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线索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具有继往开来的里程碑意义,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新篇章。迄今,全面深化改革已有十多个年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的使命任务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都将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同时还会增添一些新的重要体制要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阶段,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一、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制度建设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特点,旨在通过顶层设计搭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四梁八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1]264经过十多年的全面深化改革,“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为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奠定了坚实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2]。下面简要梳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在理论和实践创新上取得的重要成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任务和两个影响深远的重要论断:一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2]。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继续锚定这一总目标不动摇。二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3]5,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标志着我们党对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识的巨大飞跃,蕴含着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已成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则。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中央陆续颁布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决议和意见等,各领域改革向纵深稳步推进。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聚焦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提出了若干重要论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4]12;要“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4]11;“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4]4。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密集颁布了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决定。3月13日,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将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紧密联系起来,提出“发挥市场竞争激励创新的根本性作用,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强化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对创新的引导,促进优胜劣汰,增强市场主体创新动力”[5]422。具体的改革举措包括: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打破制约创新的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破除限制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发展的不合理准入障碍,特别提出要“探索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5]422。4月25日,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5]493,提出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重点,“引导、规范和约束各类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资源的行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5]495。8月24日,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等改革措施,旨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规范国有资产运作、提高国有资产流动性和配置效率,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5]648-663。10月12日,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市场决定价格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到2017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放开,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5]707;尤其是明确提出“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5]711,这是一个新的重要论断,在理论和实践上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高度契合。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是我们党的又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新发展理念的根本性任务时指出:“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5]825。新发展理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
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十九大报告对改革和发展提出了三个新的重要论断。第一,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11。第二,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作出了新判断:“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6]30。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转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为改革和发展确立了新的历史方位以及理论、实践和政策思维。第三,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和着力点作出了新判断:“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6]33,直指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建设。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向前推进。十九届三中全会聚焦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政府机构的设置和职能配置是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一项基础性和制度性工程,需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着眼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来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设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让各类市场主体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实现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7]281-282。这次全会后,新组建和重新组建部级机构25个,调整优化领导管理体制和职责的部级机构31个,党和国家机构职能实现整体性重构,机构履职更加顺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注重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8]18,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突破,进一步提升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整个经济制度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2020年3月,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聚焦十九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指出通过“畅通要素流动渠道,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推动要素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9]2,并对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作出具体的制度安排。2020年5月,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从长期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中凝练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要素,从八个重点领域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举措[10],为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具体路径。2020年10月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目标[11]17,具体包括五个方面: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转换政府职能。2022年3月,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等方面的具体措施[12]4-17,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提升到新高度。
2022年党的二十大召开,二十大报告清晰擘画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等重要方面谋划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路径。党的二十大以后,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和开始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202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13]19;在2024年3月5日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2]。4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14]。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深刻阐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方向、重点和路径。7月15—18日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到二○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涵盖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涉及体制、机制、制度等层面,是一部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顶层设计、系统谋划和整体布局的纲领性文献,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科学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方位
新时代迈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理论和实践视角已经悄然发生了重要变化,改革已经转向为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体制机制基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已构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理论和实践联系,指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坚决破除一切制约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13]19;“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15];“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2]。在2024年5月23日主持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明确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制度保障。”[16]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17]。以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为坐标来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方位,就能够在更广视野、更深层次上厘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逻辑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结构,形成更加清晰的改革开放思路,这对于进一步扎实推进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8]22。从国际上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总是伴随着这个国家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没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成功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从一个重要侧面看就是一曲“市场经济的凯歌”[19]74。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市场经济的关键要素逐步发育成长。一是形成充分竞争和机会开放的市场和社会环境,而健全的法治环境和现代产权制度的形成、中产阶级和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形成广阔和统一的市场,生产要素在更广范围流动和动态优化配置,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呈现出相互促进的螺旋式上升态势;三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职能逐步定型和成熟,如保护产权(特别是发明权和专利权保护)、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建立社会保障网等。
中国式现代化要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有益经验,使自身融入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的历史潮流。但它又是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一种新模式,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要素,包括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有为而有效的政府作用、公有制主体地位、生态文明、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等。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要素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要素共同成长,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筑基础底座,使其具有不同的色彩和全新的面貌。
新时代,出现了一些新要素、新变化、新机遇和新挑战,或者一些已有的生产力要素和制度体制要素(如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共同富裕等)的分量明显加重了,这些也都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部结构产生深远影响,从而构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线索和着力点。一是新质生产力快速形成和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革。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以来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考察调研时提出来的。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20]。新质生产力已经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原创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发展,未来产业涌动生长和迅速成型,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不断向前推进,新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模式和组织形式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这些都会对产权形态、信息流动、生产组织、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等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对经济体制的灵活性、弹性、包容性和开放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二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人们越来越追求高品质生活,不仅追求高品质的物质生活,而且追求高品质的精神生活,如优质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尊严、安全、自由选择、公平公正、法治等等,这些也都会对经济体制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三是人和人力资本的价值和作用更加重要和突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是社会再生产的主动轮,在生产力的三大构成要素及其优化组合中,劳动者始终是首要因素。在数字经济时代,知识、创新、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承担风险的意愿和能力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些都体现为人的能力,内在于人力资本之中,人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而是大大提升了。人是有思想和讲求利益的。因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20]
外部冲击、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同样会对经济体制的内部结构产生影响。当今世界,关键核心技术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国家作为一个主体直接参与到激烈的前沿科技竞争甚至市场竞争之中,以稳固占据价值链高端和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制高点,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和重要能源资源的自主可控也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重塑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适应新环境、新挑战和新目标,加快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适应新时代新的环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能够容纳、激发和有效配置新发展要素。创新和绿色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两个最具有代表性和革命性的要素,是迈向现代经济增长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两个基本驱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20]。创新和绿色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框架和追求的新发展模式。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创新和绿色这两个革命性要素的强大驱动力,激发潜藏在千百万人中的智慧和力量,创新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引导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顺畅流动,实现资源能源的高效利用和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这就需要在产权制度安排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创新,为全面创新和绿色发展奠定体制机制基础。
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线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系统部署,结合学习全会精神,从历史方位、内外部环境、面临的挑战等重大变化,以及适应新任务和新使命出发,可以得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要线索。
(一)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体制机制基础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在两个基本方面同向发力:一是促进现代市场经济要素的快速成长,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经济运行体制机制,使我国尽快迈上现代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特别需要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种新形态,也是一种重要形态,具有许多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包括: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充分发挥各种资本和组织形态的独特优势,形成相互支撑和补充的所有制结构;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保障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信息、数据等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向新质生产力聚集,不断开拓新的生产边界;稳健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以形成合理的市场选择参数和稳定的经济社会预期;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化解社会风险和个人风险,应对不确定性,确保社会成员的基本福利和选择自由。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10余年的全面深化改革,这些现代市场经济的关键要素在我国经济体系中已经存在,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使它们快速发育成长,有效发挥功能。二是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21]64具体说,就是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巩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完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更加科学地确立和体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和共同富裕,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总之,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促进现代市场经济要素快速成长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破解社会主义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世界性难题,实现党的全面领导、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上的有机统一。
(二)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形势,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7]。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过,从长时段看,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类似钟摆的运动[22]。因此,要依据时代条件、环境变化和应对挑战的需要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动态优化调整。
需要明确的是,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市场与政府的作用空间都大大拓展了。一方面,市场的作用空间拓展了,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提高了,需要开拓新增长空间、寻找新需求,激励科技、产业、模式和组织创新,促进能源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等等。而市场由于在处理复杂信息、容纳多样性、分散风险和利用隐匿知识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可以比较灵活和有效地适应这些新情况、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对市场机制作用有过精彩的论述:“主要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在供求关系日益复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背景下,涌现出很多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往往不是政府发现和培育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是市场竞争的结果。”[23]82这实际上阐明了在复杂信息和高度不确定性情况下,自由选择和市场竞争的优势所在。另一方面,政府的作用空间也在拓展,这是因为,大国博弈、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反垄断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安全、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因素的分量明显加重,这些都需要党的政治决断和国家战略规划引领,需要政府更好履行自身职能和责任,以有效应对具有政治性、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和外部性的重大问题,为国家总体发展、社会整体福利、市场经济平稳运行奠定稳固的根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彻底摆脱政府与市场作用此消彼长的思维定势,建立起二者相互支撑、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理论和实践框架。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发展新质生产力时强调“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的重要性,为新时代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引,指出:“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20]
(三)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国民共进”的繁荣局面
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是贯穿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条重要线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在一系列重要文件中一再强调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发表了《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讲话,指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24]245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指出:“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25]1,提出了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等基本原则,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提高到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党的二十大以后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26]1,明确把民营经济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在所有制理论和实践上实现进一步创新,尤其是要在坚持和科学界定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对资本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具有深邃启迪:一方面,资本具有“伟大的文明的作用”[27]91,这就清楚点明了资本完全可以作为积极力量纳入到人类文明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资本会导致价值与使用价值、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成为现代社会弊病的一个重要根源。因此,通过进一步的制度建设来规范和引导资本行为,完全可以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好资本的作用。[28]
还需要认识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规模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多样化,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作用的增强,我们已经不能再将非公有制经济与落后生产力联系在一起,许多高科技初创公司、隐形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角兽企业等都是以非公有制经济的形式存在的,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源泉。可以基于“多样性”来理解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理由。[29]多样性是适应经济复杂性、克服不确定性、激发创新活力和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基础条件。“现代经济依靠社会的多样性实现繁荣……经济活力还取决于企业家的多样性。”[30]41因为一个社会的创新意愿和能力都与多样性密切相关,金融家、企业家、生产者、消费者和企业组织形式、社会财产形式的多样性,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
习近平总书记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作了深刻论述,指出:“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24]246-247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17]。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国民共进”的繁荣局面。为此,要优化国有经济布局,进一步厘清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各自优势领域,强化产权平等保护,加速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
(四)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保持若干重要关系的动态平衡
能否保持经济社会生活中若干重大关系的动态平衡,是经济体制是否成熟和能否有效运行的标志。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重点平衡好三大重要关系,即发展与安全、“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活力与秩序的关系。与仅仅考虑发展与安全的某一个方面相比,统筹发展与安全所要求的经济体制的内部结构是不一样的。发展仍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解决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基础。同时要加大安全的分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17]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保障国家领土主权安全、金融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生命健康,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自主可控,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指出:“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31]
同样,与仅仅考虑“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某一方面相比,平衡好“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所要求的经济体制的内部结构也是不一样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17],这实际上也提出了处理“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一个原则。“做大蛋糕”始终是“分好蛋糕”的基础,如果蛋糕不能做大,发展没有效率,共同富裕就是一句空话。但“做大蛋糕”并不能自动保证“分好蛋糕”,这就要求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涓滴效应”的基础上,强化或设计一些体制机制变量来保障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还要平衡好活力与秩序之间的关系。经济社会充满活力是一个国家繁荣兴盛和现代化的标志,活力会激发人们的创新、探索、冒险、竞争精神,以及利用新知识、新技术、新要素和寻找新机会的勇气,这些都是应对不确定性、开辟新赛道、新模式的关键性因素。费尔普斯认为:“经济制度的巨大活力要求其所有组成部分都具备高度活力”[30]32。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增动力、添活力”[3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17];“活力”已然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社会繁荣的力量源泉。在焕发活力的同时,还要维持经济和社会运行平稳有序,社会公平公正,保持活力与秩序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良好的法治是保持这一动态平衡的根本手段,这同样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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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家勇,华侨大学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研究”(22AJL013)
文章来源:经济学家 . 202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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