兵都要表明身份。
莱昂·霍洛维茨回忆说：“我们不知道这个命令意味着什么。我们听说过一点儿关于纳粹在欧洲灭绝犹太人的事情，但我们无法想象针对美军士兵也会这么干。”
当天晚上，战俘营中关于犹太士兵是否应该服从的讨论十分激烈。一些人争辩说，如果犹太人不站出来，德国人可能会杀死所有的人；其他一些人则说，德国人永远不敢伤害美国人，无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战俘们选举汉斯·卡斯滕为他们的“信任者”，即一名由战俘推选的士兵作为他们的“发言人”，或者说是与德军战俘营管理部门的“联络人”。卡斯滕和其他领头的战俘会见了战俘营指挥官，并被再次告知，所有的犹太战俘必须在第二天早上表明身份。
第二天点名时，同时下达了相关的命令，大多数犹太人站了出来。80~100名犹太裔美国兵被告知收集他们的物品，然后被带到战俘营的一处单独区域，“即Ⅸ-B战俘营里的某种‘犹太人区’”，霍洛维茨回忆说，“我们不得不出去砍树当柴火，其中大部分被德国人拿去盖他们自己的营房。我们要从事更繁重的劳动。”
继续转移
犹太战俘在他们的“新家”里没有待很久。2月初，Ⅸ-B战俘营的指挥官接到命令，将350名战俘通过铁路运往位于埃尔斯特河畔贝尔加的战俘营，这是一座靠近捷克边境的小镇，位于巴特奥尔布以东约200公里。
上图：Ⅸ-B战俘营鸟瞰图，其位于德国城市巴特奥尔布的一处山顶上。在该集中营里，350名美国战俘（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被与其他战俘分开，送往更东边的埃尔斯特河畔贝尔加，在那里，他们将成为纳粹的奴工。
集中营指挥官选出了100名犹太战俘，作为这批人员的一部分，还有另外250名被挑出的“不受欢迎者”或是“麻烦制造者”的非犹太战俘。汉斯·卡斯滕是后者当中的一员。
诺曼·费尔曼说，德国人为了满足350人的配额，选择了其他“看起来像犹太人或名字听起来像犹太人的人”。幸运的是，莱昂·霍洛维茨因肺炎而病倒，没有被选中。
2月9日，350名被挑选出来的人从Ⅸ-B战俘营山下被押送到火车站，一列闷罐车在那里等着他们。杰拉尔德·道伯回忆说，这次押送过程中，闷罐车里的条件和他们之前前往巴特奥尔布的铁路旅行一样糟糕，角落里的一个水桶是他们唯一的厕所。
在此次四五天的行程中，战俘们开始只能得到一片面包和一杯水，沿途还受到了盟军战机的扫射。在每辆容纳60~80人的闷罐车中，有些人死亡，大部分是被挤死的。
火车一路向东，接近魏玛郊外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并于2月13日最终停在埃尔斯特河畔的小镇贝尔加。
憔悴、疲惫、眼冒金星的战俘们从散发着恶臭的车厢里爬下来，迎接他们的是大声呵斥的警卫和狗吠。当他们被带离火车站时，战俘们看到一千名身穿蓝灰色条纹衣服的瘦弱男子从一处被称为“贝尔加一号”的铁丝网围栏中向他们张望。这些人是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带过来的，他们正在贝尔加周围的山上修建一座地下工厂。
诺曼·费尔曼走过时，被这些面孔打动着。“他们的眼睛是最主要的特征”，他这样说道，“只是完全静静地看着我们。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悲伤的眼睛。”
美国战俘继续向南走，出了镇子，向欧拉村走去。道路越来越陡峭，直到走了大约一公里后，这群人到达了四五个由带刺铁丝网围住的木制建筑物，这是一处被非正式地称为“贝尔加二号”的山顶营地。这里将是他们的新家。
上图：贝尔加的一座战俘营房，原文作者于2004年拍摄。美军战俘在隧道里受尽了折磨，他们被迫与来自布痕瓦尔德的囚犯一起每天工作12个小时。
起初，新营地似乎比他们在巴特奥尔布的营房有很大改善。入选此行的非犹太人之一就是彼得·伊奥索，他说：“里面有三层床和被褥，崭新的食具，室外有遮挡式的厕所，用于个人卫生和洗衣的水箱，早饭有茶，午饭有浓浓的土豆汤。”
然而，过度拥挤很快就成了一大问题：五座建筑物里被塞进了350人。威廉·夏皮罗补充说：“在我们当中，没有人对我们的处境有丝毫的了解。”
这些战俘将变成奴工，与来自布痕瓦尔德的1000名囚犯一起，在埃尔斯特河畔的斯坦伯格山上挖掘一系列矿井或隧道。
当时，没有一个战俘知道为什么要挖隧道。有些人认为，这些隧道将被用作防弹的地下军火工厂。有传言说，德国人正在这种地下工厂里制造飞机。
事实证明，在斯坦伯格山上挖掘的17条巨大隧道将被用作油页岩生产设施，为德国的战争机器提供石油，因为此时德国大部分的石油供应已被盟军切断。贝尔加地区这一项目的代号为“燕子五号党卫军司令部”。工作昼夜不停地进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囚犯上12小时的班，美国战俘则上下一个12小时的班。
在地狱中工作
彼得·伊奥索回忆说，美国战俘被押送到工作地点的第一天，贝尔加镇的“敌国居民在我们经过小镇时向我们吐口水”。他们到隧道时，布痕瓦尔德的囚犯刚刚下班。杰拉尔德·道伯说，这帮政治犯“看起来像是在挨饿和死去，他们确实如此。他们摔倒了，被自己的工头打得爬不起来。岩石被钻开，爆炸声此起彼伏，灰尘到处飞扬。这是我对但丁的《地狱》的印象，就像我对地狱的看法——一个完全是地狱般的地方”。
道伯的工作是在隧道的岩壁上钻孔。“我不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钻头非常大，它有一个六英尺长的钻头。那东西会震动，即使在我钻完之后，我也能感觉到自己在震动。”
“我们回到集中营，向我们的‘信任者’汉斯·卡斯滕抱怨，他又向指挥官抱怨。我们威胁说，第二天我们不去工作，我们要罢工。”
彼得·伊奥索记得，罢工的威胁并没有维持多久。“第二天，当他们来带我们去上工时，我们拒绝了，并抗议说工作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德国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进入营房，把我们赶了出来，用枪托踢打了许多人——这是第一次，往后他们还会多次这样做，目的是让我们动作快点。”
道伯补充说，看守有凶恶的狼狗，并威胁说，如果战俘不去工作，他们就放狗。他说：“所以我们都出来了，并去工作了，之后也没再给他们找任何麻烦。”
3月初，包括“信任者”汉斯·卡斯滕在内的三名战俘逃跑了。因为这件事，营地指挥官被解职，取而代之的是个名叫埃尔温·梅兹的家伙，这是个残暴的一战老兵，也是个虐待狂。
52岁的梅兹曾是一名银行职员，也是负责看守贝尔加奴隶劳工营的国民掷弹兵第621营的一名中士。威廉·夏皮罗回忆说，梅兹“嗓音独特，听起来像唐老鸭”，但这位中士并不是童话里的人物。
上图：埃尔温·梅兹中士，贝尔加战俘营的美军战俘的残酷管理者。他曾在战后被判处死刑，但只在监狱中服了几年刑就被释放。
“毫无疑问”，夏皮罗继续说，“在贝尔加和后来的‘死亡行军’中，梅兹的残忍、冷漠、压迫和蓄意的虐待行为造成许多战俘死亡，给我们增加了难以形容的痛苦。我们是不受欢迎的人——奴隶，是不受欢迎的人，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我们，而不考虑任何人性。”
夏皮罗说，他看到“贝尔加一号”中的许多政治犯在梅兹的授意下被处以私刑。“我感到害怕、失落、毫无防备，并受到恐吓。我转过头去……我不想让任何党卫军士兵看到我在目睹绞刑。”
诺曼·费尔曼还记得隧道里可怕的工作条件。“我们会用那些巨大的气钻在隧道的岩壁上打眼。我们一次要打15或20个眼。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制作‘火药香肠’，即装满火药的布袋，并将18或20个这样的‘香肠’塞进眼里，然后他们会在所有的眼里安装引线。”
“我们走出隧道后，他们就会进行爆破。在灰尘落定、噪音停止回响之前，我们就被赶回了隧道里。谁也没有任何形式的保护措施。你会呼吸到那种空气，你会呼吸到那种（垃圾）。”
杰拉尔德·道伯回忆说：“空气中完全充满了石粉。所有的东西都被涂上了石粉，包括你的肺部也被石粉填满了。我们没有洗澡设施，一两天后，我们看起来就像走在路上的水泥雕像。”
从隧道中爆破出来的碎岩石被奴隶劳工铲进矿车，然后倒入埃尔斯特河。
在地道里工作了一天后，回到“贝尔加二号”，肮脏而疲惫的工作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我们不得不在严寒、冰冷的天气中站立数小时，而看守则一遍又一遍地清点我们的人数”，威廉·夏皮罗说，“最后，一碗腐烂的土豆或萝卜头绿汤和一片硬邦邦的黑面包口粮就是微薄的‘奖励’。”
彼得·伊奥索回忆说：“我们试图让那块小小的面包尽可能地多吃一段时间。”
即使回到牢房里也休息不安宁。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托尼·阿塞维多回忆说：“白色的虱子——哦，我的上帝！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永远不会忘记它们，我仍然能感觉到它们在我的背上跑来跑去。”
大多数逃跑的尝试都失败了，被抓回来的逃跑者受到了看守的残酷虐待。梅兹中士经常亲自对他们进行殴打。
约瑟夫·马克和另外两名战俘制定了一个差点成功的逃跑计划。三人从他们的工位上溜走，在一个农舍停下来，偷了几个土豆，挤了点牛奶。不幸的是，三天后他们被当地人抓住，并被扭送给当局；他们很快就被送回贝尔加。
没过多久，战俘们就开始死亡，原因包括饥饿、伤口溃烂、肺炎、殴打、工伤、自杀等。军医威廉·夏皮罗说：“我周围到处都是即将要死的人。”
战俘们唯一可以反抗的方式是在工作中进行小规模的破坏。错误地装载采矿吊车可能导致它们翻车并掉到河里。其他一些战俘则在炸药中混入泥土，这样炸药就无法正常引爆。当然，随之而来的则是用枪托和橡胶棍进行的殴打。
结束的开始
战俘们得不到关于战况的消息。就他们所知，德国人可能已经打赢了突出部战役，甚至可能已经赢得了战争。但看到越来越多的盟军飞机飞过，以及听到不远处炸弹爆炸的声音，却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或许盟军正朝着他们的方向推进。
诺曼·费尔曼注意到：“有时盟军飞机要花大约45分钟到一个小时才能飞过去，因为飞机太多了，而飞机的声音总是让我们感觉良好。”
春天慢慢来到了，但残酷的工作和惩戒却从未停止。临近3月底，战俘们突然发现自己改为在森林里工作，而不是在充满灰尘的隧道里。约瑟夫·马克说：“从黑暗的隧道到明媚的森林，对我们来说就像一剂灵丹妙药，是一种缓和。树木的景象和鸟儿的叫声唤起了我们对一个更熟悉和更友好的世界的回忆。”
1945年4月2日，美军抵达巴特奥尔布的山顶战俘营Ⅸ-B，仍在那里的战俘意外地无人看守，少数德军士兵留下来试图阻止美军前进，但他们很快就被打跑。解放者们震惊地发现，这些生病的、憔悴的美国战俘几乎都处于饥饿状态。不幸的是，向这些憔悴的人慷慨地分发丰富的食物导致一些人死亡，另一些人则濒临死亡的边缘。
上图：1945年4月，位于巴特奥尔布的Ⅸ-B战俘营被解放，许多濒临死亡的战俘立刻被用救护车运到军队医院接受治疗。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被解救的战俘在巴特奥尔布清洁了身体，杀灭了虱子，并得到了精心的照料，直至恢复正常的健康状态。
解放者们并不知道，在整个德国和纳粹占领区，一座座集中营正在被迅速“清空”，囚犯们在武装警卫的押解下，被送往不知名的地方，这是一段通往遗忘的路程。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疏散”集中营，希望能将战争罪行的证据销毁在盟军到达之前。那些无力跟上队伍转移步伐的人被枪杀，他们的尸体要么被埋在沟里，要么被丢在路边。
4月3日，贝尔加战俘营的大门被打开，战俘们被赶了出来，他们以为这只是又一个充满苦役和残酷对待的悲惨工作日。但是，在点名之后，这些人没有被带往隧道，而是向南穿过巴伐利亚，离开了贝尔加。
杰拉尔德·道伯回忆说：“我们不知道美军正在接近我们，直到德国人把我们赶出来，然后我们觉得我们被赶出来可能不是要拯救我们的性命，而只是为了让我们离开营房，因为美军正在接近。我们离开几天后，盟军就打进了贝尔加。”
经过数日的行走，战俘们经过了农田、森林、城镇和村庄，上山又下山。途中他们发现了一辆农用马车，无法行走的战俘便被“堆”在上面，堆在底部的战俘被活活憋死。
上图：战俘托尼·阿塞维多根据他对“死亡行军”的记忆创作的素描，可见生病的战俘躺在马车上，死亡的战俘就被扔进沟里。
偶尔，某个富有同情心的农民会趁看守不注意，偷偷地给战俘们塞点食物。
如果说隧道里的苦役和不够塞牙缝的口粮还不是苦难的全部的话，那么这场不知要走到哪里的行军也让战俘们付出了代价。由于已经没有力气将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的前面，一些战俘倒下了，他们要么被留在沟里等死，要么被看守射杀。
战俘们还遇到了其他恐怖的场景：来自其他集中营的囚犯也走过这些小路，他们经常会遇到其他穿着条纹衣服的囚犯的尸体，他们的头被看守打爆了。
诺曼·费尔曼很幸运，他所在的那一组被用绳子串起来，落在了后面，被正在路上的第90步兵师的一支部队救了下来。他说：“我们当时几乎与骷髅无异，或者说游走在成为骷髅的边缘。”
其余从贝尔加出发的美军战俘则继续行军，看守他们的德军士兵试图赶在那些即将解救他们的盟军前面。晚上，这些战俘被赶进谷仓，而病得最重的战俘则被带到附近的医院。少数战俘能够在看守转过身去的时候逃跑，但大多数人则被抓住并押回行军的队伍中。
行军一直持续到4月20日，梅兹中士和贝尔加战俘营的看守被一组新的看守所取代，后者似乎更“亲切”一些，或者说至少不那么残暴。在卡姆以北一个叫罗兹的村庄，行军的队伍停了下来，战俘们被命令进入一个大谷仓。
上图：一些从贝尔加出发进行“死亡行军”的幸存者回忆说，当他们最终获得解救时，他们就在巴伐利亚州罗兹村郊外的这个谷仓里。
此时，每个人的耐力都达到了极限：为期三周、长达600多公里的死亡行军已经耗尽了他们的一切，有些人甚至希望死掉。约瑟夫·马克说，当他们到达罗兹村的谷仓时，“我们就这样倒在了伴着牛尿的泥泞中。在那一刻，你根本不在乎，你一心想死。”
最后的解放
第二天，4月23日上午，当看守命令战俘们起床并离开谷仓时，战俘们已经筋疲力尽，只是躺在那里。几分钟后，外面传来了坦克的引擎声和枪声，看守突然消失了。
一名战俘从谷仓里朝外看去。莫顿·布鲁克斯说：“他看到坦克从路上开过来，我们的一些伙伴喊道‘是美国人！’”
这是赶来解救他们的第11装甲师的部队。
第11装甲师在抵达罗兹村的谷仓之前，已经发现并解救了3000多名在巴伐利亚州的道路上行军的美国和苏联战俘，所以他们很熟悉该怎么做。他们还看到了纳粹对死亡行军者所犯下的暴行的可怕证据。
上图：第11装甲师在罗兹村的谷仓里发现了来自贝尔加战俘营的幸存者，他们犹如活体骷髅一般。上面的照片摄于1945年4月，憔悴的战俘们正在接受解救者的照料，使其恢复健康。有几名战俘在被解救后不久就死了。
威廉·夏皮罗记得，他隐约听到了坦克驶来的声音。“我相信，我已经处于死亡前的那个黄昏时刻，我曾在贝尔加的很多人身上见到过这一点。我不相信我得了任何病，除了严重的体重下降、间歇性腹泻、疲惫和虱子感染。”
但随后，他看到谷仓外有一辆涂着白星的谢尔曼坦克。“然后一些人开始大喊大叫，说他们是美国人。”夏皮罗慢慢地意识到，他被解救了，被拯救了。
军医开始为三周前从贝尔加出发的约280人中的160名幸存者提供照料，努力将每个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两天后，一名来自军事情报局的陆军军官拿着表格过来，说每个人都必须签署一份“安全协议书”，才能允许他们离开军队。该协议书要求，这些“前战俘”承诺绝不泄露他们在被俘期间发生的事情。提出这一要求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当这些“前战俘”在医院里度过了恢复体力和治疗各种疾病所需的时间后，他们就被用船和飞机运回美国。
每个人都与母亲、父亲、妻子和女友进行了令人心碎的团聚，并将他们的归来作为他们生命中最幸福的日子来回忆。
上图：本文中提到的几位战俘，从左至右分别为诺曼·费尔曼、彼得·伊奥索、杰拉尔德·道伯和威廉·夏皮罗。
在6月中旬返乡的威廉·夏皮罗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飞到长岛汉普斯特德的米切尔机场，并凑了十美分给他在纽约市皇后区森林山庄的兄弟大卫打电话。他的兄弟、兄弟妻子、父母和女友贝蒂开车出来迎接他。
“我在大门前等着”，夏皮罗回忆说，“我穿了一套新制服。我不再憔悴，但我还没有恢复正常的体重。当我看到家人们穿过大门时，我向他们跑去。我与他们纷纷拥抱、亲吻。我记得我坐在大卫汽车的后座上，贝蒂和我手牵着手，我看着窗外，看着前往布朗克斯区的公路，我真的不敢相信，那种折磨已经结束，我就要回家了。”
后记
1945年，开始对战俘营的看守和管理人员进行战争罪审判。中士埃尔温·梅兹和他在贝尔加战俘营的上司路德维希·梅兹上尉声称，他们已经尽其所能，使战俘营的生活尽可能舒适。梅兹甚至声称，在“死亡行军”中，他骑着自行车在前面，为战俘们寻找食物。
上图：美军第5装甲师的两名军官正在讯问贝尔加战俘营的一名看守。很少有看守或战俘营管理者因虐待美军战俘而受到审判和惩罚。
尽管没有任何前贝尔加战俘营的战俘被传唤出庭作证（他们甚至不知道审判的存在），但那两个德国人还是在1945年10月15日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绞刑。
1948年，要求宽大处理的申请被提交给战争罪行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将梅兹上尉的死刑判决减为20年监禁，将梅兹中士的死刑判决减为5年监禁。这两人都没有服满刑期就被释放出狱，恢复了他们往日的生活——这是在贝尔加被囚禁的100多名美国战俘所无法做到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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