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
卡 卡
一
晚饭后，想起家里有一瓶红酒。
我想喝红酒！我叫嚷道，人呆呆地陷在沙发上。章明看了我一眼，一句话没说，从电视柜的抽屉里翻出启瓶器，帮我开了酒。我倒了浅浅的一些，喝掉了，似乎感觉好一点了；就像一个病人喝了一点药一般，我似乎感觉好了一点儿。
正对客厅沙发的墙壁上，是一幅卷轴水墨画，那是一幅月夜雪竹图，我很喜欢它：淡蓝微暗的底色，竹子是墨色的，竹叶上及竹间的雪团，据说是用了牙刷沾白颜料抖上去的，还有一些扬扬洒洒的雪点——据章明说是他亲眼看到，那位老画家当场将白颜料含在嘴里，喷上去的。想来，现如今，老画家早已作古，他的画还存留于世。
“这幅画很有品味。”我没话找话地说。
“那当初是哪个有品味的人买下它的呢？”他故意问道。
我又倒了一点红酒，又喝了下去；开始无声地笑了起来。醉生梦死的感觉似乎可以有。
他赶紧将红酒的木塞盖紧，将酒拿远了。
上午时接到妈的电话，爸又住院了。当时，我站在花店的后院，右手扶着一截高高的朽木桩，春天的嫩芽正从旁边的一棵半人高的石楠树球上冒出来。后院四边形的天空灰白；它扣在我的头上，俯视着我。
我想，爸爸可能真的快要死了，感觉他挺不过这一次了。毕竟，五年多来胰腺癌这个癌症之王已来恫吓过无数次。这已是今年第三次不明原因的出血了，解黑色的血便，听说已经禁水禁食了三四天，靠打脂肪乳维持，昨天还打了杜冷丁。
电话里，我听到“棺木”两个字。听妈说，爸要求土葬。
上午在花店还跟老曾吵了架。他瘦高的个子微微前倾，顶着一头近六十岁的半花白偏长头发，一边挥舞着一个尺把长的小铁锹一边愤怒地反驳着，我并不担心他想拍死我，只是有点担心他心脏病发作——前段时间他房颤并住院，据说是心率过缓，老板也就是我的老公章明还送去了几佰大元。男员工做点什么总是难以叫动，常常先让人头疼，最终让人心累。不过，那却是一场好架：我由接完母亲的电话后浑身无力的抑郁，变成气鼓鼓的愤怒，竟然变得又有了一点生机和力气。架吵到一半，我直接走掉了；没有耐心和心情吵完架。
我不过是叫他去挖点铺面用的青苔。前几日下了场春雨，青苔长得绿意盎然、憨态可掬，我其实很喜欢挖青苔，只是今天有点乏力；这次的青苔需要量比较大，是外面的工程所需，为某个营地的一条人工小溪两边特意移植而备，不过主要是另一处的员工们来做这个事，我们这边也不过是帮忙挖几筐，挖着好玩而已。但因为这个，我还是跟老曾吵了架，他很不情愿去挖青苔的样子，让我今天完全失去了平时假装的好脾气。我忘记了老曾是个杠精，他平时比较喜欢捯饬盆景，不紧不慢，细细地审视、徐徐地布造，颇有大师的派头，但若叫他做些别的体力粗活儿，连老板开口前恐怕都要先考虑一下措辞。
店里平时有老板操心，我果然只是个假老板娘。结果这稍稍认真一点儿，比我自己动手做了还费八百辈子劲。
正值三月下旬，四月四日是清明节。花店前院的喷雪花，一篷篷缀满雪白小花的枝条，刺入了眼帘。白色！我仿佛才发觉它是象征死亡的白色。它一年又一年地开放，从前我只感觉到它蓬勃的春之气息。查了下手机上的铁路12306，明天和后天上午都没有二等票了，下午倒是有，于是订了后天上午的票，也就是还在家待两天，后天起程回老家。
晚上九点多，雨开始淅淅沥沥，天气预报说要下一晚和明天一整天。南方的春天，就是雨多。第二天上午，我去买了肉、香菇和小葱等包饺子的食材，那是给章明预备的冷冻干粮；下午洗了三件羽绒服，那是一直拖着没做的家务事；晚上开始准备出门的衣物，不知道带多长时间的衣物……几天？一周？一个月？两个月？何况，气温忽上忽下，于是春夏秋冬的衣服都带了。
闲下来盯着朋友圈，我却发不出一个字。任何语言都是无用的。救救我。但是，没有人能救我。而且，我还得看起来比谁都平静，我的直觉要求我这样做。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我反复地打着这几个字，然后删掉。只能向虚空，发出无声的乞求。
没有用。没有用，就是对现状的唯一解释。所以，语言自然也是无用的，说什么都是无用的。也许，正因为语言的无用，我在这无能为力的现状下，做着这无用之事，倒也是说得过去的？虽然没什么用，我还是相信，自从我说我已订了票，父母就开始等着我的回来。我回来，自然也是无用的。所有的人都是无用的，包括医生，于是无用似乎显示出了一种神圣。像一种肃穆的献祭。
我终于回来了。说不上来为什么一年又一年的，我总是不想回来，也许仅仅是懒，或者用大家一般都会挂在嘴边的字：忙啊，忙呗。
血似乎又一次止住了；爸一周没吃没喝，现在又可以吃一点粥、牛奶、软面之类的。白天我和妈一天一天地轮流陪护，晚上是弟唐峰来陪床。他是我的弟弟，但我们之间的关系程度，也仅仅是我称他为弟。他不在我的微信朋友名单里。
为了方便“交班”，我建了个“暂时小群”，然后准备微信加上他。
怎么加不了你？唐峰问。他的脸上有着并非晒黑的晦暗，那是曾经吸过毒的人才有的脸色。病房里的其他病友常常以为我们是兄妹，其实他比我小一岁。
原来在很久以前，我把他拉到了黑名单。于是我不动声色地操作了一番，把他从黑名单删掉了。
唐峰伤透了爸妈的心，那些陈谷烂稻子就不说了。他跟父母的关系不算好，跟爸的父子关系尤其不好，但看在几天来他的陪护表现上，我加了他的微信。
室外雨下个不停，病房里吊针滴个不停，一般从早上九点钟直滴到晚上七八点钟。时间于是变成了一滴、一滴的。
回老家有十天了，在这些时间里，这些守在医院的日子里，我能感觉到，就像绿芽从树干上冒出，我自己也有所变化；至少，我变得沉默了，对其他事物无动于衷，比如朋友圈。作为一个病人家属，我像是半个病人一般。
偶尔不去医院的时候，我也依然呆坐于室内，哪儿都不想去。一颗心脏依然闷在身体里，干巴巴地跳动着。我写着一行行干巴巴的字句，就好像我写着这些全然没有营养的文字，这些小稀烂们，这些有的没的，烂漫的也许叫人无语的日记，是在做着什么最重要的事情。在平板里，我翻看着电子书，那些关于医疗的一个个小故事或常识之类的书；这些白板黑字的朴素消遣，是我最好的朋友，无论处于什么情绪状态、暂时让我平静和放松下来的忠实朋友。
透过房间有些蒙尘的窗纱，可以看到，春天就在外面。
哪一年，春天不是在高调地炫着它的美它的生机，诱惑着人们去践踏它呢？我也想炫技，写一点不同寻常之句。不，我能想到的，却只有这一个“不”字。除了年轻时，在政府机关办公室写写公文、打打杂的几年，辞职后陪读的几年，和帮老公守守花店的几年，我如今是个边缘人了，所以任何时候，最好也依然边缘，无需像春天那么“高调”。
以往常去散步的蓄水池旁，别人家的围墙院内，有一排冬天冻死的竹子，它们到了春天仍然不能返绿，干巴巴的枯竹枝固执地伸向碧蓝的天空。偶尔，我从父母的菜地里，蹲下来掐把小青菜，站起身环视四周，发现整个世界都幻化为世外桃源。然而，那与我们无关。
春天，是不死的魔法师。但是，我们不是。我不是。
死亡的气息，让人想逃避。我想回到铜山市，回到章明的身边。他一米七的中等个子，比我高十厘米，我经常依偎着他胖乎乎的温暖身体，玩他中年男人所特有的肚腩，它白白嫩嫩的，与他常年户外做绿化时风吹日晒的糙皮黑脸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一次，我又轻拍着他的肚子，让它像块豆腐似的在我手掌下轻颤，“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我问。
“知识。”他说。
“那这里呢？”我将手放到他的脑门上，又问。
“浆糊”。
二
有几天，爸似乎好了点，没有便血了。我们正寄希望于过几天是不是可以出院，而我是不是可以暂时回铜山市了。结果，前天他又便血了，然后又禁食了，靠打营养针维持。此后，每况愈下。
关于土葬这件事，一直如同云山雾海一般，我不敢相信，这么古老的事情，竟会在现代社会发生。
真的可以土葬吗？刚回来那几天，我问了好几次。
唉呀！可以的，没问题的。放一百二十个心。妈总是说。
这样到底行不行啊？我还是不相信。我觉得，妈作为一名城镇退休女干部，她有时候还没有我这个家庭主妇周谨。
雾县这边管得不严，偷偷地土葬，没人告发就冇得事啦。她被我问得有点烦了。
不火化是爸的意愿，这事儿似乎无可更改。一直以来，妈决定就按爸的意愿，不火化直接送到老家的祖坟山上土葬。而我不是一个爱操心和有执行力的人，将信将疑地也就放下了这个疑问。
大表姐来的那个上午，是在我回来十天后的三月底。正巧我和妈都在医院。我姑妈生了三个女儿，六十多岁的大表姐跟我妈只小几岁。以前我听说，姑妈的前夫是个国民党——据说长得还很帅，但后来畏罪开枪自杀了，姑妈那时在另一个乡村教书，于是将才几岁的三姐妹放在我家里养着，我的爸也就是她们的舅舅，与她们而言大概是如父亲般的存在了吧。后来，姑妈又嫁了一个老红军，生了个女儿，这是后话。
大姐说，不火化可能不行……
我一般叫大表姐为大姐。她是个0型血的能言善断之人，白皙的肉嘟嘟的脸上有点内分泌失调般的黄褐斑，微烫的大波浪短发，单的上眼皮有点重似的压下来，略微发福的身材，衣料考究，有那种看得出来是养尊处优的气质。关键是，大姐跟我爸妈亲，不是普通舅舅舅妈那种的亲。她说，她总是记得，有一回，舅舅给她带回一个亮晶晶的红发卡，给二玲也就是我二表姐带回一双粉色的布娃娃，给三玲带回一盒绿豆糕……
终于有人跟我的想法一样。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决定违逆爸。也许，章明说得没错，我是个没有人性的人。还有一回，他抓着我的肩膀摇晃了一下说，你有一身反骨。我当时也抓住他的肩膀，但什么也没说。首先，他大多数时候说的话就是一个让人无语的屁，其次如果我真有反骨，像我这么人畜无害的动物，到底是怎么长出反骨来的呢？
那天中午，表弟小海也来了，他是我姨妈的儿子，四十出头已是心血管主任医生。中等个儿，人长得白白净净，眉清目秀，看起来前途无量。
他的大意是说，火化的事，我最好还是与我爸沟通一下，取得他本人的同意。
我们站在病房外的走廊上，盯着走廊尽头那空旷而干净的瓷砖地面，我只是恍惚地笑了一下。不，我不敢跟他沟通。我心说。
我知道爸是害怕，所以要求不火化。我知道，他不是一定要求不火化，他只是害怕。他不愿意说他害怕。确实，谁不害怕呢？
我想，他们觉得土葬没什么，可能只是因为，他们还有周围的那些亲戚们，是一群法盲。
就在当天，我在医院的走廊给妈和唐峰都打了电话，我们这群法盲和愚孝愚忠者，终于达成了一致：火化。
我不知道，有没有心有灵犀。
那天上午，是唐峰“值班”，因为我和妈要一起去老街预定寿衣和骨灰盒。一般情况下，白天我和妈轮班，所以很难在白天碰头。
那天，爸首先问了我和妈到哪儿去了。
办点事儿去了。唐峰回答说。
是不是不能土葬？必须火化？过了一会儿，爸接着问道。听唐峰说，是爸突然主动问了他这个问题。
是不能土葬。唐峰说。
不能就算了。沉默了片刻，爸说。
然后，唐峰就把我刚发到我们那个暂时小群的图片，翻给爸看。那是我和妈正在挑选的几个骨灰盒的图片，有木制的，有石头的。
我要石头的。爸说。
鬼杂种。妈骂道。当妈的，似乎都喜欢骂自己儿子杂种。不是鬼杂种，就是狗杂种，可能也确实如此吧。
三
爸去世的那段时间，我好像总是记不真切。像在一场梦中……
他去世的当晚，也就是二十一点十八分之后，我打了殡仪馆的电话，很快，也就半个小时的样子吧，爸被灵车接走了。随后，我们也开着车跟了过去。
殡仪馆在九曲十八弯的高山之巅。按我们这里的规矩，灵柩一般是要放上两三天的，守灵守个几夜，再火化。
头两晚，有其他的亲戚们在打麻将，共三桌。哀乐不分白天夜晚地播放着，第三天下午，火化仪式结束后被关掉了，说是出了故障，也好。寂静中，只有哗啦啦的搓麻将声和叭叭的打麻将声。
山间的早晨空气清凉。我闭上眼睛，专心地听着鸟啾声。唧唧啾啾。轻风吹来，案几上的香烛蓝烟，袅袅地升起又飘散而逝。丝丝缕缕。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尼姑，轻微厌世的尼姑。夜晚的山上，寒气逼人，除了我们所处的“怀远堂”，四周里陷入一片漆黑。纸钱一小叠一小叠地被投入黑色的铁炉后，发出耀眼的火光，照彻得一次性的及膝白色孝服几近透明，如同将身体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翅膀般。
尘埃飘起，而后落定。我没有爸爸了。
最后的一晚，守灵的亲戚们没有打整夜，打到半夜十二点时，开车下山了。清晨时，亲戚们将再次过来，一起送骨灰去老家祖坟的山上。
偌大的“怀远堂”只有我们五个孝子贤孙：我、章明、唐峰的一家三口。明天上山埋骨灰时，配偶不得在场（说是怕死者的魂魄拉着配偶），因此火化之后，妈就回去了。女儿可儿晚上陪着我妈在家里，第二天早上她再过来。
后半夜正守着时，我流鼻血了，是左边鼻孔。我猜也许是由于有点气恼而上火了：凌晨一点时说好了的，三点钟时我换章明去睡；因为他白天还要开车，我要求他睡几个小时。结果，我睡了一个小时醒了去替换他，他还是不肯去睡。又不是没有空床，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偏要熬着不去休息，于是背转身去不再理他，坐着低头看手机上的文章。“任何他人任何事物，都不是以自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是当时正闷着这样一口悠悠怨气呢？凌晨两点十几分，一滴血落下来，掉到大拇指处的手背上。据说血是镇邪的，我把沾了血的纸巾放在面前的麻将桌上，没有扔掉。心里反而安心了点。章明什么都好，就是有时候不听话。他不听话的时候，我一万次地想到“离婚”两个字。
万籁俱静。
这儿是在高山之上，不远处有风力发电的“大风扇”。麻将桌的电源线没有拔，中心还闪烁着一点点彩色的光。一只苍蝇盘旋着，它终于发现了沾着斑斑血迹的纸巾，趴在那一点血迹之上，我挥手赶走了它。原来，血也并不是什么镇邪之物，不过是血而已。
四月末的天气，白天有点热，夜晚微凉。又有几只苍蝇飞过来，盘旋在四周。这卑贱的小杂种，我在心里咒骂着。起身去大门外边靠墙的窄案几上，又燃了三炷香，插上去。
爸爸。这是最后一天陪你了。但我的心思已不在他的身上，毕竟，我是一个薄凉之人。他人的一句“节哀”，对于我来说，是多余的。因为我还有妈，如果有闲心，我应该花点心思的，是在妈身上。花在还活着的人的身上。
长夜漫漫。
大厅里，电子挽联的几个大字，在绿色的假绿植墙的衬托下，发着彰显存在感的红光：青山不老音容在，绿水长流风范存。横幅：沉痛悼念唐发伟老人。不知怎地，我把爸的名字换成了我的名字，在心里念了一遍：沉痛悼念唐芳老人。
女性平均寿命80.88岁。我想活到八十岁，八十二岁也可以。真的，我不想活得太久。
绿水长流风范存，我有个啥风范？守灵之夜，还在用平板写几行文字？
白天烧纸钱时，可儿说，你喜欢哪个作家，以后等你去世时，我给你烧他（她）的书。我笑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喜欢的作家有好几个呢，别烧书。
我觉得烧书有点浪费。
遗照两旁，各摆了一盆菊花插篮。每盆里，四朵白菊，十一朵黄菊，搭配了栀子的枝叶和夏威夷的叶子。菊花花束与白色的奠台桌，以及桌上金色的烛台底托、金色的供品盘相得益彰。
我喜欢菊花。人生的后半辈子，我只想采菊东篱下。
我又看了下时间，凌晨四点。又催促了章明，终于，他去睡了。六点半，他要开车下山，接人上来，一起出发。
空旷的灵堂大厅，一只黑蛾在墙壁上方翩跹，转瞬不知所踪。二十来分钟后，客房里传来章明的鼾声。安静的电烧水桶，很久之后，会突然响一会儿工作的嗡嗡声。
模模糊糊中，似乎传来一声“哞”的叫声。我起身走出大厅，望向夜半时分的外面。高山之上的夜里，寒气很重。我想起，白天开车上来的那条绿荫掩映的盘山小路，也是真的有点陡。
又叫了一声，“哞——”。仿古的飞檐翘角之上，有微弱的白色灯光投下来；远处的路上，一头牛的庞然身影依稀可辨。它驻立着，沉默着。
又过了一会儿，我再出去望了一眼，它不在原处了。
不知道人有没有魂灵，爸看不看得见。
五点零二分，鸟啾声开始响起，早起的物种小鸟们也醒了。夜过去了。
四
土葬后的当天晚上，二姨和姨父过来了，于是像往常一样，妈又跟他们闲闲地聊着了天。
姨父是妈请来帮忙的主事，他负责葬礼上的大小所有事项，包括选坟址、请锣鼓和喇叭、写每个送来的花圈上的挽联、代收礼金并做好登记、安排每桌酒席上的人员名单等。他是个退休的乡村小学校长，半花白的板寸头，红润端正的四方脸，细眯的小眼睛，说话偶尔眨一下，闪出认真细致的人所具有的那种神采。
我已经看出来了，他们的业余爱好无非两样：聊家常和打麻将。而我两样都不爱。我能想象到，如果我年轻时留在老家，会是个什么样子；会和小时候很像吧，一个——怎么说呢——大概比现在更孤僻内向的女子，而不是现在的更为复杂多元的我。
葬后的第二天，我们就驱车离开了老家，回到了铜山市。章明说，他的工作堆积如山了。我想起西西弗斯的巨石，它滚落着，永无止境。
到此为止吧。但是，不能。我的思绪还会回到那一幕幕……
在送葬的路上，我拼尽全力大喊的那三声“爸”（第一声哽咽着没有喊出来，后来才喊出来），您听到了吗（我竟然迷信地以为，在肉身未被火化前，人的魂灵还能听见）？在脉率从六七十降到二十多的那最后半个小时，我一直在抚着您的食指，那是被心电监测仪夹出的凹印。全身，包括手指都是水肿的。您的手还是温热的，但是那凹印怎么也抚不平，我徒劳地抚着……
直到监测仪上，您的脉率变成了一条直线。连之前胸前的被子上，那最微弱的起伏都不再有，您停止了呼吸。
在这之前，您曾是多么艰难而深重地在呼吸着啊！透过张着的嘴，可以看到，舌头上竟起了一层焦壳。您知道，我有多么害怕吗？您的眼睛，无神地寻找着什么，但我不知道您究竟看到了什么，您的左手一直在半空中摸索着，仿佛试图抓住什么，我也不知道您究竟想抓住什么。直至最后，您气若游丝，双手安静而放松地搁置身边，呼吸亦轻浅无声。气若游丝，直至灯枯油尽。
爸，您知道吗？悼词是我写的，写在第一个守灵之夜。大家都说写得很好。悼词是唐峰念的，他念着念着，哽咽了，举起袖子拭泪；他这个不孝子，其实，在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对您还是不错的。我不敢念，我怕我更念不下去；在此之前的几天里，我终于放弃克制自己的心，我想，也许我的心脏也像您的一样，全浸在水里了。眼泪要下来，我就让它下来，不再去管这些。但无声地长久地流泪之后，嗓子莫名地哑了，说话很困难。
爸爸。我知道您听不见，您几乎是个聋子。现在，我给您写的这些文字，您看得见吗？我还想说说，您回老家的那一天，真的是风光无限，热闹得很；我当时想，您一定很喜欢那场面和气氛的吧。
那一天，我们子孙辈及堂表兄妹们都穿着白孝衣，也就是一次性的防尘布做的长罩衫。唐峰捧着骨灰盒，爸您的孙子唐乐抱着遗照，您的儿媳卢辉和外孙女可儿各抱一盆菊花。我拿着一个酒瓶外纸盒的下半部分，里面用塑料袋装着两斤米（那是在仪式上撒向跪在坟前的家族后辈的，据说用手和衣摆接住的米粒越多越好，代表着祝福），还有妈准备的供品：一碗卤牛肉片、几盘水果和一瓶白酒。
灵车是请的一辆货车。车头的背部绑着两只花圈，其余的花圈收拢了，堆在一旁的敞篷上。我们四人坐在货车的副座和后排，堂弟唐俊和唐节坐在货车的敞篷里，负责放鞭炮。
灵车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十几辆小轿车。到达老家镇上的一个桥头时，停下来，接上了一个锣鼓队：两个吹喇叭的，四个敲锣打鼓的。沿途的右边路上，每过一段儿，放有一节鞭炮和一个礼炮，那是用来迎接灵车的鞭炮；由车上敞篷的人下来，负责点燃。
四月之末，路边的田地和野草，无论什么，都生机勃勃，绿意油油的。四月真是一个美好的月份。长长的车队，沿途锣鼓声不断。乡村路口的老太太、老头儿，田地里的农人，路边小店子里的中年妇人等，都停下来或走出来看着，行着注目礼。
堂弟唐俊又一次跳下车来。他全身仿佛灌满了风。风吹起他身上的白孝衣，和他额前几缕碎发，它们飘飞着，摇曳着，带着一点无法抹灭的哀伤，与周围无处不在的绿色生机，一并起舞着，那一瞬似乎哀与欢合而为一；他避着风，侧着身子吸了一口烟，然后蹲下身，去点路边地上的鞭炮。我第一次发现，他帅得像某个电影镜头里的人物。
噼里啪啦的炮声响起，仿佛是某种召唤，车轮又滚动起来……
五
回去的途中，车子下了高速之后，途经鄂州时我们特意走了一段乡野小路。沿途之中，春天草木蓬勃到慷慨的大片绿色、点缀其间的小房子可爱的零星彩色飞速地倒退着，仿佛时光能够重回。
“古稀之后，先走之人，是有福的人。你爸是个有福之人。”妈当时说。那天傍晚，我们正在家附近的一条郊区小路上散步，也就是后来我们往回走时，妈接到二姨说她和姨父到了家门口的电话的那个傍晚。
路灯的光从树梢高处倾泻下来，妈满头的白色短发，泛着闪闪银光。寂静之中，风把地上的叶子吹得“嚓嚓”翻滚了几下，把她的白头也吹得胡乱竖起来。夜的斑驳暗影里，她一向挺立的背部犹如峭壁，显得孑然一身。
我才发现，这段日子，她明显瘦了一圈。
我挽着她的手臂，那里的皮肉仿佛液体般松软地流淌着，我不由得轻轻地捏了几下。无端想起她曾说过的一句话，“人老了病了，猪狗不如。”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她又说，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
“你知道吗，章明的爸妈为什么一定要赶在你爸走之前来看他一眼，你要明白，他们不仅是为了你爸而来，更重要的是，为了你而来。”明天我们就要返程回铜山市，她竟然还在抓紧时间“教育”我这个中年的女儿。
我年轻时的很多年里，因为抵制二胎——确切地说是必须作为他们渴望的孙子的二胎，跟公婆处得一言难尽。直到我中年以后，他们断了这个念想，关系才缓和。我想起，由小叔子开车送公婆到来的那天中午，爸已经陷入了昏迷之中，眼睛只是无神地睁着，当晚就离世了。而在此之前，公婆提了几次，我每次总是一口拒绝他们过来。
“以后，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你要像对我和你爸一样。”妈补充道。
车窗外，春天里的乡村美景，连绵如画。“我有两个遗憾，一是去年没陪你爸去武汉，只在县医院复的查，结果，今年他竟病得去不成了；当然，就算去武汉的医院，顶多也只是多活几个月吧。”我的思绪还在那个临走之夜。妈当时接着说，“二是他想去你那里玩儿。你爸是个爱玩的人，他总有一颗童心似的，喜欢这里逛那里跑。他一直想来铜山市玩，这几年里，他几次提起说复查后想去唐芳那儿玩，我总是打破锣。一来他身体越来越差，二来我腿脚也不好。”他们以往每年去武汉复查（妈其实病得更早，她是一个十二年的乳腺癌病人），都悄悄地去悄悄地回，不惊动我。我这个不常回来的远方女儿，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本就形同虚设。
回程的几个小时里，泪竟然又流了一路。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遗憾的。“爸和我们都尽力了。”就像我的悼词上所写一样。
从今以后，我没有爸爸了——他就像化为我身体里隐藏的某个重要的零件，感觉上，我仿佛变沉了，一个真正的中年人的那种沉，还有稳。我不能总是，看起来像是无缘无故地噙着眼泪，流着眼泪，一流再流流个不停吧。
回铜山市后，我常常三天两头地给妈打电话。
她的状态比我想象中，要令人欣慰：看起来似乎她没有感到特别地痛苦，常常跟朋友相约着去散步，有时是白天，有时是晚饭后的傍晚。相伴散步的朋友，是一个住在唐峰那栋楼的患肺癌的女人，六十出头，一个从前的女邻居。从前，爸妈是跟唐峰一家同住的，后来，妈腿脚不好（当然这也可以是个很好的理由），就从没有电梯的五楼，搬回了现在的老房子。
爸走了，妈其实也解脱了。五年多以来她对他无微不至的照料，其间的艰辛，想来不是我这个矫情的女儿所能想象的。
一七过去了。
接着，二七也过去了。
我似乎听见歌声，听见坟前的草籽在黑暗的土里，使劲挣扎的声音。
雨水快要来到的汇合声。
也许，还有爸爸在另一个世界的凝视，充满友爱与慈爱。
天际泛白，嗜血的清晨，又一次到来了。它需要人们投入蓄养了一晚上的满腔气血，去喂养和填补。
编审：周国英
作者简介
卡卡，女，现居黄石。黄石市作协会员。文章散见于《长江文艺》、《长江丛刊》、《黄石文学》等本地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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